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砖)是汉代的建墓用材，它的出土范围涵盖了河南、鄂西北、山东、苏北、皖北、陕北、晋西北、四川等广大地区，其中有许多是反映汉代农事风俗的画面，现结合考古新发现及文献资料对其中的农俗图像及所折射出的汉代农俗作一初步的探讨。
汉代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大片荒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生长有了物质保证。汉武帝时把冶铁业收归官营，在全国各地设置铁官49处，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汉朝政府十分重视铁农具的冶铸，使得铁制农具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汉代耕牛的广泛运用及牛耕技术的改良，使得耕作技术更趋合理和精细。这样就使西汉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到了武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⑴的富足太平的盛世景象。各地出土的汉画所反映的在这繁荣形势下农俗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代在农俗活动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神灵的崇拜祭祀，由于中国的宗教体系一开始就是与各种民俗事象结合在一起的多神崇拜，所以在农事方面供奉祭祀的神灵也就多种多样。如对决定农时的北斗的祭拜；对农神炎帝的祭拜；对能呼风唤雨的风伯雨师及河伯的祭拜；对引领万物复苏的春神的崇拜等。
1、祭祀农神
在远古传说的神话中，农神即炎帝，是人首牛身之神。《艺文》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首牛身，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在汉画中炎帝神农氏已彻底人神化，例如在山东武氏祠西壁画像共五层，其中第二层自右至左为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等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图像。画中神农氏头戴斜顶进贤冠，手拿耜作翻地状。左边隔栏上的题榜是“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⑵《艺文》引《易》曰：“神农氏作，析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在徐州画像石中亦有炎帝之像，画左上方一农夫装扮之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赤足，一手持耒耜。一手牵凤凰⑶。《淮南子·时则训》云：“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也，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而凤凰即朱雀，南方之神鸟，故而可知这牵凤凰、持宋耜者乃为南方火德之帝神农。
到了汉代，祭祀农神已成为一种定制。“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⑷。“正月始耕，尽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⑸注引《汉旧仪》曰：“春始东耕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
2、祭拜风伯雨师、河伯
在南阳汉画的“风伯雨师图”中，画像上部刻三神人，合力共曳一车，车上乘一驭者，一尊者，五星相连为轮，据考，五星为五帝星座，下刻四神人在泼水行雨；右端刻风伯，赤身，双手合十，作张口呼风状，其前云雾缭绕⑹。在“河伯出行图”中刻一水车，上乘一尊者，一驭夫。尊者为河伯，车前有三鱼牵挽，车后有四鱼随从⑺。
由以上画像可以看到为了求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汉代有祭祀风伯雨师和河伯之俗。史载“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⑻”。“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⑼”。《独断》曰：“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冯夷，华阳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⑽。“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⑾。《神异经》云：“西海之上有神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水，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⑿。故河伯也有行雨的本领。
3、祭祀春神
祭春，就是迎接春天到来的礼仪和风俗，早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在立春日举行“迎春”“出土牛”等活动。“出土牛以送寒气”⒀。“以青圭礼东方”郑玄注曰：“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吴勾芒食焉”⒁。据《礼记·乐记》载，周天子在四季之礼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都要举行礼乐“迎气”仪式，认为不这样就会导致“寒暑不时则疫，风雨不节则饥”的可怕后果。
到了汉代，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的作用下，迎接四季的礼仪仍被延续着，而迎春因象征着生命复苏的特殊价值而倍受重视，逐渐成为官方劝农的重要礼仪，民间农事活动的重要习俗。“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矜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担敕，劝农桑，勿夺农时”⒂。“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⒃。“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城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⒄。“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时应气，示率丁也”⒅。而《白虎通·五行》论及立春时说：“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之为言萌也”⒆。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汉代的迎春之礼是在立春日立土牛、耕人、举行“出土牛”活动，官方设坛祭祀青帝、勾芒。《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吕氏春秋·孟春》高诱注云：“勾芒少昊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由此可知，勾芒为木德，管理春天之神。而作为春神、木神、东方之神，同时又是青帝助手的勾芒成为理想的媒介将四季中的春天，五行中的木，方位中的东方和五帝中的青帝连接起来，预示着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的到来。
在洛阳新莽时期的壁画墓中，勾芒为人面，八字须头戴三梁进贤冠，鸟身有双翼，长尾，朱雀形⒇。在江苏徐州汉画像中的一幅图中，画左是一座两层楼阁，上层为西王母戴胜扶几端坐，楼外侧有二神人执杵捣药，另有四位神人面向西王母居住的楼阁列队揖拜，自前而后依次为人首蛇身者(伏羲)，马首人身者，鸟首人身者和一着冠持长剑者。四神人上方又有一鸟一狐，画中有一大树，树上有数鸟，树下二人，一人张弓射鸟；画右有二人击建鼓及斗鸡、比武的场面。而拜见西王母的第三位鸟首人身的神祗即为勾芒[21]。
出土于南阳的“张景碑”就是对汉时南阳迎春之俗的佐证，该碑又称“张景造土牛碑”，刻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八月二十五日，碑心清晰可识225字，主要内容为郡守丞“告宛”吏民的公文，即同意张景“愿以家钱”承包举行立春仪式所需的一切用具(如土牛等)要求，并以此免除他家世代劳役。
4、崇拜北斗
北斗星俗称“杓星”，是人类较早熟悉的星宿之一，它是由天枢、天旋、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颗星组成，因其在北方聚成斗形而得名。北斗星在我国古代“观像授时”的天文学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我国最早的历法《夏小正》正是以北斗为其核心的。到了汉代，仍是以北斗来确定季节，汉画中北斗星画像反复出现，则反映出了汉代崇拜和祭祀北斗星神的风俗。
在南阳汉画中有一北斗星图，图中刻一满月，月中有一蟾蜍，右刻北斗七星，左刻相连星宿[22]。在山东武氏祠后石室第四石第四层刻北斗星君图，图中北斗七星整齐排列，四个星组成车舆，三个星组成车辕。车下无轮，有云气托着，云气中伸出一兽头蛇身怪物。星君坐于车内，头戴斜顶高冠。车后有人物车骑[23]。
虽然汉时祭北斗又附会出新意，但祭北斗之俗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而这种民俗作为历史的伴随物，它积淀着大量的、甚至是原始的文化因素，对北斗的崇拜，就是始于对农业星神——北斗的祭拜而衍生变化而来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来安排农时，人们从表面认识到北斗与季节变化有关，但却不能科学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将这一自然属性赋予北斗以神性，认为北斗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宰气候变化，进而主宰农事和人类命运的神灵，所以很早就将北斗奉为星神，受到普遍崇拜。
其次，是对巫术的信奉。巫术是人类建立在某种信仰或信奉的基础上，企图控制环境或外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在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在大自然无常的状态下，原始的巫术情绪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在他们认为不可控制的神秘事物上实施，希望以此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在汉画中主要表现在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雨水祈求。
古代祈雨有专门的名称，曰“雩”。《公羊传》：“九月大雩”注“大雩，旱祭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已经有了这种活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记录祈雨的卜辞。周代的祈雨之俗已相当盛行，“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24]。“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25]。而在《论语·先进》、《九歌·云中君》中则分别记载了鲁国、楚国的雩祭情况。降及汉代，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参加祈雨活动，统治者对祈雨活动是作为一种政务来对待而不敢懈怠，而广大百姓则深信这样做对消除早象是至关重要的。
在古人的观念中，能导致旱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旱魔作崇，阴阳失调等，而旱魔则是引起旱灾的主要原因。要求得雨水，解除旱象，就要赶走可怕的旱魔，而在《山海经》中，记载的旱神就有一二十个，其中最令人恐怖的就是旱魔女魃。“大荒之中，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黄帝，后置之赤水之北，魃时亡之”[26]。女魃时常从规定的地方逃出，所到之处则旱荒遍野。正如商汤时祝词所云：“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27]，而驱赶旱魔的办法，则是或焚或曝。汉代虽已不再用焚巫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求雨方式，但仍有曝巫之俗，“春旱求雨，曝巫……秋，曝巫”[28]。在汉画中主要有曝巫及借助神力消灭早魔两种反映。
在洛阳发掘的西汉壁画墓中的墓门上额背面有曝巫的内容，图中在一枯树的枝上挂一红色衣服，天空中飞鸟不敢落树枝，树下有一女子，头发系于树上，双目紧闭，上身裸露，肤色发紫，横躺于地，身旁一翼虎正瞪目张口一爪踏于女子身上，欲咬其臂[29]。图中被曝晒虎咬者当为旱神女魃。在南阳汉画中有虎食女魃图，图左刻一虎一熊，右刻一翼虎，张口展翅扑食女魃[30]。这里便是借助驱魔逐疫的神物——虎来噬食旱鬼，解除旱灾，这种类似的画面在汉画中有数幅，说明汉代人们有借助虎之神力的避旱巫术的存在。
另外，汉代为祈求丰收而表演的祭祀灵星之舞，有象征六大农事的场面。“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雀)及获刈舂簸之形[31]。在四川汉画像砖中有许多对农作事象的描述。其中一幅画面前四人持刈钩向后高举，动作齐一，后二人手执器，一手作播种状，从画面人物的动作整齐化一和一致节奏感来看不像是反映农作的具体活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代祭农神舞蹈——灵星舞，而这种以模仿农作的形式来祈求丰收则有巫术通神的意味，因为“在神圣领域以内，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在这些欢快的对丰收情景的模拟中“看见了具体化的痴情的希望……”[32]
最后，汉代农人在祭祀神祗、信奉巫术的同时，坚信踏实耕种才是带来好收成的根本。在全国各地出土的汉画中，有许多反映农夫在田间耕作的画面。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的壁画上的牛耕图，“一农夫短衣赤足，右手扶犁，左手扬鞭，驱二黑牛向前翻田，犁铧露于土外。”[33]另外还有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葬的牛耕图[34]，江苏双沟画像石墓出土的牛耕图[35]，都表现了农夫辛勤耕作的情况；在四川成都羊子山汉代画像砖墓中发现一块弋射收获选种画像砖，画面上部刻弋射图，下部刻收获选种图，其画面共六人，正在收割水稻，中间三人正弯腰选收稻种，右二人手持刈钩，正在对选后的稻子进行收割，左一人一手提篮，肩上挑着一担已扎好的稻穗[36]。从这些耕田、耘地、收获、选种的农事画面中可以看到汉代的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付出的辛劳，而这些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社会文化中最伟大的文化，而且也是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汉代农民在敬神信巫的同时，不忘辛勤耕耘，正是在这种迷信而不失现实的态度下汉代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奠定了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⑴ 《资治通鉴》卷45，《显宗孝明皇帝》下。
⑵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图1，山东美术山版社，1986年12月。
⑶ 《徐州汉画像石》图90，江苏美术山版，1985年6月。
⑷⑻ 《后汉书·祭祀下》p3204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⑸ 《后汉书·礼仪上》p3106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⑹⑺ 《南阳两汉画像石》图152、155，文物出版社，王建中，闪修山，1990年版。
⑼ 《风俗通义·祀典篇》。
⑽ 陆德明音义引司马彪《清冷传》。
⑾ 《山海经·海内北经》郭璞注。
⑿ 《酉阳杂俎·诺皋记上》。
⒀ 《周礼·月令》。
⒁ 《周礼注疏》卷18P762《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⒂ 《汉书》卷85 P3443，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⒃ 《后汉书·礼仪志》P3129，中华书局，1965年版。
⒄ 《后汉书·礼仪志》P3102，中华书局，1965年版。
⒅ 王充(东汉)《论衡·乱龙篇》卷16。
⒆ 班固(东汉)《白虎通德论》卷3，四部丛刊本。
⒇ 苏健：《洛阳汉代彩绘》中州书画社，1986年。
[21] 《徐州汉画像石》图11，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22] 《南阳汉代画像石》图25，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23]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12月。
[24][25] 《周代·春官·司巫》。
[26] 《山海经·大荒北经》。
[27] 《诗经·大雅·云汉》。
[28] 《春秋策露·求雨》。
[29] 《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二期。
[30] 《南阳汉代画像石》P194，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
[31] 《续汉书·祭祀志下》。
[32]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P78(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33] 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
[34]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
[35] 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
[36] 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第4期。
（资料来源：《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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