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的心性之学源于薛瑄 ^1）。薛瑄（1389一1464年）之学“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2），以为“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3）。他依据所谓“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4）、“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5）的儒学传统，提出其“内外交修”的“复性”方法：学者“当下心意言动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诚，言必谨、动必慎，内外交修之法也”^（6）。他所谓“外修”，即“下学”工夫，所重在“形而下”的人伦日用践履，目的在于“知性知天”、“上达天理”；所谓“内修”，亦即“持敬”或“居敬穷理”的工夫，所重则在使“形而上”的心之本体直与天理合一。由于“‘敬’为百圣传心之要”，“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7）故而“持敬”或“居敬穷理”乃是“学者至要至要”^（8）的心性修养功夫。 

程敏政大体顺承着薛  的基本理路，在心性论上发挥儒学传统，形成其思想观念。兹分三端述其要旨，并透过若干历史资料来看程氏心性之学在宋明儒学史上所起的作用： 

其一，以“诚意”为“学者自修头一件事”。程敏政本《中庸》之论，以“诚”为“天地人物公共的实理。如天有此实理，方成此天；地有此实理，方成此地；人有此实理，君臣方成得君臣、父子方成得父子；物有此实理，草木鸟兽方成得草木鸟兽。若有一毫虚假、安排造作，便不成了，故曰：‘诚者，自成也。’”^（9）他说：“‘诚’是真实无妄之谓，乃天理之自然，如仁则真实是仁、义则真实是义，更无一毫虚假，故曰：‘诚者，天之道也。’”^（10）在他看来，“诚”的意义极大，所关匪细，绝不可“视为迂阔不急之谈”而“别求新奇可喜之论”。他说： 

    《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盖一者，诚也。以之修身则可以正天下之大纲，以之为治则可以举天下之万目。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纯乎此而已。大哉诚乎！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人伦舍是则无所自而明，风俗舍是则无所自而厚，养民舍是则无所恃而臻于富庶，御夷舍是则无所恃而致其咸实。盖天下之理虽众，求其操之约、制之广，莫有过于“诚”之一言者。其可视为迂阔不急之谈，而别求新奇可喜之论哉？^（11） 

“诚”的本义是“信”，《说文》即以“信”释“诚”。《中庸》、《孟子》将之提升为哲学范畴，宋儒继承这传统，以为“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后符节，是乃所谓诚”^（12），把“诚”作为“致一而不可易”之理，即永恒的必然规律。集宋代儒学之大成的朱熹亦以客观必然性来诠释“诚”：“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3）“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14）他又在倡“诚”的基础上，提出“慎独”论，如其释《中庸》“君子慎其独也”道：“独者，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冥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之知；则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15）程敏政发挥程朱理学，将“诚”视为“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的必然规律，强调“诚意是学者自修头一件事。”他亦如朱熹，在言“诚”的基础上提倡“慎独”谓：“独、是指自家心里说。好善恶恶，著实与不著实，只是自家心里晓得，别人不晓得。所以君子的人于这等去处必要谨慎，不可一豪放肆。”^（16）较之朱熹后学魏了翁从体认并实践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之则的角度诠释“慎独”，^（17）程敏政所说显然更接近于朱子本义。 

就明代儒学史而言，大体与程敏政同时的陈献章（1428一1500年）主“静”却并不强调“慎独”；稍晚于敏政的王阳明（1472一1529年）倡言“良知”，却亦不重视“慎独”。陈、王之后，心学崛起，蔚然成潮。值得注意们是，坚守心学立场的儒者，大多“诚意”、“慎独”并重，同朱学家程敏政有着颇为相同或相近的学说思想倾向。如许孚远传承陈南障一一湛甘泉一系学脉，即以“诚意”为《大学》“全经枢纽”^（18），又视“慎独”为“学肴命脉上功夫”^（19），并说：“只慎独诚意，则心正身修，一齐都做了，而齐家冶国平天不，将举而措之无难。”^（20）由阳明心学发展而成泰州学派传人的王栋，将“诚意”与“慎独”作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而二、二而一的互为体用关系。迨至晚明，刘宗周即注重“诚意”，又以“慎独”为其学说思想的基本宗旨，力称：“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21）当然，许孚远、王栋、刘宗周诸儒都与程敏政并无学术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敏政所论亦远未达到他们那种精微细密的程度，但就中国儒学史上的宋学而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程敏政之学实为重要的过渡环节。 

其二，以“敬”为“圣学始终之枢纽”。程敏政远承程、朱，近袭薛瑄十分重视“敬”在心性修养上的重要作用。他首先审察了历史，揭示“敬”在圣学中的地位。他说： 

    古者人生必先之小学，而后进于大学，故其功有渐而性可成。后世小学书亡，人躐等，任天资以行，已而性学寝微，其弊久矣。程、朱二大儒悲学之后时者无所致力，为发“敬”之一言，为追补养蒙之方，由是人有所持循，而性学可渐复也。子朱子又尝为之箴，学者亦诵法乎此而已。^（22） 

    予观古经传，自《周诰》之外，“敬”、“德”二字未有并言，惟左氏书臼季之言曰：“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先儒谓此真格言，且出沫泗之前，殆古圣之绪论乎？^（23） 

    圣门之教，莫先求仁，而求仁之要，又非远人以为道也。禁止其视听言动之非礼，而“敬”以主之，则日用之间，表里交正，而德可全矣。顾其为说，莫详于颜、冉氏之所闻，又莫切于程、朱氏之所箴者。惜乎后学不能体而行之，则其群居之间徒有讲习诵说而已。……而“敬”实后学之法守也。一不敬，则私意万端，起而害仁，不可胜道，诚何自而致乎？“敬”而安焉，则无己；可克而仁矣，仁则一于天理而诚矣。此希圣之功也。^（24） 

程敏政指出，“诚”本系上古“养蒙之方”，而“敬德”之言“出洙泗之前”，乃“古圣之绪论”。圣门最讲“求仁”，而“求仁之要”无非“克己”，“克己”之功则当以“敬”主之。后世“小学书亡”，“性学寝微”，加以功利之说日兴，致使这本居极其重要地位的“敬”不为孟子以后那些“徒有讲习诵说”之学者重视。直到两宋，程、朱诸大儒出，复兴圣学，绍承古教，方才接续孔、孟道统，点明“敬”乃“希圣之功”、“后学之法守”。故而程敏政认为，“敬”虽为“圣学始终之枢纽”，但“穷圣性之源、究心学之妙，而归宿于一‘敬’，则程子发之，朱子阐焉，实有功于圣门而有大德于来学者也”^（25）。他的这一分析，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古圣垂范，儒经立训，有关于“敬”者不少，但在理学思潮出现以前，“敬”只是作为儒家所倡诸德中的一种。程、朱理学家始从心性论上讲“敬”，视其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26），当作“道统”之攸系。这正如朱熹弟子陈淳所说：“‘敬’一字，从前经书说处尽多，只把做闲慢说过，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学者做工夫处说，见得这道理尤紧切，所关最大。”^（27）所以，程敏政高度评价二程、朱熹提倡“主敬”论，认为其有“追补养浆之方”而使“性学可渐复”之功。他尤其对朱熹的《敬德铭》推崇备至，一再要求学者对之“诵法乎而已”。 

程敏政又从心性修养角度畅论“敬”的重要性。本来，“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28）。他们是在鼓倡其“学圣”运动中标立“敬”之宗旨的。如首先发起“学圣”运动的周敦颐有“主静立人极”^（29）之说，二程修正其说，倡“入德必自‘敬’始”^（30），朱熹更朋确以“‘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31）。程敏政接过其天里学先辈的话头，也认为：“人要学而至于圣人，是第一难事。其始初成就要入圣人的门户，不出此‘敬’，到终了成就得造圣人的田地，也不出此‘敬’。”^（32）为什么“敬”会同“学而至于圣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因其在心性修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敏政对之申述道：“人能修己，便存于中，无一毫放肆；见于外，无一事娇伪。表里纯一于‘敬’，这便是君子”，也就超凡入圣了。进而论之，“‘敬’非止可以修一身，推而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本于一‘敬’”。“敬”实在堪称为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每一个人的“主宰根本”。^（33）在程敏政看来，人“能敬以事亲则孝，敬以事君则忠，敬以交友则诚，敬以处家则睦，敬以莅政则为良吏，敬以居学则为君子儒。人之有一德者，无往而非敬也”^（34）。因此，学者只要由“敬”入手，自然不仅可望成为贤者，而且还可以成就出“内圣外王”的伟业。 

此外，程敏政还将理学家所言“敬”同释氏之论、俗儒之行予以原则区分。理学家倡导“主敬”，最易发生二大问题：一是易于与释氏所论相混，因为二程以前，“敬”即已引起禅宗重视，如六祖慧能说：“常行于敬，自修身即功，即修心即德。”^（35）这样，如何区分儒者之“敬”与释家之“敬”就成为一大难题。二是理学家提倡的“主敬”工夫有矜持把捉、涉于安排疏于外事、不切实用的流弊，如晚明李贽即曾批评道：“平居无事，只能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事无人可用。”^（36）这样，如何既“持敬”以加强个人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又能切用于实用，从而真正做到“内圣”而又“外王”，这亦成为一大难题。程敏政对这两大难题均有所注意，故其明谓： 

“敬”，非若异端之一于摄念、俗儒之工于稽  者也，必贯乎动静。^（37） 

这就是说，不同于释家“一于摄念”、毫无所谓的“敬”，也不同于俗儒“共于稽 ”、流于具文的“敬”，真正的理学家所主张的“敬”，乃以儒家固有的入世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为基础，充溢着盎然生机：“当弦歌而弦歌，当息游而息游。取足以制吾情、养吾气，缜密而不拘，优柔而不疏，夫然后见诸诵说藏修者，可以精义焉、可以育德焉。积之亘而居之深，理既穷而词亦达，其于道也几矣。此善于‘持敬’者。”^（38）敏政的这一认识，不仅同释家之件、俗儒之行有别，而且同程颐“敬只是主一也”^（39）朱熹“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以静为本”^（40）之说也有一定差异。敏政又从这种具有其自身特色的认识出发，提倡学者“知”、“行”并进，说： 

自宣圣以“博约”之训界颜子，以“一贯”之说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诚身”，孟子之“知言养气”，先后立教如出一揆。盖知之真，则其行也达；行之力，则其知也深：两者并进，如环之循，然后作圣之功可图，而道可几也。^（41） 

知真行达、行力之深，“知”、“行”并进，“如环之循”。依此，则学者既应“持敬”，加强内在的道德自省，又须“力行”，大有为于世。只有依循着这儒家固有的传统，才可图“作圣之功”，“而道可几也”。程敏政的这一观念同其所提倡的在“尊德性”、“道问学”有机统一基础上推进儒学发展的思想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稍后，王阳明标举“知行合一”之徽帜，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42）明、清之际的陈确（乾初）也说：“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愈无穷；先后之间，如环无端，故足贵也。”^（43）阳明、乾初的思想宗旨及其立论的出发点等等当然与程敏政有所不同，但仅就提倡“知”、“行”并进观而言，敏政所论无疑开启阳明、乾初之端绪。 

其三，“‘静学’之言，实洙泗之绪余。”先秦儒门虽有曾参倡导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在修养方法，但总体来看，在积极有为、刚健奋发的人生态度支配下，更为进求的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气概，至于“主静”之说实未遑论及。洎乎北宋初叶，受佛、老二氏影响，周敦颐始明言：“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44）程颢、程颐兄弟继之而起，亦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45）“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46）又以“静”为入德之始基，认为“静”能养德，“静坐”为心性修养之最佳途径，唯有善“静坐”者方堪称“善学”^（47）。二程弟子后学也多重视静修的作用，如杨时好言“静中体认”；时之弟子罗从彦“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从彦之弟子李侗（朱熹的老师）既以“静”为进学之功，又以之为养心之要。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不仅肯认“始学工夫须是静坐”^（48），而且更以“静为主，动为客”^（49）。但他又有感于“被异端说了虚静后，直使今学者忙得更不敢睡”^（50），故而后来并不太过于提倡“主静”，而是渐渐地专主“主敬”，要求学者“格物致知”、“居敬穷理”，以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不过，朱熹所倡的这种心性修养方法，又有耽于读书考索之弊，故在当时即已被陆九渊讥为“支离”。 

程敏政熟知儒学史，对南宋时期朱、陆纷争的历史公案极为了解，更对他身处的“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现实学术文化氛围深有体察，所以，他毅然超迈朱熹，直溯周敦颐和二程兄弟（尤其是程颢）竭力强调“静”的意义。敏政说： 

定而后静，曾子之所受于孔门也；定而主静，周子之说太极也；静定而动亦定，程子之答横渠也。盖必究心程子之说，而后至善之地、中正仁义之指可窥也。夫静定之义大矣！^（51） 

“静学”之言，实洙泗之绪余，大儒君子每有取焉。盖静则志不分而学有以足乎已，学则枉不疏而才可以周于用。循是而为之，则上焉为人之官而有所荏，下焉为人之幕属而有所承，殆无施而不宜矣。^（52） 

他不仅以“‘静学’之言，实洙泗绪余”，视之为孔子开启、曾子所受，而又为历代“大儒君子每有取焉”的儒门固有传统，而且他更进一步从价值作用角度确认“静定之义大矣”，说：“人之为德也，静然后可以制天下之动，故求人德者，学必自静。夫静则心恬而不兢，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应万变，有所恃而不舛礼。”^（53）这样的“静定之义”，“推而极之，积而不已，则其体天德，其用王道。用有小大，而吾之所养者殆无施不可也”。^（54） 

敏政以外，陈献章也提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并以“静”为“心学法门”，^（55）又力主“为学须《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56）认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作圣之功，其在滋乎！”^（57）当然，宗信陆学、“以自然为宗”^（58）的陈献章，其论“静”之用心与以程朱理学为理论背景、学术立场来讲论静修之学的程敏政有很大不同，但在开启中、晚明“主静”思潮这一点上，敏政和献章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从又一侧面表明程敏政的心性之学确为宋明理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过渡性重要环节。 

［注释］ 

（1）曾官至首辅大学士的李贤对程敏政影响最为深巨。李贤，字原德，邓（今河南郑州市）人。其生平事迹未见载于《明儒学案》，但王鸣盛《薛文清公书院记》（见《薛文清公行实录》卷三）著录薛瑄“弟子及从游者”七十余人，李贤被置于第一。据此可谓敏政之学与薛瑄河东理学有亲缘关系。 

（2）《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上·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3）薛瑄：《读书续录》卷八。 

（4）《易·乾卦·文言》。 

（5）《河南程氏遗书》卷五。 

（6）薛瑄《读书录》卷一。 

（7）同上书卷六。 

（8）同上书卷五。 

（9）《篁墩文集》卷一《青宫直讲·中庸》。 

（10）同上书卷四《文华大训》。 

（11）同上书卷九《制策》。 

（12）程颐：《经说》卷八。 

（13）《中庸章句》。 

（14）《通书解》。  

（15）《中庸章句》。 

（16）《篁墩文集》卷一《青宫直讲·大学》。 

（17）魏了翁诠释“慎独”道：“诚能于睹闻之外、隐蔽之际，己所独觉而人未及知，随乎萌芽之动以谨乎善利之机，则仰观俯察，前参后倚，真有一见乎仁义礼智之则，行乎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皆吾性所本有、分所当为，而实不容以须臾离也。”（引自卫    ：《礼记集说》卷一二四，通志堂本，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重印本，第13册第352页。） 

（18）《大学述》。 

（19）《大学述答问》。 

（20）《大学述》。 

（21）《刘子全书》卷十二《学言下》。 

（22）《篁墩文集》卷五十六《敬养斋铭》。 

（23）同上《敬德堂铭》。 

（24）上书卷三十四《五箴解序》。 

（25）上书卷十八《徽州府婺源县重修庙学记》。 

（26）《朱子语类》卷一二。 

（27）《北溪字义》。 

（28）胡居仁：《敬业录》。 

（29）《太极图说》。 

（30）《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31）《朱子语类》卷一二。 

（32）《篁墩文集》卷四《文华大训》。 

（33）同上。 

（34）上书卷五十六《敬德堂铭》。 

（35）《坛经》。 

（36）《焚书》卷四。 

（37）《篁墩文集》卷十八《徽州府婺源县重建庙学记》。 

（38）同上《李源书院记》。 

（39）《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40）《朱文公文集·答张敬夫书》。 

（41）《篁墩文集》卷十七《定宇先生祠堂记》。 

（42）《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43）《陈确集·别集》卷十四《大学辨一·答格致诚正问》。 

（44）《太极图说》。 

（45）《程氏经说》卷一。 

（46）《程氏粹言》卷一。 

（47）据《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有人向程明道问学，明道答曰：“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48）《朱子语类》卷一二。 

（49）同上。 

（50）同上。 

（51）《篁墩文集》卷十九《静定山居记》。 

（52）同上书卷二十《送张彦质赴南京户部主事序》。 

（53）（同上书卷二十九《静轩序》） 

（54）同上书卷十八《徽州府婺源县重建庙学记》。 

（55）《陈献章集》卷一《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56）上书卷二《与贺克恭黄门》。 

（57）同上《复赵提学佥宪》。 

（58）同上《遗言湛民泽》。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