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文化丛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迄今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奋斗历程。概括而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起步阶段。《炎黄文化研究》的创刊，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宗旨和目的密切相关。早在1991年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首任执行会长萧克将军就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热心于炎黄文化的学者、专家及各界人士所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文化团体。目的在于研究炎黄以来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了解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客观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得更好；在于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于增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联系，加深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还在于开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炎黄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萧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载王俊义、黄爱平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秉承这一宗旨，炎黄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诸如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编纂《中华文化通志》、《炎黄汇典》等有关书籍，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宣传、普及活动，等等。其中，团结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炎黄文化的深入研究，始终是研究会关注的重点和为之努力的目标，《炎黄文化研究》也由此应运而生。为凸显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宗旨和特色，创刊伊始，《炎黄文化研究》就设置了“中华文明探源”、“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等专门探讨文明起源、炎黄二帝以及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问题的栏目。与此同时，着眼于大文化的视野，《炎黄文化研究》还推出了诸如“专论”，就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门论述；“思潮与学派”，反映有关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探索与争鸣”，推进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论；“海外中华文化研究”，了解海外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书评与序跋”，介绍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成就；“中华学人”，展现前辈大家的学术贡献和精神风范，等等。为保证文章质量和刊物水平，编辑部特别注意依靠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群体力量，广泛发动知名专家学者和年青一代学人为刊物撰稿。凡此种种，都使得《炎黄文化研究》不仅在刊物林立的文化园地中立住了脚跟，而且还初步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二是发展阶段。自1994年创刊以来，《炎黄文化研究》每年一期，先后出版了十期，成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反映自身学术成果，推进传统文化研究，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是以研究会的普及性刊物《炎黄春秋》的增刊形式出版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研究会学术活动的开展，这一出版方式造成的不便和矛盾日益突出。以读者群为例。由于增刊形式缺乏正规的发行渠道，《炎黄文化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赠阅和内部交换，读者面因此而大受影响，尽管看到的人都说好，但能看到的人并不多。有鉴于此，上自研究会有关领导，下至编辑部全体同仁，始终在为《炎黄文化研究》能够拥有正式刊物的身份而努力。这一努力至2004年终于有了结果：河南省大象出版社慨然应允，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承担《炎黄文化研究》的出版任务，每年定期出版。从以往的增刊形式一变而为正式出版的书刊，这一重大变化，标志着《炎黄文化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随着《炎黄文化研究》进入正式出版的书刊园地，如何进一步凸显炎黄文化研究的特色，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就成为研究会领导和编辑部同仁共同关注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研究会决定，与陕西省黄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省炎帝陵基金会合作，共同办刊。这一倡议，得到了两省基金会的积极回应。2005年12月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炎黄文化研究》编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正式成立了由三方领导和学者共同组成的新编委会，重新修订了编辑工作细则，并初步商定了三方合办的具体实施方案。显然，从最初以增刊形式起步，中经多方努力获得正式书刊的身份，再到目前的三方联合办刊，《炎黄文化研究》在经过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之后，终于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也上升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新的形势也给刊物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言之，新的台阶实际上就是新的起点，更高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更进一步的开始。《炎黄文化研究》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借助新的条件和新的机遇，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摆在新编委会每个成员面前的迫切问题，也是值得研究会和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领导，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此，谨就管见所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其一，发挥三方合办的优势，进一步凸显炎黄文化研究的特色。就目前国内有关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而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堪称研究、弘扬中华炎黄文化，推进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重镇，而陕西省黄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省炎帝陵基金会则是炎黄二帝遗址遗迹所在地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机构，在海内外均有重大的影响。作为三方合作主办的《炎黄文化研究》，理应大大发挥强强联合的优势，进一步凸显炎黄文化研究的特色。诸如加重原有 “中华文明探源”、“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文物与考古”等特色栏目的分量，增设“遗址遗迹探研”等相关栏目，集中反映有关炎黄二帝遗址遗迹的开发利用和研究进展，使《炎黄文化研究》在炎黄二帝以及炎黄文化的研究方面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其二，坚持大文化的视野，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理论性。《炎黄文化研究》原设的“专论”、“思潮与学派”、“探索与争鸣”，以及“海外中华文化研究”等栏目，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刊物兼容并包的大文化宗旨，特别是其中的“专论”，大多紧紧围绕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阐发宏论，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不仅大大提升了刊物的理论水平，而且有效地配合了研究会的学术工作。现在，借助三方合办的整体优势，《炎黄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精心打造“专论”栏目，在作者的选择、论题的拟定、论述内容的前瞻性和理论性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使之成为刊物的标志性品牌，既可以及时反映和配合研究会的学术工作，又能够对一段时期的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引领风尚的作用。
其三，在坚持学术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强刊物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一般而言，学术刊物和研究论文都不免有些学究气，面孔比较严肃甚至刻板，文字比较难读甚至艰涩，内容比较专精甚至深奥。似乎学术性、研究性和生动性、可读性天生就是一对不能聚头的冤家，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其实并不尽然。就研究性的学术著述而言，前贤时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将专门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生动可读的语言文字予以精彩表述的范例，诸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等等。因此，学术论文的平实通畅，论述文字的深入浅出，应当成为《炎黄文化研究》努力追求的目标。再从书刊出版的实际情形来看，各种宣传炒作，推波造势，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段多种多样，方法也日新月异。这些方法和手段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于学术刊物的编纂和出版，但其中一些却不乏借鉴作用。以当前出版物的“图说”趋势为例，诸如《图说中国历史》、《图说北京史》、《老照片》等一大批以图片为主要内容的出版物风靡一时，广大读者也对各种“图说”表示出强烈的兴趣，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读图”倾向。有鉴于此，《炎黄文化研究》也完全可以在相关栏目中结合文章内容刊载一些图片和照片，如“中华学人”、“遗址遗迹探研”、“文物与考古”等栏目，如果能同时加上学者的照片，或者遗址遗迹的图片，以及珍贵文物的照片，相信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强化刊物版面的丰富多采，从而为增强刊物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有创刊十余年来奠定的坚实基础，再加上三方强强联合的独特优势，《炎黄文化研究》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成绩，创造新的辉煌。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本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