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研究正全方位展开，但将有关研究自觉整合成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最近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中，“晚明”越来越清晰地被描述成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提到晚明，人们想到的关键词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好货好色、逾礼越制、以情反理、个性解放，以及《金瓶梅》、小品文，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景象在晚明社会确实很突出，也可以说是晚明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特征，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重视。但当晚明的上述面貌突出到了几乎遮蔽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现象时，我们是否也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历史的本真呢？
在我看来，依照历史的事实与当今的研究，我们既有人文的晚明，也有政治的晚明；既有江南的晚明，也有江南以外的晚明；既有城镇的晚明，也有乡村的晚明；如此等等。而忽略政治、江南以外、乡村的晚明，特别是忽略各种晚明复杂的关系，对认识被作为主导面的人文、江南、城镇的晚明其实也是不利的。
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晚明从历史分期上就可以看出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影响很大，且不说历史上特定的某年是否如此重要，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审视和叙述历史的典型时段与必要依托。但这一年在文学上却乏善可陈。对文学史来讲，万历二十(壬辰，1592)年也许更值得一提。王夫之就曾将万历壬辰作为文学趋于“俗陋”的转折，钱谦益也有类似观点。循着他们的思路可以发现，万历二十年确实在文坛上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事件。
这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说明政治史与文学史不一定是同步的。事实上还存在诸多错位或差别，两者的典型场景似乎并不能充分对接或重叠，即使其中最有可能对接或重叠的部分，也存在认知上的盲点。如苏州是晚明市民社会发展最成熟的区域之一。人文方面，大量通俗小说刊行于此地；政治上也发生过著名的“苏州民变”。但人们通常所提到的人文晚明的代表者与政治晚明的代表者是否同一群或一类人？如果是，有怎样的联系？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会有区别？恰恰在这一重要的交汇点，相关研究暴露出语焉不详的流弊。
日前看到一篇题为《三言二拍：崇高的缺失》文章，作者指出，伴随晚明人性解放兴起，“三言二拍” 渗透了崇高缺失的时代病，当时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未在小说中得到应有的展现。为什么人文晚明与政治晚明并没有有效地重叠在一起，确实值得深思。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两者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袁宏道的纵情声色、追求自适是人们熟悉且被一再强调的。但他并非彻底超然物外、忘怀政治。在其诗文中，也不难找到感时伤世的内容。“仕”与“隐”的矛盾情怀本来并不鲜见，但如果袁宏道对个性解放的呼唤与实践有异于一般退隐之处，这种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的士大夫责任感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从地域上说，晚明社会的差别同样巨大。一些论著习惯不加区分的引用诸如地方志等资料来说明晚明的整体情况，殊不知各地存在极大的差异。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就对各地的自然、经济状况以及民俗习惯等有所记载。如卷四对杭州的描述，展示了接近现代消费型城市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视作晚明风尚的证据。但在同卷，他又描述了江西风俗的俭仆，并与中原的追求享乐对比；卷三也描述了晋中的俭仆风尚。足见同一时期，各地风俗差别之大。若仅以江南（苏杭）的晚明，作为论述整个晚明社会的底色，很可能顾此失彼，畸轻畸重，甚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论及东南文化特点时，认为它不但体现在经济过程中，也是经由表述行为实现的，极有见地，很可能我们现在的研究仍因袭和加剧着这种表述。
就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也是如此。李圣华著《晚明诗歌研究》是填补晚明诗歌史研究空白的专著，作者有专节论及晚明诗歌与区域人文，显示出兼顾全体的眼光。但囿于篇幅，论述范围基本上仍限于东部。而即使是江南，地域差别也极为明显。汤显祖就说过：“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金竺山房诗序》）我手头有一本份量不大的《贵州明清作家论丛》，其中论及若干晚明时期贵州籍诗人，与江南诗人似乎就有所不同。考虑到当时中原文坛对黔地诗人的排斥和鄙视，这种不同自有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意义。如我们习惯引张岱《自为墓志铭》中“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等表白代表晚明文人的风尚。而差不多同时的贵州诗人潘润民却偏“食不重味，衣不御帛，衣不敝不更，不迩声伎，不蓄玩好，不规膏腴，不营亭榭”（参见上书47页）。我们固然应当更重视张岱式的精神，但对潘润民式的文人也不应忽视。
与此相关，晚明时期城乡间的差距也不可忽视。李乐《见闻杂记》中有一首小诗：“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引用者大多强调此诗反映了江南士人服饰的变化。其实，它也昭示了城乡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鉴于中国古代、包括晚明都是以农业－农村为主体的基本性质，晚明农村的社会特点与风尚理应在对晚明的描述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其次，还应充分关注当时城乡间的文化分歧与对立，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井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立，例如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所谓“乡人”的嘲讽；而乡村的风节之士对城市风尚也颇有不以为然的。再一种对立则是传统城市、山林矛盾的沿续和发展，包括那些思想最通达的人，在城乡之间的取舍，也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如袁宏道就说“余最怕入城”，并声称自己是“山林僻懒之人”（《吴山》）。屠隆在他《在京与友人》中，也是用田园诗般美丽的乡村与权力中心的城市作对比的，换言之，他仍是以乡村作为精神归宿的。因此，如果把城乡间的差别，仅仅看作生活方式的差别、经济发展的快慢，也许并不足以揭示社会结构在晚明文化变迁中的意义。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参照，也显示历史演进的内在张力。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晚明的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晚明，在描绘晚明图景时，历时性的线索也是必须牢记的。如不少笔记与方志中常有明初如何节俭、明中叶以后转为侈靡的记载，这常被用来证成晚明社会风尚的变化。这种转变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所有变化都是与商品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可能只是自古就有的节俭与侈靡的周期性变化。司马光《训俭文》谈到北宋中叶社会风俗变化的情况和口吻，就与明初到明中后期的转变极相似。讲到晚明的党争，当时和稍后的人似乎也更多是追溯到历史上的党争，如黄宗羲有浙党“由宋至今，沿之为俗”的说法（《子刘子行状》），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随着研究的日益细化，研究者的初衷原本可能是要为“晚明”作注脚，但结果却可能是对“晚明”的解构。说到底，不同层面、区位的晚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执其一端，必然造成历史叙述的结构性欠缺。我并不反对突出晚明的基本特征，我想强调的只是，那些被有意无意舍弃的东西，很可能对认识这种基本特征也是有益的。多元互补、矛盾统一的历史过程，方才构成全方位的、真实的晚明图景，而这也许应该成为我们讨论一切晚明问题的共同语境。
（资料来源：《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