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也即1970年4月7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沃寿曾经致函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讨论召开“关于中国历史学与比较历史学研讨会”的问题。 

2001年，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时，在该校档案馆发现了这封重要信件。这是关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份重要文献。这封信里，芮沃寿说，耶鲁大学要召开一个关于中国历史学与比较历史学的研讨会，希望史华慈能参加。 

芮沃寿说，至70年代，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的成果颇有些，如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迈克尔罗杰斯的《符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而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史学研究也有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不过总的说，西方对中国史学编撰的理解和研究还相当薄弱。他说，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编撰传统”，但还没有“被完全纳入新思考和比较历史学的主流之中”；中国的“千年传统的丰富性”，“也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所以希望能开始弥补这些差距，“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编撰本身作贡献。” 

芮沃寿信里强调研讨会两个宗旨：一是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史学传统的问题；一是将中国史学——这个世界上具有最古老传统的史学纳入世界比较史学研究的范畴。他还提出讨论的具体问题，如史学的社会角色问题、史家的历史作用问题、历史的写作机构问题、史学编纂的形式和风格问题等。 

芮沃寿当时已是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他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40年代），撰写过《北京的汉学：1941-1945》等论文，对中国的学术、史学编纂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他组织的这个研讨会取名“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研讨会”，应有很长远的考虑。 

西方对中国史学的了解，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介绍过程中，就开始了对中国史学的关注。裨治文的《中国丛报》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欧洲，奥地利学者1857年开始了对中国《史记》的翻译。法国汉学家沙畹对中国《史记》的翻译，始于1890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一次比较早的研究会，是在1956年。当时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召开多个关于亚洲史学研究会议时，探讨了中国史学编纂问题，还形成论文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第二次重要会议，是1964年9月6-12日。地点在接近牛津的Ditchley Manor，会议由当时《中国季刊》主编麦克法夸尔组织，这是一次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讨会。麦克法夸尔曾经邀请史华慈参加，史华慈未能赴会。费维恺参加了这次会议。 

所以芮沃寿所召开的这个会议，可以认为是西方史学界召开的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第三次比较有影响的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但史华慈去参加过会议是确实的（根据档案），还做了一个学术发言。 

与其他学科一样，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需要镜子，看看人家如何研究我们，各种意见都要了解。芮沃寿与史华慈是当代美国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关心，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他们关注中国史学的那些方面？这封信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宗旨，还在他们早年提出的框架之中——对中国史学内涵的认识和对人类史学比较研究的意义。 

附：芮沃寿致史华慈原文： 

关于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的研讨会 

芮沃寿 

（1970年4月7日） 

自从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传统的伦敦会议召开以来，十四年已经过去了。那次会议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专题论文集。在此期间，又有大量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新研究和新思考成果出现。大部分的这些成果，除了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大多发表在不同国家的各种刊物上，还有些高质量的专著，但流通却很有限，如迈克尔 罗杰斯的《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1968）。同样在此期间，有关西方历史编撰传统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相当新颖的思考，大多刊载在《历史和理论》上。也还是在此期间，研究各种文明的历史学家们尝试了严谨比较的手法，以求更好地理解那些反复出现的人类现象，如艾瑞克霍布斯邦的《原始的叛乱》。然而，中国的传统——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编撰传统——却未被完全纳入新思考和比较历史学的主流之中。同样，其千年传统的丰富性也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我们希望能开始弥补这些差距，同时也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编撰本身作出贡献。 

第一步是从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中挑选一些关键的问题和主题，以便在每周的研讨会上进行讨论，或者可以一周讨论数次。显然，我们没必要象贾德纳的著作或者金毓黻的年表那样来重新审视。在这个时候，也无需专门为汉代的开创性作品，《史记》或《汉书》来召开讨论会。最近的学术刊物都刊载了对它们的研究。因此，我们特别申明不接受描述性的报道。我们只顺带探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历史编撰。同时，我们的兴趣和能力让我们觉得把我们和“历史哲学”的专业作品的高度抽象的特征联系起来是很愚蠢的。我们将立足于更为浅显的角度；当然，我们将讨论此类问题，如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对时间的不同观念，也可以讨论这两种传统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事件”的构成，但是最好不要涉及到认识论。 

以下的问题是我们所希望讨论的。 

1. 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这里，我们将着重于从汉代到宋代的主要的中国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社会背景，支持的动力来源、动机及其政治联系。总之，我们希望在这个题目下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尽可能多的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 

2、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可以概括为一种或多种作用：1）纪念过去，以强调其辉煌以及与现在的连续性；2）对当代人灌输过去事件中所例举精英的价值；3）再现过去的典范人物或反面人物来为当代人树立榜样和警示。4）正统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写作，为当代的新个体或阶层掌权的合理性提供古代的尊贵的谱系；5）为政策、法律、宗教及其他论点提供可用的先例；6）娱乐－通过讲故事向不识字的人讲述历史以及通过书面作品向受过教育的人传述历史，从而从过去伟大事件中获得间接的乐趣或者为那些永远不可能成就伟大、尊贵、富有、自我放纵的人提供满足愿望的幻想。 

3、历史写作机构的问题，如事件的记录、记录的收集和整理、单个历史学家或一组历史学家如何把这些记录组织成历史著作。还包括官方历史和非官方历史、中国历史写作的机构官僚化以及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审查和控制的类型等。 

4、形式和风格的问题。1）对不同的历史编撰传统记录类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个案研究，如朝代的建立、镇压叛乱等；2）中国和其他传统对遣词造句和虚构以及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3）惯用语句的问题，即只要可能，就使用反复出现的固定的语言顺序，如“他刚提笔在纸上书写，文章就写好了”；4）陈规的问题：当事件进展到似乎需要这种或那种人物类型的时候，就以老套的形式将其插入。 

1970-71学年的这些研讨会的安排： 

1. 由四位（年内达到五位）在耶鲁大学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历史学研究生组成的核心组每周都碰面来讨论事先下发的论文，有时会频繁些。对于大多数讨论会，我们希望邀请一位访问学者参加，通常我们会请他在访问之前提交一份发言稿。讨论的内容将作记录。 

2. 随着会程的进展，将根据讨论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发言稿进行编辑和修改。这样我们希望到年底时能有一本专题论文集。 

3. 本研讨会的信息中心的地址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研究生院328室，邮编：06520。电话：（203）436-4635。 研讨会秘书为谢尔曼 科克伦太太。 

(资料来源：《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