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历史典籍极大发展的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同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契合，纪事本末体史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趋势和特点。本文拟用 “通识”的眼光，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演变、发展的轨迹，编纂的特色，作一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晚清纪事本末体兴起的缘由 

纪事本末体史书受到晚清史家的青睐，并不是偶然的。首先，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反映历史事件上具有其它史书无法替代的优点，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和“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而用神”的优点，因而成为晚清史家记载战争史的首选体裁。其次，晚清客观变动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及时、准确地记录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呼唤推动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 

（一）章学诚“辨析体例”对晚清史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史书体例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体例。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家章学诚着重指出，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尽管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但同时也逐渐产生了流弊，章学诚认为：“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所拘，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i]纪传体由司马迁发凡其例，纪表书传诸体配合，具有很大的包容量，本是编年体后的良体。但是后世的修史者不知根据需要变通，“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纪传体发展到《宋史》、《元史》等集众修成的史书，史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废绝，“纪传体之最鄙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猬，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挽救，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会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ii]纪传体史书在发展中出现的流弊，要求史家必须因时变通，以纪事本末体补纪传体之不足。 

在深入辨析体例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是“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他采取的办法有二种：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用纪事本末体来改造纪传体。这样改造既保留原来纪传体中“本纪”的作用，又规避了“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的弊端。另一种办法是采用“别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章学诚对纪事本末体史书优点的分析以及改革史书编撰方向的设想，对近代史家历史体裁的选择上影响很大。陈其泰先生说：“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3](p239)魏源就是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因而比较推崇纪事本末体裁。他说：“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他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重要目的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嬗变之迹，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联系来考察史学的宗旨。他著的《圣武记》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研究清前期的历史事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为统治者借鉴为目的。魏源还对方略这种纪事本末体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略之体例，至乾隆而尽善。若康熙中馆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专载上谕，不载奏疏，既于情形不悉。且圣祖两征准噶尔，一捷于乌兰布通，再捷于昭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乌兰布通之役不复追叙，既于事无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载费扬古捷奏，则两创准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准噶尔方略》，则以前编补述雍正西师始末，正编扫荡准部、回部，且章奏文报灿然指掌。盖馆臣禀承睿裁，故体例明备。[4]陈黻宸十分重视史书体例，1902年著《独史》一文，阐明了他对史书体例的见解，其中对纪事本末体尤为推崇，他说：“而《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史例亦颇详矣。然读其书者，或能明理乱兴衰之故，而不能知笔削断制之意。要之，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二者，理各有当，义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于二者中择其一焉，则宜以纪事本末为准，此故读史者所易得而从事者。[5]这里，陈黻宸主要强调了纪事本末体在文字表述上“简约”的特点，读史者易于把握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问世，“于史界别辟一蹊径焉。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人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联系到晚清的历史现实，他特别指出：“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学最为相近，抑旧史学进化之极轨。[6]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的评价，强调了它在增加人们历史智慧方面的价值，认为这种史体同新史学重视事件的发展方向使一致的。 

由上可知，晚清史家之所以重视纪事本末体，同它的优点密切相关。纪事本末体史书，因事立目，独立成篇，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容纳众多的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协调一致；同时，它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和产生的影响。    

（二）变动的时代呼唤纪事本末体的繁荣晚清变化的时代，需要有一种“宜疏不宜密 

的新史体来重写历史。而编年体和纪传体都过密，不适应于近代形势的需要，“惟记事一体，虽于史法中最疏，而求以当前之急用最宜。然惟其法之疏，乃更贵于作者之能别出心裁，或取或舍，或详或略，皆有凭于作者密运其心，独抒己见，而后可以不为旧史成规所束缚，而成为一部人人易读之史。[7](P17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真正促成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还是鸦片战争时期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急剧转折，中国以往的历史阶段从没有象晚清这样的“巨变”，这样的“变局”，这样的历史信息的高度浓缩。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西方列强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中国的开始，其后，中国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中饱受凌辱，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西方国家用强力的手段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打断了中国社会文化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演进的进程，史学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时代条件进行改革。魏源面对千古未有的历史变局，发出了“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环体，其自西而东乎？地气天时变，史书体例亦因时而变。[8]陈黻宸也认为晚清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敢于创新体例撰写历史：“况今日之史尤有不得不然者，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卑，义殊华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9]纪事本末体史书因民族救亡斗争而突放异彩，产生了一批反映反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纪事本末史书，具体情况参见下文。面对纷繁复杂的战争，作者用纪事本末体撰写，就可以选择最能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事件，对于某些同战争没有密切联系的小事，或者个人就可以略去不写。比如，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设立篇目的依据就是要能反映“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爱国思想。《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于光绪丁酉（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衅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东篇第三；金旅篇第四；辽东篇第五；山东篇第六；海军篇第七；议款篇第八；台湾篇上第九；台湾篇下第十；表第十一（未刊）；图第十二（未刊）。这些篇目记载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由于采用纪事本末体来写，因而它的价值凸现出来。邵循正主编的《甲午战争》说：“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10](P2) 

晚清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这时期的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关注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从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反映各阶层浴血奋战的斗争，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选择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又便于传播历史智慧的纪事本末体，确是时代的召唤，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二、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趋势 

晚清是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用来记载战争。为了比较清楚地了解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概况，编者依据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和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遗文志拾遗》为主要资料，将晚清的纪事本末史书列表如次，目的是提供一个宏观的背景，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阐述。  

从上表可以看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方略编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清代官修方略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殊形式，有人称之为“别体，[11]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料汇编性质的纪事本末史书。它经过乾嘉时期的繁盛，到了同光二朝逐渐走向低落。这一时期，清统治者设方略馆，简任大臣，如上表所示编写了五部方略。这五部方略汇编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边疆少数民族起义的重要资料，但是却没有写清楚战争发展的来龙去脉，战争爆发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争的进程和因果嬗变之迹，以及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编撰方面，同光二朝方略仍因袭前朝的方法，主要是按照时序，汇集君臣的上谕和奏疏，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臣工的奏疏。这种编撰方法同时代赋予纪事本末体史书应该明晰地记载战争，“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鉴往知来”的宗旨不吻合。就内容而言，晚清方略仍是歌颂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以及皇帝的谋略，对于如何解决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局面，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方略的衰落，表明时代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要求史书编撰形式也要不断变革，否则将会被时代淘汰。  

（二）仿效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方式，又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后，又见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12]梁氏所论揭示出传统纪事本末史书显著特点，即以编年体和纪传体作为蓝本，由作者以纪事本末体例，取资一书或抄取群书而成。因此，某种程度传统纪事本末史书可以视为是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缩编本，很难体现著者的研究成果和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晚清学者在继承传统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撰述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等五部纪事本末史书。它们在编撰上的共同特点是，不再满足简单的“钞书”，而是把“钞书”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如李有棠著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正文“俱本正史”，对其所记史事，按专题纂辑，缕析条分，基本上做到了章学诚所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方面与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并无不同，只是在征引资料上更加丰富。这二部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的“考异”。李有棠说：“凡事有同异，词有详略，兼仿裴世期补注《三国志》及胡身之注《通鉴》，取温公所著《考异》三十卷散入各条例，小注分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以便浏览，以资考证。[13] “考异”是二书下功力最多的地方，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考异”征引的书目近百种，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少地方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尽管辽、金纪事本末有上述不足，并且征引过繁，但编纂者力图增加该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编撰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足以说明后期本末的特色。[14]（P13） 

（三）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成为记载战争，记载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体裁。从表列中反映，这类史书共有36部（包括6部方略）。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纪事本末史书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起迄自如，首尾连贯”，利于彰显历史发展大势有关联；同时，与西方章节体史书的编撰方式输入中国，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影响也有间接联系。晚清是“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了5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三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以及数十起国内战争、民族斗争。对于这些战争，几乎都有相关的纪事本末史书及时地记录下来。如记载鸦片战争的史书就有《中西纪事》和《夷氛闻纪》，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的就有《粤氛纪事》和《粤东剿匪纪略》等，记载甲午战争有《东方兵事纪略》等。 

（四）官修本末所占比重减少，私修本末蔚然成凤。从表列中反映，官修本末只有六部方略，其它34部都是私修本末。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晚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削弱，“经世思潮”再度复兴，使得私人修史环境相对宽松，保证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著史弘文表达爱国热情，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倡言变革。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为其“成一家之言”提供了条件。再者，纪事本末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它要求简明扼要地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资料丰富性上不象历代正史苛刻，私人只要有锐敏的“史识”，就能完成撰述的任务。这在晚清动荡的社会，战争频仍，事件众多的时代，为私修本末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官修本末之所以不多，可能和晚清史馆修史制度和纪事本末体自身特点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所体现的不同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趋势，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产物，也是史学家顺应形势，勇于革新的杰作。在史体的发展历程中，只有适用时代的要求，“化腐朽为神奇”，传统史体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特色及其发展轨迹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体在晚清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前文表列所示。经过对这些史著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晚清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因此总结晚清纪事本末体发展的特点和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体，经过魏源、夏燮、梁启超等人的变通和改造，在史书编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纪事本末体不再是单一的史体，晚清史家充分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纪事本末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要使这种史体适应晚清客观形势的需要，史家必须进行变通和改进。魏源撰著的《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夏燮撰著的《中西纪事》则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难记》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15]这里，作者以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战役中殉难的官民事迹记录下来。这样处理，把人物和事件紧密结合，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重视叙事，忽视了人的精神的跃动。从夏燮的改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还看到了典吏全福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编年体和纪传体才能克服纪事本末体在写史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说：“我所认为中国史学最精邃之深义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初若不见其事。[16]（P169）夏燮的尝试实际上就是用编年体对纪事本末体进行改造的尝试，不管这种改造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样做本身对后世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是有借鉴意义的。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理论阐述最透彻，在体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尝试。在编撰方法上，晚清史家努力克服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纪事范围太窄的弊病，注意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扩大纪事本末体记载事件的范围。这方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是他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成功尝试。梁启超认为，改造纪事本末体首先要确定“史迹之集团”。因为，划分“史迹之集团”意义相当重要，如他所说：“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17]《戊戌政变记》就是梁启超用“锐敏的眼光”，把戊戌变法作为“史迹之集团”来看待的。举凡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梁启超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中。这种全体相表现在梁启超“因事命篇”时，特别注意事件之间的联系，全书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为任用始末》所叙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作为主线构建全文框架。在阐述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强调康有为的影响，但这样记叙并没有阐明变法的远因，故梁启超在附录里设《改革起源》，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四个阶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为响应始末》衔接。在阐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以《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纪》二卷六章来叙述，篇和篇之间相互照应，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 

梁氏所确定的“史迹集团”，不仅着眼于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空间方面的意义。《戊戌政变记》叙述维新变法运动时，《新政诏书恭跋》主要记叙了中央方面变法的实情，但是梁氏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的情况，因此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对中央以外变法实情作了较完整的叙述。如刊登梁启超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清廷实行“废八股，兴学校”政策的结果，这就照应了《新政诏书恭跋》对维新事业的论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绩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 

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刷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