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是有清一代极为重要的皇宫园囿。由于其紧邻紫禁城的独特位置，中南海不仅是清代封建帝王闲暇时怡情赏玩的胜地，也成了清廷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从某种程度看来，中南海无疑成了清代帝国的“缩影”[1]，有鉴于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所藏清代内务府、内阁、宫中等全宗档案中，编选有关内容，历时五年，汇集成《清代中南海档案》，分政务活动、帝后生活、陈设收藏、君臣诗文、修建管理五卷，凡三十册，由西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些原来深藏于内府秘阁的珍贵档案，多数是首次公之于众，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明、清时与北海统称西苑，又称太液池、金海、西海子，是近在大内咫尺的皇家宫苑。乾隆帝在一首诗中说到：“液池只是一湖水，明季相沿三海分”[2]，其划分，大致以池上两座石桥为界：金鳌玉蝀桥以北为北海，蜈蚣桥以南为南海，两桥之间为中海。中海与南海又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所以常合称中南海。中南海的历史，至少可溯源到元代，其时太液池南部的水域中，筑有一小屿，名墀天台，即位于今中海范围。明天顺年间，对西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包括南海的开辟，太液池范围的扩充，大致形成了现今三海的布局。而中南海的成型，无疑以清代所作的经营最为关键。清乾隆年间，在明代比较富于自然景色的南海南台附近以及中海东岸地区，新修了大量的宫殿楼阁、庭院幽谷，从而在总体上完成了中南海的主要建筑，奠定了中南海园林整个格局的基础。可以说，正是清代在元、明基础上的大力经营与修建，最终使中南海成为北京城内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置精美的皇家宫苑。 

清代中南海风景优美，造作典雅，一台一阁，一草一木，都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萃，具有高度的艺术、文化与历史价值。如中海水云榭一处，建于康熙年间，乾隆曾御书“太液秋风”，勒之碑石。这里视野宽广，流云秋水和亭台楼榭互为辉映，为燕京八景之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与优美的风景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使水云榭成了京城的一大胜迹，文人学士多有咏诵。因此，了解中南海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清代宫廷史、园林史和北京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清代中南海档案》专门收录了中南海形成过程中有关修建管理、陈设收藏的详实档案。如各次工程的银两估算、钱粮奏销清册，承修承做各厂工程的做法、尺寸清单与活计清册，采买材料的公文，修缮工役的情况，关于园内安放器物的谕旨，以及各处陈设收藏、匾额对联、诸帝所做的御制诗文等等。这些资料，对研究有清一代中南海建筑与园林的形成，以及相关建筑文物的鉴定与保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大价值。 

更重要的是，《清代中南海档案》为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从入关定鼎之始，清代诸帝即常驾临中南海，或宴请各族王公贵族，或观武阅射，或接见各国使臣。有时还驻跸于此，接见大臣，发布谕旨，处理各类军政事务，使中南海成了距离大内咫尺的又一政治中心。因此，《清代中南海档案》将政务活动作为整部资料选编的核心内容。仅“政务活动”一卷，即占到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其他各卷，也不乏涉及到政务的内容。这是充分体现了中南海作为清代重要政治中心的特点的。其中尤以清初康熙年间、清末光绪年间的情况比较突出，形成了大量的政务档案。 

由于中南海气候温和，风景怡人，同时在此可以不受大内严格祖制的约束，康熙皇帝亲政后，逐渐形成了夏天移居中南海处理政务的习惯。如康熙十年五月、闰七月、八月间，康熙多次在南台“御门听政”。除了夏天，平时康熙也常以各种原因驾临中南海。如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以宫内修葺懋勤殿，康熙令移于瀛台“暂居数日”，其间视政、进讲一如宫中，并多次“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3]。康熙秉政期间，还曾在瀛台与诸臣游钓，并咏诗为纪^[4]。康熙之后的各帝，也程度不等地在中南海内处理政务。特别是清末光绪亲政前夕，慈禧派大员大修西苑，以为还政后居住之所。“归政”之后，她就住居在中南海内，就近监视光绪，继续把持权力。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慈禧以皇太后名份“垂帘听政”，左右局势。下述慈禧太后、光绪帝住居情况的统计数据表明，清末西苑（主要是中南海）已成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京时驻跸最主要的场所，中南海也就在实际上取代紫禁城，成了清廷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因此，这个时期在中南海形成了大量的重要档案，记载翔实，内容丰富，对清末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光绪十八——三十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驻紫禁城、颐和园、西苑时日一览表[5] 

其他时期的中南海档案，也不乏反映有清一代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史料，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以下试以数例言之： 

其一，清人入关，以弓矢之力取得天下，重视骑射，不仅是清统治者维护其民族特色所攸关，也成为其巩固统治的基本国策。对此，清代各朝均极为重视，《清代中南海档案》中也多有反映。档案记载：“顺治十年三月戊辰，上幸南台，召内三院大学士、学士、翰林官、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从，赐宴。上持弓，顾谓诸臣曰：‘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天下至大，机务至繁，凡一应章奏，皆朕亲为批断，日无暇晷。身虽无暇，心常念兹不忘也。’诸臣奏曰：‘皇上此言，诚欲措天下于太平，居安思危，真海内之福也。臣等愿皇上始终常存此念尔。’上曰：‘卿等恐朕志不坚，有违此言，朕将自坚厥志。卿等皆国之大臣，亦当坚心辅朕，务使天下乂安。可将此言布告大小臣工，勉体朕怀。’”因此，清代统治者很快就恢复了明代在西苑跑马射箭、检阅卫士的传统，以示对武备的高度重视。如顺治十年四月，“上幸南台，召大学士、学士及九卿汉官至，上御马馆，命内大臣侍卫等，分两翼较射。左翼胜焉”。康熙初年，中南海又成为进行武举殿试的地方，由皇帝亲临瀛台“阅天下中式武举马步箭”。对此，左都御史魏象枢以为极有意义，因“武科大典，皇上屈万乘之尊，亲加较阅，多士邀荣多矣”，[6]中南海与清代武备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乾隆以后，紫光阁遂成武举殿试之地。此后，在武试开科的十月深秋之时，皇帝于紫光阁亲阅中式武举成为定例。据档案记载，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向例：武殿试御紫光阁，第一日阅视中式武举马步射，第二日阅视技勇。毕回宫，即于是日带领引见。诸武举由西苑进内，趋走不无拥挤。本科武殿试，朕于十月十八日御紫光阁阅视马步射，十九日在景运门外御箭亭阅视弓石，回宫后带领引见，二十日升殿传胪。著为令。钦此。”[7] 

清代中南海还要进行另外一项具有浓厚军事意义的活动，那就是每至冬季严寒之时，由皇帝亲临冰面校阅“冰技”。据记载，其时“皇帝乘坐以四条龙形之物支撑的冰床，出现在南海的冰面上。冰床由官员拖拉着，四处游动。内阁大臣的冰床也以品级次些的官吏牵动，凌冰游弋。不久，又来了成群的百姓和军人，他们或乘冰床，或溜滑板，还有一些人在冰面上玩球。球高高地挂在一座拱门上，几个官员于迅疾滑行之时用弓箭射击。当某人把球拾捡起来时，他还会得到皇帝的赏赐。”[8]外国人可能视之为君臣同乐的盛典，但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所谓“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9]，中间大有深意，其实是寓武于乐，重在军事性的操练与检阅。如道光所咏：“迎春快睹雪霏霏，健步驰冰迅若飞；要识承平不忘武，习劳兼以惠京旗。”[10]，即明确表明其目的在于勿忘武备。档案中因而屡有皇帝冬季亲临中南海“阅冰技”的记载。如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至瀛台“阅冰嬉”。嘉庆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年近90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仍不顾严寒，坚持在嗣皇帝嘉庆陪同下至瀛台“阅冰技”。这些资料，都是清代重视骑射具体而形象的反映。 

其二，满族入主中原，以少临多，巩固满蒙联盟、妥善处理同其他少数民族及周边藩属国的关系，是清代的又一基本国策。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南海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档案记载，顺治八年八月，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入朝觐见，顺治帝亲自在南台设宴招待。吴克善虽贵为皇舅，但更重要的是，科尔沁蒙古作为满蒙联盟的核心对象，对清朝之开创立有大功，顺治帝此举，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后，中南海成为接见贡使的重要场所，如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在瀛台前亭御赐乌朱穆秦、土默特等部落贡使以茶。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皇帝至中海丰泽园，“升黄幄御御座，赐朝正外藩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宴，奏蒙古乐。上进酒毕，令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以次至御座前。上亲授饮，并赐玻璃杯、鼻烟壶、合包等物有差”。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九，于紫光阁“升大蒙古包，赐蒙古诸王宴”。经过雍乾年间的演化，新年正月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朝贡的外藩及蒙古王公等人，遂渐成为清代的一项制度，历朝赓续。如嘉庆二年正月初十日，乾隆与嘉庆同至紫光阁，赐宴蒙古王公、哈密王子及朝鲜、暹罗等国贡使30余人，并加赏赐。同治十三年正月初十在紫光阁赐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朝鲜正副使等共计60多人参加。[11]档案中的这些记载，对研究清代边疆、民族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 

其三，中南海在中国的近代外交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英、法、美、俄等国，随后不断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的外交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１８７３年２月同治帝亲政后，西方各国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清政府起初婉拒，后又以各国公使觐见须以三跪九叩之礼难之。经过三四个月的反复交涉，双方终于基本达成一致。同治帝十二年六月，清朝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代表清政府第一次接见了外国使臣，档案有载：“同治十二年六月壬子，上幸瀛台。……日本国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国使臣热福理、和兰国使臣费果荪，于紫光阁前瞻觐。”[12]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清朝官方的记载，却如此简单，联系到此前的多次礼仪之争，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潜藏在文字之后。此次会见之后，中外双方都坚持认为已方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如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訢上书清帝时曾说，经过数月的争论，“各国大无礼之事，次第删除”，迫使外国方面放弃了部分无理要求。同时，在外交礼仪方面，也为清帝争得了超越其本国礼仪的尊贵地位，觐见的时间、地点等皆由钦定，亦足以显示清帝的至上尊严。中方的京报还竭力渲染了外国公使谒见时“备极嘲笑”、“五体战栗”、“汗流浃背”诸狼狈状。但西方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一份西文报纸称，“（觐）见时，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跄跄济济，肃肃雍雍，一无陨越之愆，适合迥翔之度”。参加觐见的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于当天就十分得意地致函本国太政大臣，极称自己取得的外交成就，并说“奉职以来，欣然之至”。[13] 

其实，中外双方在此次觐见中所使用的手腕，以及理解上的分歧，早在礼仪之争之中就体现出来了。虽然清廷最终放弃了三跪九叩的要求，但又以明暗两手，试图挽回“堂堂天朝”的颜面：明的是改三鞠躬为五鞠躬，以示“诚意”，暗的是特意将会见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内。由于这里曾是清廷接见藩属贡使所在地，后来曾引起了中外的争议。外人书籍有载：“紫光阁是外国在北京设立了永久居留地之后，代表外国政府的外交使节递交国书的地方。此地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历史上这是接待藩国贡使之地。此点被发觉之后，曾引起了多次非常严重的外交纠纷。最后极其艰难地达成了协议，即皇帝必须每年在位于紫禁城内的偏殿中接见外国使节一次。”[14]显然，清廷一方面不甘心国门被轰开，要与此前视之“夷人”、“蕞尔小国”平等相交，具有很大的心理与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它又不得不妥协，只能以阿Q式的办法聊以自慰。因此，虽然外方提出强烈抗议，但紫光阁作为清廷会见使节主要地点的作法，一直沿续下来。如清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五日上诣瀛台，御紫光阁，升座，俄国使臣暨翻译官等二人觐见，上温语慰问”；“七月二十日上诣瀛台，御紫光阁，升座，比利时国使臣暨翻译官等二人觐见，上温语慰问”[15]等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清代统治者外交心态的演变，无疑具有一定价值。 

其四，档案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怀仁堂是现今中南海内的一座著名建筑，它原名“佛照楼”，是在“仪鸾殿”旧址上建筑而成的。仪鸾殿原建于光绪十三年，是特意给慈禧太后建的避暑夏宫。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住在仪鸾殿，设为联军统帅部。侵略者将里面的宝物洗劫一空，又将仪鸾殿付之一炬。后来慈禧“西狩”归来，便在原址上重修了一座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