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中西国际之由来 

八十九  欧亚交通之起源 

(一)印度航路之发现 

当明清之际，中国历史上，渐开一从古未有之变局，即中西国际之交通是也。前此千余年间，欧亚两大陆，未尝无一二交通之事实，西人至中国者，唐贞观中，则有景教教士阿罗本；元初，则有威尼斯(Venice)巨商尼哥罗博罗(Nicolo Polo父子)。而马哥博罗(Marco Polo)留仕元室，淹居中土者前后且二十余年；其所著《旅行记》，一时颇动欧洲人之耳目．然此不过艰苦卓绝之旅行家，旷代一至，于国际上无若何之关系，未得谓为近世东西交通之起源也。东西交通之起源，实在印度航路发现以后，而发现此航路者，为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国者，亦以葡萄牙人为最先。初，欧洲中古之时，威尼斯(Venice)及热内亚(Genoa)诸商之往来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三：一则取道埃及，而出红海；二则由地中海东岸登陆，至幼发拉底河，顺流出波斯湾；三则由黑海至埃尔塞伦(Erzcrurn)，取道美索不达米亚，而出波斯湾是也。自东罗马帝国灭亡以来，黑海之通路，为土耳其人所扼。欧人之从事贸易者，不得不更辟他途以通之。是时，航海之术，渐次发明；西欧诸国如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已渐次成立民族主义之国家，互相争雄，尤热心于商业上霸权之获得，故力谋向外发展，竞以奖励航海为事，而葡萄牙其最著者也。西元千四百十五年顷，葡王约翰第一在位，命王子亨利征非洲，略地而归。俘囚中有说南非地理及印度贸易之利者，亨利闻之，遂谋探险；设天文台于阿尔干维Algarve，招集天文航海学家，研究回航  非洲，达东印度之航路。至约翰第二，更奖励之；遂于千四百八十四 年，葡船南航至距赤道千五百英里．翌三年，巴多罗买地亚士(Bartholomew Diaz)始达非洲南端。其时严寒凛冽，风涛怒吼，光景惨淡，势难久居；遂转舵北归，期阳和再至，名此地曰大浪山(CadaTormentoso)。约翰得报，喜甚，更名曰好望角(Cado Daboa Esperuny)，或曰喜望峰；盖谓副其发见船路之望也。是时欧洲社会方在重要的转变之中。盖因毛织业繁荣，贵族收回土地作牧场，以致失业之农民，聚集都市。都市中可以获得自由工人，加以机器科学发达，海外市场扩充，工商业  遂欣欣向荣。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始基，与新航路之发现，实有相互之因果关系者也。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既以地圆之理，游说西班牙政府，资其舟楫财用，以求诸大西洋，而发见亚美利加洲。翌五年(一四九七年)，葡萄牙臣华士噶德噶马(Vasco da Gama)亦解缆东航，凡十一阅月，抵印度之喀尔各达(Calicut)。是为欧亚交通之始。时明弘治十一年也(西历一四九八年)。 

(二)葡萄牙之始通中国与澳门互市之起源 

自噶马发现印度航路以后，葡王以马弩利第一东略之志益锐。弘治正德间，遂县卧亚(Goa)，略马刺加(Malacca)，设印度总督，以掌贸易拓殖之务；置僧正以综理东洋布教之事，势力及于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诸岛。自马刺加占领后五年，印度总督阿布葵葵(Alfonso Dalboquereque)遂遣葡人刺匪尔别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附帆船人中国，是为欧洲船舶人中国之始。时正德十一年，西元千五百十六年也。其翌年，印度总督复遣使臣比勒斯(Thome Pixes或作FernaoPexez)，求与明廷缔约；遣卧亚市长斐迪南安刺德(Ferdinand Andrade)测量中国港湾。两人至广东，诸事驯良，地方官颇欢迎之，使碇泊上川岛(Shangchuen)，即欧人所谓圣约翰岛(St．John''s Island)者也。明年，斐迪南弟西蒙(Simon Andrade)者踵至，有暴行，大为吏民所恶。先是，明武宗闻比勒斯之至，使留广东待命；及西蒙事作，遂遣使鞠之，坐以间谍，下诸狱。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遂下令放逐葡人于境外，未几令弛，葡人来者益众．嘉靖中，广东附近，有葡人居留地(即租借地之意)，三：即上川岛，浪白(澳属香山县Lambacao)，及澳门(Macao)是也。十余年间，浪白为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达五六百人；及澳门兴盛，遂驾而上之。当时沿海诸省，亦多有葡人足迹，而宁波泉州等处，尤为葡商出入地。居宁波之葡商，或结党四出，诱掠妇孺。居民大愤，争起复仇，以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屠教徒万有二千，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以二十八年，为吏民所逐。于是澳门遂独为葡人极东贸易之要港。澳门互市之起源，盖在嘉靖十四年。是时，都指挥黄庆者，得葡人巨贿，为请于上官，始以濠境(即澳门)为通商之地，岁输课二万金(关税岁额)。其后三十二年，葡船有遭风涛之害者，以贡品被水为辞，请于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暴之，岁纳租千金。三十六年，葡政府公然以澳门为殖民地，没官吏治理之，于是葡人自其本国携家至澳，为户凡四百二十有奇，明政府亦不之拒。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明于澳门附近筑境壁为区划，置吏守之，不啻默认界外为葡人属地。自是葡人屡要求减少地租。十年，规定每年地租五百金。至清道光年间不易云(摩尔斯《中国国际关系史》谓最初为一千金，一六九一至一七四。年后为六百金。约自一七五四年则为五百金云)。明人因回教国对西人通称(Frang，Franks)，遂名葡萄牙人曰佛郎机，与隋唐间所谓之拂森，元时所谓之富浪佛郎盖皆同一音译耳。 

九十  西班牙人之东来 

(一)西班牙之占据菲律宾与林凤之战 

方葡萄牙人开辟印度航路，垄断东洋贸易之全权，同时西班牙政府，亦发现美洲大陆，取墨西哥为殖民地，一意西进，以求达其世界回航之目的。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当西班牙加罗第一之时，其臣墨加蜡(Magalkaes，亦作麦哲伦Magellan，葡萄牙人仕于西班牙者)，始率舰队自大西洋出亚美利加南端，进达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月之久，而至马来群岛之息布(Cepu)。是为欧美至东亚西南航路开通之始。墨加蜡旋为土著所杀，部将亦多遇害，仅余残卒十八人，以嘉靖元年，越印度洋好望角而还。时西元干五百二十二年九月六日也。于是加罗第一，以太子腓力布之名，名所至群岛曰菲律宾。当加罗之世，西班牙之舰队至菲律宾者三，然仅得出入其地而已，未暇占领也。嘉靖三十五年(一tiiNi六年)，腓力布立(是为腓力布第二)益经营四方，逞其远略。其将勒迦斯比(Legaspi)，遂以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占据菲律宾，定马尼拉为列岛之都会。是时，中国商人往来南洋者，获利甚巨，沿海慄悍之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菲律宾海陆间，遂为两国民之战场。时海盗渠魁有林凤者，泉州人，数出没远近，从事劫夺。会海上有番船来自马尼拉者，为凤所掠；凤即以捕虏为向导，率帆船武装者六十二艘，水陆兵各二千，妇女千有五百，进征菲律宾。万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舰队达马尼拉湾，凤使部将日本人庄公(Sioco)将兵六百先入。时暴风雨，舟多覆者，溺死几二百人。庄公以残兵薄马尼拉城外，进殪西班牙副将，西兵走保桑的亚哥(Santiago)。会援军一队至，庄公以为大军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势追击，血战亘数时，庄公收败卒，退合林凤之本营。时勒迦斯比已死，其孙温萨尔塞特方经略吕宋北部，及林兵迫马尼拉，急还谋防御之策。十二月三日(西历)，两军战备已就，凤集部将下进击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纵火市街，围其堡垒，而舰队自港外发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人城。西军殊死战，庄公阵殁。凤复发兵五百继之，终无功而退．于是凤收余众，航吕宋岛西岸，数日至亚格诺(Agno)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筑城居焉。萨尔塞特闻之，复大举来薄。凤知不敌，乃留兵城中，牵制敌军，自乘间出海。其留者，亦走匿山谷间，至今菲律宾有伊哥罗德支那人(Igorrots-Chinese)者，即其苗裔也。 

(二)西班牙之始通中国与墨洋间接之输入 

方林风之据亚格诺河口也，福建总督闻其势盛，发舰队侦之。西班牙人闻中国舰队之至，欲乘机与订通商条约，乃邀使者至马尼拉，谒其知事。使者言：通商事，当就督臣议之，请俟舰队归国之际，简信使与俱。于是知事以教士马丁拉达等为使，赍书翰贡物，附闽舰内渡，求缔商约。是为西班牙遣使中国之始。时万历三年也(一五七五年)。其后万历八年(一五八〇年)，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二，复遣马丁伊格奈条(Martin Ignatius)来申前请；而先后并为葡人所间，不得要领。然中国商船往来菲律宾自若；故马尼拉遂为两国之市场。先是，西班牙政府之得菲律宾也，以为墨西哥殖民地之附庸，凡菲律宾行政补助费，及商品代价，悉取诸墨西哥，岁额二百五十万元。以故墨西哥银币充溢马尼拉，复经南洋商人之手，以输诸中国。此墨洋(俗称站人)通行内地之由来也。中国以西班牙人由吕宋来者，遂称之为吕宋。有时亦泛称佛郎机，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谓：“吕宋佛郎机见我禁海。”俞正燮《癸巳类稿》云：“吕宋实佛郎机。”赵翼《廿二史札记》亦云：“佛郎机并吕宋满刺加二国，其势独强。”后则改称为干系腊，即西班牙音之初译也。 

九十一  荷英两国人之继起 

(一)荷兰之经略南洋 

正嘉以来，东洋商利，殆为葡萄牙人所独擅，既如上述。然葡人之经营拓殖，专以暴力制胜，及拓地既广，国力不足以维系之，故不久中衰；而荷兰、英吉利两国代之而起。荷兰故西班牙领土，以宗教纷争之故，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脱西班牙政府之羁绊，宣告独立。方葡萄牙商业盛时，其都会里斯本为东洋百货所萃；荷兰、英吉利诸商，率就其地为稗贩之业。然自万历八年，西班牙王腓力布兼袭葡国王统以来，有辖治比勒尼全半岛之主权；以荷兰人为其叛民故，务有以困之；遂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下令禁荷兰人出入里斯本。荷人既失稗贩之利，势不得不自辟商路，直接与东方诸国贸易；而是时林斯哥敦(JanHuigen Van Linsikoten)、好德曼(Cornelius Houtman)之徒，并以游历外国，习识海程，为全国提倡。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亚摩斯德登诸商，始创“私立东印度公司”，从事探险。好德曼遂以是年回航南非，经苏门答腊，至爪哇西岸，巡览而归。自是荷船东渡者不绝。至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东印度公司得政府允许，有于殖民地置兵除吏，及与所在国宣战媾和之权。遂自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列岛(Moluccas)逐葡人而有之。而千六百九年，日本德川幕府，亦许其通商；寻又以万历末年(一六一九年)，建巴达维亚(Batavia)政府于爪哇，以为东洋贸易之中心。于是西自印度之马拉巴尔海岸，东至日本之长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权力，极盛一时。 

(二)荷兰与清廷之交涉 

荷兰既席卷马来群岛，所至排斥他国，恣其独占。千六百二十二年，以舰队十七，攻取澳门；葡人得中国兵之援助，荷人不得志，遂转据澎湖，又移于台湾，经营安平赤崁诸城，以实施于南洋者，试行此地。时清朝代兴，旧教牧师有马尔底尼者，自中国人巴达维亚，盛道新政府之开通。荷人方以广东交涉之途，为葡人所遮，苦不得间；及闻牧师言，遂欲遣使北京，与政府为直接之谈判。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荷使哥页(Coyer)及开泽(Keyzer)二人，始自爪哇抵京师，觐见福临，以互市为请。廷议许荷兰商船，八岁一至，船数以四艘为限：其他所请，皆不得行(英译二使之游记，已成孤本。惟敝寓非宇书屋存其全帙两巨册)。其后台湾为郑成功所克服(详见第十八章)，福建沿海，连年被其征略。荷人数欲报复不成，乃遣舰队助清军覆厦门郑氏之根据，以泄余愤。其后荷人挟功求报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使臣胡伦(Van Hoorn)复以巴达维亚总督之命，议约北京，竟略无所得而返。然荷人对于中国，始终持温和之态度；自遣使北京，呈贡方物，即于皇帝前行三跪九叩礼，冀以得中国欢心。其后虽以厦门助清之功，而贸易权利之获得，亦无可观者。仅得与朝鲜、琉球、安南为伍，备于朝贡国之列而已。至雍正七年，始继英、法之后，在广州设立商馆，其时海上霸权则已属之英人矣。 

(三)英人之东渡 

英人之从事东洋探险，殆与荷兰人同时，惟荷人所经营者，以马来西亚群岛为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则在印度。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托马斯士德芬(Thomas Stephens者)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务之概况，进取之志由此生。方荷兰之独立也，英女王伊利萨伯以宗教上之关系，为之后援，故英与西班牙交恶。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西班牙之无敌舰队，为英军所歼，英人于海上之威望，坐是骤增。而是时西葡合并，葡人之东洋商利，为西班牙财赋所从出；故英人欲借战胜之势，进覆其根据。会荷兰暴兴，南洋贸易，为其所持，其出品之行售欧洲者，价胜贵至倍蓰，英人益不平。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伦敦商人集议组织东印度公司，与荷兰竞争。翌年(一六〇〇年)成立之顷，其资本金仅七万镑而已；而以累次远航之结果，得于爪哇及印度沿岸，行其贸易，赢获日富。顾其在爪哇等地者，始终为荷人所排斥，不能得志(如一六一九年，英人在安波那(Amboyna)者，俱为荷兰商人所屠杀。及至一六五四年，克林威尔始迫荷兰赔偿八万五千镑和一个岛屿)；独于印度大陆，所在奏功。千六百三十九年，开马达拉萨(Madras)港；千六百六十二年，取孟买(Bombay)港于葡萄牙；千六百九十年，开加尔各答(Calcuta)府于恒河口。其势力远出于他国之上。 

(四)中英交涉之起源 

中英之互市，自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虎门之役始。先是，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莎白虽尝一遣使节，奉书明廷，然舟行遇飓，其事遂寝。后英人以经略印度之故，与葡人相冲突，战争连年不绝。于是卧亚总督以屡败之余，与英人缔休战条约，许英船有出入澳门之权利。崇祯十年，英国克尔丁公司(Courteen Association)派威代尔(Weddell)率舰队至澳门，携卧亚总督书，谒其知事，葡人拒不纳。威代尔乃思与广东大吏相交涉，而葡人复谗构其间。当英船之至虎门也，守者遽发炮击之，激战数小时，炮台遂陷。其终局，英人以所得战利品，还付中国；而中国亦允英人通商(此事详见《英华通商事略》。《明史》无英吉利之名，盖误为荷兰人故也。《和兰传》云：“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濠境事，议驰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然未几鼎革之乱起，海内骚动，故外国贸易为之中辍。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东印度公司遣船一艘至厦门，无功而返。会郑经在台湾，颇讲外交之策；英人与订约，得以安平及厦门为出入地。然台湾新辟，物产贫乏，故安平贸易，不久旋废，而厦门独盛。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英人始于厦门建商馆，乃托庇于郑氏故也。及郑氏退还台湾，清廷干涉之，故馆卒撤废，惟其商船得以时间至而已。康熙五十四年，始成立商馆于广州。先是，欧洲诸国人之东来通商也，皆以武装为后盾，藏武器于商品之后，有不能和平贸易者，即起而逞暴行，肆掠夺，如临南洋诸岛蛮民，直以征服从事，夺地开港。其于中国及日本，知以兵力不足威，辄以甘言诱之，西人之用心，诚可谓巧矣(英有打劫商人Interlopers一名词，盖海盗与商人混而不分矣)。 

我国对外交通，自汉初即以广州为孔道。《货殖列传》所谓：“番禺一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隋唐以来，波斯大食商人与中国贸易极盛。黄巢陷广州，回教景教祆教之徒被害者，凡十二万人，则外人流寓之多可想。宋代颇奖励对外贸易，先后置市舶司八：一、广州，二、杭州，三、明州(今宁波)，四、泉州，五、密州(今青岛)，六、秀州(今松江)，七、江阴，八、温州．元朝因之，惟废密、秀、江阴，而增上海、澉浦(今海盐)．明中叶以后，以倭寇而始设海禁，末年还弛焉。清初因郑氏据台湾，禁海益严，但澳门之葡人，不同本国，“奉命免迁”。西人之来中国贸易者，恒借澳门为转输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始弛禁。二十四年，设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榷关，于是广州、泉州、宁波、上海仍保持其历史上对外通商口岸之地位。姜宸英《海防总论》云：“商舶交于四省，遍于诸国，缓耳雕脚之伦，贯领横裙之众，莫不累驿款贡叩关，蒲伏请命下吏。凡藏山隐谷方物，环宝可效之珍，毕致于阙下，铃积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德泽汪涉，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一时之盛。”但以广州接近南洋故，外商向厦门、宁波、上海贸易者日少，而广州、澳门独盛。康熙三十七年，法国人立商馆于广州，旋弃之，派代理人驻澳门。至雍正七年荷兰人在广州重建商馆，而丹麦、瑞典、法国亦接踵而立矣。 

第二十三章  西洋文明之东渐 

九十二  基督教之传来 

(一)明以前之耶教概况 

自欧亚之航路发明，商贾教徒，联袂偕来，而西洋之文明，亦借此输入于东土。商贾以负贩为利，其影响于文化者尚小。教徒以布道为业，往往以学术取信于人，故初期基督教之传布，实与东亚文明有莫大之关系焉。基督教之最先流布中国者，为聂斯托良宗(Nestorians)，当盛唐之世，已风靡一时；所谓大秦景教者也。然是宗之在欧洲，以不信耶稣为神之故，尝为宗教会议所排斥，固非基督正宗。及唐会昌五年(八四五年)，下诏严禁，而其徒遂绝迹于中国。尔后蒙古帝国兴，东欧地方，被其征服  罗马教皇及列国君主，思以宗教之力怀柔之，数遣教徒为议和使，肆其游说。于是若望高未诺(John ofMonte Corvino)者，受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经印度而来，以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得元廷许可，布教北京，建教堂四所。罗马加特力宗之入中国，自此始。当时受洗者，达六千人；学希腊罗马语者，达百五十人。教皇库烈门第五嘉其功，升为大主教，遣教士七人辅之。至元亡，而布教事业，因之中衰。及东西航路既通，欧人东渡者日众，商业所及，宗教随之。是时加特力宗方以新教之勃兴，失势于欧洲，其徒有志者，因欲转入他土，宣传旧教主义，而耶稣会(Jesuites or Compagnie de Jesus，是会为Ignace deLoyola在一五三四年所创立。除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外，又加服从一愿。在欧势力颇大)传布最力。加以旧教国家如葡、西、法诸君主均竭力提倡远方传教事业，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发达，传教士所携以俱来者，均为中土所未有，故能受人欢迎，凡此皆加特力宗得蔓延于东洋诸国之原因也。 

(二)利玛窦之布教事业 

加特力宗之再兴于中国也，实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oeus Ricci)为其初祖；中国所谓天主教者，即玛窦所传也。先是，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耶稣会东洋布教长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自卧亚内渡，死于上川岛。其后任范礼安(Valignani)乃遣玛窦及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入中国，绍其遗志。罗明坚以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至澳门，九年曾一度至广州，不久又返澳门。玛窦以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至澳，次年偕罗明坚赴肇庆，日著佛衣学华语，先以数学地理等科学之思想，灌输士人，乘暇始说教。盖知当时中国人之思想，必不与异教之思想相容，欲借此以博信用也。罗明坚遂于一五八四年著《天主圣教实录》，是为西士华文著述之第一书。翌年明坚赴绍兴传教，旋又往桂林。总督刘节斋颇信玛窦之说，劝至韶州，设天主堂，与学者相往来。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有某京官过韶，子病乞医。时罗明坚已于万历十六年归国，玛窦遂托郭居静(一作加多纳Cattaneo)掌理广东教务，而自随某京官由庾岭北上，抵宿南昌，数日泛江至南京；易儒服，游说荐绅间，日见尊信。时南京礼部尚书为玛窦旧识，见而惊之，谓“南京尚非外人可来，若予加以保护，则谗言集于余身，君能谅余者，幸勿留此”!玛窦不得已，再回江西。因著《天主实义》刊之，旋被任为耶稣会会长。识王应麟于南雄，万历二十六年，遂偕应麟至北京，居二月，时因朝鲜战役方罢，有疑为日本间谍者，玛窦复返南京，与礼科给事中祝世禄相友善，而礼部尚书王忠铭等亦先后问道，兼及数学天文。玛窦之传道南京也，不专敷陈教义，而先以科学思想，正中国天文上之陋见；更设医院，以济疗疾苦，故颇名噪一时。间有举家奉教者，亦可见其传道之效果矣。玛窦欲再诣北京，令郭居静、王丰肃驰赴澳门，多输传道资金，及绘画、玻璃器、麻布、时表、地图、火器等物。玛窦偕庞迪我(Didacus de PantQja)等八人，由运河北上，留滞天津，半载始入京，时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也(西书记其抵京为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玛窦因宦官马堂进方物，且上表陈情。录之如下：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鸾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喑哑，因僦居而习华文，淹留于肇庆韶州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指。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贵异耳。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讫未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以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慇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忱，庶少伸于万一。抑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者。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表上，反对者议使返还原地，神宗念其远来，馆饩之，礼遇甚厚。次年，复给以天主堂，即今北京南堂之起源也。乾隆四十年，顺治敕建之南堂毁于火，帝赐银一万两重建。西什库教堂乃康熙帝感张诚功，赐地建筑者，落成于一七〇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即北堂也(东堂为耶稣会士住所，汤若望、南怀仁任钦天监正时，有职员二百余人任编译之事。雍正八年，京师地震，东堂南堂几全毁。嘉庆十七年，东堂遭火，遂无闻矣。西堂系罗马传信部之堂，自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毕学源主教逝世后，亦不著)。 

(三)玛窦之死与天主教之禁令 

玛窦入京后，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朝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辈，并服习其说，折节与游。玛窦能属文，常有所论述；其布教专斟酌中国习俗思想而调和之，故成就有足观者。玛窦又译述《几何原本》、《乾坤礼义》、《测量法义》等书，以授光启、之藻等；是为泰西科学输入之始。盖当时士夫，对于宗教，非所信仰；特以西洋学术之精审，欲就教士研究之；而玛窦等亦以鼓吹学术为传道之方法，务与中国思想，不相抵触，期渐感化。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利玛窦卒，而天主教徒，亦颇为朝议所攻击。南京礼部侍郎沈傕、给事中晏文辉、郎中徐如珂等，以为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反对尤烈。自万历四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傕凡三上奏疏，疏见《破邪集》，大意谓：“彼之妖妄怪诞，……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但尊奉天主，可以升天堂，免地狱。夫天堂地狱之说，绎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劝人孝弟，而示惩夫不孝不弟造恶业者，故亦有助于儒术尔。今彼直劝人不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而圣世所必诛，尚可蚩蚩然驱天下而从其说乎?”傕上第一疏后，即会同巡视东城御史，行令兵部司马，逮捕西教士王丰肃、谢务禄，及中国教徒共十四人。在京教士庞迪我、熊三拔等惧祸延全教，遂具揭疏，谋救济之法，遣人持赴南京，谋议刊刻。傕复令逮捕八人。其时王丰肃继利玛窦后，在南京洪武冈起建天主教堂，又置花园于孝陵卫，教友增至二百余人。南京礼部没收其产业，并发布拿获邪教告示，有云“耶稣会士所称天主之意义，与我中国所称之天无异。然彼夷人等自刻《天主教解要略》曰：‘天主生于汉哀帝某年，其名为耶稣，其母为玛利亚。’如是，则直西洋之一胡耳。又曰：‘见恶于官，钉死于十字架。’是则胡之以罪而死者，安可称为天主耶?至于天体运行之说明，则与《大明律》私习天文之禁，适相违反；况彼等又以别制之浑天仪，而私藏之耶?若任彼所为，恐天下事无不被其频倒诳惑矣。又其教仪有大瞻礼、小瞻礼、擦圣油、洒圣水等名目，夜聚晨散，一反于《大明律》私家告天之禁。”明廷纳榷等之言，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遂下令驱逐耶稣会士返国，王丰肃、谢务禄、庞迪我、熊三拔等，均被遣送广东，候船归国。不久庞、熊相继殁于澳门，丰肃改名高一志，务禄改名鲁德照，仍赴内地传教。其余西士散处各地，匿藏中国教友家，为禁令所不及，实皆未尝回国也。后以光启、之藻等调护之力，至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事得解。 

九十三  科学思想之输入 

(一)炮铳之铸造 

中国近世之火器，为明成祖征交趾时所得神机枪炮法。其后中西交通，欧洲新式之火器，亦由商舶输入于中国。然明廷以为夷品，不屑利用。及朝鲜之役，日本以炮铳获微胜，而是时金汗崛起，辽东用兵，在在均有改良军器之必要；于是天启二年，明帝遣使如澳门，命罗如望(Joannes de Rocha)阳玛诺(Emmanual Diaz)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诸教士，制造炮铳．次年，又召用艾儒略(Julius Aleni)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o)等，于是至者不独耶稣会士，即凡在澳门之外人，亦相率偕来；或制造武器，或驰驱疆场。铳与炮原属同类之火器，明人以铳初传自葡萄牙人，故称“佛郎机铳”。其小者为鸟枪．炮初传自荷兰人，故称“红夷炮”。徐光启、李之藻等均精于制作，以授其门生孙元化、张焘等，皆号称专家。张星曜《徐光启传》云：“公得西学守御之道，精造火器，捍卫不虞，且更条陈保安制胜之策，屡疏于朝。上欲大用之，小人忌其功，沮抑不用。集有《庖言》等书，存于监局中。后章皇帝得之，读不释手。曰：‘使明朝能尽用其言，则朕何以至此耶?”’崇祯十二年，毕方济上疏言： 

臣西极鄙儒，以格物穷理为学，以事天爱人为行。在先帝之时，同人致力于占星、修历、制器、讲武，得效微劳。今幸皇上龙飞，仁明英武，远臣不胜欣戴!敬献星屏一架，舆屏一架，西琴一张，风篁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火镜一图，西香六炷，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伏乞俯赐饬收!抑臣蒿目时艰，思所以恢复封疆，而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二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购西铳，以资战守。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脉苗之所在，则妄凿一日，即虚一日之费。西国格物穷理之书，凡天文、地理、农政、水法、火攻等器，无不具载。其论五金之矿脉，征兆多端，宜往澳门聘招精于矿路之儒，翻译中文，循脉而细察之，庶能左右逢源。广东之澳门商人，设店贸易，纳税已经百年，偶因牙侩之争端，遂阻进省之贸易，宜照旧令其进省，以充国用。西铳之所以可用者，因其钢铁皆经百炼，纯粹无滓，故为精工也。天启元年，边疆不靖，从兵部奏请，准购用西铳，募用西兵，以此臣辈陆若汉(]ohannes Rodri Puez)等二十四人，进铳四尊，缓急击敌，屡著奇功。更乞敕从澳门，聘招熟于制铳之西士数人，使授以制药点放之术，摧锋破敌之奇。并使精于推历之西士数人，襄助历局之事务云。 

此时明廷之所急者，在于对金问题，毕疏一上，因利其言，颇倾信之。崇祯十五年，命汤若望商榷制造，将用法传授兵仗局内监。若望共铸“无间大将军”炮二十余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小者不下数百斤。帝派大臣验放，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若望因授焦勗译《火攻揭要》一书，于诸式火器之铸法、用法，以及子弹、火药、火箭、地雷之制造，莫不详述。后若望从李建泰出征，因随之降清。刘宗周奏若望倡邪说以背大道，又作为技巧以惑君心，乞放还本国。帝曰：“火器乃中国长技，汤若望不过令其监制，何必深求?”炮术之有明效，既无所疑，且欲进而研究此等之智识，以讲求西人所谓格物之理焉。然兵器而外，更有足使明人顷心者，即关于天文历象之占验是也。 

(二)天文历象学之利用 

天文为授历之要务，中国古时，已极重视。明自洪武设回回历科，历局遂为回人所把持；沿袭旧规，不加修正，故末流显生时差。自利玛窦人北京，其徒皆注意此事，言“大统”(刘基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回回历”疏舛不合实测。并出西洋天文之书，以示士大夫，皆为中国典籍所无．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庞迪我、熊三拔(Sabbathinus deUmsis)等，深明历事，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许迪我等人局测验。新法遂为世人所注重。时在京教士，除迪我等外，尚有龙华民、邓玉函(Joannes Terreuz)等，然皆非天文专家，故不能有所成就。俟德人汤若望(了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至，而其业始大昌也。若望于天启二年，至西安；天启末，始来北京，在宣武门内之首善书院，开设历局，推步天文；兼制造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仪、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并译纂历书。邓玉函及同来者罗雅谷(Jocobus Rho)助之。崇祯二年，徐光启荐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协同修历，旋辟历局于京师东长安街，作观星台。又选畴人子弟习西法。崇祯三年，邓玉函卒，乃征汤若望、罗雅谷共事历局，于是新法日益显明矣。光启又令若望等以新旧法，较其疏密，纂修新法算书一百卷进之。崇祯六年，光启卒，时值干戈扰攘，又牵于廷臣之门户，遂不果行。十六年，日食，钦天监之推步不合，而汤若望之推步，较为密合，明帝始谕以新历代回历。然以台官掣肘，事仍未行，明祚旋移矣。顺治二年，若望上书言新法有验，并进西洋仪器，得旨试行。遂令若望与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人为钦天监官。至是历局与钦天监始合为一。依新法造时宪书，颁行直省。并给邸第银两，赏赉优渥。先是明加教士官衔，皆辞不受，若望始于顺治三年，受太常寺少卿衔。八年，叙通议大夫。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敕曰：“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比之古洛大闳诸人，不亦优乎?”十五年，晋光禄大夫。亘顺治之世，清廷对于若望等，始终优待，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且利用其法，以新天下耳目。及顺治帝崩，不久而有排教复历之事起。先是，新安卫人杨光先世习畴人之学，顺治时，具呈礼部，谓宪书面上，不应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报。及康熙三年，又上书礼部，攻击新法，并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会之误。旨交议政王会审。王等皆不通历法，无众分辨。但谓：“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祐皇上，历祚无疆，而若望止进二百年为大不合。又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炁，——俱事犯重大。”议决若望等皆论磔，以太皇太后念其前勋仅得不死。其徒并连坐禁锢，教堂书籍，亦多被毁。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旧历遂复。然光先明推步之理，而不明其数，故终不免于舛误也。 

(三)杨光先之排斥基督教义 

康熙六年，光先以推闰失实，方请更正；则宪书业已颁行，遂下光先于狱，拟议大辟。秋审缓决，乃以遣戍，遇赦归。自是复用汤若望为钦天监官。一时士大夫夫言天学者，无不右汤而左杨。光先自愤，著《不得已书》以攻之，其略曰： 

自利玛窦入中国以来，其徒党皆借历法，以阴行其天主之教于中土。今开堂京师宣武门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山澳，盈数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而棋布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汤若望之历法，其推验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难尽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为准，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为中国不可无之人，而欲招徕之，援引之，自贻伊戚。无论其交食不准之甚，即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辈鼾睡耶?盖从古至今，有不奉彼国差来朝贡，而可度越我疆界者否?有入贡陪臣，不回本国，而呼朋引类，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统《徙戎论》，盖蚤烛于几先，以为羽毛既丰，不至破坏人之天下不已。兹著书显言东西万国及我伏戏与中国之初人，尽是邪教子孙，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辞!异日者，设有蠢动，还是子弟拒父兄乎?还是子弟卫父兄乎?卫之义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请问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稽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诗曰：“相彼雨雪，先集微霰。”又传曰：“鹰化为鸠，君子犹恶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讥察当严，揖盗开门，后患宜毖。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口，毋使异日神予为前知，是则中国之厚幸也。 

光先之论，盖忧患于未然。历象之术，不如西人，彼亦自知，惟西人以历法行天主教，故不得不辞而辟之耳。观其“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及“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数语，即可知矣。此种论调，自系顽固之言，然以吕宋日本为戒，尚能洞见其微。西欧自新大陆发现以来，诸国率以拓殖为分，教士之甘有利诱，武力之暴行侵略，远道驰驱，不无关系。此由西洋文化自始即与海洋结不解缘，腓尼基克列特荒远无论矣。希腊罗马之繁荣，岂非以海外贸易，海外掠夺，海外殖民为基础乎?至文艺复兴时代，西南欧之海外贸易复兴．十二世纪之准市府经济，皆与近代帝国有一线相承之关系者也。特防渐之术，当以输入新智，充实己力为事，若一意闭拒，排斥外人，多见其不识时务而已。 

(四)南怀仁之任事与地图之绘测 

光先既罪罢(据《中西纪事》载遇赦归，行至山东，为西人毒死，恐不可信。叶廷琯《吹网录》谓：以布衣上书劾温礼仁，至舆榇待命，可谓豪杰之士。王渔洋《池北偶》谈言：明末居京师，以劾陈维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逐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于历法，实毫无所解，寻大败，论大辟。光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对光先之批评不同如此)，中西钦天监官，仍时生龃龉。康熙八年，玄烨命南怀仁与钦天监副吴明煊对测日影，昊测有误；乃以监副授南怀仁，而教堂毁者，概行修筑，许教士有传道之自由，钦天监例用西人。于是南怀仁徐日昇等，遂以学术博帝眷。盖彼等明习历法，旁通百技，非信其教，重其学术耳。怀仁旋为钦天监正，将李白成所毁之测天仪器，重新制造，安置于观象台。此仪器合六件而成，以青铜雕龙为托，以大理石为座，制造精密，可耐风雨。怀仁复编《灵台仪象志》(十三卷)，《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三卷)等书。三藩之乱，怀仁为清廷铸造大小铁炮百二十门，轻便神武炮三百二十门，试放于芦沟桥，颇中式。帝喜。怀仁又编《神武图说》一书，中分理论二十六，图解四十四，说明铳炮之详情。怀仁当帝之时，南巡北狩，必多扈从，以康熙二十七年卒于京。继其后者，每非其人，故不能得君主之宠眷。传教之禁争，亦渐渐起矣。厥后教士在京者，或当司天之任，或佐军用，皆不显著。惟《皇朝全览图》之测绘，实为中国地学之曙光。兹先表其测绘年地人名如下： 

康熙五十五年图成。白晋又汇为总图一张，各省分图一张。玄烨谓内国学士蒋廷锡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亦合乎《禹贡》。尔可以此图并各省分图，使九卿细阅，倘有不合，九卿有所知者，可即面奏!”九卿寻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巨观。”观此则帝对于是图之成，其得意可想而知。以后中国出版之地图，多以此图为蓝本，(如法人但维尔Dunville之《中国新地图))Nauvel Atlas dela China“乾隆二年出版”是)，而绵密不及。其于文化增辉，诚非浅鲜矣。 

(五)基督教士之著述 

明清之际，基督教士之在中国者，多以天主教义，编为浅说，化导民众。其所输入之科学著作，乃传教士之附带事业，率肤阔浅薄；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谓：“作《新法算书》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多深隐不可解。”王锡阐亦谓“西人不能深知法意”。是知耶稣会士实未能尽量将西方所已发明之学术输入中国，此科学思想终不能发达之主因也。当时，政府欢迎西学，纯以改良历书制造炮铳为目的，故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物理学次之，其余则皆附庸也。西洋天文学自哥白尼出，已与占星学分家。而耶稣会士初于哥白尼之大发明，未道只字，反谓歌氏有言天动之书．又改刻白尔定律，以实日动之说。其所输入之天文学，仍不脱占星学之窠臼。汤若望在钦天监任占候，择日，穆尼阁撰“人命”一书，以西方天文学之计算，诠释星命之说，即可为明证矣。顾教士对于西方学术之介绍，虽未能洞澈本源，穷述格物之理，但已足影响吾国古学之复兴，为西洋文明东渐之先导；不可不注意也。兹将其著书大概，表之如下： 

明末山西绛州人韩霖及福建漳州人张赓及同志公述《圣教信证》一书，刻于顺治四年，内有《真教来历》一篇，列举自圣方济各至康熙初年之传教士传略，及所著书。同时复有《道学家传》，不著撰人，自亚当叙至明末之传教士，内容多相同。清王韬西学辑存中之《泰西著述考》及近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之《明末来华外国教士传略》，皆与韩书大同小异。清藏书家所称《耶稣会士西洋姓氏著述书目》者，即韩书也。惟现存中央研究院之抄本，仅存人名书目，只列四十四人，无著述者七人。《清朝全史》改作表而加详焉。   

以后梁任公先生，及柳诒征蒋廷黻张荫麟诸氏，均有所误正。抗战胜利，徐宗泽所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出版，对此表所录著述，均有极详之考订。兹依韩、徐书目及其他西籍，加以增改，大体当不甚差矣。 

明末清初外国基督教士及著书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