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第二十六章  康熙之政要

一百二  学术之提倡

(一)文学之奖励

玄烨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康熙初年，海内新定，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玄烨知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各就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举荐送部，户部月给俸廪。明年三月，集诸被举者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试以诗赋，取中一等彭通孙等二十名(朱彝尊、汪琬、汤斌、汪霦在内)，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毛奇龄、施闰章、尤侗等在内)，俱授为翰林院官，纂修《明史》。刘廷玑《在园杂志》云：“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章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而最恬淡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所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蛮谗，一时呼为野翰林，而讥以诗曰：‘自古文人推李杜(读卷者高阳相国李爵，宝坻相国杜立德)，而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掌院学士叶方霭)，冯妇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国冯溥)。宿构零耕《衡玉赋》(试题《璇玑玉衡赋》)，失黏落韵省耕诗(《省耕》二十韵)。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又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灶前生李，周吴阵亡，笑谈更属轻薄，故不附入。”可见当时真有“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之概矣。有人题钟馗画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文人相轻如此，实皆人圣祖彀中矣。惟硕儒如顾炎武辈，皆夷然不屑就。其时明社既屋，士虽有亡国之痛，而文会社集，仍沿明季故事。吴中名士，奔走甚盛，科举之焰深中于人心。四民以士为领导，士以科举为依归，其尤秀杰者，至科举亦不乐就，而其才名已为士林指目，苟不得其输心，则寻常科目，或有不足牢笼之人物，天下之耳目犹未归于一也。圣祖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就范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强彻底之流，纵不俯受衔勒，其心固不以夷虏绝之矣。时天下名士推亭林、梨洲，梨洲虽不赴，犹遣子代应史馆之聘。洁身事外者独有亭林，要其著书立说，守先待后，亦无复仇视新朝之见矣。最不逊者傅青主，究亦口吻惯习使然，非真有兴复之望。观内阁大库档，青主于顺治间，以义师牵染就逮，供词中抵辨不承，极口自称小的。亦所谓降志辱身，比迹于柳下、少连云尔，未尝有一死殉明之心。则经此一召，誓死之说，亦未可必，居然不强入试而遣归，即属望外之幸。所受之职，虽不以夸示于人，要亦不能决绝于代兴之世。清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稽古右文歆动于其前，八旗兵力收拾于其后。滇黔既平，台湾复下，从此汉族贴然，整旅向外，蒙藏尽入版图，不得谓非圣祖之庙谟独运也。又以明史馆既开，徐元文荐征黄宗羲不至，诏浙江巡抚录其书有关史事者以进。康熙二十一年，三藩既平，海内乂安，玄烨召内阁翰林等官九十三员，宴于乾清宫，各赐卮酒，特敕笑语无禁，畅饮极欢，有沾醉者，令内官扶掖而行。名曰“升平嘉宴”。仿汉柏梁体制诗纪之。次日，玄烨令侍卫捧《诗序》出，制诗首句云：“丽日和风被万方。”群臣集太和殿下，以次各赋诗九十三韵。《诗序》有云：“《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传》曰：‘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则今日之兕觥旨酒，其徒以饮食宴乐云尔哉?”寻又避暑瀛台，召诸臣侍游钓，故一时儒臣，皆以为荣。康熙三十三年，命大学士于翰林官员内，如有长于文章，学问卓越者，具奏。大学士等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韩英等闻，皆令来京修书。四十二年，玄烨巡河，并值五十诞辰，诸臣进献鞍马等物，玄烨不受。曰：“朕素嗜文学，诸臣有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焉。”时玄烨对于纂修《明史》，极为重视，若材料之搜集，体例之更正，屡有所言，以补史臣之阙。四十三年，以《明史》关系极大，特制文一篇，以告诸臣曰：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歧者非前鉴耶?……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不及者，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几，精神有限，不能逐细披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

及戴名世之狱起，方苞亦罹祸。一日，玄烨谓李光地曰：“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光地以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苞蒙宥出狱，隶汉军。玄烨召人南书房，命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越日，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奏上，帝嘉奖曰：“此即翰林老辈兼旬为之，不能过也。”盖当时对于文学之提倡，亦已不遗余力矣。

(二)遗书之购求与理学之表章

玄烨既以提倡文学，尊崇儒术为职志，又欲博采群书，兼统一天下之言论与思想。二十五年，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政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文艺，晨夕披阅，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搜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礼部等议复，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及各省督抚出示晓谕，汇送礼部。因谕：“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自是宏奖理学，表章程朱，御纂《性理精义》，阐明性理。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以广流传。五十一年，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则玄烨对于宋学之提倡，盖具有特别旨趣矣。玄烨居常讲论，罔不以朱子之学为正宗，以为朱子之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编著，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所谓“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者也。帝之尊重儒术讨论宋学，盖自熊赐履(字敬修，一字青岳，湖北孝感人)启之。赐履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末言根本尤在皇上，宜慎选左右，薰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庭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乓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后以理学侍玄烨最久且亲者，莫如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熊、李有师生之谊，且力保之，然二人争宠相轧有隙，人品皆不纯。虽有伪道学之目，而玄烨曲予包容以为提倡，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矣。故康熙一朝理学名臣辈出，若汤斌(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张伯行(字孝先，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人)等皆其最著者也。二十二年，玄烨谓讲官等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二十三年，谕大学士等曰：“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此可见玄烨对于理学之认识，勤勤讲道传经，至老不辍，实高出于诸臣上也。至于徐乾学(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及其弟元文(字公肃，号立斋)等，多以经学致显仕，或侍左右视为亲近之臣，优礼有加，当康熙九年，徐元文为祭酒时，规条整肃，以师道自任。玄烨作《祭酒箴》以褒崇之．二十六年，李光地疏乞终养，子假一年，且悬掌院缺不他授，以速光地还。及三十三年以母丧夺情，御史交章论劾，彭鹏且有十不可留之疏，目光地为贪位忘亲。帝令在京守制。汤斌并以道学实用，特授江宁巡抚，历官礼部尚书。盖皆受玄烨之知遇，而有若干影响于玄烨者也。至是抱反对清廷之思想者，并朱子之学术而诋斥之；而阿附之徒，则皆润饰考亭，以求仕宦。理学之表章，亦正理学之衰微已。直至咸同之乱，平乱者出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因之结果也。

(三)玄烨之好学与士子之训饬

玄烨好学，史言出白天性。年十七八岁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康熙十六年，以近侍内无博学善书者，特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且令居住内城，不时宣召。因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加食正三品俸，供奉内庭：并加高士奇内阁中书衔，在内书写。先是，日讲之始，隔日一开．玄烨以入主临御天下，未有不以讲明学理为先务者，故隔日进讲，尚未满足；遂令学士日日进讲，即避暑瀛台，亦未尝间断。及三藩乱起，北京顿呈不安之现象，玄烨谓学士傅达礼曰：“日讲关系重大，日月易迈，恐致荒疏，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军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身心，良非浅鲜。”翰林院议奏：机务繁重，请隔日进讲。玄烨不听，曰：“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不可以日限计。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倦倦向学之意!”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泊舟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废读。侍讲学士高士奇请稍节养，玄烨曰：“予五岁即知读书，八岁践阼，辄以《大学》《中庸》之训诂，咨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后予心始觉愉快。日日读书，必字字成诵，从不肯自欺。及四子书既已贯通，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即欲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圣人立教垂世之精心，予皆反复探索，必使中心理会，无纤毫扞格。深味古今义理，足以愉悦我心，予之不觉疲劳，以此故也。”玄烨之好学，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法帖，多至万余，写寺庙匾额，多至千余。又尝于宫门外临书数十纸，令诸臣聚观。每与李光地谈易至子夜，诸侍从多枕戈以待。玄烨以养尊处优之位，孜孜求学，从幼至老，略无倦容。史书之言，即有过誉；然其好学之诚，有不得不令吾人钦佩者。康熙六十年之郅治，大概亦以此种精神而实施者也。《庭训格言》有云：“读书一卷，即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即有一日之益。”又云：“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玄烨既以勤学励行自信，又恐天下士子，竞习浮薄，不务正轨。四十一年，特制《训饬士于文》颁发礼部，命勒石太学，其文曰：

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临御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近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械朴作人之意。乃比来士习末端，儒教罕著，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亦由尔诸生积锢已久，猝难改易之故也。兹特亲制训言，再加警饬，尔诸生其敬听之!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源委有叙。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讲究?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子衿佻达，自昔所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语流言，胁制官长；或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猾，欺孤陵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如此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纵幸逃褫扑，滥窃章缝，返之于衷；能无愧乎?况乎乡会科名，乃抡才大典，关系尤巨；士子果有真实学问，何患困不逢年?顾乃标榜虛名，暗通声气，夤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进取，嚣陵胜沸，网利营私，种种情弊，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贵以正，若兹厥初拜献，便已作奸犯科，则异时败检逾闲，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宣猷树绩，膺后先疏附之选哉?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倦倦，兹训言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遵明训，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国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荣，即尔祖父亦增光宠矣。逢时得志，宁俟他求哉?若仍视为具文，玩愒勿儆，毁方跃冶，暴弃自甘；则是尔等冥顽无知，终不能率教也。既负栽培，复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  自兹以往，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者，并宜传集诸生，多方董劝，以副朕怀。否则职业弗修，咎亦难逭，勿谓朕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听之哉!

盖帝于学问文章之士，恂恂往复，不以吔吔之声色拒人，与朝士布衣共讲朴学，为励学而谆谆告诫士子，差等师表，实所罕见，自少至老，不改其初。由其勤学好问观之，孰知其力扫三藩，威行万里，番戎稽首，溯漠归心，为神武不世出之主哉?此则真兴文教，非浮慕开明之象者也。

(四)书籍之编纂

康熙之时，玄烨既尽力提倡宋学，以一天下之言论与思想，又复敕撰巨籍，使学者得有所折衷。盖玄烨好学性成，上自天象、地舆、历算、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所不习；且无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以成巨制。其所修诸书，门类甚多，条目繁巨。虽误谬芜杂，在所难免，然综合群籍，条以纲领，俾便学者，嘉惠士林，博稽古右文之名，作牢笼士人之具，其功效良非浅鲜也。今举重要之书，列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