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晚明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 

    在晚明，出现了许多新的名词，反映了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从这些新名词中，同样可以发现当时风尚的特点及其新动向。晚明有一俗谚，道：“苏州样，广州匠。”当时的广东人颇为崇尚“奇器”，而番舶贸易的存在及其发展，同样也为这种社会风尚提供了社会基础，这就是广州人可以充分享用来自东、西洋的金银之器。事实并非仅限于此。当地的奇异特产，一经广东的巧手加工，就成为一种普遍为当地人所喜好的“奇器”。

    当然，广州还是以其所备的能工巧匠为当时的世人所知，这就是“广州匠”一语的出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锡器、铁冶、陶业。广州所造锡器，号称天下最良；广州佛山镇所产的铁锅，更是行销天下；至于广州石湾所产的陶器，也是为天下人所尊奉，不但遍及两广，而且旁及海外诸国，所以当时又有一句谚语说：“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所谓“苏州样”，在晚明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新名词加以表述，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上说天堂，下说苏杭”这句话已经是在明代流传甚广的谚语。殊不知，在晚明，苏州的得名，却并不是人造的园林之胜，而是这座城市中的人。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骨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苏州又操持着当时全国各地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尚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以致为海内所效尤。苏州人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凡是苏州人以为雅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四方之人所模仿；反之，苏州人以为俗的东西，四方之人也就鄙之不行。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这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希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

    所谓“苏样”，明人沈弘宇在《嫖赌机关》卷上曾有这样的解释：“房中葺理精致，几上陈列玩好，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并不以鄙事萦心，亦不以俗语出口。这段高雅风味，不啻桃源形境。”至于“苏意”，可引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所释为例：“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曰‘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可见，同是焚香、煮茗，一般的人们重在其中的内容，也就是实用的价值，而苏州人则重在这么一种形式，不过是写意，表达一种意境，也就是重视其中的美学价值。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小序》中亦言：“当世言苏人，则薄之至用相排调，一切轻薄浮靡之习，咸笑指为‘苏意’。”显然，所谓的“苏意”，就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那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做人透骨时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秣陵春》传奇中，借用纨绔子弟真琦之口，说出了这种生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玩古董，试新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所谓的“苏样”，就是苏州人生活中累积的文化样本，而此“苏样”所具体呈现出来的生活态度、行为，则被时人指目为“苏意”。

    古玩、古董（一作骨董），是历代常见之词，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奇怪。按照一般的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明代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为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时玩之风，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使得晚明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物妖”。可见，晚明是一个产生“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晚明也是崇尚“时玩”的时代。“物妖”、“时玩”这些新名词的出现，并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无不说明了晚明人所崇尚乃至所享受者完全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

    “杭州风”一词，显然也是晚明各地相当流行的新名词。晚明的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地有希奇之物，某家有古怪之事，某人有丑恶之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加以嘲弄。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杭州人喜欢搀假，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外面漂漂亮亮，里头却是空心甚至腐败，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在“杭州风”这一新名词下，事实上反映了晚明城市风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是讹言、谣传传播速度之快，这是民间舆论空间扩大的证据；二是城市风尚的虚伪，甚至作假。

    传统社会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不能否认，这开门七件事，在晚明大众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更应注意到的是，在晚明的社会生活中，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闲暇时间日增的前提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转变。新名词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反映。而这种新生活，如果加以概括，同样可以归纳为七点，姑且称之为“新开门七件事”。这种新开门七件事，当然其享受者并非一般民众，而是有深厚财力基础的士大夫与商人，但也确实渗透到了当时大众的生活之中。

    传统的开门七件事，仅限于对基本的物质生活的追求，而且只是落实到一个“吃”字。其实，基本的物质生活，虽以满足口腹之欲为根本，但也应包括衣、住、行诸多方面。即使是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方面，自明代中期以后，藉于生产力发展、商业繁荣之后，也有一个从温饱向奢华的过渡。这姑且不论。这里所说的新开门七件事，是一种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的新生活，属于“傍花随柳”一类的精神生活层面，是一种闲暇与休闲生活。

    何谓“新开门七件事”？简言之，就是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奕、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其中既有大众百姓逗闷的乐子，也有文人士大夫打发闲暇的雅趣。说白了，就是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

 （资料来源：《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