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叶春及《惠安政书》九《乡约篇》谓： 

惟皇制建府、置县、划乡、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敷政教。 

朝廷命官，至县级乃止，县以下无职官建置，所以说'建府、置县、划乡、分里'；而乡约制度实际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补充，所以说'佐令敷政教'。从县级职官行政权力的角度来看，有人又视之为县级职官的'权柄下移'或与民'共治'，即地方行政制度的延伸。如洪富《青阳乡约记》所谓'有司以权柄下移为讳'和叶春及《惠安政书》九《乡约篇》所谓'知县愿与共治'。 

叶春及《惠安政书》九《乡约篇》又谓： 

凡老人里甲，于申明亭议决。坐，先老人，次里长，次甲首，论齿序坐。如里长长于老人，坐于老人之上。 

里老（耆老）同里长、甲首合作、乡约制度同里甲（保甲）制度配套。周之夔也曾指出这种合作和配套的关系：'乡约以训迪之，保甲以稽察之' [37]，'彼保甲者与乡约相表里'[38]。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的补充和延伸，作为里甲（保甲）制度的配套，乡约也有其办理公共事务的场所即约所。 

明代洪武年间，各地多建申明亭和旌善亭以为约所；明代洪武年以后，申明亭和旌善亭废多存少，各地或修建旧亭、或新创约所。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于'申明亭'条下有注云： 

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39] 

这里记录的是明代宣德年间所见的大致情况：'申明、旌善二亭'，邑里皆置而多废。 

我们从明嘉靖版《清流县志》卷之三《古迹》里也看到了'申明、旌善二亭，……故址犹存'的记载[40]。我们从叶春及《惠安政书》里看到的是更为详备的印证。 

《惠安政书》一《图籍问》记：'父老所居旌善、申明亭，匪邑然也，里皆有之，今废久矣'；《惠安政书》二《地里考》亦记?（邑）作旌善、申明亭，又各都皆建亭'；《惠安政书》四至八列表说明惠安境内下埔、盘龙、琼田、下浯、驿坂、承天、下江、前黄、前塗、上郭、尹厝、举厚、峰前、仙塘、后郑、东张、袁厝、吴厝、通津、前塘、象浦、员庄、前头、梁山兜、白崎、里春、下安、大拓、黄田、扬宅、苏坑、凤洋、许塘、乌石、仓边、赤厝、许山头、刘厝、张坑、大吴、坑北、前庄、上庄等43个乡村置有申明亭。《惠安政书》将申明亭分别登记为'今申明'、'旧申明'和'申明'三类。'今申明'应指当时新创并使用的申明亭，叶春及在惠安知县任上有'创亭以为约?的记录[41]，'今申明'当是他在这方面的政绩；'旧申明'应指已废置不用的旧约所，'申明'则可能或用或废也。 

明代崇祯年间，周之夔《藤山大庙铺保甲册序》也记录了'往时'各有约所、当时仍有约所的情形：'往时冯巷、睹桥二铺各有约所，后以湫隘汇归大庙（约所）'。[42] 

明代洪武年以后新创的约所往往以寺庙为之。如王守仁《乡约教谕》谓：'立约所，以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43]又如叶春及《惠安政书》一《图籍问》记：'乃行乡约，多栖佛老之宫、丛祠之宇'。[44] 

泉州《重修溪亭约所碑记》记： 

其建于溪亭者，自前明永乐间始。旧制两宫俱一落，左祀天上圣母。圣母，水神所化生者，前人之塑像于此，盖谓此地正南方，离火之位，故欲以水胜之，非偶然崇奉已也。至其右，祀田都元帅，则所籍以为一方之镇、一境之主。[45] 

洪富《青阳乡约记》记： 

吾乡有石鼓庙，旧宇倾圮。庄子捐已赀而一新之，于是崇明黜幽，迁佛像于其东西傍，而中为众会之所。 

周之夔《藤山大庙铺保甲册序》记： 

大庙墩者，全城之最高处也。祠文昌而翼士谷，故名焉。代多显人。予大父与先子两预修葺之任，又拓其宇以饮射读法，彬彬如也。往时冯巷、睹桥二铺各有乡约所，后以湫隘汇归大庙。[46] 

清乾隆版《安溪县志》卷之十《寺观》记： 

显应庙，在县南厚安村。神姓陈名潼，唐时人。大顺中，长官廖俨招集流民以神为都将，戍溪南。既没，民就旧宅祀之。宋嘉定十六年锡今额。嘉熙三年重修，邑人余克济记。即今之乡约所也。[47] 

又记： 

狮子宫，在龙山下，即今乡约所。[48] 

又记： 

官桥宫，为宣讲乡约所。[49] 

又记： 

科名庵，里中讲约所。[50] 

类似的例证尚可枚举。 

约所以寺庙为之，其主要用意盖在于借助神明的威慑以强化乡约的社会控制效能。叶春及《惠安政书》十《里社篇》对此有相当生动的记录： 

父老听一乡之讼，如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不肯输服，与凡疑难之事，皆要质于社而誓之。凡誓，鸣鼓七响，社祝唱：跪。誓者皆跪。社祝宣誓词曰：'某人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誓毕，誓者三顿首而退。[51] 

周之夔亦记：藤山'大庙既为乡约公所'，'然则衣冠之所集、礼法之所施、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率，与夫官师之所材、鬼神之所福，咸取斯地'。[52] 

四 

关于'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和程序法原则，叶春及在《惠安政书》九《乡约篇》里，'钦遵圣制'即遵照'国家之法'有所阐述。归结起来，为如下八项。其一，里老（耆老）资格的公众认定原则。'选高年有德、众所推服者充耆老'，'众所推服'不是里老（耆老）本身具备的资格，而是公众对其资格的认定。 

其二，'里老（耆老）听讼'权的不可处分原则。在里老（耆老）的受案范围内，'一切小事，务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不由者，不问虚实，□杖六十，发回'，'已经老人里甲处置停当，顽民不服，展转告官，捏词诬陷，正身处以极刑，家迁化外'；对不经或不服'里甲老人理断'的越诉者，'官吏不即杖断，稽留作弊，诈财取物'或'不察所以，一概受理'，罪之；而'里甲老人不能决断，致令赴官紊烦者，亦杖六十，仍着果断'。 

其三，'里老（耆老）听讼'的受案范围原则。此原则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受案的地域限于本里，'事干别里，须会该里老人里甲'；一是受案的性质限于民事，'以十有九章听民讼：一曰户婚；二曰田土；三曰斗殴；四曰争占；五曰失火；六曰窃盗；七曰骂詈；八曰钱债；九曰赌博；十曰擅食园林瓜果；十有一曰私宰耕牛；十有二曰弃毁器物稼穑；十有三曰畜产咬杀人；十有四曰卑幼擅用财；十有五曰亵渎神明；十有六曰子孙违犯教令；十有七曰师巫邪术；十有八曰畜践食禾稼；十有九曰均分水利'。至于刑事案件，'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 

其四，'里老（耆老）听讼'的自诉原则。诉讼当事人'自来陈告，方许辩理。闻风勾引者，杖六十。有赃者，以赃论'； 

其五，'里老（耆老）听讼'的合议原则。此原则包括本里之事由本里老人与里甲'公同议决'、'事干别里，须会该里老人里甲'； 

其六，'里老（耆老）听讼'的决断原则。'一切小事，务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里甲老人不能决断，……仍着果断'； 

其七，'里老（耆老）听讼'的适用调解原则。'小事不平，父老同众劝戒，'使'讼者平之，相揖而退'。 

其八，'里老（耆老）听讼'的错案责任追究原则。'循情作弊，颠倒是非，依出入人罪律论'。 

上记原则乃出于'平讼息争'的考量，是为实现'里老听讼'的有效性而设置的。 

王守仁、黄承玄、蔡献臣、李光地等人也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阐述了上记原则。如黄承玄《约保事宜》谓： 

纪善戒恶之后，凡有彼此争竞及冤抑不伸者，俱以实告，约正询之保长，参之舆论，以虚心剖其曲直，以温语解其忿争，务令两家心服气平。……如有重大事情须白官府者，亦必先经约会，然后告官。[53] 

这里集中地阐明'里老（耆老）听讼'的自诉原则、合议原则、适用调解原则、受案范围原则等。又如，李光地《丁酉还朝临行乡约》谓： 

诸乡规俱照去岁条约遵行。我已嘱托当道，凡系人伦风俗之事，地方报闻，务求呼应作主。但恐我辈用心不公、处事不当，或心虽无私而气不平、事虽无错而施过甚，则亦于仁恕之理有乖，皆未足以服人心而取信于官长也。嗣后举行旧规，必酌其事之大小轻重，可就乡约中完结者，请于尊长会乡之耆老，到约完结。必须送官者，亦请尊长会乡之耆老，僉名报县惩治。如事关系甚大，而有司呼应未灵者，乡族长老僉名修书入京，以便移会当道。最忌在斑白退缩，袖手缄喙。[54] 

这里亦语涉错案责任、受案范围、合议和不可处分等原则。 

'里老（耆老）听讼'的合理性则端赖于'合依常例'即遵从先例的判例法原则。常例也称民间俗例，指在一定地域内通行的、不成文的民间习惯法。 

民间俗例是乡土社会成员遵守的常例，也是'里老（耆老）听讼'遵从的先例。 

举例言之。王守仁《乡约教谕》就'里老（耆老）听讼'受案范围内的'钱债'一项有如下规定： 

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55] 

所谓'毋得磊算'即'利息不得滚入母金'。这是闽台民间俗例之一种，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书里见有报告[56]。作为民间俗例，'毋得磊算'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应知的'常例'，也是'里老（耆老）听讼'必遵的先例。王守仁要求构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合依常例'，而里老（耆老）则当遵照判例法原则、遵从先例做出判决。当判决合于'毋得磊算'的民间俗例，'里老（耆老）听讼'也就取得了合理性。 

在'里老（耆老）听讼'受案范围内的'钱债'项下，又有'大孙顶尾子'、'嫡全庶半'、'父债子还'、'麻灯债'、'新正不讨债'等民间俗例，乡民的做法合于民间俗例则视为合理，里老（耆老）做出的判决亦以合于民间俗例为合理。 

民间俗例即民间习惯法具有明显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 

叶春及《惠安政书》九《乡约篇》据礼制定了各项规定，试图将乡土社会纳入礼治的轨道。他并且自称?知县尝上书于朝曰：国家制礼，达乎庶人'[57]。叶春及很好地表达了官府的意图和意见，官府的意图和意见也部分地得到实现和贯彻。乡约的行为准则'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完全合于礼的精神。民间俗例即民间习惯法也包括了礼的内容、也具有礼的取向。 

然而，民间俗例民间习惯法并不尽合于礼的规定，还包含有非礼的部分、具有非礼的倾向。 

例如，叶春及《惠安政书》九《乡约篇》据礼规定'不得匿丧成婚'，而在福建（包括台湾），'居丧百日内可以成婚'却是可以公然言之、公然行之的民间俗例。 

又如，长幼有序是礼的基本规定，而'在厝论叔侄，在外论官职'的民间俗例将这项基本规定大打折扣。李光地《丁酉还朝临行公约》规定： 

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众讯实，复命尊长而劝戒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风俗。[58] 

上文简要描述了'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程序和判例法原则及民间俗例即民间习惯法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 

从'里老（耆老）听讼'的原则和民间俗例即民间习惯法的取向可以看到：具有自治性质的乡约制度从来是在'国家之法'允许的范围之内运作；'里老（耆老）听讼'所依据的民间俗例即民间习惯法具有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因此，我们不应认为乡土社会是'无法'的社会或'礼治'的社会。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礼法兼施'即所谓'礼法之所施' [59]乃是闽台乡土社会的传统。 

2001年1月3日于福州寓所之涵悦斋 

注释： 

————————————— 

[1]《重修溪亭约所碑记》碑，道光七年（1827）勒石，1996 年出土于泉州市区某建筑工地。引文据陈健鹰《读碑三题》，载《闽台风俗》创刊号，1997年12月； 

[2]何乔远：《闽书》第1册，第9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28页，第32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七，第13页，福建省图书馆藏本； 

[6]李世熊：《宁化县志》，第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转引自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第168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 

[8]胡建伟：《澎湖纪略》，第149页，台湾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9]《明史》卷七九《食货一》，第206页，《二十五史本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10]《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第428页，《二十五史》本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11]马性鲁：《顺昌邑志》卷之二《公署志》，第24页，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 

[12]何乔远：《闽书》第4册，第3598-359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71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3]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80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4]马性鲁：《顺昌邑志》，第24页，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 

[15]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三《艺文志》，第330-333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6]庄成：《安溪县志》卷之五《宦绩》，第17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7]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五《秩官志》，第165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8]江远青：《建阳县志》卷之九《职官志》，第347页，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7月版； 

[19]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三《艺文志》，第340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20]何乔远：《闽书》第2册，第191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五《秩官志》、卷之十五《艺文志三》，第167页、第457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21]参见郑振满：《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七，第13页，福建图书馆藏本； 

[23]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3-1382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24]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83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25]蓝鼎元：《东征集》卷五，第239-24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本； 

[26]李光地：《榕村全书》，书藏福建师大图书馆； 

[27]《训俗遗规》，道光十年（1830）新刊，培远堂藏版，书之正文第1页上端有'南安陈氏家藏'印记； 

[28]丁日健：《治台必告录》，第361页，台湾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29]语见叶春及：《惠安政书》第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引自张廷球：《龙岩州志》第330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31]李光地：《榕村别集》卷五，第15页；[32]王凯泰：《台湾杂咏》，见《台湾杂咏合刻》，第42页，台湾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33]何竟山：《台阳杂咏》，见《台湾杂咏合刻》，第66页，台湾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34]唐赞袞：《台阳见闻录》，第143页，台湾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35]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7年 第3版，转引自《社会学概论》，第3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引文据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郭志超教授提供的《青阳乡约记》抄本； 

[37][38]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3页、第1378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39]引自《日知录集释》，第284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40]陈桂芳：《清流县志》卷之三《古迹》，第7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1]语见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7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43]转引自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之十三《艺文志一》，第330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44] 语见叶春及《惠安政书》，第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5]引文据陈健鹰：《读碑三题》，《闽台民俗》创刊号，1997年12月； 

[46]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7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47][48][49][50]庄成：《安溪县志》卷之十《寺观》，第314-317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1]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4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2]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7-1378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53]转引自郑振满：《明后期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4]李光地：《榕村别集》卷五，第12页； 

[55]张廷球：《龙岩州志》，第330-331页，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56]见《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第63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7]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8]李光地：《榕村别集》卷五，第14页； 

[59]语见周之夔：《弃草集》第3册，第1377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