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   引

         一九六六年春天向达先生和商鸿逵先生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安排了一项科学研究工作，由向先生“发凡起例”，草拟了一份自明初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全文见向达先生手稿)。

        这是一项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字里行间洋溢着这两位老教授老当益壮的青春活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正准备贾起余勇、把全部心血浇灌在新中国的史学园地上，不料“着手不久，运动猛临，工作遂而中断”(见商鸿逵先生为《说明》所作《附记》)。十年浩劫的腥风血雨，不但把这一纸《说明》刮得无影无踪，而且就在这一年严酷的冬天(十一月二十四日)连《说明》的草拟者向达先生也被迫害致死，史学界痛失良史，这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

感谢商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墨宝，这张珍贵的《说明》。商先生说：“原想这份书稿已同我的书籍一并论斤卖掉充作还魂纸了，乃于检点箱笼时，偶然发现之，捧阅手迹，感怀实深。”（仍见《附记》）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迄今謦欬犹存，令人难忘。

哀先哲之凋零，觉后辈之任重。

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未竟事业，引起史学界对于开展中国与非洲交通史研究的重视，我在向先生的高足、《向达先生论文集》主编、我国石窟艺术专家阎文儒先生的鼓励和督促下，不揣剪陋，谨就向先生手迹《说明》，写出学习札记，谈一些个人粗浅的体会，作为《说明》的说明，以就正于专家学者和读者同志们。

先生生前主要精力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同时也旁及敦煌学、目录学、版本学、少数民族史等领域。在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精湛造诣和卓越成果，深得国内外学者之推崇。

早在大学生时代¹，先生就留心中西交通史，博览群书，为后来深入研究中西交通史打下坚实的基础，做了充分的准备。

先生在其手稿《中西交通史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做了有关各种典籍²的重要札记，遗大投难，用力甚勤。

“三十而立”。先生在三十岁才气横溢、风华正茂时，就先后完成两部重要著作：《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³。

这两本书取材精当，立论新颖，提纲挈领，脉络分明，章节安排在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是姊妹篇，可谓先生早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开榛辟莽，导夫先路，先生旁征博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为中西交通史整理出一个头绪，其功诚不可没。

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初露端倪。这片园地可以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诚如先生所说 ：“中西交通史在中国的史学上是一门新兴的学问。”⁴而先生自己却勇于挑重担，敢于向这个“上下几千年，纵横九万里”⁵的新领域探索逡巡，成绩斐然。此后二、三十年，先生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围绕着中西交通史而逐步展开。这种锲而不舍、大胆创新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后生晚辈好好学习。

正因为这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先生与我国已故的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先生(1887—1946年)、张星烺先生(1888—1951年)鼎足而三，为我国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除中西交通史外，先生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也卓有成效，是我国在“敦煌学”的开创人之一。

二、明以前中非交通史鸟瞰

    《说明》所包括的年代，起自1405年(明永乐三年)迄至解放前夕(1948年)、共535年，跨越明、清两代及民国。

    《说明》的上限之所以定在1405年，是因为这一年郑和第一次奉使下西洋，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件空前未有的壮举。《说明》短短八百字，言简意赅，内容丰赡，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无论是关于四个段落的划分，或是某些重要典籍的举隅，向先生都做到了成竹在胸、悉中肯綮。没有广博的知识、雄厚的基础和惊人的毅力，是不克撷此丰果、臻此佳境的。如果说，向先生早年创作的姊妹篇——《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为中西交通史勾勒了明晰的轮廓，那么，向先生晚年草拟的这份《说明》则为近五个半世纪的中非交通史设计了瑰伟的蓝图．

      在学习和钻研《说明》之前，我们不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明以前中非交通史的梗概。

      有信史可考，要谈中西交通史，陆上一般都是以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为发轫；而海上交通的记载．中外学者均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在汉代，中国同罗马帝国(当时称为“大秦”或“犁靬”)⁶遥遥相望。当时中国同大秦的交通有两道可循，一循陆路即西域，一循海道即南海(包括印度洋)。中国同大秦的交通，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同非洲的交通。因此，在中国古代载籍中开始有关于非洲的记载。早在三世纪中叶成书的鱼豢《魏略·西戎传》提到了海西乌迟散城(即亚历山大港)，便是一例，但《魏略》语焉不详。

        到了唐代，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海洋贸易也随之迅速扩大。这时，大食崛起。正如汉代的中国和大秦一样，唐代的中国和大食也东西遥遥相望。当时中国海舶无论就其体积或抗风能力来说，堪与大食海舶相颉颃，有时甚或凌驾之。唐代所谓“昆仑国”，有时也隐约包括着东非海岸。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成书年代约在850——860年之间)曾谈到非洲的拨拔力国，说它“在西南海中”(拨拔力国，系指今天的索马里)。

        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他是在751年怛逻斯(今塔拉斯河)战，役中，高仙芝两万大军覆没时为大食所俘的。此后便随大食军西行，遍历阿拉伯诸国。762年乘商船回国，据亲身耳闻目见，著《经行记》。这是一本有关非洲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惜已失传，散见于《通典》者仅1500多字。《经行记》中有关摩邻国的一段文字又为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大食传》卷二二一所转录。据中外学者考证摩邻国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⁷。《经行记》虽然只留下了一些片段，但它关于东北非洲的观察却相当敏锐和精当。而杜环本人“可说是第一个到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有名可指的发现了非洲的中国人。”⁸

 递至两宋，中外海上交通方兴未艾。特别是南宋，由于偏安江左，局促一隅，国库收入主要靠国外贸易⁹。因而对于海洋贸易的鼓励和海上交通的开拓更是不遗余力。宋代的造船术及航海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同大食的贸易，在唐代已日益频繁，到宋代更是盛极一时。在宋代，由中国输出海外的物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等物为主，由海外输入中国的物品，以香料、药、珠、玉、象牙、犀角等物为主¹⁰。

         索马里的瓜达富伊角素有“香料角”之称，中国同索马里海岸的贸易，在唐代已经开始了。《酉阳杂俎》已经提珂拨拔力国的物产：象牙和香料，说它“惟有象牙和阿末香(即龙涎香，从抹香鲸体内分泌出来的一种蜡状物质)”，正是当时中国需要的东西。

        唐宋两代市舶司之设和“蕃坊”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广州、泉州、交州、扬州以及明州(宁波)、杭州等地都是遐迩驰名的国际贸易城市。

        1827年，新加坡掘得中国铜钱，多数为宋代货币；1888年英国人在桑给巴尔(即赵汝适《诸藩志》中所说的“层拔国”)，1898年德国人在索马里的摩迦迪沙(即费信《星槎胜览》卷四之木骨都束)，都掘得宋代古铜钱¹¹，便是明证。而在北非、东非及南非各地均发现有宋代瓷器。宋代层檀国(即桑给巴尔)的使者曾两度聘问中国(1071年、1083年)¹²。1945年在桑给巴尔的卡蒋瓦发现了一百七十六枚唐宋钱币¹³；1954年又在马菲亚岛的基西马发现两枚中国钱币¹⁴。

         到了元朝，重新开辟了海道或“香料道”，中西交通，超逾前代，中非交通又向前迈了一步。西方欧洲诸国的人士聚集于和林(一名喀喇和林，为元代旧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以及大都者为数甚夥。据《马哥孛罗游记》记载，忽必烈的使者曾经到达过马达加斯加岛。值得提出的是，成书于1350年的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成书于1356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口述，秘书伊本·诸赞纪录)是同时辉映的两部反映中非交通史的珍贵文献。汪大渊曾访问过层拔罗国(即桑给巴尔)，伊本•白图泰也访问过中国。他们所记下的都是亲闻目见的第一手资料。

         元代人的著作中介绍非洲国家较多的当推湖北江陵处士周致中的《异域志》，该书系搜集若干外国材料编纂而成。

        向达先生说：“中西的交通，到了元朝，本已豁然开朗”¹⁵。但可惜后来突厥人崛起，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复苏不久的中西交通又告中断。

上面我们参照了向先生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以及张铁生著《中非交通史初探》等书约略回顾了明以前中西交通史的梗概，这对于我们学习和探讨《说明》不无裨益。

三、按图索骥  缅怀良史

         下面我们将依照《说明》所划分的四个段落按图索骥，循序探讨：

       “第一部分始于1405年，至1508年止。这一时期的中国与非洲的交通，主要由于郑和之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使当时的中非海上交通出现了最高潮。明代造船术及航海术的进步，正是建筑在唐、宋、元三代，特别是宋、元两代发展造船术及航海术的基础上的。有了宋、元两代充分发展造船业以及使用指南针等工具或技术的基础，明代才有可能制造“体势巍然，巨无与敌”¹⁶的大“宝船”，大航海家郑和及其一行才能完成人类航海史上这一空前未有的创举。

 由于元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贫苦农民、佃户、奴婢和手工业工人的地位都有所改善。所有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明社会生产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从明太祖起就关注海事，锐意恢复中断一时的中西交通。洪武时在南京钟山辟桐园漆园，广植树苗，以备将来造船之用。又设四夷馆，培养通译人才。在陆路方面，有傅安诸人，留西域十三年始归；在海道方面，曾屡次派赵逑、张敬之、沈秩、刘叔勉诸人出使三佛齐、浡泥、西洋琐里等国。成祖即位，雄才大略，颇有继承唐宋遗绪、经略四夷之气慨¹⁷。郑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奉使七下“西洋”的。

        郑和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也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的奇珍异宝，所以他乘坐的船只又叫作“宝船”。郑和每到一处，就宣扬中国皇帝的威德，并表示愿和各国通好，然后与他们进行贸易，约请他们派遣使臣到中国来。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如旧港和锡兰山不幸发生武装冲突外，这种交往大都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

        郑和七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共二十八年。宝船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东浏河镇)出发，历经三十余国。到过的地方有：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吉兰丹、彭亨(以上今马来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以上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溜山(以上今斯里兰卡)、榜葛剌、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南巫里(以上今印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以上今阿拉伯半岛)、卜喇哇、竹步、木骨都束、麻林(以上今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郑和最后一次的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标手、医士以及铁锚匠、木艌匠、搭材匠、水手、民梢人等二万七千多人，共乘大船六十三艘，其中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多人。中船之长亦达三十七丈，阔十五丈，是当时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黄省曾说：“维绡卦席，际天而行”¹⁸。顾起元说：“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¹⁹。这并非溢美之辞，于此可见当时之盛况。

       郑和率领下的远洋航行比西方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与船队之大，都超过他们三倍。因此，向先生慨乎言之曰：“那时郑和诸人若能自木骨都束诸国再行往南一点，说不定好望角之发现，不必要等到五十五年之后，而东西交通即由郑和开其端亦未可知。”²⁰向先生又说：“试查中国史书，同异域交通，足迹之远比得上郑和的竟是没有，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史上的一位伟人。”²¹

        值得一提的是：《郑和航海图》。在郑和以前，历代先贤们在探索海道方面曾经做了一些开创工作。如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附载于《新唐书·地理志》后，根据《广州通海夷道》的记载，离开广州以后，经越南东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东南通爪哇，西北达斯里兰卡和印度，更由印度西达波斯湾)以及元代人朱思本的《舆地图》(共两卷，该图绘于1311~1320年间，它所画的非洲呈三角形。该图的出现比欧洲和阿拉伯人关于非洲的地图要早，可惜已失传，仅见于明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或其他改绘的地图)。前者详细述及从中国到波斯湾的航程，后者则是中国首次出现的一幅关于非洲的真正地图。唐代，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道对于中国同大食或中国同非洲的海上交通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而《广州通海夷道》之详细述及从中国到波斯湾的航程，也正是表明了这条海道的重要性。《郑和航海图》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绘制的一幅有关中国同东非海上交通的详图。同时它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成果之一。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载于明茅元仪《武备忘》(书成于崇祯元年，即1628年)第二百四十卷。全图绘示郑和出使西洋各国的航程和经历的地名方位。所收地名较为详备，并附有航线和针路。图末附有《过洋牵星图》四幅。

       《郑和航海图》不知何人何时所作。据向先生考证：“可以假定为十五世纪中叶传下来的”，是郑和“最末一次下西洋”的海线(《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

       全图系仿《长江万里图》的一字展开式，采用传统画法绘制而成。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即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五百个之多。五百个地名中，本国部分约占二百，其余亚、非诸国约占三百。汪大渊《夷岛志略》所纪外国地名不过一百，《航海图》比《志略》要多两倍。十五世纪，我国记载亚、非两洲的地理图籍，要算这部航海图的内容最为丰富了。向先生赞美道：“在十五世纪的世界地理图学史上，象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是少有的。”²²向先生的赞语颇为允当。

       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如梁任公、冯承钧、伯希和、山本达郎等人曾就此图内容进行过研究，有所创获，而向先生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成果尤丰。他所整理校注的《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和《西洋番国志》，是他晚年继《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两部巨著以后的新成果。全图的五百个地名，他考出了三百五十个。展读《航海图》和向先生的考订文字，特别是《过洋牵星图》等方面的生动描绘，更是引人入胜。在这位学术上的“舟师”引导下，我们也仿佛身临其境，登上了当年郑和所乘的“宝船”再下“西洋”。碧波万顷，浮想联翩。既追慕郑和，也缅怀向师。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种重要资料，向先生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做了辑佚工作²³。

下面附带介绍几种资料情况：

（一） 巩珍：《西洋番国志》。

         巩珍为郑和随行通事，其书成书于宣德九年(1434年)。全书共二十则，卷首收有敕书三通。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有中华书局根据彭元瑞知圣道斋钞本校注排印本。向先生整理校注的新版本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巩珍《西洋番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向未被学术界所充分肯定。论者总觉得该书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之嫌。这就未免厚诬了古人。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曾夸奖他：“叙事详核，行文赡雅。”向先生在《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序言》中指出该书有三大优点。向先生说：“星槎、瀛涯诸书也有不少的脱文误字，过去因为没有他书可资比勘 ，因而不得其解，今用《西洋番国志》对校，可以解释清楚，……此其一。又《西洋番国志》卷首收有永乐至宣德敕书三通，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以前准备情形的重要材料，不见于他书。此其二。巩珍自序中记载到当时下洋，用‘牵星过洋’，用水罗盘定向；提到火长的执掌为领执‘针经图式’；提到宝舟的巨大，篷、帆、锚、舵要用二三百人始能举动；提到下西洋时如何积贮淡水。这些都是研究十五世纪时中国航海史有用的材料。”

        邱新民先生在其所著《马欢初到满加剌所见的王考》(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丛书之八：《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一文中也提出了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的淡水供应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宝船便无法前进，更谈不到“七下西洋”了。他说：“可是在海洋的航行，正如踏过沙漠一样，水供第一。没有水，便无法生活，不但日常要水饮用，尤其煎中药非水不可。”在这一点上，马欢的《瀛涯胜览》偏偏忽略了。而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却清清楚楚地回答了邱先生所提的问题，他说：

“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况海水滷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汊，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艌，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

上述记载极其生动地叙述了郑和及其一行的航海实践，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令人棘手的难题——淡水供应问题。故而能自始至终，不虞匮水。

通过这段十分珍贵的报导，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西洋番国志》的文献价值。举其一例，概见其余。

       （二） 费信：《星槎胜览》

费信曾随郑和出使四次，遍历诸国，以所闻见，于1436年撰成此书，共二集。前集记亲历诸国，后集系采辑所成，逐国分叙，咏以诗篇。冯承钧先生以罗以智校本为底本，用国朝典故本(省称朱本)、天一阁本(省称景本)对校。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据商务原版重印。

        （三） 马欢：《瀛涯胜览》(一说与郭崇礼合撰)。

         郑和下“西洋”，欢以通译随行，遍历诸国，归志其事，于景泰二年(1451年)撰成此书。冯承钧先生以纪录汇编本为底本(省称原本)，证以胜朝遗事本(省称吴本)及国朝典故本，旁采《西洋朝贡典录》、《明史》等书，予以校注。中华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上述三书，均为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史料，亦为研究当时亚、非地理和中西交通的重要参考资料。向先生生前主编整理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均采入，并拟逐本校注。良史殒殁，谁继之乎?

        其它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黄衷：《海语》；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张燮：《东西洋考》等等，均为研究郑和下“西洋”之重要史料。上述五书，《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亦均采入，并拟逐本校注。

        三保(亦作宝)太监下“西洋”事迹，广泛留传民间，开场说书的人取来演为平话，内府中且演为戏剧。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更是脍炙人口。清俞樾(曲园)称颂此书，认为有过于《封神榜》、《西游记》，大加推崇。²⁴

       仅就第一部分而言，就有大量工作要做。向先生不幸作古，后继者其勉之乎?！

第二部分始于1580年，至1840年为止。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的交通已经中止了。中国对于非洲的知识，主要靠西洋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诸人的论述。

根据向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尽最大努力查阅了有关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文献资料及其著作图籍。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新天地。我如饥似渴，我探索逡巡，既扩大了眼界，又增广了见识，学习到不少新东西。饮水思源，皆先生所赐也。

自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同中国交通，西班牙、荷兰、英国也相继东来。这时在文化方面所表现的，首先便是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按：中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凡三次：第一次在唐代，第二次在元代，第三次在明末)。

利玛窦(Matteo Rieel 1522——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明万历七年(1579年)抵澳门，十年(1582年)在广东肇庆传教，绘有《万国舆图》，中国人知有五大洲实自此时始。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上书神宗进呈自鸣钟、《万国图志》及西琴等物。以西洋奇器，天文舆地之学启发当世。利氏蔚为在华耶稣会士之领袖。当时有名的官吏，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瞿太素等人都靡然从风。李之藻且亲自受洗。利玛窦著译有《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万国舆图》、《关于耶稣会的进入中国》等书，死后葬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 即今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内)。

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年)，字思及。意大利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在江苏、陕西、山西一带传教。四十一年(1613年)入都门。著有《几何要法》、《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

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1571—1618年)，字顺阳。西班牙人。万历二十八年(1599年)来华，次年入京，成为利玛窦的助手。奉命翻译西洋舆图未成，艾儒略继为纂就，是为《职方外纪》，凡五卷。“所记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四库全书提要》)

按：《职方外纪》一书系艾儒略增泽，杨廷筠汇记，且为之作序。李之藻为之撰《图说序》及《刻图说序》。书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分五大洲叙述各国的风土、民情、气候、名胜以及哥伦布等远航新大陆，并附有《万国全图》和各洲分图，为明末一部较全面地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李之藻的《图说序》对此书有较高的评价。他说：“今泰西艾君乃复有《职方外纪》，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末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而其言皆凿凿有据。”揆诸实际，并非溢美之辞。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德国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奉召入京。修正历法。与徐光启、罗雅谷(Jacobus Rho，1590--1638年，意大利人)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清朝特命修时宪历，授钦天监监正。康熙初，杨光先等人诬告汤若望、南怀仁谋反，被拿问待罪。汤若望瘐死狱中。
        南怀仁 (Ferdinand Uerbiest，1623--1688年)，比利时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来华，初在陕西传教，次年入京，成为汤若望的重要助手。汤死后，继任钦天监监正，深得康熙信任，事之以师礼，并使之讲授西欧科学。后陪同清帝巡游北塞、南方等地。制《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著有《教要序论》、《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坤舆圈说》二卷、绘制《坤舆全图》等书。

      《坤舆图说》据《四库全书提要》云：“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洲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

      《坤舆全图》，原图刻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系木版刻印，直径约1．5米，共由八幅图组成，为东方首次印刷的东西半球式的世界地圈，以后又翻刻复印多次。

        据昭和八年(1933年)日本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南怀仁《坤舆全图》说明：该图以后(咸丰十年，1860年，即朝鲜李朝哲宗十一年)在朝鲜用木版印刷的世界地图，一套由八幅组成。朝鲜版地图是东西两半球图，作为其中最重要部分的六幅图的三块木质两面雕版。可惜第一幅和第八幅的木质两面雕版已遗失。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据该版于昭和六年(1931年)十月印刷了一百五十部，八年(1933年)八月又印刷了一百三十八部。

现存六幅地图的布局是：

一至三幅为西半球，——图中除绘有南、北美洲、南极洲外，并绘有海舶、海族等精美插画，附以文字说明。图外四角配有“雨云”、“风”、“海之潮汛”文字说明。第一幅右下方的落款是：“治理历法极西南怀仁立法”。

         四至六幅为东半球——图中图绘有亚、欧、非三洲外，并附兽类等插图，亦附以说明。图外四角亦配为“气行”、“海水之动”、“风”、“海之潮汐”文字说明。第六幅左下方的落款是：“咸丰庚申降娄海东重刻”，恰好与南怀仁的落款对称。

         图外四角“雨云”等文字说明，与《坤舆图说》所记除有个别词句、段落略有歧异外，内容基本相同。但前者略有删节。《图说》和《全图》可谓图文并茂。

          综上所述，自从利玛窦在肇庆绘制《万国舆图》时起，艾儒略据以增补纂辑《职方外记》，南怀仁又撰《坤舆图说》、绘《坤舆全图》，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始知世界之大，中国之外大、小国家林立，才知有五大洲²⁵，有利米亚洲(印非洲)。耶稣会士带来的地理知识，有助于中国人突破原有的地域视野，形成比较开阔的世界观念。向达先生说得好：“西洋的地理学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于空间上得一新观念，而西洋的天文历算传入以后，中国在对于时间方面的知识上也起了空前的革命。”²⁶这种西洋的地理学介绍到中国以后产生的最大效果，便是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08—1718年)聘请法国教士杜德美(Pierre—J artoux)等人到各省测量，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绘成《皇舆全图》。内地各省注记用汉文，满、蒙古地名用满文，比例约l：400，000。这在我国绘图史上是一大飞跃。此后中外舆图大都以此为蓝本。我国舆图学虽然肇端很早，《禹迹》、《华夷》²⁷诸图虽也有可观，但多凭臆想为之。正式用科学方法测绘全国舆图，当以此为始。“这是中国地理学史同文化史上可以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²⁸

         我们约略考察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在华的主要活动，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利玛窦等人风尘仆仆，万里东来，为的是移植宗教，结果却在中国开出了科学之花。”²⁹而他们“带来的有关历算、测量、水利等技术和原理的著作，曾经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介绍过来，对当时科学的发展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³⁰

         总之，以利玛窦为首的早期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活动不同于过去天主教各派在华的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他们大多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媒介，求得栖身之地；

第二、      第二，他们大多数与中国的士大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利玛窦与李之藻、徐光启等人过从甚密、相知甚深)，并且通过了解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当的传教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三、      第三部分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2年辛亥革命，过去所谓“海通”时期。

《说明》指出：“在第三个时期的初期，史料根据主要依靠魏源《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时期杰出思想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1830年曾与林则徐、龚自珍等人结“宣南诗社”，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魏源曾在裕谦幕府协助抵抗外国侵略，目击时艰，爱国感情激盈。向先生说：“道光鸦片一役，门户洞开，遂成旷古未有的局面”。“仅仅一世纪间，中国在文化上所起的变革，其急剧竟为数千年来所未有”³¹。

由于形势逼人，当时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也感到必须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关注时局，寻找强国御侮的途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张穆，便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更是晚清新思想潮流的源头³²。

    林则徐为了抵抗侵略，在广州设译馆，翻译外国书报，编成《华事夷言》和《四洲志》。1941年夏月，远戍新疆，途经江口，会见了魏源，将《四洲志》慎重地交给了魏源，嘱托他继续研究外国情况。魏源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先后花了十年时间(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二年，1842--1852年)才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洋洋大观的巨著《海国图志》。该书曾刻版三次，逐步扩充。第一次刻于扬州，第二次重刊于扬州，第三次刊于高邮，由“五十卷本”而“六十卷本”，最后扩充为“百卷本”。

    魏源在该书“原叙”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写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制夷而作。”但实际上该书的内容和思想远远地超过了作者原来所悬的鹄的。

(甲)世界地理  凡属东南洋、西南洋、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等国之疆域大小、地理位置、物产风土、历史沿革，无不搜罗加以介绍；

(乙)西洋技艺  包括西方军事技术、轮船的驾驶与制造、火器弹药的使用以及水雷、地雷、望远镜、水战、火攻之法等；

 (丙)西洋文化  诸如西洋的历法、货币、语文、宗教、轮船、铁路、工业等，均曾提及；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