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佛教向東北方傳播，有三條途徑：一是經緬甸到雲南省，後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雲南上座部」；一條經尼泊爾到西藏，然後由西藏向藏語地區、蒙古地區傳播，更遠到蘇聯遠東地區，形成中國特色的「藏傳佛教」；一條經中亞，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原內地，形成「漢傳佛教」。前兩條路，因山路崎嶇，山高水深，商族稀少，而且當時西藏和雲南物產不甚豐富，可供遠途貿易的貨物不太豐富，沒有大量交易的前景，難比絲綢之路，可直通中原內地，可以從東方文明大國販運絲綢、瓷器等，與西方珠玉、香料交換，滿足東西方雙方貴族的奢侈需求，故能經久不衰。[1]　長途販運為了保證貨物安全，沿途要求政治穩定，沒有戰爭，為了商旅安全，要結隊行動，以免遭到擄掠。這些有利的交通條件只有絲綢之路比較理想。所以經西域到長安，再到洛陽，成為東西方商旅網絡的通途。中間有時受到戰爭的阻隔，但基本上可以通行，並受到沿途政權的保護。本文只談漢傳佛教，另外兩支中國佛教這裏從略。

　　佛教傳入中國，從文獻記載及考古資料（新疆石窟造型及壁畫）表明，當時傳入中國的除佛教外，還有摩尼教等。佛教勢力較大，影響較廣，後人以為當時經西域傳入中國的只有佛教，這是不全面的。正如印度古代佛教文獻記載，印度阿育王是虔誠的佛教護法。考古發現，今存阿育王石柱文字，他保護佛教，同時也保護其他宗教。佛教記載偏愛於自己信奉的宗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中國政府保護佛教，有明文規定是事實，同時中國政府也保護伊斯蘭教、基督教、道教，也有文字規定。）

　　漢傳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大體經過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介紹時期──漢～東晉；

　　第二階段為融合時期──南北朝；

　　第三階段為創造時期──隋唐；

　　第四階段為儒化時期──宋至清。

漢傳佛教自始至終走的是中國化的路。即使在第一階段的介紹時期，佛教典籍從古到今不斷有新的漢譯本，但佛教的主要典籍大量湧現於東漢到唐中期（約800年）。唐以後多為零星譯述。北宋有國家的譯經院，譯出佛經有限，約在五百卷左右，多為已譯出的佛教典籍的補充，也有些零星短經，在社會上影響不大。這時佛教在印度遭到政治變故，源頭衰竭，可供介紹的原始資料當然越來越少，當年印度各種流派在漢譯佛教典籍中都可以找到。介紹階段應當是客觀轉述，但漢傳佛教的譯文，從一開始就不甚忠實於原文。此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佛教的宗教理論發生在古印度，必然帶有地區及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國也有自己古老的文化傳統，往往以自己的觀點方法來迎接這個外來的宗教。所以早期佛教漢譯典籍帶有中國理解成分。最早把佛教看作與黃老同道，解釋佛教宗旨時，說：「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2]　早期譯「涅槃」為「無為」，用老子的「守雌」、「抱一」解釋佛教的「守一」，把佛教所謂神通理解為神仙的變化飛升，還有把「地獄」譯為「泰山」的。

　　越過介紹時期，進入融合時期。這時大部分佛經都有了漢文譯本。中原地區，玄學盛行，有文化修養的佛教徒對佛教般若學理解為「無為」之學。道安在〈道地經序〉中說：「寄意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級差者，忘之又忘，以至於無欲也」，他把佛教禪定訓練理解為老子的無為無欲，損之又損。梵文原文「心意」、「意念」本來說兩個概念，漢譯統譯為「意」字。佛教安般守意，乃禪法的十念之一，並不指守護心意。守護心意，不使放逸，是中國道教的修煉方法，如損之又損，忘之又忘，都與佛教原旨不合。又如支謙譯《大明度經》，把「般若」譯為「大明」，「波羅蜜多」譯為「度無極」，以「道」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比附，譯「道」為「虛空」。支婁迦讖、吳支謙、秦竺佛念把《般若經》的「真如品」譯為「本無品」。到了鳩摩羅什才改譯為「大如品」。

　　在佛教傳入漢地的早期，主譯者均為外國僧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亞西域地區，來自天竺者少。早期漢譯佛經原本出自「胡語」（中亞語言），直接從梵文譯出的佛教典籍南北朝以後才逐漸增多。隋唐譯出的佛經，才完全出自梵文本。早期漢譯佛經，主譯者有的不懂漢文，有的略通而不精，不能不借助於中土助手。從傳譯開始之日，就不可避免地雜入中原本土的思想和觀點，也就是說，佛教從傳入漢語地區，就帶上漢文地區的烙印。

　　佛教傳入的第二階段融合階段，更系統地吸收、融合中土觀點來解釋佛典。「六家七宗」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佛教與中原本土思想互相交融，廣泛傳播。漢傳佛教第三階段在隋唐時期。這時期的特點在於擺脫佛教原有的框架，由中華本土佛教學者、宗派創始人開始構建中國佛教的新體系。它的特點是更多地結合中國社會傳統的實際，建立宗派，使佛教教義更進一步結合中國國情，有的較為接近上層（如天台、華嚴），有的偏重下層（如禪宗與三階教）。他們建立宗派的理論，有的在佛書中有文字依據，有的借用佛經文句賦予新解，也有的宗派直抒胸臆，自稱得自佛祖「心傳」，擺脫依傍，直指心源。這一時期的佛教更充分地體現了中華民族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善於創造的民族特點。古印度佛教好比一株大樹，主幹枯老，派生的新枝由主幹蔓延孳生，生長得比原來的主幹更為壯大，異常茂盛。今天凡是到過印度，參觀過佛教聖鹿野苑、靈鷲山、那爛陀寺、菩提樹證道處的，幾乎都有同感。

　　漢傳佛教的第四階段，宋元明清以後形成三教合一，以儒為主導的局面持續了近千年。此一時期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得更緊；負擔起治國安邦，輔助王化的責任。

　　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幾千年來，立足於東方，影響到世界。它善於繼承，勇於創新，經常以繼承的方式來創新，即古人所說的「以述為作」。名為繼承，實為發展。這是中國幾千年來運用的發展文化的主要方式。

　　佛教東傳，在介紹階段已融入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在第二階段，更進一步融會貫通，第三階段，由融會貫通發展為獨立創造，第四階段成為儒化佛教，形成獨具特色的漢傳佛教。

　　漢傳佛教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特色。漢傳佛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還有道教、儒教等其他宗教）。

　　漢傳佛教與東方文化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漢傳佛教的融會貫通性。佛教傳入後，不斷與中國本土國有文化融會貫通，形成新的文化內容。中華民族，從秦漢以來，就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使自己成長起來的，歷代中國文化都是吸收當時有影響的優秀文化充實自己而發展起來的。

　　漢傳佛教善於隨著時代發展而隨時變易，充實其內容，能夠與中土主流思潮配合，取得生存、發展，並以自己的思想影響、豐富中國本土文化。中國哲學史的心性論，就是得益於佛教的佛性論而得到深化。這種深化的心性論大大豐富了孔孟以來的心性學說，把中國哲學史推向更高的水平。

　　漢傳佛教與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鑒而不是互相排斥、敵對，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深沉、兼收並蓄的傳統。同時又有兼善天下的胸懷，把有價值的東西慷慨地傳播到更廣闊的範圍。佛教大乘普渡眾生，與儒教兼濟天下的傳統良好地結合起來。中國不但把四大發明傳到全世界，漢傳佛教還把自己的教派、經典、宗教儀規，傳播到我們的近鄰諸國，朝鮮、日本、越南的佛教基本上是在漢傳佛教的基礎上創建的，這些流派在他們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發展壯大。

　　由漢傳佛教的傳播與東方文化的關係，可供我們預測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和前景。中國是古老的文明大國，又是一個面臨新世紀、新時代的大國，它古而不老，舊而常新。中國未來文化的前景，也應有類似相應的幾個階段可以借鑒。如果勉強類比，中國當前與世界文化的相互關係，正處在佛教東傳的第一、第二階段，我們正處在面向全世界，對我們不熟悉的文化加以介紹、融合的時期。經過了這長期介紹、融合的過程，必將走向創造階段。我們正滿懷信心，借鑒前人走過的道路，參考他們的經驗，為建設中國的新文化而努力。飲水思源，漢傳佛教對中國，以至對東方文化的積極作用，必將為未來新文化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新文化中，當然包括漢傳佛教的優良傳統在內。瞻望前程，光明無限。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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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途販運，路程越遠，販運的貨物越要精緻，體積不太大而價值昂貴，才可以驅動商販貿易的積極性。

[2] 《後漢記》。

（资料来源：《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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