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刚刚迈入15世纪之际，即在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这个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自己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15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

     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不是为了以武力掠夺海外国家的财富，对海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而是为了应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以中国人自己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一种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历代以来，中国周边亚洲沿海国家无力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和持久的侵略。至于欧洲海洋国家，当时的航海水平只限于在地中海沿岸航行，更谈不上从海上东来入侵中国。大海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所以明代以前，历代有海而无防，从不担忧海外国家会对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造成什么威胁。中国在海洋上平安无事的局面，在元朝时开始受到冲击，到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在海洋上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事之秋”，中国与周边海外国家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如在西南沿海，由于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和中国西南边疆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印半岛以及中国西南沿海地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东南沿海（有时甚至波及北方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当时倭寇入侵烧杀抢劫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各种反明势力活动也十分猖獗。为了解除种种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激起一些以贩海为生的群体对朝廷强烈的不满。其中有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勾结海外国家，尤其是与倭寇相勾结，不仅为患浙、闽、粤沿海地区，而且干扰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往来。在明朝初年，一些犯事亡命之徒逃往海外，纠众滋事，抢劫过往商旅和使节，严重损害了明帝国在海外的利益，使明朝政府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海上的挑战。明朝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来自海上的挑战，到明成祖朱棣执政之时，形势更加严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朱棣登基称帝才三个月，就有从东南沿海国家返回的使臣向他报告：海外诸国多数分居在海岛之上，中国军民中的一些无赖之徒暗中与他们相勾结，成了地地道道的海寇。当时，在中国周边海洋国家之间，局势也很不平静，成为滋生直接对中国形成海上威胁的温床。

     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初，在海洋上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和诸多复杂矛盾，是历代帝王所不曾遇到的。这种形势使以朱棣为代表的明朝政府上层人物，不能不应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以不同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视角，把视线转向海洋。为稳固自己的皇权统治计，朱棣既不能允许一切异己势力在海外有立足之地，还要使由他当政的明王朝在海外享有较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同海外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传统，中国周边沿海国家不安定的局面，对中国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障碍。从保障国内的稳定而言，当时也需要中国同周边海外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友好关系。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种种来自海上的挑战，明朝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尽量避免以武力解决的和平外交方针。事实已经证明，只是消极地实行“海禁”政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有负面影响。朱棣即位以后，在继续朱元璋海禁政策的同时，还另图良策，像在国内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那样，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在海外有所作为，全方位地迎接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力图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在这一和平外交方针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化，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正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对“大同”与“和谐”理想的追求，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为建立海外各国间和谐发展的局面，针对当时海洋上很不太平的状况，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国家，即从使团履行和平使命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晓喻各国之间应“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与此同时，“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较落后社会发展阶段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懂得礼仪，学会先进的生产技术，接受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步入文明社会的行列。

     郑和远航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不仅是对海外各国实施睦邻友好方针的具体体现，而且是郑和作为和平使者在海外和平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周边的海外国家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一地区，尤其是南洋一带，散布着众多的岛国，南洋与大陆的空间不协调，地理的分散、不连续，缺乏进一步联结的基础。海洋空间上的限制，国与国之间难以沟通，是造成海外各国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也是郑和下西洋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海外各国间和谐友好关系的障碍。正是通过大力发展互惠互利的海外贸易，以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大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为郑和使团致力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

     600年以前，正当人类历史发展的转轨时期，时代要求人们逐渐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日益具世界性。在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同时走出国门，向海洋发展，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搞霸权和殖民掠夺，而是企盼着“静海”，在海外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南京静海寺就是这一伟大和平实践的产物。静海寺建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正值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在经过郑和多次出访海外诸国以后，东南亚及南亚一带和平安定的局面已经奠定，海路畅通，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也随之树立起来。郑和下西洋的目标———与海外各国“共享太平之福”，基本上实现。在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之际，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而来中国访问的海外国家多达60余国，其中有不少国家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在永乐年间浡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4个国家10位国王先后来中国访问；此种盛况，呈现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为历代所未有。“静海”，也就是寓以海上太平、各国共享其福之意，静海寺即是为纪念当时出现的这种海上太平的盛世而建。为“静海”盛世所鼓舞，郑和当时曾用个人财产印造大藏经，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五月捐赠给故乡云南五华寺。郑和同时写有施印大藏经发愿文，表达了他“发愿”“海晏河清，民康物阜”的崇高理想。郑和下西洋就是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在人类历史上进行的从未有过的伟大和平实践。

     郑和下西洋以后，这一在人类社会转轨时期代表着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的伟大和平实践，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而被扼制。郑和下西洋的行为之所以成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因为郑和下西洋造成了财政的紧张，物力不继，而是因为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统治者不再致力于向海洋发展，不再继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和平实践所致。把郑和下西洋的事业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归罪于郑和，是不公正的，导致这一历史遗憾的原因，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及内涵没有关联。正如梁启超100年前讲的：“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600年前，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为“静海”奋斗了一生，最后以身殉职。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方殖民者的对外扩张，东西方一些海洋强国大搞海上霸权，无不导致“乱海”，一直到今天，郑和下西洋时期“静海”的局面没有再出现过，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莫大遗憾。我们今天纪念郑和，就要传承文明，发扬郑和为“静海”而奋斗终身的精神，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为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为最终实现祖辈们向往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学院院报》2005年7月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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