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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1997年夏，笔者在西藏昌都地区考察时，承地区文化局图嘎先生展示昌都地区文物、建筑的图片及照片，其中一张“丹达山神记”清代石碑的彩照引起了我的兴趣。据图嘎介绍，这块石碑今存于昌都地区边坝县。
先移录图嘎展示照片上的碑文于下：“公讳元辰，字泉三，姓彭氏，江西南昌人，仕□南，为参军。乾隆十八年，转粮西域，道经丹达山，会大雪，人马陷深崖中，不能出。公后至，筹施无策，跃入雪中以殉，久之，西域使者不得粮，遣使觅至，获公尸，貌如生，以礼葬于山，闻于朝奉勅建祠以祀，藏番尊礼尤虔，号为‘丹达王’，广立庙祀，最著灵异。凡往来者，感异域孤身，靡不求公佑。公鉴其诚，怜其苦，必佑之。省垣东北隅亦有是庙。予以庚辰岁由比部政官西蜀，寄宿寺中，得瞻公之庙貌。壬午岁奉使拉里粮务，始经其山，山之人犹依稀指公之殉粮地。计在西藏五年，无日不感公之庇护也。嗟夫，自西域平定以来，使者以什佰计，孰能知公之不朽而长享禋祀者乎，诚以精诚格天推其志，可以托孤，可以寄命，临大节而不夺者，其公之谓乎。公生于四月六日，不知其年。大清光绪十五年岁在已丑季春月谷旦，卸管拉里粮务，特用知府即补同知山阴王葆恒于蓉垣补撰刻石，候补知州怀宁胡良生书。”
碑文末又有二钤刻，曰“王葆恒印”、“仙人”。
按碑文所录“补撰刻石”年代为光绪十五年(1889)春，撰文者为“特用知府即补同知山阴（今浙江绍兴）王葆恒”，他在光绪六年(1880)仕于四川，光绪八年(1882)出任西藏拉里粮务，约1887年前后卸任，并在1889年于成都“补撰刻石”。而查《清实录》，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辛酉（1896年3月9日）驻藏办事大臣奎焕（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抵藏，为驻藏帮办大臣，次年九月擢升办事大臣；二十三年三月卸任）奏调“四川试用同知王葆恒等勘办界务”，“得旨：即著咨行四川总督调往差遣”。（注：《清德宗实录》卷384，第9页上。）
在汉文文献中，19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国民政府陆军部次长黄慕松，在其《使藏纪程》中也记载了《丹达山神记》碑文。他记道：“此间有丹达庙，祀彭参军，彭运粮经此，以身殉职，精忠不朽，奉为山神，其事迹由山阴王葆恒撰记泐石，文曰：公讳元君，字泉三，姓彭氏，江西南昌人，仕滇南，为参军。乾隆十八年，转粮西域，道经丹达山，会山雪，人马陷深岸中，不能出；公后至，筹施无策，跃入雪中以殉，久之，西域使者不得粮，遣使觅至，获公尸，貌如生，以礼葬于山，闻于朝奉勅建祠以祀，藏番等礼犹虔，号为‘丹达王’，最著灵异。凡往来者，感异域孤身，靡不求公，公鉴其诚，怜其苦，必佑之。省垣东北隅亦有是庙（下略。）”（注：黄慕松：《使藏纪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84-185页。）
比勘一下黄氏所录，与今存清碑《丹达山神记》仅在数处有小异，如碑文称山神名“元辰”，黄氏记为“元君”；碑文“会大雪”，黄记“会山雪”；碑文“陷深崖中”，黄记“陷深岸中”；碑文“藏番尊礼尤虔”，黄记“藏番等礼犹虔”，以上数处，均为黄慕松误记。另碑文“靡不求公佑”，黄记脱“佑”字；又脱“号为‘丹达王’”后“广立庙祀”四字。今碑文已漫漶不清处，如“仕□南”，应据黄记“仕滇南”补上。又黄氏所录，仅整个《丹达山神记》碑文之半，但黄氏又称碑文“由山阴王葆恒撰记泐石”，与今存者同。由是可以断定，这块王葆恒“补撰刻石”于1889年的清碑，1934年7月黄慕松曾见，并保存至今。
在黄慕松之前，读过《丹达山神记》碑并有所记录者大有人在，只是他们所记过于简约，未抄录碑文。如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公元1904年1月20日），随从驻藏大臣有泰入藏的吴崇光，亦进入“丹达王神庙”，并“观王葆恒太守建立碑文”。（注：（清）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录》，此据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349页。）按清之惯例以“太守”指知府，以“西域使者”指驻藏大臣。吴氏之记载表明他亦曾目睹《丹达山神记》碑，该碑的可靠性再次得以证实。
二、丹达山神之产生
丹达神即丹达山之神。丹达山，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境内，藏名“沙工拉”山，一作“斜贡拉”山，意为“东雪山”，气候恶劣，地形险峻。丹达山是传统意义上康、藏的界山。
宣统三年(1911)，清决定以边务大臣所辖之地筹建西康省，其境域是“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注：（清）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上卷，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类似论述很多，如徐柯《清稗类钞》第一册：“康、藏、卫分三区，盖打箭炉以西、丹达山以东为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之所以划定丹达山以东为西康省域，实与“康”（即“喀木”）这一藏族传统的地理名称从唐代形成后，至今仍指西藏丹达山以东的昌都地区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大片范围有关。（注：参见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至于丹达山神的原型——“云南参军某”，道光(1821-1850)初期被擢升为西藏拉里粮务的徐瀛，将其说成是明朝故事：“（丹达神）庙在丹达山麓，极灵异，神为前明云南叶参军某，监饷乌思藏，过此坠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犹僵立鞘上，土人惊异，因奉其尸而崇祀焉，今过山者必祷之，忠荩成神，亦固其所。”（注：徐瀛：《西征日记》，《川藏游踪汇编》，第276页。）
晚清徐柯基本照录徐瀛的“明云南叶参军某”故事：“丹达神庙，在西藏丹达山麓，极灵异。神为明云南参军叶某，监饷晋乌斯藏，过此堕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犹僵立鞘上。土人惊异，因奉其尸而崇祀焉。凡过山者必祷之。”（注：徐柯：《清稗类钞》第1册，第215页。）
约在1792年前后，为大将军福康安赴藏清军督运粮饷的四川总督孙士毅，趁行军之便曾参谒了丹达庙，其诗《丹达山神祠》之“序”提供了稍为详细一些的解释：“相传康熙时云南某参军转饷赴藏，所过塞路无扰，至此遇害，与徒御俱冻死雪中。雪融犹抱饷僵立不仆，屡著灵异”。（注：孙士毅：《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丹达山神祠》，《川藏游踪汇编》，第209页。）这一记载，将“云南某参军”事置于康熙年间。
乾隆末年入藏的文士周蔼联（川督孙士毅的幕僚）曾至丹达山神庙进香，他记道：“又闻康熙间有云南某，经历转饷赴藏，路经丹达，积雪封山，从者饥疲，某戒勿掠食，同时毕命。雪消后，某抱持符檄，僵立如生，遂为丹达山神。”（注：周蔼联：《西藏纪游》卷1《丹达山》。）所谓“抱持符檄”而殉系周氏臆想，亦在有关丹达山神诸史料中仅一见。
从现有史料看来，“云南参军”故事不可能发生于明代，发生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则存在。
民国时期刘赞廷更将年代定在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五十七年援藏，有滇军参军丹达输粮至山，适逢山顶冰雪崩溃下堕，将一行百余全行压死，俟后勅封丹达，于殉难之处建立专祠奉祀，后人尊为‘丹达王爷’，遂将此山改为丹达山，乾隆十三年于建祠之处，设为行台派兵戍守，名曰‘丹达塘’。”（注：刘赞廷编：《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卷16，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年复制本，第34页。）刘氏称死者事达“百余”，显系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查阅一下相关史料，记载康熙、雍正年间从康藏一线入藏的汉文记载，不论是入藏人士的记载，如吴廷伟《定藏纪程》、王世睿《进藏纪程》等，还是诸帝的实录等，均未见记载丹达山神或丹达庙。就笔者所见，记载丹达神、庙的最早汉文史料为马少云、盛梅溪的《卫藏图识》：“丹达山之麓有庙，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此，殁于王事，屡著灵异，土人祀焉。过山者必祷之。”（注：马少云、盛梅溪：《卫藏图识》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7辑第561种，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86页。马、盛二氏对丹达山神、丹达山（第103页）的记载为以后不少关于西藏舆地之书照录，或不明言出处，如范铸于光绪三十年(1904)成书的《三省入藏站纪》；或指明引自马、盛之书，如民国陈观浔《西藏志》第14篇《西藏寺庙考·丹达庙》等书。）
在清帝实录中，记载丹达“山神”最早的是《清高宗实录》，系于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未（1793年5月18日）条：“又谕曰：‘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顺，请加封号，并颁悬匾额等语。丹达山远在徼外，最为险峻，风雪不时，此次自军兴以来，官员兵丁调遣至藏，以及事竣凯旋，均当冬令，经过该处，得以安稳遄行，毫无阻滞，实为神庥佑助，灵应聿昭。允宜列在祀典，锡之封号。著封为昭灵助顺山神，交该部载入祀典，春秋致祭，并颁去御书匾额，交驻藏大臣，饬令于山下旧建神祠敬谨悬挂，以答休应而示怀柔。’御书匾曰：‘教阐遐柔’。”
大将军福康安所言，“此次官兵赴藏”指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尼泊尔）入侵后藏，清军往援，终获胜利。从上述二段史料可知，在乾隆五十八年正式敕封丹达山神为“昭灵助顺山神”之前，丹达山“山下”已经存在“神祠”，这个神祠产生的原因在于“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此，殁于王事，屡著灵异”。
随福康安入藏的士人杨揆，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南巡召试举人，著有《桐华吟馆卫藏诗稿》，中有《丹达山》五言长诗一首，极言过丹达山之险峻及丹达山神于危急时刻“出险相引救”，“谓为神所佑”，因而事后“整衣拜丛祠，兼以村酒酭。视秩少桓圭，升香无玉豆。作诗志兹行，用当神弦奏”，诗题下作者自注：“路径奇险，上有雪城山神，屡著灵异，奏列祀典。”
上述三段史料结合《丹达山神记》碑文看来，丹达山神原型应为乾隆十八年(1753)赴藏越丹达山时殉职的云南参军彭元辰，时驻藏大臣为舒泰、兆惠。（注：参见《高宗实录》卷415；《耆献类征初编》卷24，第1页。）后驻藏大臣“于朝奉敕建祠以祀”；及至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1791-1793)福康安进、出藏过丹达山均“安稳遄行，毫无阻滞”，因而上奏“请加封号，并颁悬匾额”，得到了乾隆帝的同意，“封为昭灵助顺山神”，“载入祀典，春秋致祭”。
乾隆帝加封丹达山神的次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户部议覆，祭丹达山神，每年春秋二季，共需祭品银二十一两，按年先于察木多库贮台费银内垫支备办，入于盐茶耗羡项下开销，咨部立案”。（注：（清）松筠：《卫藏通志》卷6《寺庙·丹达庙》，第284页。）文中所言“察木多库”指昌都粮台府库。可见当时丹达山神在事实上已受到国家政权的祭祀。
事实上，在乾隆帝赐匾“教阐遐柔”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钦差、户部尚书和琳”已经在丹达神庙“悬挂匾额‘镇靖利济’四字”。（注：（清）松筠：《卫藏通志》卷6《寺庙·丹达庙》，第284页。）和琳系于当年以驻藏大臣赴藏，借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之便，于当年闰四月经过丹达山时书匾悬于庙内的。（注：参见《卫藏通志》卷13《纪略上》，第384-385页。）乾隆帝御书匾在当年(1793)悬挂，而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年中先后有两位驻藏大臣在丹达庙进行“悬挂”：先是“钦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和宁悬挂神赞”，即和宁（史籍亦作“和映”、“和瑛”，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受任，五十九年三月抵拉萨，则其“悬挂”必在三月或之前）（注：参见《高宗实录》卷1440，第5页。）所撰赞诗，系四言长诗；（注：参见《卫藏通志》卷6《寺庙·丹达庙》，第284-285页。）接着另一驻藏大臣松筠(1754-1835)“悬挂匾额‘峙岵通衢’四字”。（注：《卫藏通志》卷6《寺庙·丹达庙》，第285页。）四年后的嘉庆三年(1798)，松筠在其著《卫藏通志》亦记载：“丹达之麓有庙，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此，殁于王事，屡著灵异，土人祀焉，过山者必祷之。”（注：《卫藏通志》卷4《程站》，第237页。）
其卷6《寺庙·丹达庙》的记载价值更高：“拉里东行四百八十五里，有雪山，名沙贡拉，山之东麓，有丹达神庙，最称灵验，凡过者，必虔诚祷祝，乃得平安。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阎王碥，饷鞘落雪窖中，身与之俱坠，人无知者，迨春夏雪消，犹僵坐鞘上，土人惊异，遂奉其尸而祀焉。”（注：《卫藏通志》卷6《寺庙·丹达庙》，第238页。）
这一解释比“殁于王事”更为详细，同时说明“土人惊异，遂奉其尸而祀焉”，可又为“土人祀焉”的注脚，说明“云南某参军”死而尸身“犹僵坐鞘上”，为当地藏族人所“惊异”，事闻，为驻藏清政府所重视，经加封等活动，正式承认了这一新造出的神灵。可见，丹达神崇拜是出现于乾隆中叶西藏丹达山之地，并在乾隆末年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当地藏汉人民以及过往者共同信奉的神灵。
丹达山神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是由于丹达山海拔在6000米以上，地势险要，四季难行，清代汉籍中相关记载较多，如曾于1794年越过丹达山的驻藏大臣松筠说：“（丹达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过阎王碥，夏则泥滑难行，冬春冰雪成城，一横逼仄，行人拄杖鱼贯而行，此赴藏第一险阻也。”（注：《卫藏通志》卷4《程站》，第237页；又可参马少云、盛梅溪《卫藏图志》卷上《丹达山》，第103页。）
刘赞廷于民国年间编辑《赵尔丰奉议公牍全集》时，对宣统二年(1910)赵尔丰所撰的一件奏议“附注”曰：“丹达即丹达山，地舆名‘鲁贡喇山’，为冬拉冈里岭，亟高一峰，板海一万四千余尺，终年积雪，山道崎岖，狭窄难行，冬则冰雪，夏则泥沟，上下盘旋不能乘骑，皆拄杖鱼贯而进，遇有暴风寒冷刺骨，而吸力薄弱，呼吸不灵，即将人闷死，一难关也。”
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进藏，在翻越“号称‘天下第一山’的丹达山”时，（注：阴法唐：《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原载《纵横》1999年第1期，此转引自《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仍然感到惊心动魄。人在严酷自然条件下感到无能为力时，往往会渴望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神灵应运而生：漂洋者有妈祖、南海神，渡洛水者有洛神，越丹达山者有丹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藏区，神山、圣湖之类有灵异之地甚多，大雪覆盖，终年不化的高山大多是神山，据说神山均灵验异常。丹达山就是其一。我在昌都考察时亦在当地朋友指引下见识了多座白雪皑皑的神山。看一下当时的记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道光四年(1824)末谒拜丹达山神庙的徐瀛，在其日记中声称自己拜祈之前，天气“彤云欲雪”；拜祈之后，“天即晴霁，星月灿烂，神之灵昭昭矣”。（注：（清）徐瀛：《西征日记》，《川藏游踪汇编》，第276页。）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昌都一带调解乍丫（今昌都地区察雅县）纠纷的姚莹则说：“今过（丹达）山者必虔祀之，否则冰雹立至”，“其灵异可知矣”。（注：（清）姚莹：《康輶纪行》卷7，第2页。）王葆恒也说：“计在西藏五年，无日不感公之庇护也”。此类所谓“灵异”、“感应”的记载很多。
丹达神崇拜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政权的提倡。
如前所述，丹达山地形险要，气候恶劣，与藏区不少山区一样，曾使不少入藏清兵殉职。查阅清代史料，入藏官兵中因气候恶劣而殉职者甚多。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云南官兵三百余名夜宿瓦合山（位于今昌都地区，邻近丹达山），遇大风雪，一夜全军冻毙；孙士毅、周蔼联都记录有殉职于丹达山的清军。孙士毅《丹达山雪中吊亡者》诗之序称：“三月中惠瑶圃制军过此，二从者压焉，余过而吊之”；（注：（清）孙士毅：《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丹达山雪中吊亡者》，第241-242页。）为雪崩丧生的又有周蔼联的友人毛大瀛、吕仕祺的“同行二人”（注：（清）周蔼联：《西藏纪游》卷1《丹达山》。）等。
“云南参军”虽为冻毙，人死而尸僵立不倒，且“殁于王事”精忠报国。根据古代礼制，如《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治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治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汉书·郊祀志下》载：“功施于民，则祀之”。因此，乾隆帝为了鼓舞入藏清兵士气，同意封为山神，入列祀典，按前引多种文集的说法是“忠尽成神”（又如黄慕松所说“以身殉职，精忠不朽”），实际则是皇帝的大力提倡，即如来华法国教士古伯察(R-E.Huc)所说：“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注：［法］古伯察(R-E.Huc)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所以，“云南参军”变成了丹达山神，事实上是清代进藏多起官兵以身殉职事件中的一件，它最终被立为神祇，入列祀典，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三、丹达山麓丹达山神庙考
位于丹达山东麓的丹达神庙，乃西藏丹达神崇拜的产生之地，可称得上是西藏丹达神崇拜的“祖庙”。以下据史料对该庙的形制、塑像、供品、管理人员或机构作一叙述。
1.祠庙
乾隆五十八年(1793)赐封赐匾之前，丹达山东麓的丹达庙就已经建立。
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受命为四川总督的孙士毅，为督运粮饷，往返于康藏各地，亦经过“丹达神祠”，他在《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丹达山神庙》中如是记道：“山麓有神祠”，“屡著灵异，番民感焉，建祠以祀。予以军事于役过此，辄谒祠下，并增修殿宇，立碑纪之”，“时予捐廉增宇竖碑”。按照孙士毅的这段记载，早期的“丹达神祠”由丹达山当地“番民”（指当地藏族人民）修建，他“增修殿宇，立碑纪之”。这一情况，在随孙士毅赴藏慕僚周蔼联的笔记中有记录：“丹达山神，其庙在山之东麓，屋宇甚窄，中塑将军像，貌殊俶诡……予入庙瞻礼者数次，用羊一，牵缚于神龛之前，祭毕此羊又为后来者所献，不钊宰也。”（注：（清）周蔼联：《西藏纪游》卷1《丹达山》）。
孙、周纪事均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式将丹达神“列在祀典，锡之封号”之前，当时丹达山“山下旧建神祠”就已存在。当年因加封、御赠匾额并悬挂，丹达庙得以修茸。同年夏季参与驱逐廓尔喀战役后出藏的林俊，路过丹达山，他记道：“山下丹达神庙最称灵应，人过必祭赛瞻谒神祠。庙貌重新，规模宏敞”。（注：（清）林俊：《西藏归程记》，《川藏游踪汇编》，第105页。）只是“规模宏敞”到什么程度，林俊并未明言。
清季，丹达山神庙犹“有庙三间”，（注：丁耀奎：《边略纪要》卷下《西康行军日程》。此书写成于1914年。）丹达山神庙基本格局应仍未变。
2.塑像及供品
初期丹达山神塑像应为藏族人模样，之后在重修甚至重塑神像过程中可能又有藏族手工艺人参加，因而神像有了“藏族人特征”。如陈观浔《西藏志》说：“传闻昔日有粮务官主仆二人冻没于此，后多灵应，番人立庙塑像以祀之”，（注：《西藏志》第16篇《西藏道路交通考》。）可证。
乾隆末年入藏的文士周蔼联曾至丹达山神庙进香，他记道：“丹达山，番名‘沙工拉’，其神像亦作番僧冠服。云梵经本有是神，解饷汉官另是一神云然”，丹达庙“中塑将军（指参军）像，貌殊俶诡”。（注：（清）周蔼联：《西藏纪游》卷1《丹达山》。）
昏庸的晚清驻藏大臣有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受命，二十九年底方抵拉萨，三十二年被参革职，三十三年(1907)三月离开拉萨。有泰进、出藏均走康藏一线，因而两次入谒丹达神庙。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1904年1月20日），有泰一行“谒丹达神庙行礼，内供正为莲花佛神位（本朝人，作古，衣冠亦非），居左似不典，丹达头人并叩迎见”。次日，有泰一行过丹达山，一路山“危险万状”，使得有泰慨叹“丹达乃边外名山，载入祀典，是真难行之路”。（注：（清）有泰：《有泰驻藏日记》卷4，第22-23页。）
受革职出藏时，有泰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1907年5月30日）再次经过丹达神庙：“未到（丹达塘）公馆，先赴丹达神庙敬谒，尚有从前鞍佩 子遗迹。”（注：（清）有泰：《有泰驻藏日记》卷13，第45页。）
有泰入藏时，张冠李戴地误“云南参军”为藏传佛教神灵莲花生，而所言“本朝人，作古，衣冠亦非”，“载入祀典”则属实；出藏时则见神庙中“尚有从前鞍佩 子遗迹”，对于此，随有泰入藏的吴崇光则记为“（丹达山神）庙内有御赐马鞍全套、袍服全份”。（注：（清）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349页。）
有泰误“彭参军”为“莲花佛”之事，与下述黄慕松误彭参军遗物为岳钟琪（康熙时入藏清军将领之一）物相类似。这种误认，在清代入藏中原人士中较为常见，尤其是误格萨尔王为“武圣”关羽；（注：参见韩儒林：《关羽在西藏》，《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4-672页。）而在民间传说中，拉萨等地藏族人民也有误关羽为格萨尔王之事。（注：拾言：《关帝在西藏显灵的传说》，《西藏民族宗教》1993年2期。）这是当时条件局限下藏汉文化交流尚不够紧密之故。
由驻藏帮办大臣联豫奏调，河南祥符人张其勤经康区入藏。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906年8月15日），张氏“上丹达大山，山根有丹达神庙。相传乾隆间，云南参军彭某解饷过此，饷需误陷雪窟中，参军从而殉焉。土人为塑像祀之，有马鞍一具，靴一双，云系参军生前所用物，至今犹存”。（注：（清）张其勤撰、联豫补记：《炉藏道里最新考》，《川藏游踪汇编》，第400页。）
有泰、吴崇光、张其勤等人于清末所见的丹达山神庙中供奉的马靴、马鞍等物，1934年黄慕松亦见：“庙内并供奉有岳钟琪之马靴、马鞍等物”。岳钟琪(1686-1754)为乾隆时名将，数次入藏，只是黄慕松也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3.匾额、楹诗及其他
乾隆帝、驻藏大臣等人所题匾额已见前述。此外，庙中还有来往过客的题诗，如供堂前部的柱子上曾有题诗。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初五日谒丹达庙的徐瀛记载“楹间有陈二梅留题一律”：“十万乌斯饷，滇南岁月新，金银森夜气，冰雪铸臣心。大隐逃名姓，参军重古今，西方真极乐，我佛在檀林”（注：（清）徐瀛：《西征日记》，《川藏游踪汇编》，第276页。）云云。
4.丹达山神庙的管理
如前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丹达神崇拜为自发，当地人自建，为一较为典型的民间信仰。及至乾隆帝“列在祀典，锡之封号”后，对丹达神的祭祀成了春、秋二季的常典，且有从察木多（昌都）粮台府库拨付的经费，成为了当地人、来往者以及赴藏清军与官员共同信奉的神灵：不仅“藏番尊礼尤虔”，“凡过山者必祷之”，对于“官吏们”而言，更成为了“一种官方宗教信仰”。
到了清代末期，边坝丹达山神庙的管理、祭祀可能没以前那么正规了，但是当地人（土人）、来往客（过山者）的祈祷仍未变。晚清黄沛翘《西藏图考》（成书于道光十二年，1886年）载：“丹达山，路径奇险，上有雪城，山神屡著灵异，奏列祀典。丹达庙，丹达山之麓有庙，相传云南某参军解饷过此山，没于王事，屡著灵异，土人祀焉，过山者祷之。”（注：（清）黄沛翘：《西藏图考》卷5《达隆宗》，卷3《丹达庙》。）
香火未废，只是管理者改由昌都地方统治者了。如有泰进藏谒庙，“丹达头人并叩迎见”；而吴崇光则记道：“现(1904)归昌都苍储巴派喇嘛看守，此庙香烟不绝”。（注：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349页。）苍储巴又译为“商卓特巴”，即“商上”。因此过了30年，黄慕松在丹达山神庙中见到如是情景：“现司庙祝者，为一藏喇嘛”。
四、丹达神崇拜的发展
丹达神崇拜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与传播情景，不仅有众多汉文史料佐证，也有当时入华外国传教士的游记可以参证。
1839年3月离开法国赴华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与另一会士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曾暗暗于1846年1月底到达拉萨，他们的西藏之行不久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被称为“发现了西藏”，（注：［法］米盖尔(P.Miquel)著、蔡鸿滨等译、张芝联等校：《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8页。）但他们不久就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解回四川省。当时负责解送他们的为清军都司李国安。1846年4月中旬左右，古伯察一行到达了边坝丹达山，古伯察描述说：“我们一旦到达丹达，官老爷李国安就抖动其服装上覆盖的雪，戴上礼帽，在他的全部士卒们的陪同下前往在村口遇到的一个中原式小庙中去了。大家介绍说，在乾隆平定西藏的战争期间，负责清朝军队给养的一位粮台于隆冬翻越过了丹达山以前往拉里。在经过填满积雪的一个深渊边缘时，一头牦牛把它驮的一箱子钱掉了进去。糖台看到这种情况时，便跳下马来冲向钱箱，他把钱箱抢在怀中，没有放开钱币而一直滚到深渊的底部。传说中还补充说，大雪在春天融化之后，大家还发现粮台站在钱箱上。乾隆皇帝为了嘉奖这名军需官不想抛弃交给他的保管物的忠诚的尽心守职，便封他为‘丹达山神’，并为他在村子中建造了一座庙。那些赴拉萨旅行的官吏们从不放过机会去拜谒此庙并在粮台的偶象前三次叩头。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注：古伯察：《发现西藏》，第626-627页。）
古伯察的叙述，有一些不尽符实（如将云南参军误为“粮台”等），但仍然从中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后不久西藏地区丹达山神崇拜的一个侧面。
随着边坝丹达山庙影响的扩大，丹达山神崇拜也得以发展与传播，这从神的称谓、神庙在其他地方的建立等方面可以看出。
丹达山神的最正式称谓为乾隆帝的赐封之号“昭灵助顺山神”；民间往往称为“丹达王”，如前述《丹达山神记》碑文所述，这一称谓亦在清人笔记中常见。（注：见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第349页。）除“丹达王”外，丹达山神又被称为“丹达菩萨”、（注：参见丁耀奎：《边略纪要》卷下《西康行军日程》。）“丹达王爷”。（注：参见刘赞廷编：《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卷16，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年复制本，第34页。）
除了边坝一地丹达山神的“祖庙”外，神庙也逐渐在其他地方建立，拉萨、成都及康藏交通线上先后出现了丹达神庙，表明丹达神崇拜的传播与发展。清张其勤撰、联豫补记《炉藏道里最新考》有：“今两山（指丹达、瓦合）麓各建庙宇，往来行人过必祈祷焉。前藏亦有两庙（指丹达庙、瓦合庙），均入祀典，春秋致祭无或缺，成都则有丹达而无瓦合”。（注：《炉藏道里最新考》，第402页。）
五、结语
从上述可见，清代乾隆十八年入藏的云南参军彭元辰，以天寒殉职于西藏丹达山，被当地藏族人民视为神灵而塑像立庙，加以崇拜。这一崇拜为清朝国家政权所利用，被乾隆皇帝在乾五十八年(1793)封为“昭灵助顺山神”。因此光绪十五年(1889)王葆恒得以立《丹达山神记》碑，这一情形在西藏并非特例，类似的又有在西藏类乌齐“瓦合大山”（丹达山之西数百里处）为风雪困毙的“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被封为“瓦合山神”，（注：参见《卫藏通志》卷3《山川》，第215页。）立有“瓦合庙”，由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葆恒的同乡佘钊撰有《瓦合山神记》碑，堪称西藏二大山神记。
在国家政权的提倡下，丹达神崇拜逐渐向拉萨、成都及康藏交通线传播，丹达神的塑像也有当地人的特征。及至清代后期，随着清政府统治的腐朽，部分丹达神庙逐渐易手于西藏地方。及至辛亥鼎革，拉萨及成都的丹达神庙逐渐废弃，边坝的丹达神庙则香火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