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朱桂昌教授所著《钱南园传》一书充实和丰富了乾隆朝政治史，作者在书中总结的经验给人启迪，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由云南出版社出版、历史学家朱桂昌教授撰著的《钱南园传》一书，是当代第一部研究清代政治家钱沣的著作。全书充实和丰富了乾隆朝政治史，叙事生动深刻，论证多有创见，启人智慧，富于哲理。于此谨录所读朱先生大著札记数则，稍加排比，联缀成文，略述笔者见解之一二。 

钱南园首先是一位政治家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八年迁太常寺少卿，又升任通政司副使，五十八年因受湖南巡抚、贪官浦霖诬陷而被降为户部主事，次年夏调至都察院，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后又受命稽察军机处。正如朱先生所说：他“一生两任御史，也是极为罕见的”(《钱南园传》第187页，以下引用本书时只注页数)。事实证明，钱沣尽管不曾入阁拜相，手握政柄，但因有着彪炳的功业和光辉的事迹，受到乾隆帝的信任，堪称乾隆朝一位朝廷大员。 

对于钱沣这样一个在乾隆时期政坛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来说，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而对其一生的事迹、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业绩，缺乏全面而翔实的记述。1928年，方树梅先生编印了一部《钱南园先生年谱》二卷，“记述了南园先生一生大节，给后人了解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该书有许多不够完备之处，甚或有一些错误。有鉴于此，朱先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发现和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这些史料详加分析，慎密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于写成了这本《钱南园传》。 

朱先生首先依据钱沣自撰的《钱氏族谱》一书，表列了钱氏一族的十三世系，对其中有案可稽的祖先的事迹及钱沣所处时代和所受教育，分别作了详细的叙述；指出：钱沣的家世“属于中下层劳动人民，但也有读书仕进的要求”(第31页)；钱沣的祖母和母亲希望他读书上进，长大后报效祖国。正是寒微的家境和“母爱的力量”培养了钱沣不攀显贵、不媚时俗的高贵品格，使“这一位后来声震朝野的伟人，这一颗熠熠生辉的巨星”，放射出他的“光芒”(第37页)。步入仕途后，钱沣守固安贫，不谋一己之私利，而是时刻关心民间疾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造福桑梓(如在昆明地区治理六河)；在学政任内，钱沣训迪士子，夙夜匪懈，“勉为名臣循吏”(第95页)，取士一秉至公，始终不受礼品；在御史任内，钱沣牢记自己的职责，以文章报国，多次直接指斥被外国使臣称为“二皇帝”的权臣和珅，以及拥有实权而又贪赃枉法的督抚。朱先生饱醮浓墨，在全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着意刻画了钱沣与和珅等人斗争的情节，深刻指出，钱沣在当时朝野上下贪污网络盘根错节的情况下，以巨大的勇气和过人的才智，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奸佞之辈倾巧逐利、欺世盗名、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罪行，使他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处。当然，在极端专利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钱沣在惩贪倡廉、整饬朝纲的能力和作用上十分有限，但毕竟起了一些作用。如他参与或直接揭发的甘肃、山东两件集团大贪污案的处理，在政治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它主要表现在对督抚等地方大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一段时间内，贪风有所收敛，正气有所上扬。”(第117页)这样，一位“为书法之名声所掩”(《前言》)的政治家——钱沣，终于在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朱先生的成果确实填补了钱沣研究的一块空白。 

朱先生在《钱南园传》中，也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作为“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第41页)的钱沣，在诗文、书法、绘画方面的杰出成就。不过，朱先生的分析更进了一步。朱先生认为，钱沣的诗、书法和画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政治家的忧国忧民思想。例如，钱沣在一位画家为己所作的一幅画上题名《守株图》，就表达了要世人“务去驰逐希利之想”(第49页)。再如，钱沣的许多诗都表达了他淡泊无求、宁静致远的心境，反映了他思慕家乡、为民造福(在实践中确实做到了)的情感，这和那些口称“爱民”而实际动辄盘剥、镇压百姓的帝王和官吏真有天壤之别。 

不识钱南园即无以识乾隆朝政治史 

以往，史学界认为，有清一代由于统治阶级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未能出现如明代海瑞那样的直言敢谏、奋力整饬朝纲之士。现在，我们终于在((钱南园传》中找到了清代的“海瑞”——钱沣。 

朱先生指出，乾隆时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时代。这深刻的社会矛盾，召唤着与它相适应的历史人物。于是，在统治阶层中，清流与浊流这两种人物便应运而生了(第33页)。这一看法颇有见地，又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乾隆中叶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达到了巅峰状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然而，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著名的乾隆六次南巡和乾隆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园林等，都是十分突出的例证。乾隆和皇室无休止的奢华，均靠乾隆宠臣、任军机大臣长达24年之久的和珅为之聚敛资财。著名史学专家邓之诚先生曾指出，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州县官吏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乾隆四十七年国泰贪赃受贿案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山东巡抚国泰素为和珅所亲信。为了巴结和珅，他“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州臣官吏为了巴结国泰，也想尽办法行贿，其中历城县知县郭德平挪移库藏，致使该县一个县即“亏平银四万两”[1]。由此可见，在和珅的纵容和庇护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颇为盛行和弥漫。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这种形势如任其漫延而不得整治，大清帝国的衰落将有一泻千里之势。然而，身在宦海、耳闻目睹官场中诸种弊情的言官却不敢弹劾贪赃枉法者。他们接受了乾隆中期御史罗暹春等人因弹劾大臣而获咎的教训，“皆缄默无言，转相戒诲”。钱沣对此深恶痛绝。他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2]这表明，钱沣要以自己的忠君报国、仁民爱物之心，与外表峨冠博带、道貌岸然而实则贪婪成性、把满足一己之欲壑奉为天经地义的“浊流”人物作拼死的斗争了。因此，钱沣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清流”的代表人物。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亶望。”[3]王亶望案是钱沣“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其才智”(第109页)的舞台。甘肃地瘠民贫，仓储不足。布政使王亶望怂恿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开捐，获得乾隆批准。随后他又与勒尔锦通同作弊，实行“折色包捐”，即将应捐粮食改折银两，名义上是地方政府统一用银购粮，实则是“分肥入橐之计”[4]。乾隆四十六年，此骗局被揭露，乾隆帝十分震怒，赐令勒尔锦自尽，王室望处斩，与此案有关连的百余名官吏分别受到绞、斩和免死充军处分。当年末，乾隆帝余怒未消，严厉责问屡署总督印务的毕沅，但又怕事态扩大，局面不好收拾，决定大事化小，将毕沅含混罚银了事。事情至此本该完结，不料钱沣对毕沅所受处分不服气，于是挺身而出，上疏严斥毕沅“惟瞻徇前政，畏避怨嫌，明知积弊已深，不能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第105页)。实际上，钱沣此疏可谓一箭双雕，既射中了毕沅，而更重要的是给乾隆帝敲响“积弊已深”的警钟。希望他能以此为契机，采取果断措施，整饬吏治，否则帝国大厦将难以支撑。这真是一名为国忠心耿耿的朝廷大员!无奈乾隆就事论事，并继续息事宁人，仅予毕沅停廉俸和降为三品顶带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处分。尽管这样，钱沣首次弹劾朝廷重臣的意义依然不可低估，正如朱先生所说：这表达了钱沣“多年胸怀报国之志”，其“直声却从此而起”，同时此案的胜诉“却使言官之气势为之一振”(第107页)，对后人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之后，钱沣又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上疏参奏营私舞弊、秽声四播的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五十九年十一月更上疏直斥和珅，同时又为弹劾和珅作着精心准备，表达了继续为民除害和干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决心。 

国泰贪纵营私、于易简纵情攫贿的劣迹，在山东省内早已议论纷纷，但该省两任按察使叶佩荪、梁肯堂均“缄默不举”[5]，听之任之。乾隆虽也有所察觉，但无实证，一时无从整治。在此种情况下，钱沣颇知弹劾的后果，“事如不成，必遭报复，将获严谴”(第111页)。但是，御史的责任心促使他义无反顾地仗义直言，并作好了受严谴戍边的准备。此案在乾隆帝的直接过问和排除了权相和珅的干扰破坏后，查明山东全省亏缺达200万两银，国泰、于易简等贪污数字之大，实与王亶望等不相上下。乾隆得知案件原尾，恼怒不已，可一想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不欲再兴大狱，只赐令国泰、于易简狱中自尽，匆结此案。 

由于连劾毕沅、国泰两员大吏，并均获成功，钱沣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自御史升通政使、司参议，又晋为太常寺少卿，再转为通政使司副使，成为朝廷九卿(六部加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之一员，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这说明他受到了乾隆的信任和重用。但与此同时，钱沣自然也受到了奸佞之辈的忌恨，只不过暂时未找到攻击的借口罢了。 

乾隆五十年七月，“浊流”派人物浦霖任湖南巡抚。他上任伊始，就不顾民间疾苦，企图借为己庆寿之名以自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钱沣的斥责。钱沣命人赠以烛、藕，此作法“当有寓意。烛尚其直，而藕喻其节，烛与藕，‘直节’二字而已。”(第144页)浦霖被迫取消庆寿之典，失去一次贪赃之机，内心之怒怨可想而知。四年后，浦霖趁钱沣回籍奔母丧之机，利用湖南生员杨德钟匿丧冒考一事，对钱沣栽赃陷害，而乾隆未加详察就降旨斥责钱沣“玩愒”，将其连降四级，任以部属主事。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钱沣回京任职。乾隆“大约又忆起当年钱沣的刚正敢言”，“一日未到官”，便将钱沣擢升一级。次年，又将他调迁至都察院，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不久又亲自召见“训谕谆至”，“说明乾隆帝一定有所表示，希望他重新振作，仍然作一个敢言之士，对整饬朝政，扫除奸邪，起到应有的作用。”(第187—188页) 

从朱先生上面详尽的叙述和精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沣政治生涯的起落，确实反映了乾隆治国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早就认识到，对于贪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6]，需要钱沣这样的御史助清廷惩治贪吏；另一方面，他又出于满族贵族忌恨汉人的心理，认为满族大吏受汉人御史参劾而丢官，有碍清朝统治的阶级基础。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乾隆在一道谕旨中说：“汉人科甲官官相护，牢不可破。设使国泰系科甲汉人，想钱沣亦未必即行参奏也。”[7]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只有乾隆本人心里最清楚：离开各地的贡献，包括自己承认的“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8]的南巡等一系列穷奢极欲举动，所需要的巨额经费是无法筹措的，因此一味穷究贪官，势必会牵连宠臣和珅乃至自己。这又是乾隆不希望御史有更多举动、尤其不需要更多的像钱沣这样的御史，也是他不加强御史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钱沣在上乾隆《请复军机旧规疏》中，“触及到当时朝廷大政的核心问题”，是“向大权奸和珅射出一支利箭”(第192页)。该疏指出，清廷弊端丛生，和珅不能辞其咎。乾隆虽然千方百计偏袒和珅，但显然为钱沣的耿耿忠心所感动，命其稽察军机处。随之，钱沣在接触了更多的统治核心事务、了解了更多的事实后，开始草疏和珅罪证20余款。此稿由于在钱沣次年病逝后被人“窃而火之”，内容今已不可考，但从嘉庆亲政后加给和珅的20大罪状看来，两者显然有联系。由此看来，像钱沣这样不顾个人安危的斗士，虽然人数少，且在实践中杯水车薪，回天无力，但是却使乾隆朝政治斗争中的两派阵线分明，争斗内容翔实具体，有血有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本《钱南园传》，半部乾隆朝政治史。 

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承担起史家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如果史实不清，真相不明，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朱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有和新发现的原始资料进行精湛考证，所作注释准确详明，因而全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通过朱先生所描述的钱沣崇高的品格、光辉的事迹，我们才认识到钱沣首先应是一位政治家，在清代乾隆时期的政坛起过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又如，朱先生对《钱氏族谱》的三个版本(徐本、金本和严本)及其编撰的年代，进行了精详的分析，指出方树梅先生把“族谱撰修的时间定在(钱沣)母已故父尚存的那一年(即乾隆五十五年)，实则有误”，认为《钱氏族谱》的“修成必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之间；即公元l791年至1793年”(第8页)。 

中国的另一个优秀史学传统，就是史家写史不忘史责，注意褒善贬恶。朱先生在全书中褒善贬恶的事例，可以说俯拾皆是。例如，他在记述钱沣六世祖钱宏道时指出：“(宏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生员，却敢与(永历政权中的奸佞)马吉祥这样的人作对，可见是一个颇具勇气的人”，而钱沣在其家谱中“如实地记录了先人忠于前朝的历史”，更说明钱沣“又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媚时俗的人”(第11页)。而最为精采的，当属朱先生在钱沣灵车与即将伏法的贪吏浦霖囚车“偶然相遇”后所作的下述评论：钱沣与浦霖，从开始共事到最后灵舆与囚车相遇前后整十年，两人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声名，一个是清廉刚正，一个却是贪婪卑鄙。历史终究是公正的。”(第202页) 

中国的再一个优秀史学传统，就是贯彻“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治史宗旨。《钱南园传》结束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朱先生写道： 

1995年将迎来南园逝世二百周年，当此之际，势将形成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纪念南园，发扬他那种清廉刚正之气，扫除腐败贪婪陋习，必将有利于社会之发展。 

纪念南园，学习他那无私无畏精神。为人立于世间，应该像他那样始终表里如一，严于律己，这对造就一代新人，必将大有促进作用。 

纪念南园，表彰他热爱家乡、服务桑梓的热忱，这对唤起更多有志之士，投身于建设家乡、开发云南的美好事业之中，必将成为一种可贵的鼓舞力量。 

纪念南园，研究他的诗文书画，研究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这对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强的信心，也是极为必要的。(第228—229页) 

朱桂昌教授是我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后调入云南民族学院任教。1966年底，我和同窗关晶秋先生随我们的老师许大龄教授去昆明，承蒙朱先生热情款待，并 

畅谈半宿，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此后30余年间，我和朱先生很少书信往来，但朱先生对我学业上的进步却十分关心。去年，他将新出版的《钱南园传》托好友陈祖武教授转送给我。拜读之后，收益良多。于是，我的老师何龄修教授和陈先生命我为该书写一“书评”。自知学识浅薄，无力承担此任，但又不敢违背师友之命，只得写了上面一些话，权当一篇读后感。还应述及的是，在我写此文前，我们尊敬的老师许大龄教授不幸于去年12月15日辞世。许先生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堪称“传道，受业，解惑”的楷模。如今忆及他生前的谆谆教诲和“甘当人梯”、奖掖后进的崇高品德，我们(许先生是何、朱二教授和我的老师，是陈教授敬仰的师长)都不禁潸然泪下。谨藉写此文之际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深切悼念之情，并略抒数十年景仰之悃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