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是一个特殊人物，以至于近代史通论性著作几乎无一不提到他。然而，迄今为止，大陆尚无研究性专门著作问世，[1] 研究论文亦属寥寥。近十年间，涉及他或者以他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章约计40余篇，半数在讨论传教士群体时兼及李提摩太，直接以名入题的不过十余篇。[2] 一般地，由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作用，对他们的评价多属负面，李提摩太亦不能例外，从瓜分中国的“李提摩太计划”，[3] 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几乎一无是处。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性化，不但人们的观察视野拓展了，评价也更趋于客观。有的学者肯定了李提摩太在华北赈灾中的贡献；有的充分估计了李提摩太对山西教育以及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4] 有的评价了他的汉学以及佛教典籍方面的成就；[5] 有的探讨了李提摩太与维新派的关系以及他对他们的思想影响。[6] 总起来说是持两端、简单化、绝对化的少，多数评说句式采用了“即……也……”；“主观……但客观上也起到……作用”的中庸说法。 

尽管评价有所改变，但碍于更为复杂的原因，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李提摩太边缘化了。 

2005年，国家清史编委会的编译丛刊收录出版了李宪堂、侯林莉合译的《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为李提摩太的研究，同时也为晚清在华传教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回忆录（或类似的文本，如自传等）不仅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也是亲历历史的文本再现，更是心路历程的追记。它即是个人的，也属于传主生活的时代。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回忆录在人物研究中具有独特的视角与功用。诚如1916年李提摩太自己在出版序言里写的，“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7] 参与者的视角与后人的观察视角肯定是不同的，辨析这种不同，体味当时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大概会使研究更接近历史本身。 

一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郡，家境贫寒，父母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70年，25岁的他受英国浸礼会的派遣，怀揣着宗教救世热情前往中国，落脚华北，在山东一带传教。他之所以选择到中国、到中国北方传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一旦他们皈依基督教，有助于向周边落后民族传播基督教文化，同时气候条件也是他选择北方的一个因素。[8] 

在经历了最初的种种迷茫和语言文化不通带来的必然困境后，李提摩太的视野不断拓宽。“来华之前，他相信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人的心灵，进而在其精神家园占统治地位。在接触晚清社会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传播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并非中西文化差异，而是在于普通民众低下的文化水平以及赤贫如洗的生活状况。”[9] 当他下决心救世的时候，刚好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1876～1878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10] 李提摩太亲历了山东青州乃至华北地区的大旱，目睹了饿殍千里、官民祈雨、民情不稳、变乱四起等天灾人祸，他不仅在民众最无助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提供某种精神帮助，还立刻深入乡里，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靠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性格，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站稳了脚跟。[11] 

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的大致轨迹。 

借着在赈灾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望，[12] 李提摩太得以和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19世纪70、80年代，他开始介入中国政治，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他觉得，不仅要拯救占人类1／4的人们的灵魂，而且要拯救他们的身体，使之不再以每年400万人的速度死亡，还要解放他们比其女子的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使他们摒弃虽然延续了千百年但最终使他们不得不听凭任何攻击他们的国家摆布的哲学与习俗。[13] 1891年，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后改成广学会，改称总干事)。从此，他有了施展拳脚，“解放”中国人“残缺”思想的一块阵地。 

在华45年里，李提摩太与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张之洞曾出资1000两帮助过广学会。[14]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他们时相过从，关系颇为复杂。甲午战后至义和团运动期间，李提摩太在华的活动和影响达到他个人史的顶点。越到后来，李提摩太越成为中国改革之士、变法之士的思想顾问和精神资源。 

1916年，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回国，1919年在伦敦去世。 

通读这本历时半个多世纪、内容极其丰富、却只有短短30万言的回忆录，除了看到他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他的宗教献身精神，李提摩太的性格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以为，性格因素是他成功的心理基础。 

无论你认同哪一种价值判断，采取哪一条评价准绳，都无法否认李提摩太的同情心、勇气、执着和勤奋。 

他的同情心、勇气和执着突出表现在救灾过程和致力于传教的各种活动中。回忆录的第4、5章，记录了他以个人之力赈灾的艰辛。赈灾过程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危险，比如，1876年，他在山东昌乐经历的成千上万灾民聚集、地方官员不提供保护、几致暴乱的场面。[15] 1878年，在山西他看到： 

1月28日：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旁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当我在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16] 

所记皆触目惊心。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丁戊奇荒的惨烈，也看到李提摩太作为一个满怀救世勇气与执着精神的外国人的善良、同情心和坚持。我们无法不对这种同情心、勇气和执着怀有敬意。 

过往研究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人们常常把在近代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收拾人心之术”，不是立足于“批”，就是抱着戒备或者怀疑。我以为这里多了一些敏感或苛求。 

我认同一位学者提出的“善意说”。[17] 之于李提摩太，本身来自下层，在中国传教之初也最先接触到下层百姓，虽然对他们的生活疾苦谈不上“感同身受”，但至少是同情的，加上所奉宗教对善的追求，使得他的同情心占据很大成分，这些都不是所谓收拾人心、“宗教、文化侵略”一句话所能解释的。 

当然，执着的宗教追求，也是这一性格的表现。 

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里，对基督的真诚信仰决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一种态度。他不但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宗教宣传，还把中国的未来与基督教的天国联系在一起。 

1888年，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发表了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虚构出公元2000年，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制。小说面世之后，立即风靡一时，随后在欧洲诸国引起轰动，短短几年，销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册。3年之后，李提摩太把它翻译成中文，取名《回头看记略》，加上自己的宗教情绪，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宗教式的理想社会，神话的人间天堂。 

李提摩太选择此书是看重了它的影响力，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依据自己的宗教理念做了大量删改。小说的第一章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劳资冲突，作者在这一背景下描绘了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构想。在译作中，李提摩太再现了上述社会矛盾，但也顺势添加了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点的、对社会矛盾的解析：“盖上帝生人，原属一体，虽工匠与富户，亦兄弟也。而今以贫富悬殊之故，致视贫贱如奴仆，无怪常有争端也。”对于作品结尾的处理也是如此，李提摩太几乎完全改写了原作的结尾，使之充溢着浓厚的基督教思想，对上帝以及上帝救世的信仰成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18]  

在李提摩太看来，未来的美好世界都归之于上帝，遑论中国？ 

好学而不偏执是李提摩太的另一个性格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基督徒中较为少见。[19] 我以为，除佛教之外，基督教等宗教大多带有独占性和排斥其他的特点，自西伹东的西方文化，正是基于这一宗教背景、植根于基督教文明的深厚渊源。由此，在精神上征服世界从而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一定的侵略性乃是西方传教士的共同特点。[20] 他们强调“唯一”，对自己文明与文化的尊崇几乎到了无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地步。李提摩太虽然也觉得基督教文明与文化是唯一真理，[21] 但他对其他文明与文化并没有一概排斥，而是带着一种宽容态度。他自己说：“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些可取之处，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道”不相同，后来还发生了李提摩太最终离开的事件。[22] 尽管受到同行的不理解，甚至遭到一定的打击，李提摩太仍然坚守宽容，坚持自己的传教理念。他在教中国学生首调唱名法（一种视唱方法）时，发现中国的“公尺谱”与之惊人地相似，马上转而去学中国古乐，最终编写出用中国记谱法与五线谱混编的歌集《小诗谱》（与李提摩太夫人合作）。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几亿中国人的信仰”。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开始潜心研究佛教教义，着手翻译《大乘起信论》、《妙法莲华经》等佛教著作，经过一番比对，他觉得佛教的某些学说是与基督教精神暗合的，因之对它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决不能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23] 李提摩太性格中的这种宽容使得他的说教方式比那些倚仗坚船利炮、小视甚至敌视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更容易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不从宿命的角度考虑性格对人的影响，而是考虑到它某种程度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那么，李提摩太的性格特点使得他在华传教活动乃至文化影响得到更有效地发挥。从这一意义上说，李提摩太在华的45年是成功的，甚至带着明显的辉煌。 

二 

耐人寻味地是，李提摩太孜孜以求的是播洒上帝的福音，但他的传教事业却几乎乏善可陈，反而在世俗事务中取得世人的认同，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他自西而东趸来的宗教没给中国社会留下多少痕迹，而那些夹带来的科学却给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他没能导引中国人走向上帝天国，却给了中国人以科学的现代启迪从而使中国迈上复兴的康庄大道。 

李提摩太在世俗上的成功远远大于宗教传播，他在华之时得到了相当的敬重，然而，他身前的成功却难以掩盖成功背后的酸涩。 

如果想到这些，逝去80多载的李提摩太和他的在天之灵还会欣慰么？ 

究竟是“得”还是“失”？是成还是败？ 

这一历史的悖论缘于李提摩太遭遇了世俗与信仰、文化隔膜这样内在的双重困境。 

传教是李提摩太在华的主要工作也是他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个人的品行与近代中国国势杌陧、列强以强凌弱、东西方文明与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中华文化式微的大背景密不可分。这样，他个人的活动，他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与基督教文化的侵略性混杂在一起，与现实发生矛盾。[24] 

李提摩太的传教事业不能说没有成绩，在山西，人们对传教士、对基督教从陌生、排拒到朴素的信任，与他在山西赈灾中树立的救世形象密切相关。[25] 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26] 不过，这些工作对于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却没起多少作用，甚至收效甚微。在山西，民教虽然相安二十年，但却无法避免1900年爆发的激烈冲突；在山东，甚至连短时期的相安也没能出现。[27] 传教取得的些微进展和微小成果顷刻之间就在侵略和文化冲突中消解。 

通过救济赈灾，李提摩太为上帝吸收了不少教徒，但多半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还有一些属于“吃教”人员，用李鸿章的话是，“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李鸿章告诉他，“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句话让李提摩太触动很深。从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28] 也就是说，他必须改变策略，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找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并改变他们的信仰。 

必须找到一块敲门砖。显然，宗教本身不是开启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世界的利器。 

李提摩太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29] 把宗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进行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那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到那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为地方官吏、士大夫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车床、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蒸汽机，电能，摄影术，医学等。[30] 他又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各级官吏以延展他们的视野。1887年，他到天津办报，1890年，出任《时报》的主笔。 

李提摩太越是热衷于这些超出传教之外的科学传播、知识普及和思想启蒙工作，就越和他的宗教历史使命疏远。换一句话说，李提摩太越成功其实就意味着越失败，虽说这是一种二律背反。 

不过，李提摩太自己却被这种成功所蒙蔽。 

1891年，他接替韦廉臣担任同文书会督办，并将其改名为广学会，他部署了庞大的工作规划，准备出期刊、发行丛书和宣传手册、设奖学金、办大众启蒙场所（包括博物馆、阅览室等）、在科举考试场所销售西学读物、组织中国人的各种学会等，以此影响民众和有识之士。 

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25年中，主持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两千余种书籍，成为重要的传播西学、新知的基地。这些出版物，逐步得到中国开明知识分子、诸多官员的关注、认可和支持。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战争对中国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的刺激，回忆录的第10章专门谈到他在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等待张之洞接见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31]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提摩太出入厅堂，直接游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一揽子改革方略。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这也意味着，他对世俗事务的介入达到顶峰。 

据说，当时“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便寻不找时，人们转而向广学会“购办西学书籍”。“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路之广，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其中，“《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源》、《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几乎四海风行。”据李提摩太统计，广学会1893年售书所得只有洋银800余圆，至1896年增至5000余圆，1898年则高达18000余圆，竟“徒增20倍不止”。 

如果说，李提摩太对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这类高官的影响多少还受政治因素的制约，那么，对康梁维新派的影响却超越了中外政治，成为他们的顾问、思想资源，关系也形如师徒了。 

维新派对他的思想崇拜，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32] 康有为自己也毫不讳言，他维新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回忆录第12章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的启迪。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着希望。[33] 梁启超曾经自告奋勇承担了李提摩太在京期间的秘书工作。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1894年，李提摩太撰写了《中国失地失人失财论》，提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谭嗣同读后深受启发，随之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说：“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生死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则中国尚得谓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即寝而复兴……，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34] 

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35] 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 

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危难中，正是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36] 他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通过在京的一位朋友，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至于另一问题，即拯救中国的问题，我正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信中他明显地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37] 

此后，李提摩太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转入渐衰期。 

三 

在各种内在困境中，李提摩太是幸运的。历史不期而然地给他不少机会（真可谓天赐良机），当他初到山东传教，一时站不住脚，巧遇华北大旱；有了一定声望之后，刚好碰上“同文书会”主持者韦廉臣去世，他接任并改组“广学会”，从此有了扩大影响的阵地；而当他大张旗鼓展开改革宣传之日，中国的维新运动又恰逢其时。如果说后者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前者则纯属于巧合和机遇了。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给读者展现了一位传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图卷。这里充满着信仰与世俗事务之间的矛盾，充满异种文化间的隔膜与冲突，[38] 也包括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种种无奈。1912年，他曾经给朋友写信谈及内心的无奈，他说：“我没能得到年轻的中国方面的令人愉快的合作，我极其痛心地看到，竟然有这样多的学识拙劣的人出来指手画脚，可是他们毫无能力以崇高的榜样引导或博得自己同胞的信任。”他的朋友评论说：“李提摩太牧师为中国和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不能体会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但后代将懂得如何评价他的崇高无私的基督教精神的贡献”。[39] 

然而，后世中国人对他又有多少理解呢？ 

相当多研究者因为李提摩太晚年否定孙中山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而低估他的影响、他的历史作用。我觉得与其研究他因为思想上更接近改良派、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而与“蓬勃兴起的革命洪流背道而驰”，[40] 不如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做？研究他的宗教背景、他的英国母体文化因素、他温和宽厚的性格特征，也许，这些是理解他的一把钥匙。 

李提摩太对中国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学校、赈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些还是开创性的。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在华所办活动也有声有色。当时人郑观应、曾纪泽、康有为、梁启超等对他评价甚高。难道身处困境中的中国人尚能客观审视一部分外国传教士的善意，而远离当时历史情景的我们反而不能客观、清醒，反而更情绪化么？ 

当然，对近代中国一些特殊人物的研究不能过多带着感情色彩。批评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简单地、不加分析的同情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近代中国是一段特殊的岁月，面对列强的欺侮，外国势力的盛气凌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况且，仅凭当事人自己的一部回忆录也不可能得出客观审慎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变换一种思维，在多维文化的角度，对历史，对人物做出更合理的解读。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的汉译本出版，无疑将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宽。它不仅对李提摩太个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录了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当时人的工资水平、一些生活费用的支出记录、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人物的言行，包括传教士的文化偏见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重要回忆录的译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翻译中的问题。比如译名还需要订正和统一，一些注释需要核订，[41] 当然，这些并未影响它的史料价值。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清史工程中外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清史的研究工作必将得到更深入地开展。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