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当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统一了朝鲜半岛；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后，宋朝与高丽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随着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
据文献记载，宋朝与高丽均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1]宋太祖建宋后，虽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样优待佛教，但也一改后周世宗柴荣的禁佛政策，修复寺院，于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继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译佛经，建译经院和印经院，普及佛教经典，并在宫中设道。……同时在国内设72所戒台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与高丽间的佛教交流就已在进行。宋初，高丽僧人义通“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漕使顾永徽舍宅为义通道所”，称“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廷赐寺额曰：“宝云”。义通在此“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名声“振誉中国”。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胁而化，年六十二”。[2]此后，高丽僧侣不断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圣迹。
在宋初，宋丽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丽人通过多种途径在宋境内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国佛籍就已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半岛。高丽建国后，对佛藏的收藏工作更为重视，如公元928年，新罗僧人洪庆从中国福建“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国王王建“亲迎之，置于帝释院”。[3]宋朝建立后，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开宝四年在四川成都开雕印刷了《大藏经》ǔ?《开宝藏》）6000余卷，于太平兴国八年完工，凡历13年而告成。这是《大藏经》的首次雕版印刷，成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举。此后，其他佛籍经疏著述也陆续刻印出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给佛学研究和佛教普及带来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丽人在《开宝藏》完工不久，就闻讯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赐予《大藏经》。当时，高丽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端拱二年，高丽又“遣使来贡”，于是宋廷赐予《大藏经》，“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4]此为雕版印本《大藏经》首次传入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廷求购《藏经》，宋廷基本上都满足其请求：
淳化二年(99)，高丽使臣韩彦恭来贡，并“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宋太宗亲撰）《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5]。这部《藏经》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丽进奉使崔元信来贡，“又进中布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7]
乾兴元年(1022)，高丽贡使韩祚还，宋廷“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8]
据史书记载，高丽自宋朝求得《大藏经》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丽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经》情况详见后文）。
当宋版《大藏经》运到高丽时，高丽人常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韩彦恭携《大藏经》还高丽，“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谈，下教赦”境内，并“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9]
宋版《大藏经》传入高丽，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在高丽显王时，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至天圣七年(1029)完成，其内容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复刻。《高丽藏》的雕版印刷，标志着高丽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宋丽间的佛教交流，颇受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宋初，宋、辽对峙，辽国因而对高丽朝贡宋朝大加诘难，并多次发兵进攻高丽。高丽因国小势弱，不得已臣属于辽，并在辽之重压下，于1030年后中断了与宋之政治联系，达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改变了对高丽“来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动遣人联络高丽，于是，宋丽两国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复了官方联系。当时，宋廷对高丽贡使“供拟腆厚”，并在熙宁九年，“命中贵人倣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ｊìｎ＠①厚，其使来者亦益益多。”[10]。同时，高丽对宋朝来使的待遇也极厚。由此，形成了宋、丽交往的高潮期，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宋《开宝藏》完成后，宋人不断雕印译经所译佛经和宋朝僧俗的佛学著述，并归入《藏经》。在宋神宗时，还由福州东禅寺僧人雕印《大藏经》（称《东禅寺版》），以收录宋初以来所撰的佛籍。因此，宋丽复交不久，高丽使人就在元丰六年(1083)、八年，哲宗时三次向宋廷购求《藏经》：
元丰六年，高丽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11]
元丰八年，“高丽国进奉使入乞购买《大藏经》一藏，从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赐高丽《藏经》，收藏于高丽都城兴王寺内。[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画、法器等也相续传入高丽，丰富了高丽的佛教文化。如熙宁丙辰（即熙宁九年，1076）冬，高丽“遣使崔思训入贡，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宋都开封府大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14]并将这些佛画模画在高丽京城兴王寺内的大殿两壁，甚为“宝惜”爱护，至宋微宗时，宋使至兴王寺犹见之。在元丰年间，宋神宗还赐高丽“夹ｚｈù＠②佛像”，也宝藏在兴王寺内。[15]
自熙宁年间以后，入宋求法的高丽僧人也较前增多，这些僧人在宋境内大都受到优待，有的还被宋廷召见，赐号。熙宁九年，当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丽僧寓杭州天竺寺问法受道时，特命召见高丽僧人，并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驿引伴赴阙。”元丰三年，此3名高丽僧人来到开封，宋神宗接见后，“诏高丽学法僧党真赐号法照大师；昙真，法远大师；丽贤，明悟大师，仍赐紫方袍，听随贡使归国。”[16]当时入宋求法者众多，而以高丽僧统义天最为著名。义天入宋求法，使宋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
三
释义天，名煦，字义天，为高丽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丽风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17]故义天少年出家，居灵通寺修行。义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因其对高丽佛教贡献和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在其死后，被追赠“大觉国师”之号。[18]。
义天精研佛学，看到当时“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缺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请求均被高丽君臣所阻挡。因此，义天于元丰七年四月“潜与弟子二人随宋高林宁船而去。”高丽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渡海随同义天入宋。[20]
宋廷知义天来求法，非常重视，特为其制定迎接之礼仪，并派官员一路陪伴义天进京，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义天献上宋帝生日“兴龙节视寿佛像并金器等”，并上表请求“承师受业”；宋帝回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21]同意其请求，为其选定导师，还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22]义天在吴地、杭州等名山宝刹观览、游学，与当地名僧、信士以诗文酬答，探讨教义。义天在宋一年零二个月，“所至参问”，除拜杭州净源法师和华严有诚法师为师，跪拜行弟子礼以外，还结识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间，通达肾首性宗，慈恩无宗，达摩禅宗，南山律宗，天台观宗，无不尽其妙旨。”[23]
义天在入宋前，就与净源有书信往来。净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兴），“以慧行为学者师”，声名闻于高丽。义天心常慕之，曾“託舶贾致书以修礼”。净源也知义天“非常人，即复书相招。”[24]义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参问佛法。当义天欲回国时，净源以“手炉、授拂见＠③，为传授之信”，并作赞词曰：“了此一尘，圆融十身；不举一步；遍周诸土。王子僧来印上乘，炉拂亲传海东去”。[25]称誉义天已尽得佛法精髓，渡海东归故国后，定能光大高丽佛教事业。
元祐元年(1086)，义天回高丽，受到隆重的欢迎。其坐船方抵礼成江，高丽宣王和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导仪甚盛”。义天还国后，“发愤忘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26]整理雕印佛经及诸宗章疏，促进了高丽佛教的发展。
义天入宋求法，给宋丽佛籍带来一个大流通、大交流。中国唐朝以前的佛经，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灾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丽却依然保存着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随着义天入宋，不少佚经又得以重返中土。据明朝李翥《慧因高丽寺志》记载，义天携来宋境的佛籍有：
云华所造《华严搜玄记》、《孔目章》《无姓摄论疏》、《起信论议记》，贤首所造《华严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清凉所造《正（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圭峰所造《华严纶贯》，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绝。至是义天持至座下，咨决所疑，既佚之典，复行于世。
此外，义天回国后的次年，“其兄国王与其母命以青纸金书晋义熙、唐证圣、正（贞）元中所译《华严经》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师（即净源法师）所住慧因教院。”[27]据宋人韩＠④《涧泉日记》言，所赠《华严经》“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为建华严阁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被称之为“高丽寺”。
义天还国时，携带有大量宋朝佛籍，“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其后，“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28]其大量搜求佛典目的，一是想“聚集古今诸宗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导无穷机，返本还源”[29]；二是对《高丽大藏经》“虽经论而具矣，然疏钞以阙如”的情况不满，故欲自古、今、辽、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纲解纽，重兴教法，普利国家。”[30]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终于仿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体例，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收书1010部，4700余卷，收录了新旧诸宗章疏；并“以群言汗漫，撮其精要，类别部分，名曰《圆宗文类》。”[31]义天晚年，以其所搜集的辽、宋佛典为基础，汇编古今诸宗章疏和五代以来中国与高丽高僧、法师的著述成《高丽续藏》。应义天所请，高丽文宗特设教藏司，以掌管《续藏》雕造事宜。
义天刊印的佛籍，通过赠送、商贾的贩运传入中国。义天在给宋僧元ｚｈàｏ＠⑤的信中谈到：“此间只有新行（指新近刊行）《随原往生集》二十卷。又有《大无量寿》、《小弥陀》、《十六观》、《称赞净土》等经新旧章疏一十余家，续当附上。”[32]《随原往生集》为辽僧非浊的著作。辽朝法律，将书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辽人著述传入宋境者极少，但通过义天的汇编、刊印、传播，使辽僧的佛学著述为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传抄，如辽朝高僧鲜演所撰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据日本《续藏》本第二卷末题记有“高丽国大兴王寺寿昌二年丙子岁奉宣雕造，大宋国崇吴古寺宣和五年癸卯岁释安仁传写”的字样，证明此书甚为宋僧所重视。义天通过购求辽、宋佛籍，汇编、刊行《高丽续藏》，促进了宋丽之间的佛学交流，对宋丽两国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四
宋丽佛教交流的高潮随着宋神宗病逝而结束。当时，新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对宋神宗时期发展与高丽密切关系的做法大加非议，对当时甚为密切的宋丽之间佛教交流活动也加了种种限制。据苏轼《奏议集》记载，[33]宋朝泉州商人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住《华严经》”，经板共2900余片，于元祐二年载往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知杭州苏轼得知此事后，认为徐戬“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将其“枷送左司理院根勘”。
又如，元祐四年，杭僧净源病死，其徒私赴高丽告丧，高丽僧统义天遣其徒寿介等来杭州吊祭，寿介携有高丽礼宾省吊祭净源的公文，并称“临发日，奉国母指挥令赍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圣寿保?同时请求宋朝政府同意其“仍诸处寻师学法”，如其师义天入宋求法一样。但知杭州苏轼却认为高丽自元祐元年后未再奉使朝贡，失去宋廷赐予之“厚利，欲复遣使，又来测圣意，故以祭奠源ｓｈé＠⑥梨为名，因献金塔，欲以尝试朝廷，测知所以待之之意轻重厚薄”。所以，苏轼一方面派官吏、兵卒照管寿介等人，居住于寺内，令“有行止经论僧伴话”，除吊祭活动外，“不许出入接客”；另一方面上奏章，建议宋廷拒其金塔，不与引见，不许其“诸处寻师学法”，“令搭附因使海舶归国”。宋朝政府基本依照苏轼的建议处理此事，寿介等人被送回高丽。
苏樨对宋丽交往的议论和对上述两件事处理方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发展宋丽关系的态度，因此，在宣仁太后执政期间，宋、丽两国政府间交往活动不多，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随之受到很大的影响。
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在政治上恢复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政策，注意发展与高丽的联系，于是，宋丽佛教交流情况也有所改观，一些宋朝僧侣相继去高丽游学访圣。相对来说，宋僧去高丽者较少，且与高丽僧人入宋“寻师求法”不同，他们去高丽多为拜访“圣迹”。如绍圣二年(1095)，宋慈恩宗僧惠珍至高丽，“欲见普陀山圣窟”，高丽献王“命近臣文翼备轩盖迎珍，置于普济寺”，但不允其所请。[34]次年，肃王即位，“御宣政殿引见”惠珍，赐食于翰林院，并拜赐惠珍师与先期而来的宋僧省聪“明悟三重太师”之号。[35]
宋徽宗时，宋丽两国间的政治交往密切，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也较前增多。如高丽睿王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笔书扁额”，宋徽宗为之“御笔书佛殿扁日能仁之殿”，并命太师蔡京书门额曰靖国安和之寺，与“十六罗汉塑像”，一并赐之。[36]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丽贡使王字之还国，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头骨以赐”，高丽王奉置外帝释院，数年后，“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37]但由于宋徽宗信仰道教，曾令宋境内佛教徒改为道士，所以，虽然宋徽宗时期宋丽聘使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两国间的佛学交流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宋神宗时期的盛况不再重现。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开封，北宋灭亡。南宋政府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对宋丽民间交往也控制甚严。宋孝宗初年，两国间官方交聘断绝；宋宁宗初，“诏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38]，以断绝宋丽间的民间贸易活动。因此，在整个南宋期间，宋丽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较北宋大为减少，步入低潮。
五
北宋时期，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使宋丽之间依靠船舶渡海往来。由于海道上“＠⑦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39]因此，出海者在航行前都祭祀海神，以祈平安。在宋朝，来往高丽的船只大都到明州上岸，而明州港外的海岛普陀山正是观音菩萨之道场，于是普救众生、“慈航”的观音菩萨就成为海客的祈释偶像。
普陀山，也名补陀落迦山，因曾为古代隐士“梅子真栖隐之地”，又名梅岑。山中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传说唐朝时有“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观音菩萨）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礁），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有僧人迎奉于佛殿，称“灵感观音”。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五代）吴越钱氏移其像于（明州）城中开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后来所作也。”[40]宋神宗元丰三年，宋使王舜封前往高丽，“船至山下，见一龟浮海面，大如山，风大作，舡不能行。忽梦观音，龟没浪静。申奏于朝廷”，[41]得旨令重修寺庙，赐名“宝陀寺”，并“许岁度僧一人”。[42]此后，来往高丽的使臣、商贾皆于此“请祷”，“僧徒焚诵歌呗甚严”。[43]据北宋末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
（普陀山）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指高丽）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由于普陀山位于宋丽交通要道上，随着宋丽交往的密切，使臣、商贾来此祈祷者大增，促进了当地佛寺的迅速发展，使普陀山成为闻名中外的观音道场。此外，在高丽沿海以及海船所经的岛屿上也建有一些观音寺，以供海客祭祀、朝拜。
随着宋丽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少宋朝佛教风俗也随之传入高丽。宋朝，儒、佛、道三教互相调和、融合的思想，即三教合一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百姓中得到普及和深入，因而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唤请僧人为自己祖先举行周年忌日法会的现象，甚至有在父母生日请僧尼诵经祈福者。这种风俗大概在北宋中期传入高丽，如元丰元年，高丽王以宋帝生日，“设祝寿斋于东林、大云二寺”；[44]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驾，高丽王为哲宗“荐福于大安寺”[45]等。其他如高丽国王出行，令“奉《仁王般若经》前导，遵宋制也”；[46]高丽民间于“二月望，诸僧寺然（燃）烛”，国王、众官皆“往观之，国人喧闹道路”，如同中国之上元观灯。[47]而高丽使臣入宋时，曾因宋帝生辰，“买鸽放生”以求福[48]等等。
同时，也有一些高丽法物传入中国，如高丽“僧衣磨衲者，为禅师、法师衲，甚精好”。[49]为宋朝僧俗所珍重，如宋哲宗就曾赐法通大师善本“高丽磨衲衣，”以示宠渥、尊信。[50]
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受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时有波折，但在两国僧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学交流，至宋朝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宋丽佛学交流不仅是单方面由中国传向高丽，而是双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促进了宋丽两国的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长编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丽》。
[2] 罗濬《宝庆四明志》卷11，参见《佛祖统纪》。
[3]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1。
[4][5][7][10][17][38][39] 《宋史·高丽传》。
[6] 《高丽史》卷93《韩彦恭传》。
[8] 《高丽史》卷4。
[9] 《高丽史》卷3。
[11][14] 《高丽史》卷9。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362。
[13][15][47]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下简称《高丽图经》）卷17。
[14]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
[16] 《长编》卷279、卷303。
[18][20][22][26][28] 《高丽史》卷90《义天传》。
[19][29] 义天《大觉国师文集》卷10。
[21] 《长编》卷369。
[23] 《大觉国师外集》卷11杨杰《赠祐世僧统诗》。
[24][31] 《大觉国师外集》卷12。
[25] 《大觉国师外集》卷9。
[27] 《慧因高丽寺志》卷6。
[30] 《大觉国师文集》卷14。
[32] 《大觉国师文集》卷11。
[33] 苏轼《奏议集》卷6《论高丽进奉状》、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34][46] 《高丽史》卷10。
[34][45] 《高丽史》卷11。
[36][37] 《高丽史》卷14。
[40][43] 《高丽图经》卷34。
[41]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42] 《宝庆四明志》卷20。
[48] 朱彧《萍州可谈》卷2。
[49] 《说郛》卷77引《鸡林志》。
[50] 吴自牧《梦梁录》卷1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宀加浸
＠②原字为纟加宁
＠③原字为见加兄
＠④原字为氵加虎
＠⑤原字为火加召
＠⑥原字为门里加者
＠⑦原字为氵加弥
（资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