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的说法，《周易》的产生经历了几个关键的阶段。第一、在远古时代，伏羲根据他对自然界的理解，画出了八卦，上可通神明之德，下可类万物之情。第二、八卦产生之后，后人将其两两相重，形成六十四卦，进入夏朝以后，六十四卦的最初形态《连山》易形成，《连山》以艮卦为首卦，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第三、进入商朝，演变成《归藏》，首卦是坤卦，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即万物始发端于大地，终又归藏于大地。《连山》《归藏》早已失传，在近年的考古中发现了《归藏》的残本。第四、商周之际，“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对《易经》的卦序做了调整，以干卦为首，并选择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卜辞写在每一卦的后面，其子姬旦由对爻辞进行了整理。第五，春秋时期，孔子以及其弟子做《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本《周易》之中，文王、周公所作部分称为的《易经》，孔子及门人所作部分成为《易传》。《经》和《传》构成了《周易》的基本内容。现代有很多学者对易经和传的产生过程提出质疑，提出种种说法，不是本文所探讨的话题，在此从略。
《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儒家将其列为群经之首。从历史的角度看，《周易》本来是一本卜筮之书，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本以“推天道明人事”为基本理念的文化典籍。《周易》肇端于上古，成书于商周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周易》中包含有丰富的古代教育起源和发展的资料。
一、以筮为教
易本卜筮之书，上古社会非常注重卜筮的教育。据《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人认为，八卦即是人类与神沟通的工具，也是圣人对万物规律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先秦典籍《尸子》记载：“伏羲始画八卦列八节而化天下。”这清楚的表明，伏羲画卦可以教化天下。在夏商周时期，卜筮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1、卜筮是殷商以前政治和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卜和筮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种术数活动。当时人们决定重大事项之前，要用火灼龟甲或牛的肩胛骨，根据灼开的裂纹来推测人事的吉凶，这种占法即是龟卜。史载最早的卜的资料，是商周时代刻有卜辞或占卜符号甲骨。而筮是《易》占的方法，根据《系辞》记载:“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周易》之中用五十根蓍草来占卜，占卜过程中有复杂的数字的变化，古人认为，这些卜筮过程和数的变化都是行鬼神之道，展示鬼神的奥妙和其对人间万事的力量。用五十根蓍草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演算，得出一个卦象，根据卦象和卦爻辞判断吉凶。龟卜的产生年代要早于占筮，龟卜的内容比较简单，而占筮则引进了数学概念，有着比较复杂的演算过程。《易》占提出了一套富有辩证思维的数学模型，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识，《易传》提出“人谋鬼谋”之说，认为《易》的卜筮活动是鬼神昭示和人逻辑分析的综合。八卦的产生过程、筮仪的制定都体现出了人（圣人）的智慧，筮仪之中的随机过程则体现了“鬼神”的意志，根据具体情况对占筮结果进行分析判断，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易》也关注根据不同情况对结果进行理性分析。《易》占以阴阳变化为核心、重视数理、重视易象、重视理性分析，这些特征决定《易》占比起龟卜更为复杂和进步。所以，《易》占是先民走向理性与神性相结合的第一步。
在殷商及其以前时期，与“鬼神”的沟通是国家的大事。《尚书》《周礼》等书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礼记.表记》）《尚书·洪范篇》作为记述远古大禹政治管理活动的原始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占卜吉凶在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洪范篇》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疆，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噬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逆于人，用静吉，用作凶。”[1]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社会的政治决策取决于国君、卿士、庶人、卜、筮五方面因素，卜、筮的意见至关重要，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只是起一定的参考作用，而卜、筮的结果却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教育机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XIANG）。”在殷商以前的教育活动中，占筮教育占有主要地位。从殷墟出土的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贵族几乎无事不占。学习卜筮是贵族子弟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条件。《蒙卦》是《周易》之中专门谈论“启蒙教育”的卦，《蒙卦》的卦辞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筮”既是“卜筮”，是古代学习的内容。儿童学习卜筮的方法以后，进行卜筮得出一个结果，求教与老师，在第一次卜筮后，老师就给他解释相关卦爻的含义。但卜筮和教育都是具有宗教性的神圣活动，不可当作游戏，如果天真的儿童把他当作游戏，再三的卜筮就亵渎了庄严的仪式，但这些活动只是儿童天性的反映，也不便于处罚，所以老师就沉默不教了。这一卦的内容反映了古人对儿童教育和占筮教育的重视。
3、从殷墟甲骨文看占筮与教学的关系
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殷商之人在选择建学地点、上学日期、教师人选以及课程安排之中，都要占问吉凶。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教育水平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也反映了殷商之人对于教育活动的重视。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夏朝已经有了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国学，小学是乡学。甲骨文中已经有“大学”的纪录，在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归藏》易学为核心的卜筮教育、人伦和人格教育、军事教育、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和“舞”的教育。
商代甲骨文卜辞已经出现了“学”字，并有多种写法，有人概括为四式：
图一：甲骨文中的“学”与“教”
（毛利锐 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 65页）
对甲骨文中的“学”与“教”字的含义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教学活动与占筮的关系。在甲骨文之中,“教”和“学”是相通的。在甲骨文中，“学”字包含由三个要素：第一：教与学的活动，“   ”（表示两个人的学术授受的场景），，第二：教学场地“介”，（介是房子的侧影。）第三：教学内容--“爻”，指卜筮时候蓍草交互的样子，在这里就是指占筮活动。占筮活动是先民与鬼神沟通的基本途径，认为占筮结果是神灵对吉凶祸福的昭示，“占卜”就成了殷商时期的贵族子弟的重要学习内容。在甲骨文中，“教”字也可以读作“学”，
从“学”字可以看出殷商之人对于教育内涵的基本理解。殷商时期的教学活动的主要的内容之一是“爻”，也是“教和学”这两个文字起源与对商代流行的《归藏》易的学习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以沟通神明、昭示祸福为目的的卜筮活动贯穿了殷人教育活动的始终。
二、神道设教与观民设教
1、神道设教
在《周易.观卦.彖辞》中记载：“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是“卦名”，下卦为坤，上卦为巺。盥，古代祭祀宗庙（神灵）的时候，用香酒浇灌地面的降神之礼。荐，就是“敬献祭品（飨）（太牢、少牢）”。有孚：就是心怀诚敬。颙：诚敬、肃静之貌。忒：差错之意。这一段话翻译成白话：“在祭祀神灵活动中，当你观仰了祭祀开始时候的以倾酒灌地的仪式，即使不看后面的奉献祭品的细节，你都会生起诚敬肃穆的情绪。在下面观礼的君子和民众会因此受到教化。天地自然之神，可以使四季运转丝毫不差。圣人就采用“神”的昭示来教化天下，天下万民非常顺伏。”这一段《彖辞》应该是对古代以“神道”教育民众活动的一个总结。
在华夏大地上，最初的国家起源阶段，神权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已为众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所证实。《国语·楚语下》曾记载一则故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慧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嗥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重黎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别分主者也。” [2]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上古时代普遍盛行着巫术，最初只有极个别的人具有和神沟通的能力，这就是“觋和巫”。到了少嗥帝时期，人们不满意个别的觋和巫垄断神权，每一家、每一个氏族都直接和神沟通。导致了神权和政权的混乱。在颛顼即位以后，他取消了散漫杂乱的巫教，取消了普通人与神沟通的权利，（这就是绝地天通）。巫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开始由最高首领所掌握；在帝尧执政时期，又有异族打破了统一的神权，出现了民神杂揉的论乱局面，帝尧又一次“绝地天通”，剥夺异族和普通人与神沟通的权利，形成了政教一体化的权力构架，并为夏、商等后世所继承。
在《尚书.洪范》篇记载：“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3]大禹继承鲧的事业而兴起，上天就赐给大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社会人伦的常理由此确立和延续。在这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在确定了神权的专属性以后，确定与神交流的仪式、规则就逐步统一和固定了。与神灵沟通有多种途径，其中祭祀和占卜是最主要的途径。统治者在取得神权的垄断之后，就逐步整理出一套规范的占卜和祭祀仪式，并给这些赋予人伦秩序的意义。这些仪式成为上古教育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神道设教”的重要教育思想。
《周易》之中还有很多地方都反映了上古社会天帝、鬼神的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谦卦》的《彖辞》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自满自大），充实谦虚，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自大自满），施福谦虚，人类的规律是憎恶盈满，爱好谦虚”。在《周易》中，天帝、鬼神具有国家祭祀、卜问吉凶和维护人伦道德的种种属性，这就为上古社会采用“神道设教”思想教化民众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观民设教
在《周易.观卦.象传》云：“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此句大意是和风吹在地上,使万物广受感化，就是“观”之卦象。先代君王因此省巡万方，观察民风民俗，设布教化。”宋代易学家刘牧指出：“风行地上，无所不至，散采万国之声诗，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4]《贲卦.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即“纹”，纹路之意，可引申为规律。此句的大意是：观察人类的内在规律，来教化天下的人民。
自殷周至春秋时期，神与人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殷商以极其以前的时期为强调“神性至尊”；西周以后，人文思想开始逐渐兴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神性与人性的互补时期，到了春秋的中晚期，人文思潮蓬勃兴起，对于人和现实因素的重视超过了对“神意”的信仰。
殷商之人，每件事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早期，已经有轻占卜而重人事的倾向，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皆俱，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5]在武王出师伐纣之前，进行龟卜，得出不详得预兆，占卜的同时又有风雨突至，许多大臣感到畏惧，只有姜太公不管龟卜的结果，强劝武王出兵，结果大败商纣王，奠定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但是，当时对卜问鬼神并没有形成普遍的怀疑，姜尚的行为，只是少数智者的特例而已。进入春秋以后，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增强及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天命鬼神”开始从至高无上的地位下滑，过去人们认为吉凶祸福来自天命鬼神，在《左传·桓公十一年》中：楚国的斗廉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的记载，虢国的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在这里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根据《论语.雍也》记载：“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怎么样才算是有智慧？孔子说：专心致志的教育人民走向人伦的道义，尊敬鬼神但保持距离，这就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这反映了孔子在教育民众的活动之中，虽然要求尊敬鬼神，但最关注的是人伦秩序。到了战国后期，荀子提出了“善于易者不卜”和“人定胜天”的命题，使易学逐步进入哲理阐发的时代。《周易》也逐步由一本占卜书籍演变为哲理之书、智慧之书。
由此可见，商周以后，帝王不仅重视“神道设教”，而且重视观察民风民俗，根据人民的特点，来教化民众。在西周时期，各国都比较重视民间的诗歌，专门派官员采集民间诗歌，观察民众心理，进行教化。据所，孔子以前，保存有数千首民间诗歌，孔子删诗书，定《诗》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 “国风”集中反映了当时各国的民风，是国家管理者“观民设教”的重要内容。
3、礼乐文明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根据《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6]中华文明由尊命到尊神到尊礼，逐渐形成了西周的“礼乐文明”，形成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礼乐文明和六艺教育的形成，与“神道”的下移与“民风”的上行有直接的联系。
（1）神道的下移。“神道设教”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上天，君主恭敬的祭祀上天和祖先，有疑问的时候以卜筮求教于神灵，卿士要以君王敬神的精神来尊敬君王，庶民要以卿士、君王尊上、敬神的精神来尊敬商上层管理者。商周以后，参照祭神之礼建立卿士、诸侯、大夫之礼，建立各种国家、社会、家庭制度，树立尊卑秩序，以宗教祭祀的礼仪逐步下行，使神的礼下行为人的礼，逐渐形成了西周的礼仪制度。《中庸》曾对礼仪制度予以赞叹：“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音乐本来出自民间，由于古代君王祭祀需要用音乐，使音乐而加以整理，是音乐和乐器得到完善和发展。《周易.豫卦.象传》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意思是：“先王先代君王以豫卦之理制作音乐以歌颂天帝、祖先的美德，通过隆重的典礼以祭祀天地，并且让祖先的神灵配合共享。随着时代的进步，音乐也由祭祀走向学宫，成为士君子养心蓄德的重要工具。在春秋时期，音乐教育已经非常普及，孔子也非常重视乐教，他在陈蔡之间被困，断粮绝水，但弦歌之声不绝。
商代甲骨文内容基本都是卜辞。由此可见“书契”之作本来主要是纪录占卜结果，后来逐渐演化成纪录各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工具。“数学”应该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占筮过程的复杂数学推演、河图洛书学说的提出，都对数学的发展起到刺激作用。《国语》云：“国之大事，曰祀曰戎”。射和御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军事战争有关，与“神道”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有关射和御的“礼”和规范也包含有许多宗教性的内容。
（2）民风的上行。在神道的下移的同时，“观民设教”的民风上行活动也是形成古代礼乐制度和六艺教育的重要原因。《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说明，是由自然界到普通男女、夫妇、父子、家庭、国家是礼仪制度的重要来源。
根据《礼记表记》记载，孔子云：“天子亲耕，粢（zhi）盛秬鬯（chang）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7]天子学习民间的农耕传统，亲自耕种籍田，用祭器盛着籍田谷物作的米饭，用郁金香草汁和黑黍米酿制的香酒，来尊事上帝，各路诸侯也会效法天子的精神勤勉的辅助天子。天子农耕，是观察民间的农耕习俗而形成礼节，意在为民表率；以谷酒祭上帝，可以得到诸侯的效仿，理顺君臣关系。《礼记表记》的一段记载集中反映了民风上行和神道下移这两种力量对古代礼制的影响。
古代民间诗歌都是唱可舞，各国管理层所重视的“采风”，是对民间诗书、音乐的收集整理，这些民间文化对“乐”和“书”教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民间的土地测量、交通运输、田猎等活动对“射、御、数”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通过《周易》记载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与“先王观民设教”两种活动的下移上行、交流互补，形成了理性与神性相行不悖、礼仪制度与仁爱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华礼乐文明和的教育思想体系。
三、结语
教育是与人类历史同步发展的。除了卜筮、神道和礼教之外，农耕、渔猎等也是远古教育的重点。《易传》对于这些教育活动也有所记载，《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有“十二盖取”之说，指出神农、黄帝、尧、舜等等圣人参考《易》理以教化民众，教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卜筮、渔猎、农业、商业贸易、服饰等级、造船、驾御牛马、防偷防盗、农具制作、兵器与军事、建筑、丧葬、文字创作传播”等等。《系辞》的作者比较详细的纪录了上古人类的基本教育活动，但为了强调《周易》的重要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由学《易》而产生的，就过于牵强了。在民众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由智慧之人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然后开展教化民众的活动，这是教育活动产生的真正原因。
《周易》是一部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书籍，记载着不同时代的教育思想。它既保留了上古教育起源的一些资料，也含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原初形态。目前，教育史学界对《周易》教育思想的挖掘还不是很充分，系统研究《周易》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的理论价值，《周易》中所纪录的原初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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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译注》95页，顾宝田等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年出版
[2] 转引自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大系（修订版） 历代教育制度考（一）》第2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3] 《尚书译注》88页，顾宝田等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年出版
[4] 转引自《周易译注（修订本）》174页，黄寿祺 等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史记》170页司马迁 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年第二版
[6] 《礼记译解》 813页，王文锦译，中华书局2001年 第一版。
[7] 《礼记译解》 810页，王文锦译，中华书局2001年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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