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知识是很有用的。尤其中国历史知识，每个公民都非知道一点不可。例如热爱祖国，是人人应具的道德。然爱祖国，必先知道祖国；不知道则无从爱起。要知道祖国，必须知道祖国的历史；正如要知道一个人，必须知道这个人的学历，经历，乃至祖辈，父辈等。学历，经历，祖辈，父辈，就是一个人的历史。知道一个人，须知其历史，知道祖国也一样。又如要建设新祖国，则必须知道祖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祖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知道这个必然趋势，就不知道今日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必然的，从而对四个现代化的努力可能松弛。再如要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享受高度的精神生活，更非发扬祖国的历史不可，更非多知道祖国的历史不可。精神文明、精神生活是物质文明、物质生活的扩大。如何扩大？一，从空间扩大，这属自然环境范围；这里不说。二，从时间扩大，这属历史环境范围，是要说的。一个老农喜谈一生的往事，因为往事就是他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生活所寄，不过止于他的一生，范围太小而已。略懂历史的人，也喜谈往事，也因为往事就是他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生活所寄，不过不止于他的一生，范围大大地扩充了而已。诗人咏史，也同此理，也不过把自己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生活所寄，从时间上扩大范围而已。最后还有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即：历史有如一面镜子，可以鉴往以知来。不过这个意思虽很普通，几乎凡治史的人都知道；却不能看得太死，不能把史事当字典翻，以为我们今日要做的事，可以从历史上找出先例，照着做下去。这样中用的先例是没有的。若把鉴往以知来，理解成知道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定以后的行动方针，那是可能的。 

(二)有用的历史知识，因为重理轻文的缘故，可以完全视为无用，甚至不许人知道。“四人帮”得势时，历史知识就是不许人知道的。准许知道的仅为影射用的假历史。现在不然，知道历史的重要性的人多起来了。知道历史的重要，是一件好事。为着使历史知识象历史知识，必须注意年代学的处理。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注重年代先后秩序的史书叫做《春秋》。这书据说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全书所述为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国的史事。这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史事，作者把它们分别安排在所谓十二公相继当政的年代之下。十二公为隐、桓、庄、湣、僖、文、宣、成、襄、昭、定、哀；自隐公开始，至哀公告终，为十二公。这书后来被称为编年体史书之祖，既有年代先后的秩序，又有具体史事的说明，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书。 

到了宋代，司马光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包括中国自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整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关于年代先后的秩序，则举出十六个朝代或国名以为标志。这十六个朝代或国名为：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整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所有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都分别安排在十六个朝或国相继当政的年代之下。既有年代先后的秩序，又有具体史事的说明，是中国最大而最有用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书。 

为着使年代先后的秩序容易记住，常有人把朝代或国名编成韵文式的歌诀，或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或三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的歌诀除年代秩序外可以略述一点事情；五个字一句的歌诀，因字少了，略述的事情更少；至于三个字一句的歌诀，则除朝代或国名外，根本无法涉及具体的事情。在过去，有一部流行很广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是宋人所著，后人续成的。其中叙述朝代或国名之文曰：“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五霸强，七雄出。赢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末、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诛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紊；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敌；九十年，国祚废=太祖兴，阅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阉肆，寇如林；李闯至，神器焚。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民国时代，章太炎对《三字经》略有增补修订，关于历史部分，变动不大。这样的歌诀，于年代先后秩序，固便记忆，但事情太少，不能算作历史书。真正的历史书，应该是既具年代秩序，又有历史事情，象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那样的著作。 

(三)《资治通鉴》确有特长。但长处所在，短处随之。历史事情的产生、发展、完成，并不一定限于一年之内，往往有迁延至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所限，对于多年发展、完成的事情，不能不割成片段，分别纳入各年，与其他不相干的事情相混．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缺点。读者为了得到一件事情的完整概念，必须自动脑筋，把断片还原，使成整体；于是读史书，几乎等于自己著史书。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这样著成的。他把《资治邇鉴》里不完整的事情，一个一个恢复为完整的事情。这样恢复完整的事情，写成一篇一篇的史事文章，读起来，本末终始，一目了然，好象一种论文集。这诚然是一种好的史书。直至今日，我们编的教科书，还与这种论文集式的书相类似。有人说，我们这种论文集式的教科书的编法，是从日本传来的。其实日本的也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不过西方的却不是从中国传入的。历史事情的产生、发展、完成，中外各国，大体相同，总是自成一件一件。因此论文集式的史书体，也自然大体相同，初无待于传播。纪事本末体，出于事理之必然：每篇文章，本末终始，自成条贯。但缺点也就在于它的长处之内。什么缺点呢？年代先后的秩序未能突出是也。凡史事，必须有年代标志相伴随。例如历史学家写史事论文，虽不一定自称为编年体史书的信徒；然每写一篇文章，都必有年代或朝代以为标志。如说“唐朝的学校制度”，学校制度是历史事情，唐朝则为年代标志。又如说“宋朝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是历史事情，宋朝则为年代标志。再如说“明朝的矿税风潮”，矿税风潮是历史事情，明朝则为年代标志。历史知识，必须有年代学的处理。 

(四)今后历史教科书，究竟要怎样编才好?究竟要怎样编才能使中国历史知识得到年代学的处理？最普通而又行之已久的方法，是在全书末了附一年表，把一件一件的史事加上一个名称，在表格中挂一个号。这样作，无异于把史书化为辞书，充其量，只足以备翻检，却不足以明大势。最近看到一部世界通史，其中关于史事之年代学的处理方法，是在论文集式的史书中，于每一章中间或每一章内安排一个小小的年表。年表不附在全书之末，也不附在每章之末，而插在每一章之中，以示只能适用于一章，不能适用于其他地方。这比设年表于书末者较为方便。但这样作，尤其在世界史书里这样作，也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点：即各章中的表，不能彼此联续，而重叠交叉之处则很多。因为世界史的发展，虽然有由分而合的趋势，由部分而整体的趋势，但在今日，同一时限之内，分别叙述的事情仍较多。从而各章的年表只能归各章独用，放在一块必然重叠交叉。 

我们今日写历史教科书，如果仍采流行已久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则上述缺点可大大减少。我们的历史，从来是统一整体：同一时限之内，分别叙述的要求不大，至少不如在世界史中那样大，在每一章中，夹一小小的年表，既可以帮助读者易于了解一个事情的本末终始；合起来看各表又可以联续而不交叉之处必较多。 

上述年代学的处理，在专门治史的学者看来，是不必要的；但在一般要求略知历史大势的读者看来，则是必要的，因略论及。

(资料来源：《周谷城史学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