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是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但在近代以前，由于记载分散且颇多缺失，如何重建一个地区的物价，就成为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我近来在做道光前期(1823—1829)华亭与娄县地区经济结构的研究时，①也遇到这个问题。为此，我在物价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推求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现将所得结果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我之所以把该项研究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在1823—1829年和华亭一娄县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浦泖农咨》这样一部重要农书。从《浦泖农咨》中来看，在道光前半期的华娄地区，几乎所有最主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都可以从市场获得，因此也都具有市场价格。这些价格有许多被记录在《浦泖农咨》中。同时，从其他材料可知，在清代江南，土地、房屋的买卖也已十分普遍，即土地、房屋已成为商品，也都有其价格。因此，我们可以《浦泖农咨》中的记载为基础，参考其他记载，来重建1823—1829年华娄主要商品的价格。但是，在展开讨论之前，需作以下说明。 

    首先，《浦泖农咨》记录的物价中有很大部分是1830—1834年的，而1830—1834年华娄的经济状况比1823—1829年的经济状况差，②因此这两个时期的物价水平也有颇大差别。为此，我们必须对该书中的价格进行梳理，把1823—1829年和1830—1834年两个时期的价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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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项研究题为《华亭一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1829》。华亭一娄县是松江府的两首县，在本文中简称华娄地区，其地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上海市下辖的松江区。这个地区的名字，在近代颇有改变，先变为松江县，后来又变为松江区。为了避免在松江府、松江县、松江区等名称上的混淆，本文将此地区称之为华娄地区。 

②参见李伯重：《华亭一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1829》第1章(待刊)。作者简介：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其次，虽然《浦泖农咨》记录了许多重要的物价，但记载并不完全。为此，我们必须使用其他文献中的记载，进行辨析和推定，得出与1823—1829年华娄地区实际情况相符或相近的价格，对《浦泖农咨》所缺的价格进行补充。在进行这种推求时，应注意相关的时空范围。 

    在空间范围方面，由于江南各地(特别是松江府内各县)经济联系的紧密，导致了各地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的相似，即如光绪《金山县志》卷一七《志余·风俗》所言：“(金山县之米)其价与上海遥应。”因此之故，当没有关于1823—1829年华娄物价的直接记载可用时，我们依靠松江府乃至江南其他地方的价格资料进行推求。在清代江南的物价研究方面，已有一些学者(特别是岸本美绪、①王业键②)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的成果成为本项研究的重要参考。 

在时间范围方面，正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五《疆域志·风俗》所总结的那样，“咸丰庚申(1860)以后，乱离甫定，凡服用之物及一切工作，其价值莫不视从前加长。比年以来，惟粟及棉价较平，其他不能称是，故历年农田虽尚称丰稔，而农日以病”。从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续志》成书，在这二十多年中，华娄地区和江南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经济遭到战争重创，商品价格总的来说呈现明显的上升，仅有米价和棉价上涨幅度稍小。因此我们把光绪时期的物价，作为推定1823—1829年华娄物价的上限。另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例如费孝通)和团体(例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在华娄地区以及江南其他地区进行了颇为认真的调查，其调查结果也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物价资料。这些物价虽然不能直接用来推定我们所研究时期华娄地区的物价，但是却可以作为推定的参考，特别是许多不同物价之间的相对比例，在1823～1829年和1930—1940年代两个时期，变化并不很大。 

一、田  地 

    与清代江南其他地方一样，华娄的田价也包括田底与田面两个部分。在一般情况下，田价多指田底价。 

    关于华娄的田底价，姜皋说：“田之价值，下乡之膏腴者最贵，以粮较轻而租易得也。然三十年前亩值七折钱五十两者，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歉收后，已减十之二三。自癸未(道光三年，1823)至今，则岁岁减价矣。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冬间，此等田欲以易钱十千，无受之者。等而下之，有亩愿易一千钱者，则尤难去之耳。此业户买田之价，俗云田底是也。”③据此，1833年时田底价为：上等田10000文／亩，下等田1000文／亩。依照当时的米价，分别相当于2.5石和0.25石米。对比其他史料，这个价格低得不可思议。因此，我们需要对华娄地区在此前后时期的田底价作一了解，才能断定上述价格是否符合事实。 

乾隆《娄县志》卷八《学校志·经费》说：“乾隆三十四年，知府钟光豫率属捐银一千八百两，以一千五百两买入书院田，华邑一百十六亩三分九厘九毫，娄邑六十一亩五分八厘二毫一丝，金邑五亩六分四厘三毫五丝，青邑十四亩一分六厘一毫。”此次官府共购买土地197亩，其中绝大部分在华、娄二县，共用银1500两。据此，每亩价格为7.6两。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价1：950，④合钱7220文。依照前一年(1768)的米价(1.73两／石)，合米4.4石。又，据光绪《华亭县志》卷三“海塘”：“同治十一年知县张泽仁勘丈旧挖废灶田二百五十五亩五分九厘九毫，民田八十八亩五分一厘，新挖废灶田一百七十八亩五毫，民田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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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岸本(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の米價働向》，《史學雑誌》(东京)第87编第9号；《清代前期江南の物價働向》，《東洋史研究》(京都)第37卷第4号。 

    ②Yeh-ehien Wang(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2—1935，in Thomas Rawski ＆ Lillian Li eds．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③姜皋：《浦泖农咨》第3段。以下引用该书时，只在文中夹注第X段。 

    ④本文中所用银钱比价，均依照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收于张彬村与刘石吉主编：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 

亩八分七厘五毫。详准将新挖废民灶田，给价每亩十千文，共给价二千八十八千八百文。”可见即使是废灶田这样的荒地或者劣地，亦亩价10千，依照同治十年(1871年)的银钱比价(1：1850)和米价(1.90两／石)，合米2.8石。①光绪《华亭县志》卷二三《杂志上·风俗》在谈田底价时，引《浦泖农咨》有关文字之后说：“案：漕田价至道成年为最贱，自同治初赋减米贵，价渐增焉，惟地方蹂躏较深、村落凋敝之处，田价仍贱。若濒海折田价，每亩向值钱三四十千者，今仅止十余千。”换言之，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华娄田价极低之时，濒海折田价仍然为每亩十余千文。因此说在承平之时的1823—1824年，华娄上等田地的田底价“欲以易钱十千”而“无受之者”，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上述姜皋所说的1833年的情况应系特殊情况，不能用之于1830年大水灾以前的华娄田地市场。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七折钱，岸本美绪解释为系买卖田产时以1两银作700文钱计。②据此，“七折钱”50两应合35000文。③1814年以前华娄田价为35000文，1814年歉收后为以前价格的70％—80％，即为24500—28000文(兹以75％计，为26250文)，1823年后年年减价，但到1833年冬方降至10000文。所以1823—1829年间的田价应明显高于1833年价格。 

    那么，1823—1829年间华娄的田价应当是多少呢?我们先看看毗邻的苏州地区的田价在19世纪初期的变化情况，见表1、表2。 

    从表1、表2中可见，苏州田价并非一直下跌。据沈氏买田价格，1823年价为1814年价的111％，而据彭氏买田价格，1830年价为1813年价之72％。华娄的情况与苏州可能有异，但变化幅度的差别应当不会太大。如将华娄在1823—1829年间的田价以1814年歉收后之价26250文的60％计，肯定不会高估。据此，则田价为15750文／亩，合银12两／亩。下面，我们再用其他的材料，验证这个结果是否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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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还要注意同治时田价较前低廉，且系官府出面。 

②岸本美绪：《清代前期江南の米價働向》。 

③1800年银钱比价为1：1070。 

    在与华娄毗邻的金山县，“南乡柴荡地高，间种花豆，则畏旱；北乡草荡地洼，戽水较易，则畏水；水旱偏灾，邑两受之。其田价恒随米价为低昂，明崇祯闲腴，田亩值十余两，瘠田三四五两，国初米贵，加赎之讼滋兴，石五六起租者值十五六两，六七斗起租者三四两，当时骇为极贵。康熙初米贱而役重，相率以有田为戒，中产则空券送人犹拒不纳，精产不过三钱五钱而已，自均田均役之法行，遂有置产数万者。至乾隆以后，北路三乡田每亩值二十余千，南乡盐司田每亩值三四十千，后亦渐减至六七折不等”。①据此可知，乾隆以后，金山县北路田每亩二十余千，南路田三四十千。以后何时减至六七折不等，应当是道光三年以后，②兹将乾隆以后价格以23千计。华娄的情况与金山县北部情况相若。若将1823—1829年田价为上述价格(23千／亩)的65％(六七折之中数)计，依照当时银钱比价(1：1300)，此时华娄田价应为合银11.5两／亩，与前面推求得到的12两／亩相近。 

因此，1823—1829年间华娄的中等田价大体上为每亩12两。 

一、房  屋 

城乡房价差异很大，因此必须分而论之。 

(一)农村 

    由于1823—1829年间华娄农村房价的记载阙如，我们不得不用近代的情况进行推考。 

    依据费孝通的调查，在1930年代前中期的吴江县开弦弓村，“修建一所普通的房屋，总开支至少500元”。③又，据满铁调查，民国25年松江县一农户建房3间，花费700元(支付瓦费200元)。④下面，我们对这两条材料进行分析。 

    依据当时的物价，在开弦弓建一所新房(三间)的费用，可折合米71石，而在华阳桥则为77石。又，依据田价，在开弦弓建造一所新房的费用相当于16.7亩水田的价格，⑤而在华阳桥相当于11.6亩水田的价格。⑥因此，1930年代江南的建房费大约相当于71—77石米(兹以中数74石计)，或者为1亩中等水田田底价的12—17倍(兹以中数15倍计)。 

    1823—1829年华娄农民的住房条件不逊于1930年代的江南。⑦依照两个时期的田价、米价，我们可以计算出1823—1829年华娄一户农民的住房，造价大约在170—180两之谱，⑧兹以低数170两计。 

    (二)城镇 

有关清代中期城镇房价的记载不多，所见者主要是以下诸条：a．乾隆二十八年，苏州的潮州会馆购买楼房15间(有门面1间)，价1010两，⑨平均每间67两。b．乾隆三十年，苏州的潮州会馆购买平房3间(无门面，由其他店铺出入)，价160两，⑩平均每间53两。C．乾隆三十七年，杭州旅苏人士在苏州关东北桃花坞，购得房屋一所作钱江会馆，“凡为楹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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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光绪《金山县志》卷一七《志余》。 

    ②道光三年的大水灾是江南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江南农业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参见李伯重：《华亭—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1829》第1章。 

    ③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93—95页。 

    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213页。又，华阳桥又名华阳镇，这里所说的镇是行政单位，包括镇(准确的称呼为华阳坊)以及附近农村，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见同书，第11—13页。 

    ⑤费氏言田底价为每亩30元，参见氏著：《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第205页。因此，500元建房费相当于16.7亩水田。 

    ⑥民国25年中等水田的田底价为60元／亩。参见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62页。因此，700元建房费等于11.6亩水田。 

    ⑦参见李伯重：《华亭一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1829》第3章(待刊)。 

    ⑧一所房屋的价格相当于74石米的价格，依照时价，合钱22.2万文，合银170两。又，一所房屋的价格相当于1亩中等水田田底价的15倍，1823—1834年华娄田底价为12两，依照上述比例，为180两。 

    ⑨乾隆四十六年《潮州会馆碑记》，收于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0—345页。 

    ⑩乾隆四十六年《潮州会馆碑记》，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40—345页。 

一百三十有奇”，“以白金七千二百两易之”，①平均每间(即每楹)55两。这样的大房舍，通常拥有可观的附属建筑和空间(如门厅、亭子乃至备弄、院落、围墙等)。d．道光二年，东越会馆在苏州十一都三十四图三腊湾买下房屋一所，计34间，又披厢6间，备弄2条，亭子1座，价银1500两；②平均每间37.5两，备弄、亭子尚未计在内。 

    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到，清代中期苏州城内(a、 b例)的房价，显然高于城郊(C、d例)的房价。在 a、b两例中，购买的房产仅只包括房屋，没有附属建筑，同时这些房屋看来不大，所占空间也比较狭小(在a例中，仅有1间门面，而在b例中，连门面也没有)。而在C、d两例中，购买的房产不仅包括房屋，而且还包括各种附属建筑和空间。如把这些也计入，则c、d两例中每间房屋的平均价格要降低不少。换言之，就每间房屋而言，a、b两例中房屋价格比c、d两例中的房屋价格高。导致这个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地价：城郊地价比城内低，因此房价也较低。同样地，由于地价的因素，城镇房屋价格通常较农村高。 

    1823—1829年华娄县城(亦即松江府城)的房价不详。据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八《建置志》计算，每楹屋的造价为府署30两，提督署164两。因此城内官府的建筑，每间造价在30—164两之间，中数97两。在相邻的上海县，嘉庆十二年旅居上海的浙绍商人购买楼房一所作为会馆。“浙绍各店，捐出本资足钱五百六十千文，绝买小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十铺、海关南首郑姓市楼房一所，随屋基地，东至大街，西至顾屋，南至汪屋，北至顾屋。在于郑同懋名下，收册过户。浙绍公捐，将房招租，除完粮白之外，余为中秋酹愿之用，源源承理”。③按当年的银钱比价(1：1065)，合银525两。此处所言市楼房，应即商业用房，且不附带各种附属建筑。该所楼房有房间多少不详，如以10间计，则每间房价当为50两多一些，与上面的a、 b两例的情况相似。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1823—1829年的华娄地区，农村一套新建住宅(三间住房以及附属建筑)的价格大约为170两，每间大约为50—60两；而在县城，每间房屋(旧房)价格也大约为50—60两。大体而言，城乡新建住房的价格，可以每间55两计。 

三、米(附谷、糠、稻草) 

    水稻产出稻谷和稻草，稻谷经过加工得到大米和米糠。其中大米是最重要的产品，但是稻草和米糠对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也十分重要。 

    (一)米 

关于1823—1829年华娄米价的直接记载不多，而且大多是灾年价格。由于灾年米价不是正常米价，因此这类价格不能作为讨论的根据。这里，我们主要使用王业键提供的数据进行讨论。 

王业键收集和整理的江南米价数字，是了解十八九世纪的江南米价最重要的依据。兹将其中有关年份的价格数字选出，以此为据，讨论1823—1829年华娄的米价，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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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乾隆三十七年《吴阊钱江会馆碑记》，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20页。 

    ②道光二十五年《吴县为东越会馆房契失慎烧毁给示勒石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72—273页。 

    ③《上海县为浙绍各店公捐中秋会告示碑》，收于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据表3，1823—1829年米价平均2.33两／石。此时期的银钱比价为1：1300，因此米价合3030文／石。兹以3000文／石计。 

    在《浦泖农咨》中还谈到两个米价：(1)“其米价如今年者，每石以六千结算”。(第35段)(2)“一亩约略以十工算，已须工食二千文。再加膏壅必得二千文……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第33段)据此，工本合计4000文，相当于1石米，因此1石米价格应为4000文。这两个米价，都与表3中的江南平均米价有很大出入。那么，江南平均米价适用于华娄吗? 

    为了弄清上述矛盾之处，我们首先应将道光三年至十四年的米价的变化情况作一考察。从地方志中的记载可见，在娄县，道光三年(1823)夏，“大水成灾……现市米价每石计银二两二钱八分(引者按：按照当年的银钱比价，约合2850文)，请照市价八折平粜以苏民困”；①而由于水灾引起歉收，华亭县“斗米至五百六十文，旋因川米接济，米价渐平”。道光五年(1825)，米价又上涨到“斗米六百文”。②在毗邻的南汇县，道光三年、十三年、二十九年因水灾，米价都曾一度达到每石6000文。③在上海县，道光十三年因“夏秋间霪雨……禾稻不登，民饥”，米价攀升到“每斗七百五千文”，但到了道光十五和十六年，却又因“岁稔”，米价大幅下落到“每斗二百八十文”。④换言之，在道光三至十四年之间，华娄一带的米价确实曾数次达到每石6000文的高价，与姜皋所说相符。但这是因为当年遭灾的缘故，一旦外米运到，或者气候改善，米价即下落。因此每石6000文的价格并非正常的价格。 

    其次，据表3中米价数字，道光十四年(1834)江南米价为2.96两，而当年银钱比价为1：1356。据此，当年米价为4010文，与姜皋所言相符。由此可见表3中米价数字与华娄地方米价颇为吻合。 

因此，上面据表3中米价数字得到的1823—1829年米价(每石3000文)，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二)稻谷 

    19世纪初期华娄义仓征收官租使用的标准为“一米二谷”。⑤因此一般而言，一石稻谷的价格为一石大米价格之半。这一点，在《浦泖农咨》中也可得到证实：“今年(1814)稻种每斗须三百文”，(第10段)又说“其米价如今年者，每石以六千结算”。(第35段)这个价格比与上述“一米二谷”的比例相符。在1823—1828年，米价为3000文／石，因此谷价应为1500文／石。 

    (三)米糠 

    碾米的副产品有米糠和谷壳，前者可以作为饲料，而后者不仅可以做燃料，⑥亦可掺入其他饲料一同喂牛。对于农家而言，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姜皋说：“米糠近年每斗六七十文。”(第22段)据满铁在松江县的调查，米糠1石约重50—60斤(兹以中数55斤计)，1.8石重1担。⑦1石米糠的价格，在抗战前为0.8—1.2元(兹以中数1元计)，而粳米9元／石。⑧亦即1石米糠的价格为l石大米价格之1／9，或1担(100斤)米糠的价格(兹以1.8元计)为1石大米价格的20％。如依此计，则1823—1829年华娄米糠价格(常价)应为每石330文(每斗33文)，或每担600文。⑨ 

谷壳价格不详，兹以米糠价格之1／3计，即为每担2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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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娄县绅耆道光三年的《请赈募捐公呈条款》，收于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一四《田赋志·赈恤》。 

②光绪《华亭县志》卷二三《杂志上·风俗》。 

③光绪《南汇县志》卷二○《风俗志·风俗》。 

④同治《上海县志》卷三○《祥异》。 

⑤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六《建置志》。 

⑥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30页。 

⑦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90、184页。米糠1石约52斤，又，米糠12市斤约合2斗。 

⑧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87—194页。 

⑨《浦泖农咨》第22段说：“米糠近年每斗六七十文。”这应是1830—1834年的情况。 

    (四)稻草 

光绪初，上海法华乡稻柴(即稻草)每担价120文，而白米每石1600文，①即1担稻草的价格相当于7.5升米的价格。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金山县的稻柴价格分别为0.28—0.30元／担、0.25—0.30元／担和0.5元／担，而米价则为7.3—9.7元／石、7.2—9.3元／石和10元／石，②即1担稻草的价格分别相当于3.4升、3.3升和5升大米的价格。1823—1829年华娄的稻草价不详，兹以1935—1936年金山的情况计，③即1担稻草的价格相当于3.3—3.4升米的价格。按照1823—1829年华娄的米价来计算，每担稻草的价格应为100文。 

四、麦与豆(大豆、蚕豆) 

    华娄地区的春花作物，主要是麦、豆④和油菜籽。由于油菜种植在本地区较少，因此这里主要考虑麦与豆。 

    (一)麦 

    《浦泖农咨》第33段说：“收成至好之年，不过一石有余，其价千文而已。”由此可知，在华娄，收成较好的年份1石麦价格大约为1000文。1830—1834年是灾年，因此上述价格应当是1830年以前的价格。 

    据李宗颖《禀赈务大略》，道光三年上海一带“雨水为灾，田庐被淹……现在散放赈银，并将前报明封储之，囤积米麦一万二千九百余石，除将大小麦五千余石先行拨粜，大麦粜价每升二十文，小麦每斤十八文，俾农民及时布种”。⑤亦即此时官府为帮助农民抗灾而提供的麦种，价格为每斤18文。小麦1市石重140市斤，⑥因此每石小麦价格应为2520文。不过这是灾年麦种价格，肯定大大高于正常年份的价格。 

    因此，这里我们采用《浦泖农咨》中所说的麦价，即1000文／石。 

    (二)豆 

在抗战前的松江县华阳镇，大豆价格为3元／担，米价则为9元／石，⑦即1担大豆与1石糙米的价格比为1：3。而在该调查的另外一处，大豆价格为10元／担，白米则为9—10元／石，⑧亦即1担大豆与1石白米的比价为1：1。两者相差很大。在毗邻的金山县，1935年和1936年大豆价格分别为4.2—6.4元／担和7.3—9.0元／担，而糙米价格则分别为7.3—9.7元／石和7.2—9.3元／石，1担大豆与1石糙米的价格比大致为1：1．6和1：1(均用中数计算)。1937年金山县大豆价格为4元／石，而糙粳为10元／石，⑨换算为担与石，1担大豆与1石糙米的价格比为1：3.5。⑩在无锡县，1937年大豆价格为5.50元／石(乡镇)—5.00元／石(县城)，而二级粳米价格则为6.O0元／石(乡镇)—6.50元／石(县城)；⑾换算为担与石，1担大豆与1石糙米的价格比为1：1.7。简言之，在抗战以前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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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法华乡志》卷八《遗事》。原作每石银洋1.9元，或每斤14文钱。兹依钱计，每石160斤，每石1600余文。如依照光绪1—10年银钱比较(1：1420—1720)和银洋重量(每枚0.73两)计，结果亦大体相同。 

②民国《金山县鉴》第六章《实业》第一节《农业》。民国二十四年价格原为0.23—0.28元，误，兹改为0.30元。 

③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物价可能比过去几年上涨。 

④麦包括大麦、小麦、元麦，本文中一律以小麦计；豆包括大豆和蚕豆。 

⑤同治《上海县志》卷七《田赋下·积储》。 

⑥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34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⑦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87—194页。 

⑧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29页。 

⑨民国《金山县鉴》第七章《实业》第一节《农业》。 

⑩大豆1担重100斤，1石140斤。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25、34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17页。 

⑾满铁：《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1年，第148—150页，参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80页。 

江及其邻近地区，1担大豆与1石大米的价格比约为1：1至1：3.5之间。平均约为1：2，①亦即1担大豆的价格大致相当于0.5石米的价格。兹以此计，则1923—1929年华娄的大豆价格应为1500文／担，或2100文／石。 

据满铁调查，抗战前松江县华阳镇蚕豆价格为3元／担，与大豆相同。②本文将蚕豆视同大豆，合称为豆，价格均为1500文／担，或2100文／石。 

五、布与棉(皮棉、籽棉) 

    华娄虽然是重要的产布地区，但并不产棉，所需棉花要从邻近地区输入。 

    (一)棉布 

    1823—1829年华娄的棉布价格，我们尚未发现。在文献中，有一些关于1823—1829年前后华娄及其邻近地区布价的记载。如嘉庆间纂、道光间增补的《寒圩小志》记：“其女勤纺织，匹布可售六七百文，不特贫者借以糊口，即稍有家者，亦资以利用焉。”据此，则嘉道时华亭县寒字圩镇一带，布价为600—700文／匹，中数650文，合银0.6两。③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杂记一》记载：“道光二十年庚子……连日讹传有割小儿肾者，一时皆裹大红肚兜，红布价贵(原注：每尺至六十文)。”亦即每匹价1200文，据当时的银钱比价(1：1644)，合银0.73两。但这是人心惶惶之时人们争购作避邪之用的红布价格，肯定大大高于正常布价。又据郑光祖《一斑录》，道光二十九年常熟布价为250文／匹，换算为标准土布，每匹425文，合0.18两。④但这也是特殊例子，不足代表正常情况。⑤ 

    张忠民估计嘉道时上海地区棉布市价，为上等布每匹0.3—0.4两；中等布0.2—0.25两，下等粗布0.1—0.15／两。⑥但他未列出证据，因此不知其所据。吴承明搜集了一些五口通商后外国人所记载的布价，其中与华娄关系较为紧密者有以下两条：(1)长21.5尺的“南京布”，每匹售0.4元。⑦“南京布”实即松江布，0.4元合银0.29两；(2)外销布，系由上海运广州出口，每匹0.9元，合0.49两。⑧但这些价格资料仍然嫌不足。 

    比较可靠的价格资料是19世纪中后期上海土布出口的价格记录，见表4。 

由上可见，1867—1895年出口土布价格大致在0.32—0.42两／斤之间，平均数0.36两。一匹标准土布重量为1斤略多，因此上述价格也可视为1匹布的价格。如果折算为铜钱，则布价在460—650文／匹之间，平均数572文。以当时的米价计，则1匹布相当于1.41—1.89斗米，平均数1.62斗。1823—1829年华娄1匹布之值如以平均数1.6斗米计，依照当时米价，应为48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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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1：3、1：1、1：1.6、1：1、1：3.5、1：1.7作平均，得1：1.97，四舍五人为1：2。 

②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87—194页。 

③银钱比价以1：1100计。 

④常熟一匹布的面积为0.83尺×17尺，需花絮12—13两。而据标准土布每匹重1.1斤(关秤)，幅阔1.2海尺，长20海尺(2丈)，重1斤(16两)。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因将常熟布换算为标准土布，每匹价为425文，其时银钱比价为2355：1，合银0.18两。 

⑤其时米价为2.20两／石(Yeh-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2—1935，table 1.1)。每匹价0.18两，仅相当于8升米的价格。除去棉价280文，余145文为工钱，合银0.06两，合米2.7升。这样的低价显然不符道光时一般情况。 

⑥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 

⑦R．M．Marl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l.11，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57、616页。 

⑧1817—1833年广州出口南京布1923.3万匹，价值1325.4万元。根据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v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0xford：Clarendon Press，1926—1929，Vol．Ⅲ，PP．308—384；Vol．IV， pp．4—370各表综合。 

    在清代中期的江南，在一般情况下，一匹重1斤的土布，其收购价格相当于3斤籽棉(俗称籽花)。3斤籽棉可榨皮棉(絮花)1斤许，皮棉1斤许又可纺纱1斤许，正合1匹土布的重量。根据学者的研究，1867、1870、1875年和1880年分别为1匹布的价格之35％、37％、25％、29％，以后则愈低。①大体而言，在19世纪前中期，由于纺织无利可图，因此大体上布价的1／3是购买原料的开支，余下的2／3则是工钱。②19世纪初期江南纺织一匹布所得的工钱，通常相当于1斗米。③1823—1829年华娄的情况亦以此计，按照当时的米价，纺织一匹布所得的工钱合300文，加上花(皮棉)价150文，则布价应为450文／匹，与上述我们所计算得到的布价(480文)相近，因此应当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兹即将1823—1829年华娄的布价以每匹450文计。 

    (二)棉花 

    从上表中可见，光绪初年皮棉与籽棉的价差为1：3.3—3.8，④亦即1斤皮棉的价格大约等于3.5斤籽棉的价格。⑤但是根据徐新吾等的看法，在清代中期，习惯上是1斤皮棉的价格大约等于3斤(或3斤许)或籽棉。在本文中，以1斤皮棉＝3斤籽棉计。 

    华娄棉纺织业所使用的棉花，来自邻近的上海、奉贤、南汇等县。光绪四年五月，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司勒方锜在为光绪《奉贤县志》所作序中说：“物产、民风，有不能无今昔之殊者，奉贤地多产棉，道光间棉值昂贵，每担率十数缗，今且不及十之三四也。”据此可知：(1)道光时奉贤棉价每担十余千，兹以13000文／担计。又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三○《祥异》，道光四年春，上海“棉花价贵(原注：每斤百四十文)，子尤贵(原注：每斤五十文，有种客花子者，青梗尚有收，紫梗全不结铃)。”此处所言棉花，为籽棉无疑。道光四年上海籽棉价为140文／斤，与上面从勒方锜所言推求得到的奉贤棉价(130文／斤)相近，可见当时松江府棉产区籽棉价大约为130—140文／斤。据此，皮棉价应为400文／斤左右。(2)光绪四年奉贤棉价为4550文／担。⑥这个数字高于光绪初年上海籽棉价(4025文／担)，⑦故肯定是籽棉。而光绪十至十三年上海皮棉价平均约为15500文／担。⑧简言之，光绪前期上海、奉贤一带籽棉每斤约46文，而皮棉每斤约150文。亦即大体上皮棉价为籽棉价的3倍，与上面的一般情况相符。 

这里要说明的是，道光时棉贵，首先是因为道光三年的大灾，但更严重的是道光九年以后阴雨不断，特别是道光十三年夏秋间霪雨，情况尤为严重。该年上海县木棉歉收，“每亩约一二十斤，乡民忽起捉落花，结队至田，主不能禁，有采铃子用火烘者”。⑨姜皋在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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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88、176、209页。 

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开支，但数量很小，兹忽略不计。 

③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的社会分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王廷元：《论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的劳动收益及其经营形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但是王氏认为1匹布要用3斤皮棉(净花)，不符事实，应依徐新吾的结论，改为3斤籽棉(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88、209页)。据此，则1匹布的收益合米1斗。 

④用(3.5／11.45—3.5／13.30)求得。 

⑤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94页。 

⑥13000文×35％＝4550文 

⑦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94页。原为3.50元／担。又，原文中只说“光绪初年”，而没有写出具体的年份。 

⑧因为没有光绪初年的数字，只好使用稍后的数字。棉价数字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94页。银钱比价依照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洋钱每个重七钱三分，在1823—1829年合钱970文，而在1823—1834年间合钱1000文。根据这些标准，光绪十年(1884)为13.30元／担(16700文)、十二年为14000—15000文／担、十三年为11.45元／担(14380文)，三年平均为15500文。 

⑨同治《上海县志》卷三○《祥异》。 

十四年也说：“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第38段)方行则指出道光时棉价上涨致使纺织无利可图，应是道光九年以后情况。①因此，1823—1829年华娄虽然棉贵，但远未达到1829年以后的水平。 

那么，1823—1829年华娄的棉价是多少呢?如前所言，此时纺织一匹布所需的棉花(皮棉)价150文，依照上面所谈到的光绪前期的情况，则籽棉价应为50文／斤，或5000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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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的社会分工》。 

六、盐 

在清代中期，盐是政府专卖商品，因此盐价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于私盐盛行，因此盐价也就有官私两种价格。 

史籍中关于19世纪初期江南盐价的记载很少，比较明确的是嘉庆十一年正月初十日，闽浙总督玉德、浙江巡抚清安泰奏：“乾隆五十九年户部行令开报盐价，经前任盐臣全德查核成本，每盐一斤卖银白一分六厘至二分二厘不等……(乾隆)六十年前运司秦震钧因银贵钱贱，每银一两换钱一千四五百文……定盐价以银易钱时价每斤卖钱二十四文至三十五文不等”。据此，嘉庆中期江南官盐价每斤24—35文，中数30文。关于私盐价，嘉庆九年五月十一日两浙盐政延丰奏：“(浙江)其行盐地方(有)正引、票引及帑地之分。票引中有肩贩挑销者为肩票，有商人设店住卖者为住票，又有肩住兼销者，均系附近场灶，成本较轻，卖价亦贱，如仁和等一十九县，每斤卖钱五六文至十八文不等”；“至帑盐地方，向因私盐充斥，官引不销，历经官为开辟整顿，准其减输课额，商人领帑运盐，成本卖价亦比正地轻减，如靖江等二十五县，每斤卖钱七八文至十八文不等。”(《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据此，长江南北产地盐价在每斤五六文至十八文、七八文至十八文之间，中数大约12文。又，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崇禄奏：“江苏苏州府昭文县，周发大等五人知通州盐贱，起意合伙贩私，收买二千余斤，共出洋钱三十五元，雇船一千文，雇人二百文。”(《刑科题本》，违禁类)当年(1816年)银钱比价为1：1177，1银元重0.73两，故35元合30072文。据此，每斤盐合11.6文。此系江南盐贱时南通私盐之价，运到苏州后会高一些。 

从以上两条可见，嘉庆时期江南盐价大约为每斤12文或者略多。在华娄附近的嘉定县，光绪初年盐价为每斤十数文，②与嘉庆时盐价相差不多。这些都是私盐价。 

道光时代松江府地区的盐价，张忠民据《淞南乐府》和《盘龙镇志》中的记载，估计即使盐场贩出，每担也在铜钱千文上下，而店铺售价每担高达2600—3000文，就是私盐也要卖到2000文一担。③亦即以私盐计，每斤为20文；以店铺售价(官盐价)计，则每斤28文。松江盐主要是本地消费，由于有私盐的竞争，因此盐价肯定较低。故本文中以每斤20文计。 

七、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