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是长于记叙，短于理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历史思想。真的如此吗？日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以其主编的一部洋洋130万言的学术著作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以充分的论证表明，中国古代不但有历史理论，并且源远流长、丰富厚重。对这样一部创新性的著作，在3月10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中华读书报、文摘报主办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学者座谈会上，张岂之、宁可等十余位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报特辑发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瞿林东 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定价：296.00元 

 

　　张岂之：有很大的创新力度 

 

　　张岂之（作者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系统具体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形成的过程与标志。这部著作保留了中国史学史的框架，但在具体内容上二者并不相同，此书有很大的创新力度。该书指出，在先秦史学中，历史理论方面提出天人关系、民族与文化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在两汉史学中，上述关系从理论上进一步提升，出现了完整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中国历史进展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历史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除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外，又增加了关于国家职能、民族与民族关系等大问题的探讨。在政治史范畴内的君主论、正朔之论、兴亡论等有了深入的研究。隋唐时期“海内一统”的历史理念，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等，都为历史理论增添了新的成果。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理论又有新的进展。两宋时期，“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多民族史学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历史理论有所建树。对于域外史地研究的增多，反映了中国历史理论的视野有所拓宽。关于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兴衰治乱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更加深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认为，“（清朝）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之评价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评价历史人物之理论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方法论上的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一部具有史学创新内容的学术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宁可：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非常必要 

 

　　宁可（作者为首师大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了，这是一部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皇皇巨著。它对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理论、历史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挖掘、梳理，并且从纵向的角度论述了这些历史家、思想家们对于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认识过程，对于总结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遗产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看到这部著作中有一些章讲国家观念、政治大一统思想，讲君主论，讲国家职能和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这些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古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也是非常丰富的，集中梳理一下古人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来龙去脉，是很必要的。2007年我曾专门谈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问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时两千多年，大体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具有什么特点，在两千年中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历史起了什么作用，都是需要我们研讨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联系到经济基础、历史条件、民族条件、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说，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特别是思想遗产，有些在今天成为了我们的消极的历史包袱，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清理批判。为了进行这种清理，我们看一看古人在这方面是怎样论说的，应该说是有益的。 

　　施丁：立足于实 抓住了本 匠心在意 

 

　　施 丁（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这部大作，我感受到，立足于实，抓住了本，匠心在意。现在略言之。 

　　立足于实  中国古代有关历史理论的典籍异常丰富，然大多零星分散。作者广搜材料，认真解析，把一些主要的历史理论问题，如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地理之利、民族之间、兴亡之论、君主之说等等都提了出来，并较为系统地进行梳理、分析、论说。其言地理思想与史学发展、地理与政治、地理与民俗、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等问题，都言之有物，结论明确。 

　　抓住了本  本是指民。古有“民为邦本”之说，今有“以人为本”之论。本书上卷第一章是谈“天人之际”。这个问题，实际上重点是谈“人”。古代哲人多谈“天”，不免于玄；古代史家着重于“人”，脚踏实地。本书作者明乎此点，故又立第二章，专谈“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这就是抓住了本。 

　　匠心在意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此书所论，不仅自成一体，而且多有新意，使人刮目相看。如下卷论“正统”问题，立了四个节。节节所论都较为扎实，新意更是突出。其论云：“虽然在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民族斗争残酷激烈之时，‘正统’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华夷之辨，但‘正统’论的主流究竟是以‘王道’衡量历代皇朝，而不把种族之别当作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个“主流”之说，显然是新意。 

　　田居俭：《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三个亮点 

　　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成果之一。浏览全书，其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三个亮点，即：冲击了一个认识误区，填补了一项空白，实施了一次理论对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误区，即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史学发达，历史理论薄弱又滞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者们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运动的实际悉心考察，对先人的历史观念和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发掘并提炼历史理论，总结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特点。实践证明，研究者们一旦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特点或传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芒就会冲击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也会随之走进柳暗花明的境地。 

　　本书通过系统、缜密的研究，回答了中国古代史学有无历史理论的问题之后，又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从零星、纷纭的思想见解中清理出若干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并逐一条分缕析、深刻阐述。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 

　　虽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相提并论，但是，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本身，对于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邹兆辰：解决了三个问题 

 

　　邹兆辰（作者为首师大历史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和传播介绍西方历史理论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这一块仍然是空白。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这一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依个人浅见，起码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瞿林东先生在《导论》中指出历史理论应该研究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观层面的问题，包括一些重要历史学家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另一个层面是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历史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是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关系问题。瞿先生在导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由于有这个特点，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著述似乎思辨色彩不很突出，历史的叙述可能掩盖理论的色彩，但这也形成了中国历史理论固有的优点，如言简意赅、平实易懂等。历史哲学家的著述固然也离不开事实，但他们是以论述理论为主旨的，所以思辨的色彩比较浓，不可能做到“未尝离事而言理”。 

 

　　三是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瞿林东先生在导论中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同时三卷的布局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就是探索的连续性。就是要以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理论领域的问题，就是改换视角，把“横观”变为“纵览”。 

 

　　于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于 沛（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问世，集中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研究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是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它彻底揭穿了所谓“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是何等荒谬。有了这部书，我们在和外国同行交流中，说话的份量就大不一样了。编写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详尽论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嬗变，时间上起先秦，下迄明清（1840年前）。编写者不是抽象地就事论事，而是强调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即从历史矛盾运动的实践中进行考察，自觉做到“未尝离事而言理”；在具体考察的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对历代著名史籍的研读，从“天与人”、“古与今”、“势与理”、“民族与国家”，以及“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君主论”、“国家论”、“正统论”、 “历史人物评价”等范畴展开研究。编写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有三种主要存在形式：一是存在于历代正史之中，二是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的独立的历史评论中，三是历史评论的专书中。这一认识在全书得到鲜明体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既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表现出共同性，同时因文化背景、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些论述并非空泛议论，而是论从史出，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乔治忠（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历程的任务，需要史学史专业来承担，这种研究成果丰富与深化之后，才能在思想史研究中提高到它应当占有的权重和地位。由此可见，本书所具备的学术开拓性对史学史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本书依据历史理论的内容要求，扩大了史料蒐辑的范围。大量古代经部、子部、集部之书进入征引和论析的视野，反映出古代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 

 

　　本书各卷之内以若干专题论述的方式划分章节，这些专题是在整体掌握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资料的基础上，经过逻辑分析归纳得出的。对古代的历史理论内容做出分类概括，这在史学界还是首次，给今后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参照坐标。 

 

　　学术著述应当解答一些原先存而未决的问题，这叫做取得学术性“突破”，学术著述的另一功能也不应忽视，就是要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问题和最初的解决方案，这同样是创新，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创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在这两方面均有明显建树。 

 

　　李振宏：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李振宏（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这部巨著的重大建树，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它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揭示与梳理。论著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归结为九个重大专题，即中国古代对人、天及其人与天的关系诸问题的认识；历史观中关于历史如何发展问题的认识；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认识等。这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若干范畴，瞿林东先生在以往的论文中曾经提出过大致思路，而这一次则以百余万言的皇皇巨著，把以往未经论证的类似科学假设性的见解，变成了经过详细论证而被证明了的科学结论，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建树了又一块丰碑。 

　　其次，从这部著作目前所达到的成就看，它既是一块丰碑，也是一片新的天地，这个新领域中还有不少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有不小的研究空间。可以说，对今后若干年来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将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再次，这部巨著创新了书写古代史学的著作体例。 

　　最后，这一巨著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深入开掘，打开了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彭卫：《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三大价值 

 

　　彭 卫（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其一，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东西方史学在各自理论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不能用西方历史理论作为衡定历史理论是否存在和“优劣”的标准。 

　　其二，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主要有三个载体，即史书中的“史论”、独立成篇的历史评论和历史评论专著。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探索的连续性，即对一些核心问题关注的代代相继，这些问题包括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与历史鉴戒的关系，等等。作者不仅用对这些问题“探索的连续性”概括，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非零星思考或理论片段，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那些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根本性问题。 

　　“事”与“理”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理论的关系素为中国古代史家所重视，本书将章学诚系统论说的“未尝离事而言理”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在我看来，这一概括确乎把握住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价值之三，是通过对先秦至晚清前不同时期历史理论特点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走向。（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宝珠：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高度概括 

 

　　马宝珠（作者为《文摘报》总编辑）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时至今日仍然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时有专著与专论发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告诉人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史家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左传》作者评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辩是非”“惩恶而劝善”。《史记》明确提出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意思是倡导正义，倡导人们审时度势，建功立业。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关于评价标准。中国史家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评价体系。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得以了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发展脉络：先秦时期重“礼”与“仁”；秦汉时期重“义”“功”；魏晋以来重名节与人伦；两宋时期的评价标准受理学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有反理学的标准，即主张从历史的具体过程进行评价；明代的评价标准强调从历史过程中考察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影响的大小；清代史家相继提出“因时度势”“义理与时势相结合”“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为人们梳理、分析了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属性，为后人认识前人及其社会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属性的方法做出了理论概括。 

 

　　李红岩：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 

 

　　李红岩（作者为《历史研究》副主编） 

 

　　我们常听说的一种论调，是古代中国只有史学思想，没有历史理论。这一看法，追根溯源，至少可点到黑格尔。黑氏不但认为汉文字不利于思辨，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宗教内容本身都是枯燥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就算孔子，也一点没有思辨的哲学。此论影响所及，遂给后人一种印象，即只有立足于对历史作宏观的本体审视，以最终建构一套超越历史的逻辑系统的历史哲学，才配称之为历史理论。本书作者不赞同这种看法，用最精简的文字指出：“历史理论是在历史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历史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这就表明，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审视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但立意与归宿点并不一样。 

 

　　这三册书成了有力的见证。它表明中国古代不但有历史理论，而且源远流长、蔚为壮观。当然，在历史理论当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的内容及意蕴。 

 

　　如果说张岱年先生建立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那么，笔者认为瞿林东教授则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依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所涉及或明确提出的基本范畴（如天人、古今）来组织史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它既要从史料中提炼出范畴，又要以范畴为标准去罗织史料；它既不能混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内涵，又要彰显同一理论范畴的内在统一性与清晰性。本书每一卷的每一章，实际选取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理论范畴。范畴的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共存”非常巧妙地贯通、结合，用真切的事实回应了黑格尔所谓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无知妄语。 

 

　　胡正义：一部系统的创新之作 

 

　　胡正义作者为安徽人民出版社社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源远流长，范围恢宏，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领域，但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多是叙事而没有理论。针对这一片面认识，瞿林东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先后对这一领域的基本范畴、发展趋势、主要特点和重大问题发表了相关论文和著作。在此基础上，集学术团队众人之智慧，以“十年磨一剑”的攻关精神，潜心研究，著成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全书130万字，上起先秦，下迄明清（1840年前），以历史时代为纲，以重大历史问题为目，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上、中、下三卷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丰富与发展、繁荣与嬗变，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面貌和成就，既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又从纵向上探究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演进的连续性，进而揭示其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填补了历史学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十分突出。它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彰显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特点和魅力，对于加强当代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项目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资料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8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