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中国清史（包括清代前中期史和晚清史）的研究，时间长，人员多，成果丰富，研究水平较高，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又有许多新成果、新进展，需要我们及时了解和借鉴，因此调查了解和分析述评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对清史编纂工程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工作。课题组接受此项调研任务后，进行了大量收集、查阅、翻译日文书刊资料和调查、分析、研究工作。课题组负责人王晓秋教授还利用赴日本讲学的机会，亲自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包括到日本各大学图书馆和东洋文库查阅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著作几十种、论文上百篇；并到日本各大书店及旧书店购买和浏览日文清史书籍与有关资料；还分别访问多位日本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专家，咨询日本清史研究的动向、成果、研究人员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并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外还查阅了日本《史学杂志》自1990至2002每年的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学术综述。现将调研结果和评述，报告如下。报告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从总体和分类角度介绍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的动向和主要成果。二是着重评述日本学者1990年以来研究清史运用的两种影响较大的新理论方法及其可以借鉴之处。三是具体介绍日本学者1990年以来发表的100种清史研究的著作。
一、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的动向和主要成果
(一)1990年以前日本清史研究成果概述
首先简要追溯一下1990年以前日本清史研究的成果。日本的清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当时日本的大学里陆续设立了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的东洋史学科，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科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清史和近代史的两大中心。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讲授清史，并撰写了《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1912）（见《内藤湖南全集》）。他的学生稻叶岩吉著有《清朝全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这是日本学者写的第一部清代通史。他还写了《近代支那史》（大阪屋号书店，1920）。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也出版了《近代支那史》（弘文堂，1926）和《近代支那外交史》（19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清史研究发展很快，成果很多。在清朝通史和专史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如宫崎市定的《清帝国的繁荣》（人物往来社，1967），增井经夫的《清帝国》（讲谈社，1974），神田信夫的《清帝国的盛衰》（讲谈社，1977）、《清朝前期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5），楢木野宣的《清代重要职官研究》（风间书房，1975），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中村茂夫的《清代刑法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安部健夫的《清代史研究》（1985），铃木中正的《清代中期史研究》（燎原书房，1971），森田明的《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安南惟敬的《清初军事史论考》（1980），薮内清、吉田光邦合著的《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所，1970），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岩波书店，1950），重田德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75），北村敬直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日本评论新社，1972），滋贺秀三的《清代中国的刑法和审判》（创文社，1984），星斌夫的《明清时代交通史研究》（山川出版社，1971），百赖弘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1980），山根幸夫的《明清史籍的研究》（研文出版，1989），后藤基已的《明清思想和基督教》（研文出版，1979），山井湧的《明清思想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80），中山八郎的《明清史论丛》（燎原书店，1977），石桥崇雄的《清代史研究》（绿荫书房，1989）等等。
关于晚清史（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卫藤沈吉的《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68），堀川哲男的《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法律文化社，1961），永井算已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汲古书院，1983)，野村浩一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筑摩书房，1964），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3）。坂野正高的《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书店，1970），坂野正高的《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东大出版会，1973），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三铃书房，1960），里井彦七郎的《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及其思想》（东大出版会，1972），坂出祥伸的《中国近代的思想和科学》（同朋舍，1983），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大安，1967），田中正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大出版会，1973），横山英的《中国近代的经济构造》（亚纪书房，1972），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1），铃木智夫的《近代中国的地主制》（汲古书院，1977），村松祐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东大出版会，1970），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9），今堀诚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序说》（劲草书房，1966），中村哲夫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法律文化社，1984），多贺秋五郎的《近代亚洲教育史研究》（岩崎学术出版，1975），小野和子的《中国女性史》（平凡社，1978），山田辰雄主编的《近代中国人物研究》（庆应大学，1988），矢野仁一的《鸦片战争与香港》（弘文堂，1930），增井经夫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弘文堂，1956），田中正俊的《中国社会的解体与鸦片战争》（岩波书店，1971），小岛晋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研文出版，1978），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战争》（南窗社，1970），中塚明的《日清战争研究》（青木书房，1968），藤生道生的《日清战争——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岩波书店，1973），深泽秀明的《戊戌变法运动史研究》（四国学院大学，1976），原田正已的《康有为的思想发展与民众》（刀水书房，1983），伊原泽周的《中国近代化与明治维新》（同朋舍，1976），村松祐次的《义和团研究》（严南堂，1976），小林一美的《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汲古书院，1986），京都大学人文所编的《辛亥革命之研究》（筑摩书房，1978），中村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未来社，1979）等等。
(二)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动向概述
1990年以来，日本的清史研究（包括晚清史）又有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领域有新的进展，发掘了一批新史料，涌现了一批新一代的中青年研究者，取得了不少具有新特色的研究成果。下面对这些新动向分别作简要的概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清史研究界，针对以往清史研究中的薄弱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推动了日本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例如由森正夫、岸本美绪等学者提出和倡导的“地域社会论”；由滨下武志等学者提倡的“朝贡贸易体系论”；由饭岛涉等学者推动的“公共领域论”等等，并且吸收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生态学、人口学等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中系统论等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理论方法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研究领域的扩展，并引发一些争论和探讨，推动了日本清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关于这些理论方法和可供我们借鉴之处，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中作具体介绍。
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新理论方法的运用，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填补了一些以往研究中空白或薄弱的领域。例如地域社会形态研究，朝贡贸易体系研究，社会公共领域研究以及开发史、移民史、宗族史、人口史、民间宗教信仰史、商品流通史、社会福利史、财政改革史、海关史、海运史、物价史、货币史、地方司法诉讼史、社会舆论史、华侨华人史、灾害史、生态史等。其具体研究成果将在后面作分类介绍，其中有些研究领域和课题，也会对中国研究者有所启发，值得参考和借鉴。
1990年以来日本清史研究仍保持实证研究的传统，注重史料的收集、考证、调查和发掘。随着日中文化学术交流的发展，许多日本清史研究者都能到中国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县的地方档案馆直接查阅和利用清代档案资料。日本学者还注意利用和发掘中国各地地方史资料和族谱、宗谱、土地及工商业契约文书、物价档案、民间宗教信仰及秘密结社资料、石刻碑刻、私人日记、满文和蒙文档案等史料，有的日本学者还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调查，如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四川农村城镇的调查研究等，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日本学者还在清史研究中开展共同研究，发扬团队精神，培养新生力量。日本清史研究者成立了各种学会、研究会，组织各种研究班，举行各种研讨会、年会、学术合作活动，开展长期坚持不懈的共同研究。如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为中心的满族史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迄今已经成功举办过15次年度学术研讨会，现有会员100多名，会长是著名老一辈清史专家神田信夫教授。他们还一起研读满文档案，到中国调查满族历史遗迹。满文档案共同研究成果收入神田信夫教授主编的《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诸相》（1993）一书，考察成果则收入细谷良夫教授主编的《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1991）一书。又如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班，已坚持了几十年。最初是1966年由小野川秀美教授发起组织了“辛亥革命研究班”，组织校内外学者共同研究讨论，并一起研读《民报》等资料，直到1973年结束，最后出版了《辛亥革命之研究》和《民报索引》等成果。以后又陆续组织了五四运动研究班、国民革命研究班、梁启超研究班等，每期研究班延续3年到5年，最后出版研究论文集。如由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共同研究论文集》，是1999年出版的。这种共同研究方式，中心明确，集思广益，成果显著，还培养了后继人才，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再如东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以野泽丰、中村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等教授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老中青学者，以辛亥革命为重点，研究中国近代史各种问题，每月举行报告会或研讨会，还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研究》杂志。日本学者研究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会，研究班还有很多，如东洋史研究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会、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会、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中国民众史研究会、东北亚地域史研究会等，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通过各大学大学院博士班以其各种研究所、研究会、研究班等培养方式，日本学术界已涌现了一大批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和后起之秀。他们大多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汉语阅读能力，不少人曾在中国留学或访研过。他们视野开阔、学风扎实，尤其重视档案文书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有的还能阅读利用满文或蒙文史料。这些60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将在今后日本的清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骨干作用。例如东京大学的滨下武志、岸本美绪、并木赖寿、村田雄二郎等教授，京都大学的森时彦、夫马进、岩井茂树等教授，以及山本进（北九州大学）、石桥崇雄（国士馆大学）、江夏由树（一桥大学）、山本英史（庆应大学）、柳泽明（早稻田大学）、饭岛涉（横滨国立大学）、上田信（立教大学）、武田房司（学习院大学）、松浦章（关西大学）、川胜守（九州大学）、深町英夫（中央大学）、川岛真（北海道大学）、佐佐木扬（佐贺大学）、真水康树（新泻大学）、足立启二（九州大学）、菊池秀明（中部大学）等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在后面作具体介绍。
为了便于了解和参考日本学者1990年以来清史研究（包括晚清史）的动向和成果，下面分别就清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对外关系史五个方面做简要介绍，其中一些重要著作还将在报告第三部分作专门介绍。
(三)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政治史的主要动向和成果（包括法制史、军事史）
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政治史比较着重在清代国家权力的内部构造以及国家与地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清代的法制及清末的政治改革也有较深入的研究。
对清代国家体制和政治作宏观的研究，如足立启二的著作《专制国家史论》（柏书房），论文《中国专制国家的发展》（《历史评论》515）、《中国近代化的政治结构》（《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并木赖寿的《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与国家统一》（《纪要》东大教养学部人文科学99）、《民众叛乱与中国社会》（《口句沫集》）；石桥崇雄的《满洲王朝论》（《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强调清朝入关前后的连续性，他的研究成果还有《清朝国家论》、《清朝的统治权与典礼》（《传统社会的形成》）；山本进的《明清时代的地方统治》（《历史评论》580）；真水康树的《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制度考》（《法政理论》30－2，新潟大学）等。
关于清初政治的论文，如石桥秀雄的《清初的汗》（《历史与地理》453），细谷良夫的《清初勃兴的史迹》（《秋大史学》36），杉山清彦的《清初正蓝旗考》（《史学杂志》107－6）、《八旗旗王制的成立》（《东洋学报》83－1），敦冰河的《清初国家意识的形成与转换》（《东洋学报》83－1），石桥崇雄的《围绕清初入关前的无圈点档案先汗贤行典制》（《东洋史研究》58－3）、《关于清朝入关后满洲的称呼》、《清初祭天仪礼考》（《清代中国诸问题》），山田耕一郎的《清初的捐纳出身者对策》（《山根论丛》），渡边修的《顺治年间汉军及其任用》（《清代中国诸问题》）等。
关于康雍乾时代政治史，如内田左文的《康熙朝政治史的考察》（《东洋史论集》九州大29），井波凌一的《康熙辛卯江南科场案》（《东方学报》68），香坂昌纪的《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学5），泷野正二郎的《清代乾隆年间官僚与盐商》（《东洋史论集》九州大学22），细谷良夫的《清朝中期的八旗汉军的再编成》（《清代中国诸问题》），沈野邦雄的《李光地与徐乾学》（和歌山大学，《经济理论》288），细谷良夫的《三藩之乱》（《战争与和平的中近世史》），松田吉郎的《朱一贵之乱》（《东洋史论丛》大阪市立大10）。
关于晚清政治史的论文，如并木赖寿的《苗沛霖团练事件》（《历史与文化》17），清水稔的《关于康有为变法的考察》（《研究纪要》佛教大学74），佐佐木正哉的《湖南守旧排外派与开明派的系谱》（《近代中国》21）、《太平天国起义与湖南乡勇》（《近代中国》22）、《南京条约的签订及其后有关问题》（《近代中国》22），细见和弘的《李鸿章与中法战争》（《中国社会与文化》11），深泽秀南的《变法运动与陈宝箴》（《史境》32），志译诚一郎的《天津团练考》（《东洋学报》78-1），林学忠的《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东亚地域研究》2），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问题》（《史学杂志》104-1）。
关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如中村哲夫的《光绪新政政策转换的背景》（《史学杂志》107-1），曾田三郎的《清末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杨度》（《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楠濑正明的《清末立宪改革与梁启超》（同上），贵志俊彦的《北洋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制的形成》、《清末的军制改革》（《纪要》3岛根县立国际短大），川岛真的《光绪新政下的出使大臣与立宪运动》（《东洋学报》75-3、4），曾田三郎的《清末以产业行政为中心的分权化与集权化》（中国近代化与政治组合），吉泽诚一郎的《清末剪辫论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56-2），曾田三郎的《清末民初官制改革和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地域研究系列》），中村聪的《清末保守政党的萌芽》（《东洋研究》大东文化大123），孙安石的《清末出洋政治考察五大臣的派遣与立宪运动》（《中国社会与文化》）。
关于清代国家机构与官制，如党武彦的《清代的翰林院》（《知识人》），山下裕作的《从理藩院到理藩部》（《史峰》8），大野晃嗣的《清代加级考》（《史林》84-6），伍跃的《清代地方官的病死和疗养》（《东洋史研究》59-2），熊达云的《近代中国引进文官制度的探索与日本》（《历史学研究》649），党武彦的《清朝地方文书行政系统》（《专修法学论集》72），片冈一忠的《从印制中所见的清朝体制》（《历史人类》27），谷川阳子的《清代则例省例考》（《东方学报》京都67），从中可以看到清代官僚机构内部高度集权的统治机能强化的事实。
关于清代法制史，如中村正人的《清代刑法有关疑贼毙命案件的处罚》（《金泽法学》38-1、2）、《清律犯罪留养亲条考证》（金泽法学，42-2），高远拓儿的《清代的秋审制度和秩审条款》（东洋学报，81-2）、《清代的监狱与越狱、反狱》（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24），寺田浩明的《近代法秩序与清代民事法秩序》（《近代法的再定位》）、《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来自亚洲的思考》04，探讨了清代“规范秩序”的构造问题）、《清代民事司法论中的审判与调停》（《中国史学》5）、《清律“夜无故入家条”小考》（《中国史学》5），西川真子的《清末审判制度的改革》（东洋史研究53－1），松田惠子的《清末礼法争议小考》（法学论丛137－2、5）。
(四)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经济史的主要动向和成果 日本学者向来重视经济史的研究，1990年以来更加强了对清代经济财政政策、地域经济、货币机能、商品流通等方面的研究，还有涉及清代小农经济的特点、商人的经济伦理、土地、物价、赋税盐业、海关、运输、对外贸易以及清末洋务企业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
关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论文，如岩井茂树的《中国专制国家与财政》（《中国的政治与战争》），分析了清朝财政的几个特点；党武彦的《乾隆初期的通货政策》（《东洋史论集》，九州大18），论述了乾隆初期的钱贵和铜钱退藏问题；足立启二的《清代前期的国家与钱》（《东洋史研究》49-4），分析从钱经济向银经济的转变过程；黑田明伸的《清代银钱二货制的构造及其崩坏》（《社会经济史学》17-2），讲到19世纪末的钱荒和币制改革；山本进的《清代嘉道期的海运政策》（《东洋学报》72-3、4），论述嘉道时期漕运从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岩井茂树的《徭役和财政之关系》（《经济经营论丛》京都产业大，28-4，29-1、2、3）；古市大辅的《清代乾隆年间的采买政策与奉天向华北的奉天米输出》（《小冷论集》），指出直隶粮食不足由奉天输入；香坂昌纪的《清朝中期的国家财政与关税收入》（《和田论集》），对嘉庆十七年各省钱粮出入进行清算研究；山本进的《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77-5），分析督抚权力增大，通过不正规征集，建立地方财政；高岛航的《清代的赋役全书》（《东方学报》京都72）；岸本美绪的《清代户部银库黄册》（《清代中国的诸问题》），通过户部档案分析地方银两在国家财政收入比例中的下降；中村哲史的《近代中国通货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史学》62-3）；刘世龙的《清末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政策》（《史学研究》218）；千叶正夫的《清末电气通信事业的国有化再编过程》（《社会经济史学》63-6）；饭岛涉的《裁厘加税问题与清末中国财政》（《史学杂志》102-11）；细见和弘的《李鸿章与户部》（《东洋史研究》56-4）。
关于清代地域经济的论文很多，如山本进的《清代四川的地域经济》（《史学杂志》100-12）、《清代后期四川地域经济的展开》（《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22）。还有他的《清代广东的商品生产和广西米流通》（《东洋学报》71-3、4），指出广东由于发展糖业粮食不足由广西米供应。此外，还有则松彰文的《清代中期的浙西食粮问题》（《东洋史研究》49-2），香坂昌纪的《清代中期的杭州和商品流通》（《东洋》50-1），松浦章的《清代芜湖市场与民船》（《文学论集》关西大40-2），山本进的《清代长江中上游的商业网》（《历史学研究》689），泉泽信一的《清代东南沿海的米谷流通》（《历史》86），党武彦的《乾隆初期铜钱流通的地域差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月报》177、178专修大），小田则子的《清代华北的差役与青苗会》（《东洋史研究》58-3），铁山博的《清代内蒙古的地方经济》（《东洋史研究》53－3），贵志俊彦的《清末直隶省的贸易结构与经济政策》（《纪要》岛根县国际短大2），山本进的《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104-2）、《清代后期直隶山东的差徭与陋规》（史林79-3），川胜守的《清末民初江南租栈、业户、佃户关系再论》（《史渊》135），土居智典的《清末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227），金子肇的《清末民初江苏省的认捐制度》，森时彦的《武进工业化与城乡关系》（都市与农村），宫田道昭的《清末潮州地方的砂糖贸易与地域社会》（《神田论集》）等。则松彰文的《清代“境”与流通》（《东洋史论集》，九州大20），论述了地域社会的经济主权意识，他还写了《清代中期江南的流行衣料》（《和田论集》）一文，从衣料消费角度分析地域经济。
关于海关、常关、税收与市场研究，如山本进的《对清代市场论的考察》（《历史学研究》603），香坂昌纪的《清代的杭州和北新关》（《论集》东北学院大，《历史学地理学》，22），冈本隆司的《清代粤海关的征税机构》、《关于海关的设立》（《东洋史研究》50-1），松浦章的《清代前期的海关监督》（《文学论集》关西大，41-3、4）、《清代海关与中国商船》（《阡陵》）、《清代九江常关与民船的航行》（《文学论集》关西大，43-3），泷野正二郎的《清代的凤阳关与物资流通》（《和田论集》），香坂昌纪的《清代南新关与商品流通》（《松村论集》），冈本隆司的《广东洋行考》，饭岛涉的《中国近代的常关制度》（《社会经济史学》56-3），高桥孝勋的《中国的常关、厘金与海关》（《移动与交流》），冈本隆司的《清末粤海关的展开》（《史林》77-6），山本进的《清代华北的市场构造》（《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7）、《清代江南的牙行》（《东洋学报》74-1、2）。
关于物价问题，岸本美绪在其专著《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97）一书中作了深入的研究。有关论文还有她的《明清时期的“找价回赎”问题》（《中国-社会与文化》12)，北山胜次的《康熙后期的物价问题》（《亚细亚》6）等。
关于农业经济方面，铁山博的《清代农业经济史研究》（御茶水书房）和田尻利的《清代农业的商业化研究》（汲古书院）两部著作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运输业、盐业、矿业及晚清洋务企业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松浦章的《清代江南江北内河航运》（《文学论集》关西大50-3）、《关于清代四川的民船航运业》（《文学论集》关西大49-3）、《清代大运河的航运》（《纪要》关西大东西学术研究所34），山本进的《清代巴县的脚夫》（《东洋学报》82-1）、《清代河东盐政的变迁》（《东洋史论集》九州大，27）、《清代后期四川的盐政重建政策》（《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23），宫崎洋一的《清朝前期的煤矿业》（《史学杂志》100-7），铃木智夫的《关于招商局的内河进出问题》（《纪要》岐阜药科大学2），松浦章的《清代末期的沙船业》（《文学论集》关西大39-3），细见和弘的《清末官办军事工业在国防生产中的发展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纪要》龙谷大学人文科学11）、《光绪新政时期官办军事工业的重组过程》（《东洋史苑》龙谷大学34-35），铃木智夫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立过程》（《纪要》岐阜药科大学、教养3），NFDA5永宣孝的《云南铁路与法国帝国主义》（《土地制度史学》136），菊池敏夫的《清末的工业化与机械业》（《神田论集》），星野多佳子的《近代中国传统棉织业的开展》（《史丛》49），中井英基的《清末民初荣氏企业家与无锡振新纱厂》（《历史人类》29），宫泽芳亚的《近代中国纺织业与洋行》（《史学研究》224）等。
关于清代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的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黑田明伸的《中华帝国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等。论文则有金田真滋的《中国开港后的外国银行》（《史学杂志》107-9）、《中国开港期的外国商社》（《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138）、《从香港市场看东亚开港的意义》（《史学杂志》109-10），西里喜行的《册封朝贡体制的动摇及其契机》（《东洋史研究》59-1），冈本隆司的《广东洋行考》（《东洋史研究》54-2），本野英一的《19世纪60年代上海买办登录制度的挫折和出口交易机构的改变》（《史学杂志》97-7）等。
(五)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社会史的主要动向和成果
日本学者在清史研究中特别注重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地域社会论”的推动之下，对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进展，并拓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对开发、移民、乡绅、宗族、人口、信仰、宗教、福利、慈善、水利、生态、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许多成果。
关于地域社会的形态和乡绅的研究，如岸本美绪的《明清时代的乡绅》（《权威与权力》），探讨了乡绅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在《〈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史学杂志》95－6）一文中，通过对一位江南士人的典型分析看到当时社会秩序崩坏的现象。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史学杂志》99-2），则通过《柳兆熏日记》的剖析，探讨了乡绅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山本英史的《绅衿的税粮包揽与清朝国家》（《东洋史研究48-4》)，论述了乡绅包揽集团与国家的对抗关系。伊原弘介的《清朝乡村支配的构造》（《研究报告》静冈大教养人文30），考察了清代湖州及杭州府顺庄法的实行。西川喜久子的《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北陆大学纪要》23），小田则子的《清代华北乡村的公议》（《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25），夏井春喜的《太平天国与苏州农村》（《纪要》北海道教育大学社科43-1），江夏由树的《近代东三省社会的变动》（《周边的历史》）等文，则分别研究了清代中国华南、华北、江南、东北的地域社会及其变化。山田贤的《“绅粮考”》（东洋史研究50-2），对于晚清决定地方行政时被招请到州县政府商议的乡绅（“绅粮”）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山本英史的《雍正绅衿抗粮处分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论述了乡绅抗粮事件。
关于宗族问题研究的论文也不少。如井上彻的《宗族形成的动因》（《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宗族形成与展开》（《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8）、《宗族普及的局面》（《中国社会与文化》13）等文论述了宗族形成的原因、宗祠的设立和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集结手段。铃木博之的《清代徽州府的宗族与村落》（《史学杂志》101-4）、《清代族产的展开》（《史学论集》山形大10）利用徽州文书分析宗族关系。新见实弘的《清代四川西部地区宗族的再统一》（《小冷论集》），菊池香明的《清代广西新兴宗族及其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史学》59-6），中谷刚的《明清时代崇明岛的地域社会和宗族》（《年报社会研究》岩手县高校36），片山冈的《华南地区社会与宗族》（《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濑川昌久的《中国南部宗族的发达周期与地域特征》（《东北亚研究》东北大4），西川真子的《关于清末宗族的继承问题》（《史林》79-1），佐佐木卫的《近代华北宗族集团的分化与组合》（《中国家庭村社结社》），菊池秀明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宗族与地域社会》（《历史学研究》686）等文，分别对四川、广西、江苏、华南、华北等地的宗族关系和地域社会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于移民问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有菊池秀明的著作《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风响社，1998），山田贤的著作《移住民的秩序》（名大出版会，1995），后者主要分析清代中期四川的移民社会。菊池秀明关于移民的论文有《明清时期广西壮汉两民族的移住与汉化》（《纪要》131，东大东洋文化所）、《太平天国前夜广西地区的移民与客籍精英》（《史学杂志》101-9）、《广西藤县北部的移民与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等。
关于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大泽显浩的《明末清初的密密教》（《山根论丛》），浅井纪的《明末清初的大乘圆顿教》（《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73），小田则子的《清朝与民间宗教结社》（《东方学》88），武内房司的《清末青莲教归根门派的展开》（《研究调查报告》学习院大，东洋文化所41），平野聰的《藏传佛教共同体与中华》（《国家学会杂志》），山田贤的《地方社会与宗教反乱》（《传统社会的形成》)，甘利弘树的《关于清初的闫罗总》（《史峰》8），浅井纪的《中国近世民间宗教中的末世观与社会运动》（《历史学研究》724），大部理惠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宗教结教义的一个考察》（《语言地域文化研究》2，是对共天道宝卷的研究），田仲一成的《粤东天地会的组织和活动》（《纪要》东大东洋文化所111），武内房司的《清末四川的宗教运动》（《研究年报》学习院大文37），渡边祐子的《清末扬州教案》（《史学杂志》103-11），都通宪三郎的《福建省西部农村地区的普渡仪礼》（《佛教经济研究》24），滨岛敦俊的《明清时代江南农村的社和土地庙》（《山根论丛》）。另外关于帮会的研究有酒井忠夫的著作《中国帮会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7-1998），该书分《青帮篇》和《红帮篇》。还有渡边惇的论文《近代天津的帮会》（《驹泽史学》52）。关于天主教与基督教的研究，有吉田寅的著作《中国基督教传道文书的研究》（《汲古书院》，1993)、《中国新教传教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等，论文《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9）、《清代新教史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10）、《中国新教传教与中文定期刊物》（《基督教史学》51）。
关于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的研究，如夫马进的著作《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论文《清代苏州善济堂的碑刻与公牍》（《明清地方档案》）、《清末的保婴会》（《规范与综合》)。山本进的《清代后期江南的杂捐与善堂》（《史林》83-6）、《清代的恤嫠会和清节堂》（《研究纪要》，京大人文30），高桥孝助的《公益善举与经元善》（《上海》）等。
关于水利、灾害、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如森田明的著作《清代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图书刊行会，1990）、《清代的水利和地域社会》（中国书店，2002），论文《清代直隶的清河治水和千里长堤》（《纪要》九州产大国际文化）、《清代道光时期的西湖管理与杭州商绅》（《历史与经济》）、《清末浙江省余杭县的南湖水利》（《纪要》九州产业大教养29-3)。还有片山刚的《珠江三角洲桑园围的构造与治水组织》（《纪要》东大·东洋文化所21），细见和弘的《山东农村社会与黄河治水》、《都市与农村》，宫崎洋一的《清代17-18世纪黄河治水事业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24）、《清代18世纪的水害与对策》（《史渊》224）。上田信的论文《清朝中国的灾害和人口》（《人口、疫病、灾害》朝仓书店），着重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和生态变化；他的著作《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宫崎洋一的《明清时代森林资源政策的推移》（《东洋史论集》九州大22）也涉及森林资源与生态的变化。
关于边疆和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有神户辉夫的《清代雍正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鄂尔泰与云南》（《史学论丛》别府大21），岩井茂树的《乾隆时期的大蒙古包宴》（《民族问题》)，则考察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大蒙古包宴，款待藩属首领的情形。武内房司的《清代苗族的相续惯例》（《柳田论集》)、《清代贵州东南部苗族“汉化”的一个侧面》（《仪礼·民族·境界》）、《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与当地少数民族商人》（《学习院史学》35），松浦茂的《18世纪黑龙江中游民族的交替》（《东洋学报》9-3）、《18世纪黑龙江下游地方的霍吉珲》（《东洋史研究55-2》），后一篇论述了黑龙江边区民族联姻结亲制度。柳泽明的《清代黑龙江地区八旗制度的发展与民族的重新组合》（《历史学研究》698），涩谷告一的《康熙年间清廷对土尔扈特的遣使》（《纪要》人文29茨城大）。 关于公共领域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著作有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研文出版，2000），小滨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等书。论文如饭岛涉的《近代中国的卫生行政》（《东洋学报》80-2）、《近代中国的通讯网络》，后一篇（《新东亚概貌的研究》）研究了卫生、邮政、电信等公共事业。小滨正子的《近代中国的民间社团与公众领域》（《现代中国》7），小岛淑男的《清末民初江南的田业会》（《神田论丛》），小田则子的《清代华北农村的青苗会》（《史林》78-1）。还有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课题，如安野省三的《清朝中期秦岺的风俗》（《神田论集》)，党武彦的《清代陵墓建筑的历史研究》（《专修大人文科学年报》29），山本进的《明清时代的坊庙里役》（《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25），藤谷浩悦的《清末湖南省长沙的街巷与民众》（《近邻》36），三须祐介的《清末上海的游兴空间和夜花园》（《野草》65），川胜守的《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墓地义塚》（《东洋史论集》24），则松彰文的《清代中期社会的奢侈、流行、消费》（《东洋学报》80-2）。还有竹崎荣理的《关于明末清初的马棹牌》（立教大《东洋史论集》3），分析了当时江南文人中流行的一种马棹牌游戏。这些论文以新颖的视角从各个侧面研究清代的社会史。 (六)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文化思想史的主要动向和成果
1990年以来日本学者研究清代文化思想史的成果，比较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成果相对要少一些，而且比较集中在一些清代人物的思想、著作以及晚清思想的变化方面。此外，对于清代教育史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关于清代前中期的思想与思想家，如井上进的《朴学的背景》（《东方学报》京都64），论述了清朝前中期的思想控制与学风。三浦秀一的《彭绍升与载震的思想圈》（《东方学报》京都62），佐佐木夏的《毛奇龄的思想经历》（《东洋史研究》56-2），伊东美之的《吕留良的礼说与经权观》（《东洋思考与宗教》24），山田久和的《章学诚的文本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1），大谷敏夫的《严如熠的边防论》（《人文学科论集》鹿儿岛大法文38），武内房司的《清代青莲教的救济思想》（《中国—社会与文化》7），泷野邦雄的《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稿》（《中国研究集刊272》，和歌山大）。
关于清代前中期的文化与教育，如冈山的《清代禁书》（《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112），从清代禁书分析清初文人的思想世界；井上进的《藏书与续书》（《东方学报》京都62），论述由于刊本的普及，明清时代文人流行读书和藏书的风气。此外，还有一濑雄的《明清时代北京的花卉文化》（《史泉》81），小川阳一的《从日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的研究》（研文出版)，片山兵卫的《文学作品中所见的明清教育》（《制度与社会》）、《清代中期的皇子教育》（《亚洲教育史研究》）。
关于晚清思想研究的成果较多。如有田和夫的《清末士人的意识》（《朱子学的思想》），石里室俊的《对魏源士大夫意识的考察》（《朱子学的思想》），高桥良政的《反太平天国运动者的思想和朱子学》（同上），三石善吉的《中体西用的谱系》（同上），沟口雄三的《中国的民权思想》（《国家与革命》），大谷敏夫的《清末经世思想的两大潮流》（《东洋史研究》50-2），佐佐木扬的《清朝首届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明治初期日本论》（《东方学》83），大谷敏夫的《龚自珍的经世思想》《人文科学论集·鹿儿岛大法文37》，藤田敬一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的关系》（《研究报告》岐阜大教育人文40），村尾进的《〈海国四说〉的意义》（《东洋史研究》51-1），大谷敏夫的《清代经世官约陶澍的行政与思想》（《东洋史研究》57-2），小林武的《清末的诸子学》（《纪要》京都产业大，日本文化研3）、《清末的老子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3），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近代化的面貌》），片仓芳和的《清末湖南的士学与宋教仁》（《村松论丛》），坂元ひろ子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思想》849），松本彰的《国民国家的观念与现实》（《历史学研究》678）。
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思想的研究仍是晚清思想史研究的热点。狭间直树主编的《梁启超共同研究论文集》（みすず书房，1999），收集了梁启超研究班学者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很有参考价值。关于康有为思想研究的论文如滨久雄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与春秋学》（《纪要》大东文化大人文30）、《康有为公羊思想与春秋学》（同上，31），坂出祥伸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论》（《文学论集》关西大41-4），细野浩一的《华夷观念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康有为》（《纪要》早大·文史39）。关于梁启超思想研究的论文有宫村治雄的《梁启超西洋思想家论》（《朱子学的思想》），藤谷浩悦的《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变革论》（《史境》22)，佑藤慎一的《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法学》59-6，东北大学）。关于谭嗣同思想研究的论文有李惠京的《谭嗣同的仁学》（《东方学》95）。关于严复思想研究的论文有高柳信夫的《严复思想中科学的位置》（《中国哲学研究》6），佐藤一树的《严复与梁启超》（《论集》二松学舍大34）。关于章炳麟思想研究的论文有小村武的《章炳麟的历史叙述》（《东方学》82），丰冈宏的《从思想史角度看章炳麟的经学》（《日本中国学会报》43）。此外还有滨久雄的《皮锡瑞的学问和思想》（《纪要》大东文化大人文29），栗林幸雄的《清末郑孝胥的思想和行动》（《社会文化史学》38）。
关于晚清教育和留学生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小林善文的《中国近代的初等教育》（《东洋史研究》51-1）、《中国近代的中学教育》（《神户女大史学》12）、《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经要》神户女大文28-1），高田幸男的《清末地域社会与近代教育的传入》（《神田论集》）、《清末地域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东洋学报》75-12），荫山雅博的《清末奉天省教育的近代化过程》（《调查研究报告》，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40），铃木智夫的《清代无锡的教育改革与地域精英》（《中国地域社会的特点》），肖朗的《关于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论的考察》（《纪要》名大，教育42-1），中村聪的《横滨大同学校的初期教育课程》（《东洋文化》309），孙安石的《清末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的真相》（《中国研究月报》49-3），高田幸男的《江苏教育总会的诞生》（《骏台史学》103），孙传创的《清末民初中国佛教学校的成立过程》（《社会环境研究》），岛下美喜的《清末留学生与黄帝纪元》（《千里山文学论集》60），野田武良的《留欧美术学生》（《美术研究》369）。 其他有关清代思想文化的论文，还有村田雄二郎的《孔教与淫祠》（《中国－社会文化》），川尻文彦的《中体西用论与学战》（《中国研究月报》118-8），佐藤慎一的《进化与文明》（《东洋文化》东大东文所75），嵯峨隆的《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研文出版），大原信的《近代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东方书店1994，是关于清末语文改革运动的历史），李恩民的《清末中国的科学认识及其实践》（《史潮》新37），藤谷浩悦的《清末湖南省长沙的民众文化与革命》（《近邻》39）等。
(七)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动向与成果
日本学者对清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对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和日中关系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涉及中英、中俄、中朝、中琉等国关系的论文。
关于清代中外关系总体以及朝贡体系、华夷秩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大出版会，1990）、《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论文《东亚史上的华夷秩序》（《国际交流》62）、《朝贡与条约——东亚通商为主的交涉时期1834—1894》（《周边的历史》3）、《从白银的流通看世界经济网络》（《世界的构造》）、《中国白银的吸引力与朝贡贸易关系》（《亚洲贸易国与日本工业化》）。此外，还有宫田道昭的《近代亚洲贸易与中国沿海市场圈》（《思想》810），冈本隆司的《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学），杉原薰的《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构造》（智慧书店，1996），川胜守的《环中国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清帝国》（《东海史学》33），细野浩一的《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冲击的态度》（《纪要》早大文史哲36），松浦章的《清代的海洋圈和海外移民》（《周边的历史》）、《明清时代北京的同文馆》（《清朝与东亚》）、《中国帆船的航海记录》（《关西大东西学术所纪要》32），佐佐木扬的《19世纪80年代清朝官僚与外国交往的考察》（《中国—社会与文化》8），金凤珍的《东亚三国的开国与万国公约的接受》（《纪要》北九州大外日语84），茂木敏夫的《中华世界“近代”的变化》（《地域社会》），菊池道树的《东亚与中国》（《地域社会》）。
关于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如则松彰文的《清代乾隆期英国使团的来访与对英认识》（《综合研究所报》福冈大，人文科学156），佐佐木正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诸问题》（《近代中国》23）、《外国人的广州进城问题与别段风说书》（《神田论集》），藤谷浩悦的《英国的近代中国关系史料》（《近代中国研究汇报》20）等。
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如铃木智夫的《清朝遣美教育使节团与在日在美华人》（《人间文化》12，爱知大）。
关于中俄关系史研究成果，如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东洋学报》72-34），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交涉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当时俄国人对清朝官僚的印象。楠木贤道的《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看康熙二十三年的俄清关系》（《历史人类》24），涩谷浩一的《条约以前的俄罗斯的北京贸易》（《东洋学报》75-3,4）、《伊兹马诺夫使团与礼仪问题》（茨城大《人文科学论集》34）。
关于中朝关系史，如夫马进的《闵鼎重〈燕行日记〉所载王秀才问答》（《民族问题》），这是17世纪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的一段对话。还有原田环的《清代朝鲜的开国近代化论》（《史学研究》203），大泽博民的《中日共同的朝鲜改革论和中日开战》（《熊本法学》75），小原晃的《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朝关系》（《史潮》新37）。
关于中国琉球关系史，如纸屋敦之的《北京的琉球使节》（《历史札记》23-6），山形欣哉的《雍正乾隆时期琉球来航的中国船只》（《海事史研究》52），赤岭守的《清代琉球漂流民送还体制》（《东洋史研究》58-3），渡边美季的《清代中国对到岸漂流民的处置与琉球》（《南岛史学》55），西里喜行的《洋务派的对日外交与琉球问题》（《纪要》琉球大教育45-1）、《清代光绪年间琉球难民的漂泊事件》（《冲绳县图书馆论文集》）。 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论文最多，例如茂木敏夫的《中国近代的重编与日本》（《殖民帝国日本》），栗原纯的《日清战争与和谈交涉》，菅野正的《福建辛亥革命与日本》（《纪要》奈良大20），村上胜彦的《产业革命期的日中贸易》（《东洋经大学会志》174），徐越庭的《中日和约的签订》（《法学杂志》大阪市立大40-2、3），西里喜行的《黎庶昌的对日外交政策与周边》（《东洋史研究》53-3），笕久子的《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中国文学报》50），松本武彦的《神户中日协会的建立》（《近代日本研究》17)，大谷正的《新闻记者眼中的甲午战争》（《人文科学年报》专修大25），塚濑进的《日本商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存在形态》（《纪要》中央大文史学42），中村义的《长沙通商前后与日本人》（《史潮》新41），谷浏茂树的《日清修好条规的清朝侧草案与对日政策》（《史学研究》231），陶德民的《西村天囚与刘坤一》（《纪要》关西大，中国文学会18），赵军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对日政策的决定》（《纪要》千叶商大38-4），曾田三郎的《清末政治宪政视察团与日本》（《近代中国与日本》），下佐知子的《清末民初的日本人法律顾问》（《史学杂志》110-9），奈良修一的《17世纪中国生丝生产及向日本的输出》（《和田论集》），松浦章的《关于清代雍正时期童华的〈长崎纪闻〉》（《纪要》关西大，东西学术研究所33)。
二、日本学者1990年以来研究清史运用的新理论方法和可以借鉴之处
(一)关于“地域社会论”
“地域社会论”是日本明清史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逐渐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和实践，甚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推动了日本清史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并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可供中国学者借鉴之处。下面分别就地域社会论的产生、含义、内容、看法和不足，作一些简单的评述。
1“地域社会论”的提出及其产生背景
“地域社会论”的提出一般认为是在1981年名古屋大学举行的主题为“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的中国历史研讨会上。名古屋大学森正夫教授作了《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的基调报告，倡导开展地域社会研究。
这种理论提出的背景是日本明清史学者反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清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经济决定论和单纯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受到小山正明、重田德等提出的“乡绅土地所有论”、“乡绅支配论”和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提出的“共同体论”的启发，并受到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史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导致日本明清史学者把视点移向地域社会，注重乡绅的地域性，挖掘民众的意识和生活方式，把握地域社会的结构。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商品生产与地主制、人民斗争史、乡绅统治论等研究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此背景下，地域社会论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引人注目。
2“地域社会论”的含义和理解 对“地域社会论”的含义，日本学者也有从不同角度的解释和理解。
森正夫认为处在共同的社会秩序下，由共同领导者统治并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做地域社会。这是和行政区、市场圈等实体不同的方法概念。他还强调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指出社会秩序与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密切关联。对于整合构成这个地域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他提出地域社会研究史上的几种类型，如宗族论、宗族基轴论、地主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士大夫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和国家基轴论。森正夫一方面承认阶级统治和阶级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又提出应该在“地域”中验证无法用阶级关系所解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秩序。
山田贤对“地域社会论”的概括认为，地域社会中人与人结成社会关系，并在接触过程中逐渐形成社会关系网，称之为权力、支配和秩序，是使社会凝聚为一体的统合磁力所发生作用的“场”的表现。他认为应把“地域”作为方法和视角，从人们结成的关系网，以共识为基础的认识体系，抓住地域的共同性。国家不应外在于地域，地域正是不断生成权力的活水源头。
岸本美绪剖析了“地域社会论”的几个特点。一是它的不定型性。她认为“地域社会论”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语义模糊。中国地域辽阔不能一概而论，区域不同，特色各异，但都有作为机制的整合性、自立性。更多地主张通过充满纷争的地方社会的实际状态来发现动态的历史。二是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研究者立足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行为者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从个体的动向来思考社会的动向，着重研究每个个体在宗族形成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她认为应该分析具有共同倾向的地域社会，由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形成的社会结合，从新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
上田信认为应该构筑作为方法概念的社会地域论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桥梁，深入研究由领导者作为重要构成要素的秩序结构的再生产维持下的地域社会。
3“地域社会论”的成果和启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运用“地域社会论”方法研究清史，从更广泛的视野认识特定地域社会的形态，注意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提出新课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参考。
（1）有的研究者从新的角度研究地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如岸本美绪通过松江府研究明清之际地域社会的乡绅与舆论和国家的关系，指出清初通过保留开放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崇拜或个人攻击方式的舆论结构，支持了清朝确立一元化统治。并探讨在危机时代，如明清交替之际，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而上田信和山田贤分别通过对浙东和四川地域的行政、水利、绅粮等方面变迁的考察，研究集团化的地域精英如何通过合议、公举等方式参与地方行政活动。并探讨随着开发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
（2）一些研究者从移民、开发等角度研究地域社会的形成史。如山田贤考察了清代四川的移民社会从同乡集团到同族集团以至宗族集团的整合过程，由此还分析了嘉庆初年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带发生白莲教大起义的社会条件。菊池秀明着重研究广西的移民社会。他利用族谱资料，复原了广西金田地区移民和开发的历史，并从中探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社会基础。还有些学者对珠江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地域精英集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3）更多学者从“地域社会论”方法入手对清代地方宗族、社区、民间信仰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具体的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其中多数是以特定地区的宗族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如上田信对浙江、山田贤对四川、森田明对福建台湾、铃木博之对徽州、菊池秀明对广西、西川喜久子对广东宗族的研究，就是通过对某个县村的地方史档案、族谱、家谱、社会调查等资料，分析宗族的形成、结构、分化、组合、继承等问题以及宗族与地域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并探讨地域社会各种关系如何以祭祀为媒体结合起来，江南乡村如何以土地庙为中心形成称为“社”地缘社会集团等。
（4）一些日本学者从地域社会论出发，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地域社会结构。如利用经济学的市场圈理论、社会学的社区理论、文化人类学的祭祀圈理论等，使地域社会的研究因理论方法的多样性而更加丰富多彩。再如夫马进对江南善会善堂的研究、森田明对浙江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上田信对浙东人口生态和生活循环的研究、川胜守对上海附近义塚的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4“地域社会论”的不足之处
“地域社会论”对中国学者来说虽有不少可借鉴和启发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地域社会论”的倡导者森正夫教授承认对于地域社会概念的共同认识尚未确立，对于各个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仍是各自为战，缺少关联性，他还指出缺乏历时性的研究以及作为“场”的一环国家问题的具体检讨不足，这些方面都是应当特别反省的。山本进也认为当今“地域社会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只把国家作为地域社会的彼岸，而未注意国家权力内部的构造和矛盾，如果只是从数量上积累无数存在的地域社会原理的捡证，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 总之，“地域社会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二)关于“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
1理论的提出
日本清史研究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新理论和方法是“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它不仅关系到对清代经济史和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中国以至整个亚洲近代史及近代东西方关系的认识。这在日本学术界以至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和影响。
朝贡贸易体系和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最初是在1984年以“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形成和结构”为主题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全国大会上提出的。倡导者是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他发表了论文《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银流通》，此外与他呼应的论文还有杉原薰的《亚洲内部贸易的形成和结构》、川胜平太的《亚洲棉布市场的结构和展开》、角山荣的《亚洲内部的米贸易和日本》等论文。
2理论的基本构想和视角
滨下武志教授“亚洲经济圈论”理论的基本构想是“把握亚洲内在的细节，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描画亚洲近代的面貌”。他的基本视角则是“将历来观察问题的方法逆转，从亚洲的角度观察西欧”，即“从历史上形成并显示出来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交易关系全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历史继承形态的近代亚洲”。
滨下武志的“亚洲经济圈论”是和他的“朝贡贸易体系论”紧密联系的。因为他认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正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体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而且也是影响和延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由”。他主张应该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近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这就需要一方面探讨在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之中亚洲内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根据这种既有的关系，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即转换研究东西关系时历来的视角，从欧洲是如何加入到亚洲既有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从亚洲所看到的对欧洲关系。
3有关代表作
滨下武志关于“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的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地市场圈》（汲古书院，1989，730页）、《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315页）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232页）等，还有他的论文《东亚史上的华夷秩序》（《国际交流》62）、《朝贡与条约》（《周边的历史》）、《朝贡与移民》（《统治机构的文明学》）、《从白银的流通看世界经济网络》（《世界的构造》）等。与此理论相关的著作还有杉原薰的《亚洲贸易的形成和构造》（智慧书房，1996）、黑田明伸的《中华帝国与世界经济》（名大出版会，1994）；论文如宫田道昭的《近代亚洲贸易与中国沿海市场圈》（《思想》810）、冈山隆司的《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川胜守的《环中国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清帝国》（《东海史学》33）、松浦章的《清代的海洋圈与海外移民》（《周边的历史》）。还有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主编的论文集《亚洲经济圈与日本工业化》（1991）、滨下武志与沟口雄三等主编的七卷本系列论文集《从亚洲进行的思考》（东大出版会，1994）等。
“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与争论，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清史研究与亚洲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滨下武志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已由朱荫贵译成中文本，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4提供的借鉴和启示
这个理论给我们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是，要勇于并善于开阔视野，转换视角，创新思考，扎实研究。它以广阔的视野，新颖的视角，创造性的思维，又通过扎扎实实的实证性研究，打破了长期统治学术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东西方对抗”、“冲击—反应”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亚洲近代史尤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新观点，提供了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研究视角、框架与方法。以往在国际学术界东亚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美国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这一理论认为东亚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长期在低水平上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社会，而只有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才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向近代社会演变。西方冲击成了激发亚洲变化的决定性动力和活力。而“亚洲经济圈”和“朝贡贸易体系论”则是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挑战。它首先改换视角，把历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变为以亚洲为中心，从亚洲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从欧洲是如何加入到亚洲既有关系的新角度来研究16世纪以来东西方关系。当然这里关键是需要寻找到把亚洲连接在一起的内在纽带和亚洲发展的原动力。滨下武志认为在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和“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当欧洲接触和进入亚洲时，也不得不面对它的“反冲击”和制约。即使在西方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时，这个“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滨下武志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深入实证的研究。如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过的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从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流通与白银结算体系以及早期欧美商人与银行是如何加入中国贸易体系，进而追寻贸易金融投资行为的变化轨迹等等。滨下武志还认为历史上的亚洲，不是以一个平面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方式交错构成，必然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他通过大量统计分析探讨了香港等中枢地的经济机能，这是一种极其开阔的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即使是从亚洲出发思考，也同时密切关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动向，并把亚洲发生的变化置于全球经济演变的背景之中进行观察。滨下武志还十分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他认为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而没有把握具有交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纽带。因此，把处于“国家”与“国际”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必要的。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该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即从对亚洲自身的认识中去寻找亚洲的历史。
滨下武志等日本学者正是在这种新视野、新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才得出了自己的新的观点和结论。他们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亚洲近代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迫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只不过是西欧加入了亚洲早已形成的贸易网络，加入了亚洲原有的市场和这个市场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归根到底是要从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总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延续形态的近代亚洲，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有效方法。
我想这些理论、观点、视角、框架、方法，对中国学者研究清史和近代史、亚洲史，尤其是考虑清史编纂的框架和思路时，都有相当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5争议和批评
由于“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提出了许多与过去被视为定论的学术观念不同的看法，同时作为一种新理论方法也还有一些不完善和可争议之处，因此它在日本和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不少批评。有的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提出质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构想和假设，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课题。而对把亚洲各地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纽带也就是形成有机体制的论证，也并非仅仅从人、财、物的流动或移动方面就可以说清的。或者说即使存在一个有机的体制，但是维系其作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经济纽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经济圈”论者在把握亚洲经济圈的前近代和近代的连续性时，过分强调朝贡贸易圈的作用，而对欧洲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作用，似乎过于轻视。总之，对这个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三、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著作简介
下面着重介绍100种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正式出版的清史研究著作，分为以下6类：（一）清代通史、总论、论文集类，（二）清代政治史类，（三）清代经济史类，（四）清代社会史类（五）清代文化思想史类，（六）清代中外关系史类。 (一)清代通史、总论、论文集类 (1)神田信夫主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4：明清史》，山川出版社，1999年。 该书是以日本著名清史专家神田信夫教授（明治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为首的6名明清史学者执笔的关于中国明清史的通史。书后附有参考文献目录。 (2)增井经夫：《大清帝国》（讲谈社·学术文库），讲谈社，2002年。 这是日本老一辈著名清史专家增井经夫（原金泽大学教授），在他1974年讲谈社出版的《清帝国》（《中国历史》第七卷）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缩编而成的简明通俗的清代通史文库本，已成为日本学习清史的入门书。共分十章，目录如下： 序 章 清代的概观：①时代的性格，②社会的状况，③文化的特色。
第一章 明清交替的背景：①华夷变态，②满族的抬头与明朝的崩坏，③明代的遗产，④明朝的遗老。
第二章 清朝的盛大：①统合的贯彻，②三藩之乱，③康熙的治世，④雍正时代，⑤乾隆朝的繁荣。
第三章 清代社会的转机：①统治的弛缓，②白莲教徒之乱，③银经济的定着，④国际关系的转机，⑤广东十三行。
第四章 鸦片战争：①中国的近代，②鸦片贸易，③战争的深入，④南京条约，⑤亚罗战争。
第五章 太平天国：①近代的思维与行动，②拜上帝会，③太平天国的发展，④太平天国的评价，⑤太平天国的没落。
第六章 清代的社会经济：①社会经济的基调，②通货与商人，③银经济的展开，④商人的活跃，⑤会馆与公所。
第七章 清代的学术：①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②清代的思想，③清代的史学，④清代诸学。
第八章 清代的文艺：①清代文学，②清代美术，③清代建筑，④清代的文房用具。
终 章 清代270年的概括。①中国史上的清代，②世界史上的清代。附参考文献、年表、索引和山根幸夫的解说。
该书共471页，简明扼要，也是日本学者个人写作清代通史的代表作。 (3)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 (4)三田村泰助：《明清》（世界历史14），河出书房新社，1991年。 (5)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世界历史12），中央公论社，1998年。 其中岸本美绪写的清史部分有华夷变态、清朝的和平、盛世的危机等。 (6)并木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世界历史19），中央公论社，1997年。 目录如下： ①斜阳下的大清帝国；②鸦片战争——朝贡体制的动摇；③太平天国运动；④上海——“近代文明的窗口”；⑤秩序的再编与洋务运动；⑥边疆危机——朝贡体制的崩坏；⑦国家建设的构想；⑧华人世界的扩大；⑨义和团与新政；⑩辛亥革命。 (7)森正夫编：《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 这是一部关于明清史研究重要问题的论文集。其中关于清史的论文有：石桥崇雄的《满洲王朝论——清朝国家论序说》；大谷敏夫的《清代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史》；小林一美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的再探讨》；野口铁郎的《秘密结社研究的发展》；岸本美绪的《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寺田浩明的《合意与齐心之间》；山田贤的《长江上游的移民与开发》；片山刚的《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臼井佐知子的《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大木康的《庶民文化》；井上进的《出版文化与学术》。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清史研究论文，值得翻译。 (8)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山川出版社，1995年。 这是一部由日本老一辈清史专家石桥秀雄教授（现东洋文库研究员）主编的清史论文集，重点是清代初期、中期的历史。其中包括：石桥秀雄的《清朝入关后满洲的称呼》；石桥崇雄的《清初祭天仪礼考》；细谷良夫的《清朝中期八旗汉军的再编成》；松浦茂的《清代中期三姓的移住和佐领编成》；渡边修的《顺治年间的汉军及其任用》；松浦章的《康熙盛京海运与朝鲜赈济》；岸本美绪的《清代户部银库黄册》；赤岺守的《清朝对日琉球归属问题交涉与脱清人》；楠木贤道的《齐齐哈尔驻防钖伯佐领的编立过程》等。 (9)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现状与问题》，汲古书院，1992年。 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习和研究的入门书，书中共收17篇综述，涉及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变法运动、自立军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政权、黄兴、孙中山、留日学生、华侨史、近代中国贸易史、江南地主制度、华北农村社会、会党教门等课题的研究状况。 (10)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 这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习与研究的入门书，但与上书体例角度不同。全书分为研究动向（包括日本、中国、美国的研究动向），图书介绍、资料介绍和统计年表四大部分，都是由著名学者撰写。 (11)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这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滨下武志教授（现兼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的一部力作，是他阐述亚洲经济圈理论，并以此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 目录如下： 序 章 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第一章 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 第二章 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 第三章 银价腾贵和外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 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过程。 第五章 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亚洲观和欧洲观。 结 语 现代中国和近代史研究。 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朱荫贵翻译，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 这是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论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的一部重要著作。 目录如下： 第一部 华夷秩序的展开和中华观：①东亚国际体系；②中国与东南亚。 第二部 朝贡体系的形成和构造：①朝贡与移民；②锁国期向日本的人口压力；③中国的银吸收力和朝贡贸易关系。 第三部 欧洲与亚洲：①近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日本和亚洲；②朝贡与条约；③东亚地域史的展开与近代；④围绕香港的主权与宗主权。 该书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倡从亚洲自身的角度思考中国与东亚的近代史。 (13)黑田明伸：《中华帝国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3年。 该书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清代中华帝国的经济秩序。 (14)《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山川出版社，1992年。 这是一部为纪念日本清史研究前辈、著名学者、明治大学名誉教授神田信夫70寿辰而编辑的清史论文集，收集了32篇清史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石桥秀雄的《清初的额真——以太祖、太宗期为中心》；松村润的《天聪九年察哈尔征讨诸问题》；细谷良夫的《布山总兵考》；加藤直人的《清代新疆的遣犯》；石桥崇雄的《围绕“六条例”——清朝八旗制度研究之一环》；松浦章的《明清时代北京的会同馆》；岸本美绪的《关于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河南钱粮册〉》；安野省三的《清朝中期秦岭的民俗》；菊池敏夫的《清末工业化与机械工——福州船政局的考察》；小岛淑男的《清末民国初期江南的田业会》等论文。 (15)《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 这是为纪念著名清史学家、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松村润70寿辰而编的清史论文集，共收24篇论文。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清初的民族，包括冈田英弘的《清初的满洲文化中蒙古的要素》，拓木贤道的《康熙三十年达斡尔驻防佐领的编立》。 第二部分，清初的政治与史料，包括石桥崇雄的《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满文本》，细谷良夫的《乌真超哈的固山》等文。 第三部分，清朝的商品流通与社会经济，包括斋藤司良的《清代台湾的樟脑生产》，香坂昌纪的《清代的南新关与商品生产》，松浦章的《清代潮澄商船的沿海活动》。 第四部分，清末的政治与经济，包括岸本美绪的《清末江苏省太湖厅的晴雨粮价报告》，津久井弘光的《清末留日学生与信浓蚕业学校》，片仓芳和的《清末湖南的知识人与宋教仁》。 (16)川胜守：《日本近世与东亚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年。 (二)清代政治史类 (17)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 (18)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与鸦片战争》，同朋舍，1995年，695页。 这是鹿儿岛大学的大谷敏夫教授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清代政治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内容包括： 第一章，清代政治思想研究，评述了清代思想史研究动向、近代政治思想与民众运动以及清末经世的两大潮流。 第二章，鸦片战争的经世思想家，分别研究了林则徐、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后的行政官的内政外交政策，分别论述了严如煜的边防论，陶澍、林则徐的治政策，包世臣、魏源的漕运水利以及清政府的新疆统治政策等。 第四章，鸦片战争后的经世学与历史地理学，分别论述了《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西北地理学，汪士铎的经世学与历史地理学，杨守敬的历史地理学。 该书附录包括：幕末政治思想与中国思想；《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西乡隆盛与中国思想。 (19)大谷敏夫：《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概说》，汲古书院，1993年，295页。 该书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要论述。 (20)松浦茂：《清太祖努尔哈赤》，白帝社，1995年。 这是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记。作者曾亲自到努尔哈赤的兴起地赫图阿拉进行实地考察。 (21)小岛晋治：《太平天国与现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 小岛晋治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家，长期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该书是小岛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之一。 (22)曾田三郎：《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们》，东方书店，1996年。 (23)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研文出版，1999年。 这是东京外国语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