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重臣李鸿章(1823．2．15—1901．11．7)，字渐甫，号少荃，谥文忠，安徽合肥磨店乡人。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由江西湖口迁合肥，世代耕读，至其父李文安考取进士，“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20岁赴京，师事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1847年中进士。1853年回皖办团练，后入湘军幕府。1862年率淮军赴上海。此后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湖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他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淮系洋务集团的首领，长期把持朝政，贯彻“中体西用”，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推进洋务运动，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新编《李鸿章全集》由著名学者顾廷龙、戴逸先生担任主编，全书16开本，3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基础工程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参加者有京、沪、皖、鲁、冀、粤等省市史学研究、图书档案和出版部门的30余位专家学者。自1992年秋申请立项，1993年4月在北京组成编委会，正式启动编纂整理工作以来，经过14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精心点校、整理编纂，终于形成目前这样一部洋洋大观，包括奏议、电报、信函、诗文／附录四大部类共计2800余万字的文献巨著。 

新编全集39卷四大部类的具体内容包括：总目2卷，约150万字；奏议20卷(其中包括题本贴黄4卷)，近1500余万字，收录李鸿章从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起至1901年逝世止，共15000余件奏折、附片、附录谕旨、各类清单、会谈节略等；信函9卷，650余万字，共收录李氏公私函稿10000多封；电报7卷，约500万字；诗文／附录1卷，不足100万字。 

其收录的各种李鸿章已未刊文稿如下： 

1．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1905年版，165卷700余万字； 

2．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稿本详编，1700余万字，藏上海图书馆； 

3．李国杰编印《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版； 

4．于式枚编《李文忠公尺牍》，李经方、李经迈出资，民国五年(1916年)石印； 

5．黄书霖(李鸿章同乡兼门生)辑录《合肥李文忠公墨宝》，内存其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到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28通和便笺3通，民国七年(1918年)石印； 

6．《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分别收录于《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版)和第三集(1958年6月出版)，这实际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綮(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前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 

7．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60年3月版。系根据潘鼎新侄儿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省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省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 

8．《李鸿章致吴赞诚信稿》(12封)，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4年征集，戴建整理，发表于《安徽史学》1985年第5期； 

9．《李鸿章未刊信稿》，光绪十六年四月至九月共57封，原件存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董蔡时、陈珍棣整理发表于《安徽史学》1987年第2、4期； 

10．《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发表于广东省丰顺县政协内刊《丰顺文史》1989年第2辑； 

11．《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内存有李鸿章为列强在天津设立、扩充租界的各种批扎以及当时地方官给李鸿章的禀帖10余件； 

12．《李鸿章手札》(25封)，原件藏辽宁博物馆，刘金库整理，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 

13．王庆成先生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收录了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藏“戈登文件”里发现的李鸿章致戈登的函、札和批复11件； 

14．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收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李鸿章函稿26封，王清源整理； 

15．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18册李鸿章信稿(未刊)； 

16．上海博物馆馆藏李鸿章致亲友函稿(未刊)；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未刊)； 

18．《督粤奏稿》(6册)，未刊，藏上海图书馆； 

19．《李鸿章未刊奏稿散页》(两大册)，藏上图长乐路书库；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档李鸿章奏折、附片、清单等，共9600多件，40000多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电报档》藏李鸿章电报，共9包；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李鸿章直隶总督期间题本，共约3000万字，其中摘要(贴黄)约320万字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 

23．散落民间(以合肥地区为主)的李鸿章诗文联语、碑铭谱序等。 

由此可见，新编《李鸿章全集》囊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国内著名图书(档案)馆收藏的大量珍贵的李氏文稿，相比于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和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李氏文稿如于式枚所编《李文忠公尺牍》等，此部新编《全集》有近三分之二是从未与读者谋面的未刊文稿，内容涉及晚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弥足珍贵。 

新编《全集》在字数上，超过行世一个世纪的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1905年出版，不足700万字)近四倍，也超过吴汝纶原编详本(底稿藏上海图书馆)近1000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宏大、内容收集最完备的一部李鸿章全集。在自古至今已出版的个人著作中，篇幅之巨、字数之多，堪推第一。 

（二）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列强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中外交涉频繁，战火连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外国的侵略下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开始萌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各种新因素。这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他的思想和活动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作为19世纪下半期办理洋务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经管事务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在当时的同僚中罕有其匹。在军事领域，他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武装。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办了三个一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插手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养；后来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工业，并率先在中国倡建铁路。在文教领域，他主持了多起赴美、赴欧留学生的派遣。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因而也成为众多洋务集团中实力最强者。至于外交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秘华工交涉、琉球事件、马嘉理案、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辛丑条约。他在当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清史稿》卷411《李鸿章传》)。以至于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梁启超则更把他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因此，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我们可以奏稿的整理编纂为例来说明。由于李鸿章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当时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但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庭，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者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吴汝纶《尺牍》卷l《答潘藜阁》，《吴汝纶全集》第3册134页)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吴汝纶《尺牍》卷1《与周玉山》，《吴汝纶全集》第3册152页)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共有奏稿80卷、电稿40卷、朋僚译署海军等函稿45卷，计600余万字．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作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涉及清政府最高机密，当时慈禧还在世，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新中国成立前后几经辗转流落到上海，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100多年来，已经出版的50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1600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他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不过八九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新编《全集》开始编纂时，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收集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700万字的底稿，加上北京、天津、安徽、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共约300万字，共约2000余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底止，一共348册。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6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戴逸主编便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领导协商，看看从军机处录副档里能否再找出一些来，进行补遗和对勘。于是第一历史档案馆也作为编纂单位参加，由三四位先生从1993年底开始花了将近二年工夫，结果惊人：一共从军录副档里复印出李鸿章各类奏折和附片9600件约40000多页、宫中电报档9包。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一共24纸箱约3000万字。所谓题本，就是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一定价值。全部收入《全集》势所不能，好在题本每一份奏折上，都有当时抄录者所作的摘要，也就是所谓的“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仅这一部分“贴黄”就有320万字，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其余全部稿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军录副档为底本，与上图稿本两相校勘，重新辑录。 

从这些基本完备的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上图稿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经过军录副档与上图稿本两相校对，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上图里所没有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散失的以外，还有许多李鸿章涉及边防军事、人员密保、对外交涉等机密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亲笔拟的稿，所以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 

由于奏稿已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比如海防大筹议的原委，许多近代史学者曾反复引用李鸿章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74年12月12日)的《筹议海防折》，认为它“振聋发聩，开了中国重视海防之先声”；也有人认为它“提纲挈领，揭示了李鸿章的洋务总纲”。其实这份奏折的起因是当年五月发生日军侵台事件，总理衙门先是在11月5日向清廷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正在广东揭阳老家养病的淮系大员丁日昌得悉后，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把他1867年写成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代呈朝廷，于是清廷就把这两个“六条”发给沿江沿海的督抚讨论，由此引发出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不只是自己上奏参加讨论，还给丁日昌去信，示意他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于是，丁日昌专对总理衙门的“六条”，又写了一份18000余字的“六条”意见，由李鸿章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九日密折附呈。这后一个“六条”，洋洋洒洒，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吏治的全方位改革，许多话也是李鸿章想说而不好说的，因而被保守派官僚于凌辰、王家壁骂为“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而清廷最后对于、王二人的谬论“着毋庸议”。长期以来，丁日昌的后“六条”原文一直找不到，以至不少人把他1867年写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混同于他的后“六条”。在吴汝纶所编《全集》中也只收了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和他本人对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前“六条”的议复。而新编《全集》则用附录文字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加了总理衙门的奏折和两个前“六条”全文、清廷的密谕以及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奏折；在光绪元年正月补上了李鸿章的《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以及丁氏后“六条”全文；在二月又补上了李鸿章的《遵旨保荐将才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来龙去脉。更为珍贵的是，经过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又在疆臣中展开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大治水师”。我们在军录副档中又发现了李鸿章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初四日的《遵议切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及其上谕，这实际上是李鸿章在这一次讨论中的主导性意见，而过去鲜为人知。诸如此类大量能够揭示真相的珍贵史料的披露，使我们对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的前景充满期待和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新编《李鸿章全集》的出版，对于晚清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社会变革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和开创性作用。 

（三） 

历史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依靠大量、确凿的史料进行研究，花大力气收集、考订、梳理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深入探索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心态，理解他们的处境、困难以及他们的判断、决策和采取的措施。通过此部新编《李鸿章全集》中所显示出来的大量珍贵的史料，我们认为，至少在以下九个方面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开拓性研究： 

1．有力地推进晚清近代化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 

李鸿章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和向西方学习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所经办近代化事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在当时的早期洋务官员中都首屈一指，因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对于涉及工厂、矿山、轮船、电报、铁路、新式军队和教育等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细化研究，有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 

2．深化近代国防、海防研究。 

李鸿章作为淮军和北洋海军这两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武装的最高统帅，他的国防战略思想、部队装备和后勤保障举措、军事训练和将才培养等，对今天的国防建设有着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3．深入研究外交思想及实践。 

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深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他“打痞子腔”也好，一味退让求和也好，“老来失计亲豺虎”，“一生功过在和戎”。作为晚清外交执牛耳者，他所经手处理的大量对外交涉，经手签订各种条约，其中的委婉曲折，对今天仍有着强烈的观照作用。 

4．吏治与赈灾。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25年，吏治平顺，清廷每三年一次例行考绩，他次次优奖。尤其是从直隶总督署的题本(贴黄)，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上奏的内容，可以对华北地区的吏治和省情做更深入的乃至计量的分析。当时，直隶地区水患频仍，李鸿章对于治水深有心得；同时，他还是近代赈灾、慈善事业的开拓者和扶持者。这些方面，过去为人所忽略，今天看来，仍很有现实意义。 

5．李鸿章与淮军、淮系集团研究。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他在位高权重之时，一方面左提右挈，将部下爱将、幕僚、同僚荐拔至封疆方面等各个要害岗位；一方面又依靠这些旧部为他推行洋务新政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从而形成近代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一一淮系集团，并以此开近代集团政治之先河。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是近年来史学界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新编《全集》中的大量资料，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6．李鸿章的人际关系研究。 

这包括其与皇太后、皇帝、满族亲贵、湘系、清流、维新志士、外国人等各色人等的关系，过去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评论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说：“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李做人。”这是因为吴汝纶所收录的李鸿章信函不多，只有两千多封，现在共收录一万多封公私信函，尤其是他给家人好友的私信，多有内心真情流露，对于了解李鸿章做人的一面，很有帮助。还有学者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匮于学植”，所以没有理论，其实从他信函和公牍所讨论的问题来看，他对于内政外交、国计民生如何操持，还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相比于湘系集团成员多是功名之士，淮系集团要员的出身相对单薄一些，但正因如此，他们(譬如刘铭传、周盛传)才更少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善于接受近代化事物。 

7．李鸿章的人才观和近代教育实践。 

李鸿章用人自有独到之处，他的幕府可以说是近代化人才的储备库，他力主改革科举制度，并主持近代早期的留学生派遣，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当然，他在扭结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