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学术界近年来最重大的工程，清史编撰工程耗资巨大。对于为何要在此时重编这样一部史书，以及编撰的意义和方式等同题，一直存有争议。甚至有人称，清史纂修工程过于巨大，没有实质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编修清史?

马大正：解放之后国家曾有几次动议要编修清史。但是都因为历史原因或是经费原因搁置下来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经过20世纪百年对清史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有力量编出一部我们认为是最完善的《清史》了。编修《清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工程，但是编好并不等于是研究清史的终结，它只是清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新京报：关于清史的著作已经有不少，此前的一部《清史稿》流传也很广，那么我们再来编修《清史》的意义何在呢?

马大正：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也是惟一一个真正意义上已经融人近代世界范围的封建王朝，历史内涵丰富多彩。当代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像政治改革、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与清代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用21世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本身是很有现实价值的。

《清史稿》存在的问题很多，因为是遗老遗少们编写的，无论资料的准确性还是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都有明显的缺陷，而且成书仓促，错误很多。这次重修清史，编委会集中了内地研究清史最权威的学者，我们会充分吸纳现有内地、港澳台和国外的对于清史的研究成果，更会查阅、利用很多前人没有用过的资料，把《清史》写好。

新京报：据我所知，台湾和国外对于清史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开展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

马大正：我们和台湾研究请史的学者一直有联络，台湾学者的清史研究值得我们重视。蒋介石到台湾时带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清宫档案，现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对于我们编修《清史》非常有意义。但是这些年清史研究在台湾被边缘化了，他们很赞赏内地对清史研究的重视。去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去年10月底，戴逸主任又带队到台湾去广泛征求了台湾学术界特别是清史界的意见，气氛很融洽。我们这次修《清史》也会与台湾的学者有合作，在一些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会借鉴一些研究成果，某些项目也会考虑和台湾学者合作完成。

对于外国研究清史的成果我们也会予以关注，我们不会照搬他们的研究模式，但会适当地借鉴。

新京报：对于很多历史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新《清史》会怎样处理?

马大正：修史难免会遇到比如民族、疆域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但恢复成什么样，是受编纂者的水平和时代条件的制约的。《清史》重在叙事，关键是把事情讲清楚。当然不可能没有倾向。至于在学术上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最后会以主编的意见为准，编纂委员会是有权威性的。

新京报：《清史》的编纂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普通读者的接受程度？

马大正：《清史》是一项文化工程，重点是学术研究，并不存在普及的任务。但是在初稿完成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也可能会将通纪部分浓缩，编一部简明清史供普通读者阅读。近40卷的典志也有可能会出台简明的普及版本。但是一句话，搞不搞“下里巴人”，关键还是要看“阳春白雪”搞得怎么样。

(稿件来源：《新京报》200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