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引论 

一百二十四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 

(一)中国学术之沿革 

欲知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不可不略明中国学术之沿革。中国学术，可分四期：汉以前为“古代”．其间有道、儒、墨三大学派，更有名、法、阴阳、纵横诸名目，流派纷繁，思想超越，不特中国重要典籍，多成于斯时，即后世思想，亦多导其源而汲其流，为中国学术鼎盛时代，斯为第一期。或曰“诸子时代”。自西汉以迄五代，为“中古”。汉承秦火，经典荡然，汉武提倡儒术，诏征遗经，抱残守缺之士，各进所传；立学官，置博士，以教学者。当武帝宣帝时，立于芋官者：《易》则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诗》则齐(辕固)鲁(申公)韩(韩婴)；《春秋》(公羊传)则有严(彭祖)颜(安乐)；《礼》(仪礼)则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此所谓十四博士也。此十四家所传之经，其写本皆用秦汉时所通行之篆书，谓之今文。西汉末年，又有所谓古文经传者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安国得自孔子壁中)，《春秋》则有左氏(左丘明)，《礼》则有逸礼(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谓之古文。今古文为经传中之两大派，在清代学术中最成问题者也。魏晋以迄于唐，遭时离乱，天灾兵燹，纷至沓来，学者偷生其间，日不宁息。且汉世外戚宦寺之祸，正直之士，多遭惨戮，令人激而渐生厌世之思想。重以汉儒治经，疲于故训，不足以餍颖达之士；儒家大义，经新莽之依托，而使人怀疑。于时又适有佛教之输入，乃有清谈一派出，蔑伦常，排圣哲，任性从欲，悲观厌世；一时靡然从风，流为玄学一派。齐梁以降，歉于清谈之简单，而缛为诗文；唐兴，又厌于体格靡丽，内容浅薄，而渐趋于质实。加以政府重科举，倡明经，士人乃渐返而求诸经训。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诸经注疏，渐次成立。其时学风，又渐由清谈以返于汉，惟于经传采用，皆古文也。斯为第二期。综中古一期，佛教流行，为“印度思想输入时代”，中国思想，最为不振。然其间有两大潮流，风靡一时者：即汉唐经学，与魏晋玄学是也；而尤以汉唐经学为最有影响于清代。自北宋以迄明末，为“近古期”。中古期佛老盛行，一时学者，无形之中，渐染其闳大幽眇之教义，虽唐以后之人士，多治经训，然势亦不复能局于故训章句之间，于是宋儒乃于儒家言中，亦辟一闳大幽眇之境，以与佛老抗衡。彼等虽以孔孟之道统自寄，而实则内容已大异。由是学者竞趋于心性之理论，而理学以盛。宋儒虽倡心性，惟亦依附六经，程朱更以读书为格物之工夫；即陆九渊不重读书，然亦非空疏浮泛者可比。明王守仁祖述陆氏之说，以与朱熹为难，由是高谈性命者，渐视经典若土苴。沿及末流，即崇践履者亦寡。清代学术即由此反动而生者也。斯为第三期。清代为“近世期”，即第四期。其标帜以昌明汊唐经学，排斥宋明理学为职责者也。其与各期之关系，别于以下诸目分述之(魏晋玄学，与清代关系较少，故从略)，则清学之地位，亦可以见其大略矣． 

(二)清学与古代学术 

清学以治经为主，经者，古代之典籍也。夫居数千年后而研究数千年前之典籍，则徒恃经之本身，不能奏功；自非借助于当时诸子之书不可．故诸子之书，在清代皆在研究之列。惟经子之书，经数千年之传刻伪托．错简讹字，误谬百出；且今古异时，音义累经变迁，在古代视为最浅近之文，而后世亦苦艰涩难读。故治古学之第一步，校勘训诂，即成问题。清人对于校勘训诂之成绩最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之于经；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之于子，皆用其全副精力以贯注之，故古代经子之书，几无一不经清代诸大师之审定，注释；而向觉难读难解之书，至是亦皆易读易解矣。阮元之序《经义述闻》(王引之著)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数语最能传清儒对于古书之功，非过誉也。清代更为有功于古学者，则古书古物之发现是也。清代盛行辑佚之风，如《古经解钩沈小学钩》《沈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出之佚书，皆与古学以极大之贡献。清代学者又有好古之风，不惟崇尚古书，对于古物：如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皆成为当时流行之嗜好，而研究整理之结果，亦足与古学相印证。故综观有清一代之学术，实可称为古学昌明时代，与欧洲之再生时代(Renaissauce)颇相似，欧洲经再生时代，而后古代希腊哲学褥以复兴；中国经典，经清代大师之整理，而后诸子学说，得以复明。故两大潮流，实遥遥若辉映焉。 

(三)清学与汉唐经学 

汉儒传注，唐人义疏，皆与清学本身有密切之关系；盖清学以穷经为主，其事业不过就汉唐而益求精密耳。清初学者，反明季空疏之习，而注重经训；当时学风，颇近于唐。其后学者取材，则多极于两汉，而今古文之问颗，实即渊源于两汉者也。故后人每以汉学称之，而清人亦喜以汉学自命。惠士奇(惠栋之父)尝申述其宗汉之理由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惠栋亦曰：“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盖皆以汉代去古未远，可以征信也。然此则惠派之意也。戴震与惠齐名，其意则不以笃守汉儒之说为然，而别以求是为准则；故汉学之名，用之于惠派则可，用之于戴派，则不可。且清代学者，虽以穷经为主，然举凡有关于经学者，若小学、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诸子学等，莫不有精审之研究，其效果与方法，皆为汉儒所梦想不及者。以汉学概清学，殊为未当。总之，清学之名汉学，就其大体而言也，若分析其内容，则清学已远逸出汉学范围之外矣。 

(四)清学与宋明理学 

清学之成立，乃理学反动之结果也。清代学者，每以汉学自命，盖亦欲借重其名，以与宋学相抗也。故宋明理学之在清代，最为不振，以其立于反对之地位也。惟清学虽与理学对立，而清儒读书传注之学，又实与程朱一派为近。程颐以读书讲明义理为格物之一端，而朱熹更缩小其范围于读书传注之学，是以当时即有支离之诮。其后宗朱者，如黄幹、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金履祥、许谦、宋濂、王袆等，皆通经服古，博洽多闻之士。清代反对程朱最烈者，为颜元，而其反对之口实，则即以读书传注；由此可证程朱功夫之所在矣。故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仍程朱一派尊经笃古之流风：惟益缩其范围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然则清学者，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不得谓汉学独与清学为近；而宋儒立于绝相反对之地位也。特清人与宋儒不同之点，即治经方法之改良是也。宋儒以来，学者之考古研经，每用主观方法，擅自更改古书；更有增字解经，望文生义诸弊。清儒则专用客观方法以正其失，故颇似近代之科学精神。此亦即其优于宋儒之点也。 

梁任公先生在《新民丛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云：“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于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其言殊足代表清代学术之特色。盖清学之发展，不过为中国周秦以来之学术，重加整理而已。其始因明季王学空疏之反动，而讲求读书传注，推崇朱子，文学家亦极力规摹唐宋古文，此可谓由明以反于唐宋。又因通经致用，求识古字古言，而汉儒经师，去古未远，乃守其家法，重其训诂，以建设“凡汉皆好”之汉学，此可谓由唐宋以反于东汉。汉学以校勘考据为基础，至戴震一派，精于断制，常州一派，脱落名物，同时与经学有关之小学、史学、天算、律历、地理、音韵、金石、目录等无不借以发达，已稍轶出汉学之范围。然而解经求是，以微言大义为归，仍属今文学家之义例。此可谓由东汉以反于西汉。晚清思想庞杂，自由研究之风气大开，欲追究孔孟经学之真谛，乃不得不研究与孔孟同时之诸子。且今文家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已破一尊之局，而新学家又好缘附诸子之言，于是诸子之学大昌。此可谓由西汉以反于先秦矣。综之，清代学术之特质，以倒卷缫演四字描述之，最为恰当。其步步上溯，层层进里之工作，已不啻为中国学术作一次总结算，而新局面之开拓，亦势所必然者也。 

一百二十五  清代学术之背景 

(一)政治之背景 

一切学术思想之成立，皆有其相当之时势与环境以促成之，决非无故而发生者。清代考证之学，当其盛也，举世向风，固亦非偶然也。兹就其背景之关系于政治学术二方面者，分别述之(政治之关系学术者，已散见数篇中，本节不过撮述其大要而已。详情可参前文)。政治背景，可分三项： 

一、讲学之禁止  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顺治十七年，严禁士子会盟结社(详见第六十一节)。  自禁令一颁，而专制积威之下，遂无复有集会讲习之举。清初学者如孙奇逢、李颐、黄宗羲及东林、姚江之余绪，虽亦间有讲学之事，然不过小规模之集合，共师友之间难而已。盖与明季讲学之风，已大不相同。  自是以后，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而有志学术者，至不得不致力读书，以尚友于古人。夫清代之学，读书之学而已，此亦其机缘之所自也。 

二、文字之狱  清初逸民，多抱种族思想，志在匡复明室，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孙奇逢诸人，既以赴义中蹶，知事不可为，乃归藏于山林之间，著书言论，尝慨然有故国之思。清廷思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故对于博学隐逸之士，多所征聘。然稍有骨格者，则仍以气节相尚，每不屑就，甚且以死拒之。清为防微杜渐计，前者既有讲学之禁，又恐学者之著书言论，以传播其排满复明之思想，于是频兴文字之狱，借以立威。故凡著作中稍有指斥清廷者，皆动兴大狱。其最显著者：如康熙朝庄廷鑨之《明史》狱，戴名世之《南山集》狱；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之狱(以上皆详见第二十九章)；乾隆朝胡中藻之狱，徐述夔之狱等(详见中卷第一篇第一章四节)。至其意之不关排满，而诽议朝政者，亦皆不免焉。残酷毒恨，牵连动数十百人，其钳制言论，束缚士林，实无以复加。重以举发者可以弋获功名，于是渐开告密之门，而学者益惴惴不自保。匪特不敢抗议朝政，即稍涉时忌之学术，亦不敢讲习之。英挺之士，其聪明才智既无所发抒，不得已乃钻研于章句训诂之中，以为自遣藏身之具。于是诠释文义，考究名物，于世无患，与人亦无争焉。夫讲学之禁，特足以变移明季之学风而已，此则直接促成清代考证之学者也。 

三、君主之提倡  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亦颇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遗书，编纂巨籍，上好下甚，举世向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崇，故皆自甘终老于编摩之业。夫学者在社会上占优越之地位，而其生活又有余裕，则学术乃能昌明；清代经学之精越于前代，盖以此也。   

(二)学术之背景 

清学之成立，虽由于政治背景之因缘，然其学术之背景，亦大有助焉。清学者，明学之反动，而又绍明学之端绪者也。盖天下事凡二者代兴，则根柢当箧萌于同时，此即“有渐无顿”之史例，观于以下所述，即可知矣。 

一、理学之反动  明代自姚江致良知之说兴，学者渐蔑视读诵之功，又加以讲学之风遍天下，争腾口说，所言皆在昭昭灵灵之境，浅尝之士，殊难以言心得。故其末流，学者渐养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习气；空疏之辈，摭拾性理烂语，陈陈相因，益无发明。明季学风，堕落益甚，学者猖狂自肆，如狂禅一派，一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之现象，不独学术空疏，即崇践履者亦寡矣。黃宗羲有言：“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顾炎武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陆陇其曰：“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三鱼堂文集学术辨上》)凡此皆清学者攻击明学之语也，然亦从可略知当时之学风矣。夫有明末之空疏，始有清初之敦实；有明末之蔑视读书，始有清初之提倡经术；有明末之轻忽践履，始有清初之注重躬行：在在皆明学反动之结果也。故清代学术之成立，在消极方面言之，明季之学风，实为其重大之背境也。 

二、七子文章之复古   

清代学术发达之正因，据朱希祖《清代通史初版序》云：“清代学术，以考据二二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赵妫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其最著者。当此之时，承学之士，类能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如许宗鲁所刻之《尔雅》、《国语》、《六子》，赵宦光所刻之《说文长笺》、《六书长笺》等皆是。清代陈启源之《毛诗稽古编》，吾友钱玄同之《书小学答问》，其字体亦渊源于此。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列举证据，以明古音；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其书刻于明崇祯时，其学实成于明代也。清兴，顾炎武乃以实事求是之学，提倡一世，于是音韵明而训诂明，训诂明而古书不难尽解。加以万历以后，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通经之士，类能综贯中西算学，天文地理亦赖以明；于是古经疑牾，豁然贯通，经学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据之学发达之正因也。”观上所述，则理学鼎盛之时，即汉学箧盟之日，特其发展不一，故有先后代兴之异。即以后汉学鼎盛，而今文学之反动起，然今文学之发生，亦正在汉学鼎盛时也，此可以思其故矣。 

一百二十六  清代学术各期概论 

(一)明学反动期 

清代学术，可分三期：清初为明学反动时期；中叶为清学全盛时期；清末为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明学反动期中，经学之重要学者，为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阎攻伪经，胡辨图书，怀疑精神之强，足以振起学者求知之观念；而炎武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以定学者研究之标准。清学之端绪，自此启之。同时经学之别派，则有顾祖禹、黄仪、黄宗羲、万斯同、梅文鼎、王锡阐诸人：顾黄治地理，黄万治史学，梅王治天算，其根本观念，与所用方法，亦与明人绝不相同．即其时理学之余脉，如陆世仪、陆陇其、张履祥诸人，皆自托于程朱之流，以排斥王学为所事。其为王学收拾残局者，则有孙奇逢、李颐诸人，然皆笃于躬行，力返明风者也。更有颜元、李塨一派，不惟排斥明人，对于程朱亦加攻击，其锋芒益为峻露。其时文学知名之士，前者如钱谦益、吴伟业，稍后如王士禛、朱彝尊等，亦皆耻道明人。而谦益尤以排斥明人，开一代之风气焉。故清初学术，完全可谓为明学反动时期，而清代经学亦酝酿胚胎于斯时矣。虽其间思想派别，极为纷歧，惟视线均渐集中于读书明经之一点，经学为学术之中心，至是已隐然可见矣。 

(二)清学全盛期 

反动期之精神，多用力于破坏纠正方面，清学之趋势，在此时期虽渐已形成，然尚未能从事于建设方面。乾嘉以后，清学始可谓完全成立：是即清学之全盛期也。全盛期学派，约为吴皖两宗：吴派始惠栋，栋承三世家学，好博尊闻，恪宗汉儒。弟子承其流者，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衍其说。此派之精神，在谨守家法，笃信汉儒。故当时有汉学之目，而汉学之名。亦惟此派居之为最当焉。皖派始自戴震，震事惠栋以先辈礼，而深刻断制，一空依傍，与惠派之精神不同。从其学者，有洪榜、凌廷堪、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玉裁、念孙、引之尤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二派之外，承流向风，有所建树者，不可胜数。朝野上下之有志学术者，亦莫不以经学为中心，而清学称全盛焉。综惠戴两派比较言之；惠偏泥古，戴长创造；然承反动期之末，坚固壁垒，以汉学旗帜，确定学者之意向，则惠于全盛期之专精，亦大有关系焉．不过其精神与方法，较戴派为稍逊色耳。故言清学者，率以戴派为正宗，亦惟戴派足以称清学，而不为汉学所拘焉。全盛期研究之范围，虽以经学为中心，而小学、音韵、史学、金石、校勘、辑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等，亦皆在研究之列，其成绩皆蔚然称为大观。至其治学所用之方法，则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甚近于科学之精神。故能昌明古学，使人信从；即力排汉学之方东树亦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兑》卷中之下)亦足见当时对于诸大经师之倾倒矣。其时经学风靡一时，理学之残局，日就衰灭。若堪称思想家者，亦只有经学大师戴震一人而已。虽其时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以与经学家为难；然经学之盛，屹不为所夺焉。 

(三)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 

乾、嘉、道三朝经学鼎盛，成为一尊，然其研究范围之狭小，与其态度之迂拘，颖达之士，渐不餍其所为；乃欲于正统派之考证训诂外，自辟领域。顾其时经学风靡一时，更不得不仍就其范围择一新颖之问题而研究之，于是今文学之问题渐兴。今文学起源于汉代，前节已略言之矣。东汉之时，已有今古文之争，至清中叶以后，而其壁垒始相当；清代今文学之运动，至光绪年间，而其业始大昌。其中心之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然康梁不过集前人之说而已，当全盛时期，有庄存与者，始治《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者，今文学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刘逢禄、龚自珍继之，治今文学皆有心得，而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谓《左氏传》为刘歆所伪造。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谓《毛传》及《大小序》皆晚出伪作．同时有邵懿辰者，著《礼经通论》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亦出刘歆伪造．康有为综合诸家之说，作《新学伪经考》，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崇拜之许郑，皆在所摒击之列。又作《孔子改制考》，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此种见解，实数千年之一大解放。其弟子最著者，为梁启超。启超甚能弘其师说，然亦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末流多有异同。启超学术淹博，其精神常足与时代俱新，立于时代之前，以指导社会；盖饶有今文学家怀疑思想与改进态度也。今古文之争既起，学者对于经学已渐生厌，兼以国运衰颓，致用之思想颇盛；于时适值东西交通日启，学者渐移其心目于东西洋之文明；清政府亦派遣学生，留学各国。东西文化，因以输入焉。正统派之经学，至此遂日趋衰落矣。然当此期中，尚有少数大师如俞樾、孙诒让、刘师培、章炳麟等，皆足以绍述正统派而光大之；而于诸子学之校勘训诂，尤能超过前人。故正统派在学风上虽云衰落，而在学术上，则竟可谓之未衰也。综上三期论之：反动期开经学研究之端绪，全盛期成经学研究之一尊，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期，虽有今古文之争与外化之搀人，然亦未尝不以经学为中坚也。故清代之经学，实与有清一代之命运相终始，就三期才较言之，全盛期以考证训诂为中坚，而反动期与今文学运动期，则怀疑精神特炽，思想颇为纷歧，而尤以反动期为最甚。本篇之后三章，即专述反动期之学术者也。至诠述之法，以经学为主，理学文学亦各有专章，盖所以见当时之文理学尚未尽成为经学之附庸也。 

第三十二章  清初之经学 

一百二十七  总  说 

(一)清初经学之派别 

清初为明学反动期，亦即经学启蒙期；其间大师，首攻理学，以经学相号召者，则昆山顾炎武也。炎武博极群书，深恶明人之空疏，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人以博学为先。又好金石，音韵之学，而于音韵尤精，开一代研究之端绪，故炎武在清代经学中，堪称开山之祖焉。同时太原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力攻晚出《古文》与《孔传》之伪，原原本本，推求实证，开清代考证之先声；且《古文》之伪既明，渐开学者疑经之风，而研究之兴味益浓。其时德清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皆出于“养生家”之依托，而非羲、文、周、孔之旧，使理学之信仰，根本动摇，与若璩之《疏证》，于清学皆深有影响。故顾、阎、胡三人，足为清初经学家之领袖，而为正统派不祧之宗焉。当时学者更有毛奇龄、姚际恒、黄宗炎诸人，亦富有怀疑思想。际恒疑《尚书古文》，疑《诗序》，疑《周礼》；若璩颇推崇之，惜其书多不显著。宗炎亦不信《图书》之学，其说足与《易图明辨》相发明。奇龄辟《图书》，疑《仪礼》，疑《周礼》，皆能圆通其说；惟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以意气相尚，时有矛盾之点，不为清代学者所宗；然其学问之博，与其精神之豪，在清初终不愧为大家也。阎、胡又皆精地理之学，曾参修《一统志》，同局有顾祖禹、黄仪者，皆好治斯学。祖禹有《读史方舆纪要》，体大思精，当时目为“奇书”，言地理者宗焉。余姚黄宗羲，早年颇好名理，其后方向一变；其学以史学为根柢，而推之于当世之务，清代言史学者宗焉。其弟子最著者，为鄞县万斯大、万斯同：斯大精于《三礼》，以经学名；斯同则甚能绍其师之精坤，特精史学；《明史》之编纂，斯同之功居多。其学后衍为全祖望、章学诚一派。同时以史学著称者，尚有马骗、吴任臣等，骗有《绎史》，任臣有《十国春秋》，均极博洽；惟稍欠精核，与黄万一派之精神不同。清初天算之学颇盛，王锡阐、梅文鼎则以全副精神专攻之，成绩甚有可观。而文鼎尤称博大，为中国自然科学生无限之光荣焉。文鼎弟文鼐、文薡，子以燕，孙穀成，均能传其学。同时薛凤祚、揭暄、陈厚耀等，亦皆以天算名，然视王梅则稍逊矣。地理、史学、天算为经学之旁支，清代经学家以其足以与经学相印证，多兼通之，故在此期中，皆已开其端绪。此外更有以经学著称者，则有王夫之、张尔岐、钱澄之、朱鹤龄、陈启源诸人。夫之有诸经《稗疏》，尔岐特精《三礼》，惟皆偏于名理，虽不为正统派所摈，亦不为正统派所宗焉。澄之颇长于《易》《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鹤龄有《禹贡长笺》、《诗经通义》；启源有《毛诗稽古篇》，其说多糅杂汉宋，语焉不精，于后来影响颇少。其他理学家之说经者，则有孙奇逢、刁包、应撝谦、徐世沐、李光地、李光坡等，其宗旨则与经学家相去益远矣。此清初经学派别之大概也。其详当于以下各节分述之。 

(二)清初经学之特点 

综观清初经学家之思想与态度，其特点有三： 

一、读书之提倡  清初学者，恶明人之空疏，深以不读书为耻；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说，即欲以读书之学代理学也。阎若璩、胡渭皆以博洽著称，其教学者，亦以读书反求经训为重。黄宗羲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其文集中，攻击明人，提倡读书之处，尤多；故其门人皆以博学闻。清初经此诸大师之提倡，空疏之风，渐趋敦实，风声所被，学者无不以读书为重(颜、李一派，不重读书，惟其影响于当时者甚少；且颜、李亦未尝不读书也)。即其时之理学家，亦多以格致之说宗程朱，鲜不劝人读书者．夫清代之经学，读书之学而已，饮水思源，不得不归功于清初诸大师之提倡也。 

二、怀疑之炽烈  阎若璩之疑《古文》；胡渭、黄宗羲、黄宗炎之疑《图书》；毛奇龄之疑《周礼》《仪礼》；姚际恒之疑《诗序》；声气所被，大开学者疑经之风。试遍观清初之著述，几无一不“多少”带有怀疑之精神，怀疑之成为风气者，以此时为最著。夫全盛期学者所以破出传注重围，而别自创说者，乃此怀疑之解放也。今文学家之要点，亦在一“疑”字，其精神亦即导源于是时也。夫有怀疑而后有思想，有思想而后有建树，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之革新，未有不自“疑”字始者也。清代经学之昌明，何莫非清初怀疑之赐哉!语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清初经师之发明，类皆由于善悟，谓其导源于疑，良非诬也。 

三、致用之思想  清初学者，感明季之丧乱，兼以诸大师皆明室之逸民，时存匡复之念，故甚富于经世致用之思想；喜言古今成败，地理阨塞，及其他典章制度等事。其间最显明者，为顾炎武、黄宗羲，而宗羲好治史学，故此种精神尤著。夫全盛期之经学家，“为经学治经学”而已，无别种思想夹杂于其间也。此亦清初思想纷错之异点也。清末致用之思想复盛，足见皆由于时世之所激也。此外更有一点应注意者，即清初诸大师，类皆攻击明人，而对于程朱，则始终鲜有诽议，且其言论思想中，留有宋人之痕迹者，亦复不少；此固亦启蒙期之现象，然清学之于宋学，非立于反对之地位，益证前言之不谬矣。 

以上三点，乃就其大端言之，其余则于以下各节，随时分论之，则其特点，庶几可以了然于心目矣。 

一百二十八  顾炎武及其弟子 

(一)顾炎武传 

顾炎武本名绛，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少年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独与同里归庄(字元恭)相善，共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顺治二年(时炎武三十三岁)，与归庄及嘉定吴其沆共起乓，谋抗清师，事败，其沆死之，炎武与庄幸得免。母王氏避兵常熟，清兵既下常熟，不食而死，遗命炎武勿事二族。次年，唐王于闽中以职方郎召炎武，念母未葬，不果行。次年(炎武三十五岁)，几豫吴兆胜之祸，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顺治七年(炎武三十八岁)，有怨家欲害之，乃变衣冠，作商贾，客游江浙间，复之舊都，屡哭于孝陵。顺治十二年(炎武四十三岁)，四谒孝陵归，有仆叛投里豪，欲上变告。炎武缚而沉诸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干金贿太守，欲杀炎武，危甚。或为之求解于兵备使者，其事遂解。于是炎武浩然有去志，乃五谒孝陵。次年(顺治十三年炎武四十四岁)，遂北入鲁，垦田于章邱之长白山下。顺治十五年，遍游北畿，入都，至蓟州，历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谒夷齐庙。次年出山海关，归至昌平，拜谒长陵以下，图而记之。次年再谒，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尽者，复归，六谒孝陵，东至会稽。次年复北谒思陵，由太原大同入关中，至榆林。是年(康熙二年)，《明史》之狱起，炎武幸免(时炎武在汾州)。康熙三年(炎武五十二岁)，往昌平，四谒天寿山，奠怀宗欑宫。又二年(康熙五年炎武五十四岁)，往代州，垦田。每言：“马伏波、田畴皆塞上立业”，欲居代北。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矣。”然苦其地寒，但经营其始，使门人掌之，而身出游。康熙六年(炎武五十五岁)，之淮上，开雕《音学五书》。次年居京，闻莱州黄培诗狱牵连，即星驰赴济南，自请勘讼，下狱。李因笃为告急于有力者，亲往济南解之。狱白，复如京师，五谒思陵。自是策马往来诸边塞，凡十余年，康熙十六年(炎武年六十五岁)，始卜居陕西之华阴，王宏撰筑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则贮之，以备有事。清廷初开《明史》馆，熊賜履主馆事，以书召炎武。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赐履惧而止。康熙十七年(炎武六十六岁)，朝议以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在朝诸人争欲致之。炎武豫令门人之在京者，辞曰：“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诸人又欲特荐之。贻书学士叶方蔼请以身殉，得免。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二曲》以讲学故得名，遂招逼迫，几致凶死；虽曰‘威武不能屈’，然而名之为累，则已甚矣。”康熙十八年(炎武六十七岁)春，出观伊洛，历嵩山少室曰：“五岳游其四矣。”会年饥，不欲久留，由河南至汾州，复还华下。康熙二十年(炎武六十九岁)，自华阴至山西，由运城抵曲沃；患呕泻。明年正月四日，卒于曲沃。炎武自四十五岁后，以避仇北游，二十余年之间，北方诸重郡足迹迨遍。其出游也，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所至荒山颓阻，有古碑遗迹，必披榛莽，拭斑藓，读之。故炎武虽漫游各地，所至无匝月留，而其学亦卒不因是而退，其成就且多在出游期间也。炎武著书数十种：《日知录》及《音学五书》皆单行，其余各书，除未刻者外，均收入《亭林先生遗书汇辑》(或题《亭林全集》，清光绪间朱记荣辑／中。今所流传者，更有《亭林遗书》一种(收入凡十种)，亭林重要之书略具，于研究亦颇为便利。 

(二)炎武对于理学之攻击与经学之提倡 

晚明理学之极敝，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炎武对之，首施严厉之攻击。其言曰： 

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与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已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 

又曰： 

今之学者，偶有所窺，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此皆其对于理学之感想也，其他《日知录》及《亭林文集》中，抨击理学心学者尚多，大抵亦不外此意。炎武于理学不但攻击已也，且进一步并“理学”之名，而不承认之；尝谓：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又曰：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经学即理学”为炎武独创之语，亦即清学初期经学冢最鲜明之旗帜也。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称经学昌明时期，其最初以“经学”相号召者，炎武则第一人也。且当过渡时代，能出其革命之论，于当时思潮之转捩，为最有力焉。 

(三)音韵之学与炎武治学之方法 

音学在清代颇盛，其研究之先导，实自炎武开之。其后江永，戴震，段二裁诸人，于炎武虽各有所纠正，然不过就其说而益求精耳。炎武所著曰《音学五书》，为生平最有体系之作。自言其成书之难曰：“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即此可见其用功之勤矣。又其论音学之重要曰：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舊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音学五书答李子德书》) 

“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后来经学家所共同承认者，且以之奉为治经要诀焉。故炎武之攻击理学，在破坏方面，诚亦有功；然其对于清学之堪称建设者，则在音韵之贡献也．至其研究之方法，炎武尝自述曰：“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音学五书序》)又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盖其方法在以证据为准，尤不以孤证为足，必旁通博引，然后始定其说。此其精神甚近于近代之科学方法，世谓清代汉学家饶有科学精神，炎武实首引其端绪者也。炎武又好金石之学，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搜求，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诸书，上以补欧阳赵氏之所未具，下以开清代金石研究之端绪，足与经史相印证焉。 

(四)致用之思想 

炎武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专言民生利病。《日知录》及《亭林文集》中，关于经济、制度之论亦多，其致用观念之深，与黄宗羲相同，盖皆感于明季之丧乱，慨然欲有所建树也。炎武尝自述其思想与著书之由来曰：“崇祯乙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此盖其早年事也。人清以至于老，抱遗民之戚，时存恢复之念；其致用思想，始终不衰。且所至垦土地，置田产，辄小试其术。生平论文，亦一本此义，尝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勦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又尝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由此可见其实用主义与救世之怀矣。炎武亦诚能实践其言，终身谢绝应酬文字；尝谓：“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又谓：“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与人书十八》)“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作。”炎武终身，实未尝逾此范围也。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亦自炎武启之也。 

(五)炎武之弟子 

炎武弟子最著者：曰张弨，曰潘耒。张昭字力臣，又字函斋，山阳人。曾受业于炎武，不事科举。性好古，储藏鼎盉碑版之文甚富。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焦山《瘗鹤铭》，石裂而为四，又失其腹，由是释文不符，考古者以为憾。貂尝登山，乘江潮落后，往山岩之下，借落叶而仰读之，聚四石绘为图，联以宋人补刻字，伦叙不紊，证为唐顾况(逋翁)书，援据甚核。更究心小学，有娄机《汉隶字原》校本，叙曰：“自隶变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随意增减点画，改易偏旁，好异尚奇，贻误后学，今悉准之《说文》。……”江藩尝评之曰：“力臣虽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说，然谨守叔重之书，辨乡壁虚造之字，其学识出戴侗、杨桓之上矣。”(《汉学师承记》)弨又精书法，炎武《广韵》及《音学五书》皆其所写定也。潘耒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号“止止居士”。幼孤，兄柽章能文，负气节，以《明史》狱，遭残戮。耒逢此穷境，益励志读书，知顾炎武之名，往从之学。更得徐枋、王锡阐、吴炎诸人为之师友。于经史、历算、声音之学，无不洞达。康熙十七年，被征博学鸿儒，力辞不获，乃就试。受检讨，修《明史》，撰《食货志》，兼订他纪传。自洪武及宣德五朝稿皆所订定。寻充日讲起居注官，纂修《实录》。已而以盛名遭忌，遂罢归，不复出。有《遂初堂集》。耒最精于声音反切之学，及往来四方，益通其变，著《类音》八卷。炎武《音学五书》，欲复古人之遗，耒此书则务穷后世之变。书中因等韵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于古颇不合，于今亦不必可施；然而审辨通微，亦足成一家言者也。 

一百二十九  阎若璩 

(一)阎若璩传 

阎若璩字百诗，晚年自号潜邱。先世居山西太原县，五世祖移居淮安，若璩自署太原，盖原籍也。若璩生而口吃，性钝，六岁入小学，读书多遍不能背诵。年十五，冬夜读书，扞格不能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年(顺治七年)补学官弟子，一时名流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辈行与交。年二十(顺治十二年)，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清圣祖康熙元年(若璩年二十七)，游京师，龚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旋改归太原故籍，顾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之改订数条，炎武虚己从之(时在康熙二年)。康熙十二年(若璩年三十八)，出游巩昌，与陈祺芳(字子寿常熟人)，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唱和诗》。康熙十七年(若璩年四十三)，应博学鸿儒科试，不第，仍留京师。徐乾学谂知其博洽，即邀至邸，延为上客。二十一年(若璩年四十七)，若璩客闽归，以乾学聘，复至京师。徐氏盛宾客，客皆当世魁士，而贤重若璩逾常等，每诗文成，必俟裁定，尝云：“书不经阎先生眼过，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当时，合肥李天馥亦谓：“诗文不经阎君勘定，未可轻易示人。”其受人推重如此。康熙二十二年(若璩年四十八)，初遇胡渭于京师，因相交游。次年初交何焯，日与之上下议论。二十八年(若璩年五十)，徐乾学以尚书乞归，奉敕修《一统志》。明年三月(若璩年五十一)，乾学归里，开局洞庭东山，延若璩及胡渭、顾祖禹、黄仪、姜宸英诸人，从事纂修。胡、顾等皆精于地理之学，晨夕共处，肆志搜讨。若璩本留心地理之学，益以此次辨难，成就渐著，十余年中，成《四书释地》、《三续》、《释地余论》若干篇，皆名著也。康熙三十二年(若璩年五十八)冬，若璩游西冷，闻休宁姚际恒著书攻伪古文，因毛奇龄之介，得与之交，并手自缮写其著书。若璩六十以后，时访友数千百里外，朱彝尊、毛奇龄亦时时过从，商榷学问。李塨亦于康熙三十八年(若璩年六十四)至淮安论学。康熙四十三年(若璩年六十九)，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若璩力疾赴都中，以行役之劳，病渐遽，卒以不起。若璩以屡试不第，一生专意读书；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老年益矻矻不休。将卒，谓其子曰：“吾夜所梦之书，皆非素见，何耶?”只此一语，亦足见其一生精力之所在矣。所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孟子生卒年月考》、《毛朱诗说》等书。 

(二)《古文尚书》之辨伪与若璩之地理学 

若璩最有功于经学者，即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也。《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前，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忽奏于朝，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宋吴械始有异议，朱熹亦稍稍疑之。元吴澄诸人，相继指摘，其伪渐彰；然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鹭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剿，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尚不足以服人。至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始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尚书》之伪，乃为定谳。其说之最精者，汇举如下： 

(一)《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圃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尚书古文疏证》卷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 

(二)“《尚书百篇序》原自为一篇，不分寘各篇之首，其分寘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国《传》(指伪孔传后同)始也。郑康成注《书序》尚自为一篇，唐世尚存，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所云《尚书》亡逸篇数，迥与《孔传》不合。孔则增多于伏生者二十五篇，郑则增多于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即今世所行之《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第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第十三，《泰誓》三第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命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同命》二十五是也。十六篇者，即永嘉时所亡失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谟》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宝》八，《汤诰》九，《咸有一德》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同命》十六，是也。……”(《疏证》卷一《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三)《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蜗夷”，郑曰：“宅夷铁。”“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剔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五宇，《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洪氏以今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享国百年”亦与“六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疏证》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四)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既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诰》、《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云“《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岂自为乖刺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余小于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悬绝如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稗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枧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疏证》卷二第十九言《安国注论语与今书传异》) 

(五)《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巳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吻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真有令人失笑者焉。(《疏证》卷一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 

(六)《汉书。儒林传》：安国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余尝取迁书所载诸篇读之……多与晚出《古文》不同。(《疏证》卷二第二十四言《史记多古文说今异》) 

(七)《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其书《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书安帝云：“臣父本从贾逵学，考之于逵，作《说文》。”是《说文》所引《书》，正东汉时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余尝取之以相校，……多与晚出古文不合。(《疏证》卷二第二十五言《说文皆古文今异》) 

(八)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以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考《召诰》诸篇，先书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顾命篇》先书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燕祭岁”止书日，而必于后结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详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师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复继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见冠以二月，岂今文书法耶?或曰《洛诰》亦尝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辞，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若史家记事垂远，必缮日于月，有一定之礼耶?(《疏证》卷四第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书法》) 

(九)朱子有：“古史例不书时”之说，以二十八篇《书》考之，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书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金滕》“既克商二年”，书“十三祀”“二年”皆不继以时，确哉!朱子见也。唐孔氏谓：“《春秋》主事动书，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阙耳。《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无月，史意不为编次，故不具也。”更以《逸书》考之，《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脑”，书年书月书曰并书朔脑，绝不系以时，不益见朱子确耶?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上》，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予故备论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疏证》卷四第五十四言《泰誓上惟十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十)荀卿曰：《诰誓》不及五帝，故司马法言有虞氏戒于国中，夏后氏方誓于军中，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刅而誓之。当虞舜在上，禹纵征有苗，安得有会群后誓于师之事?此不足信。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弱，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药医归之”，其以仁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如后世檄文，以兵威恐敌之事?既读陈琳集有《檄吴将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救之，亦无及已。”《三国志·钟会传》：“会移檄蜀将士吏民曰：‘大兵一发，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会与琳不相远，辞语并同，足见其时自有此等语，而伪作者，偶忘为三代王者之师，不觉阑入笔端，则此书之出魏晋间，又一佐已。(《疏证》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 

(十一)考汉昭帝纪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金城)，而安国传突有之，……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入耳。(《疏证》第八十七言《汉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 

以上粗举《疏证》之大意．凡十一条：第一，论篇数之不合；第二，论篇名之不合；第三，论文字之不合，此证明晚出古文本身之伪也；第四，以《古论》对证；第五，以《孟子》对证；第六，以《史记》对证；第七，以《说文》对证，此以古书为旁证，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八，言书法之错误；第九，言史例之矛盾；此以全书体例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十，以“玉石俱焚”语出魏晋，此以时代文学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十一条言金城郡之设置，在安国卒后，安国岂能前知，以明《孔传》之伪，与第一，第二，两条，尤能精确服人。其他书中以地理，历，算，证明之处尚多，不具引。综睹《疏证》全书，虽疏阔矛盾之处，亦尚不免，然其所言，皆有根据，绝少凿空悬揣之辞，实开有清一代考证之先路。是以其书颇为当时所推许，虽同时毛奇龄作《尚书古文冤辞》百计相轧，终不能胜，而有据之产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夫《古文尚书》及《孔传》自东晋伪托以后，千余年来，已为举国士子所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批评研究，尚认为不道，遑论怀疑?是以自唐以来，怀疑家如刘知几之流，亦未尝言及古文之伪；朱熹虽稍疑之，然亦有所惮而莫能定。若璩公然辟之，本充分之证据，为正当之攻击，虽有志卫道者，亦无辞以掩其伪，则当时学者所受刺激之大，当可想见。后此一切经文经义，皆成为研究之问题。经学家探赜索隐，分析毫厘，言求有征，务得其真，不至拘于古先圣贤之见，而经学得以昌明者，则若璩思想解放之效也。若璩亦精于地理之学，曾与顾祖禹胡渭等共修《一统志》。又撰《四书释地》考证关于《四书》之地理甚详明。《潜邱札记》所载关于地理之说，亦有功于考古。钱大昕称其“于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亦非过奖也。若璩尝曰：“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乃知故滕国城，在县西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钱大昕《潜鞏堂文集》，《阎先生传》。)其“并当论其地”之言，固至论也。 

一百三十  胡渭及其同时之地理学家 

(一)胡渭传 

胡渭初名渭生，字眦明，晚年自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十二岁丧父，母沈氏携之避寇山谷间，虽遭颠沛，犹读书不辍。十五为县学生，屡试不得志，乃人太学。尝馆益都冯氏家，值征博学鸿儒，冯欲荐之，渭坚辞不肯，自是遂绝意科举之业，专穷经义。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东山，延渭及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分部纂辑；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又与若璩辈观摩相善，而学问益进焉。康熙三十八年，因再从侄会恩官京师，乃复至京。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皆厚礼之，目为当代儒宗．未几以老病归．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南巡，渭撰《平成颂》一篇，并《禹贡锥指》诣献；圣祖深嘉之，书“耆年笃学”四大字与之，当时咸以为荣云。康熙五十三年卒，年八十三。所著有《易图明辨》(收入续皇清经解)，《禹贡锥指》(收入皇清经解)，《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书。 

(二)图书之辨惑 

《易经》本无图，即《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而意近神话，乃揣测依托之辞，非真有《河图洛书》也。宋人陈抟，修炼家也，始准易理，衍为诸图。其图乃道家养生之术，虽与《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然固非羲，文，周，孔之旧也。乃传者务神其说，遂谓其图出于伏羲，反谓《易》由图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后之传者更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凡此众说，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实突出于北宋之初者也乙其后周敦颐邵雍皆与之渊源攸关，雍更增衍诸图，其学益臻全盛。朱熹不察其自古以来授受之迹，但取其数之巧合，所著《易学启蒙易本义》之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颇有异论。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指先天诸图，假借《易》理，实为道家修练之术。明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清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尚有缺漏。渭作《易图明辨》一书，专辨图书：引据旧文，互相参证，穷溯本末，一一抉其所自来，使学者一览而知为修炼、术数二家之依托，而非作《易》之根柢也。其言曰：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  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圓之体，复垢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图可也，安得有先天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易图明辨题辞》) 

又论朱熹笃信《图书》之过曰： 

朱子尝云：“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又云：“康节数学，源流于陈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云之小疵。”朱子斥《太元》学本老氏，而顾以出自希夷者为圣人之《易》，独何欤?嗟乎!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世崇尚黄老，至谓《老子》两篇过于《五经》，子云拟易所以堕其玄中也。魏晋诸人皆以《老易》混称，历唐宋而未艾，伊川始辟异端，专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数自鸣，复从而乱之，盖自孔子赞《易》之后，二千年间，其不为老氏之《易》，为圣人之《易》者，无几。迨宋末元初，《启蒙)之说盛行，以至于今，则反谓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庄、希夷、康节之《易》，乃真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余年，非屏绝先天诸图，而专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矣。(《易图明辨》卷六) 

自《易本义》盛行后，学者惟知有卷首所列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真伪，即稍有疑之者，亦复卷舌而不敢议，遂使周孔之《易》学，与道士之图书，混淆不明；此则朱子不得辞其咎也。渭之言虽未显然攻击，然其意则深刻矣。惟渭此书之优点，尚不仅在其考证之精博，其影响思想界之大，尤有足称焉。梁启超尝论之曰：“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明，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清代学术·概论》)此诚至论也。 

(三)胡氏之地舆学 

渭又精于地理之学，素习《禹贡》，以《伪孔传》，孔颖达及蔡沈于地理多疏舛；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自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无与伦比．渭自述其搜讨之勤云：“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禹贡锥指·例略》)渭又以《禹贡》无图，不便检阅，乃参考各书，为图四十有七。当时制图术未精，当然不免有舛误之处，然以之与《禹贡》对勘，则省力多矣。渭尝论《禹贡》绘图之难及其重要曰：“嗟乎!名号有异同，郡县有废置，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长，古今之变不可胜穷。说经至《禹贡》难矣，而为图则尤难。胸无万卷之藏，足无万里之行，而任意摹写曰：‘此《禹贡图》也’，有不为人非笑者乎?虽然，图不易为也，而终不可阙，苟有说而无图，则山川之方乡，郡国之里至，学者茫然莫辨，说虽详亦奚以为?”(《禹贡锥指·图引》)所言皆深于地理之论也，“图不易为，而终不可阙”一语，更足以表现其不安苟简之精神，此所以卓然为清初经学大师也。渭著述除《易图明辨》与《禹贡锥指》外，如《洪范正论》斥汉人灾祥之穿凿，《大学翼真》辟宋儒改本之乱真，并为当时学者所重，皆有足称者焉。 

(四)顾祖禹与黄仪 

渭尝与阎若璩、顾祖禹、黄仪共修《一统志》，阎、顾、黄皆当时之地理学者，若璩已述之于前，兹继述顾、黄。顾祖禹字景范，学者称“宛溪先生”，本无锡人，父柔谦，始迁居常熟。柔谦字刚中，精于史学，著《山居赘论》一书。祖禹幼承父训，不事科举；长喜远游，兼好地理之学。家贫，无以购书，辄借钞于人，久之，其学渐通洽。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祖禹被延入馆，因得纵观天下之书，又得阎胡等相与研究，其学大进。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著《读史方舆纪要》百二十卷。据正史考订地理，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所折衷。二十九岁创稿，五十始成，自述其用功之勤曰：“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自叙》)又自述其书重要之点曰：“祖禹之为此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人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览赋诗，何与人事?则汰去之。”(《自叙》)故祖禹之书，乃关心国家治乱，生民利病之作，富有经济思想，非泛泛地理书之可比也。祖禹是书之成也，时人皆惊其博大(世俗以此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为“三大奇书”)，宁都魏禧为之序曰：“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皆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江藩亦谓：“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江藩汉学师承记》，《胡渭记》)皆深有得于此书者也。黄仪字子鸿，亦常熟人。精于地理之学，于经史地理，及各家舆地书，靡不究心。尝以班固《地理志》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入所出，而中间经历之地，不可得闻，惟《水经注》备注之，然非绘图，读者不能了然于心目。乃反复寻玩，每水各为一图：如某水出某县，向某方流，径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无一不具。阎若璩见之，不忍释手，叹曰：“郦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钱林《文献征存录引》)仪曾参与《一统志》事，阎胡皆盛称之，以其搜讨之功甚多云。 

一百三十一  毛奇龄及清初之怀疑学者 

(一)毛奇龄传 

毛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少与兄万龄齐名，人称“小毛生”。后以避仇亡命，改名姓，字初晴；晚岁，林居讲学，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少年善诗歌，乐府，填词；负才挑达，喜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颜色，是以人多怨之。顺治三年，清师下江南，杭州不守，熊汝霖、孙嘉绩等集民兵画江而守，保定伯毛有伦初以备倭军宁波，至是亦引兵西，与民兵合；奇龄乃往依之，有伦将官之，会江上师败，奇龄遂亡匿。已而江上之人，有怨于有伦者，其事连及奇龄。奇龄固多怨家，兼以平日不持士节，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为僧，渡江而西，变姓名，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于是之齐，之楚，之郑，卫，梁，宋；奔波流离，备遭艰苦。已而应施闰章之招，设讲江西之白鹭洲书院，闰章为之营谋，其祸遂解。康熙十七年，被征博学鸿儒，授检讨，纂修《明史》。在史馆凡七年，以老病告归，问学者日众；李塨亦于数千里外来问乐。奇龄虽年老，而著述不懈，重要之作，多成于此十余年中云。所著书多至数百卷，卷帙之夥，为近代所罕有；现时流传者，有《西河全集》。 

(二)奇龄之经学 

《西河全集》中，关于说经之书凡数十种，虽醇驳互见，时有偏论；然其考证之博，辩论之详，思想之新，颇足补各家之所不及。故《四库总目》虽于奇龄之书，时有不满之词，而《四库全书》收所著书多至四十部，盖以其书终有可取之点也。奇龄说经之最精者曰《仲氏易》，曰《春秋毛氏传》。《仲氏易》谓《易》兼五义；曰变易，曰交易，是为伏羲之易；巳反易，曰对易，曰移易，是为文王周公之易；后世只知伏羲之两易，而不知文周之三易。其言曰：“《易》有五易，世第知两易，而不知三易；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谓‘两易’者何也?一日‘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一日‘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此两易者，前儒能言之，然此祇伏羲之《易》也。是何也?则以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也；画卦，重卦，伏羲之事也、若夫三易：则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之；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絮其刚柔而对观之；一日‘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此三易者，自汉魏迄今，多未之著，而《周易》之所为《易》，实本诸此。是何也?则以序卦用反易，分经用对易，演易系辞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经者，文王之为《易》也，演易系辞者，则亦文王之为易；而或云周公之为易也。夫文王周公之为易则正《周易}也，今既说《周易》而曾下知周之为易也，而可乎”?(《仲氏易》卷首)奇龄五《易》之论，颇有裨于《易》道，清代说《易》最善者，推焦循，是书与焦说可互相发明也。奇龄著《春秋毛氏传》分二十二门，而总该以四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以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且其书一反胡安国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也。其他如《河图洛书原舛编》之辨伪，《大学证文》之考证，与夫说《诗》说《礼》诸书之名物训诂，皆深有补于经学者也。 

(三)奇龄之怀疑精神 

奇龄甚富于怀疑精神，所作《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攻《图书》之伪托，皆在胡渭前。其《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等书，皆明攻朱熹而无少忌讳。且也疑{周礼》，疑《仪礼》，皆敢为大胆之设论，以攻其伪。在清学启蒙期，诚一猛烈有力之先锋也．惟奇龄好为辨驳以求胜，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是以言《尚书》则攻阎若璩，言古音则诋顾炎武，每不能平气以察，而好为诋误之语。全祖望作《毛西河别传》谓：其书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硐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为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顾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因辑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奇龄之为人，固不能尽如全氏所云，而其好为偏颇之辩，则诚然也。惟奇龄之长，亦终不可以此而掩，故祖望亦云：“西河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几，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无疑也。”(《毛西河别传》) 

(四)姚际恒 

姚际恒字立方，休宁人，好读书，闭户不问外事，故当时鲜知之者。阎若璩闻其著书攻伪《古文》，因毛奇龄之介，访之，并手缮写其所著书；今《尚书古文疏证》中所引者是也。际恒所著有《古今伪书考》、《诸经通论》等书：《古今伪书考》今有流传本，《诸经通论》则多散佚，仅《疏证》中所引者，尚可略见耳(现北京大学觅得其《诗经通论》，不久拟付印)。际恒怀疑之精神特强，其《古今伪书考》分经、史、子三类，而考证之，所列伪书，有数十种之多；于真伪之辨，言之谆谆焉。尝曰：“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古今伪书考自叙》)以辨伪为读书第一义，实有至高之见解焉。际恒于渚经怀疑者：曰《易传》，曰《古文尚书》，曰《尚书。汉孔氏传》，曰《诗序》，日《周礼》，曰《大戴礼》，曰《孝经》等，兹举其对于《孝经》考证之语，则其态度即可见矣。其言曰： 

《汉志》曰：“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隋志》曰；“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贡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后仓，翼奉，张禹，皆名其学。”案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间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案诸经，古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曰《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经》，自可知非古。若去“经”字，又非如《易》、《诗》、《书》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此曲说也，安有取天之经，“经”字配“孝”字，而遗去“天”字且遗去“地之义”诸句之字者乎?书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况此又为第七章中语耶?至谓孔子所作，本不必辩，今姑以数端言之：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又《论语》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向称曾子志存闻道，故授以《孝经》，则此二语，曾子亲述其闻者，何以反见遗乎?又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此吻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为孔子言，孟子岂与之相异如是耶?(《古今伪书考孝经节》) 

际恒就来历，文义，情势，以证《孝经》之伪，其立言构思，皆甚精核；亦可谓之善疑者矣。 

(五)黄宗炎 

黄宗炎字晦木，世称立谿先生，余姚黄宗羲之弟也。少年不事科举，与兄宗羲弟宗会(字泽望，号缩斋，学者称‘石田先生’。著《缩斋集》)并学于刘宗周，时称“浙东三黄”。宗炎尝与弟宗会约，以闭关尽读天下之书，而后出而问世。清初尝迎鲁王，举义师，事败，两次被执，皆幸免。知不可有为，于是尽丧其赀，提药笼游于海昌石门之间，以自给；不足，则以古篆为人镌石印；又不足，则以李思训、赵伯驹二家画法为人作画；又不足，则为人制砚，其价值皆有定。生平作诗几万首，沉冤凄绝，令人不能卒读，盖其遭遇使然也。宗炎不喜图书之学，所作《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力辟陈抟之学，解释爻象，一以义理为主。又《寻门余论》二卷，谓《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至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又《图书辨惑》二卷，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易》无关。更辨《太极图说》曰：“河上公作《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者也，图自下而上，其第一层曰‘元牝之门’，即《太极图》之第五层也；其第二层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即《太极图》之第四层也；其第三层曰‘五气朝元’，即《太极图》之第三层也；其第四层曰‘取坎填离’，即，‘《太极图》之第二层也；第五层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即《太极图》之第一．层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顺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庄以虚无为宗，静笃为用；今方士之术，又其旁门。周子之图，穷其本而返之老庄，可谓拾瓦砾而得精蕴者矣。但遂以为《易》之太极，则不可也。”(全祖望《鲒埼亭集》，《鹧鸪先生神道表》引)其言与朱彝尊《经义考》及毛奇龄《太极图说遗义》所考略同，《太极图》之渊源道家，诚不诬也。宗炎所著除上述三书外，尚有《六书会通》诸书，今皆散亡云。 

一百三十二  黄宗羲及清初之史学家 

(一)黄宗羲传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之长子也。十四岁随父在京邸，好窥群籍，不屑守章句。父课以制义，宗羲于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其父知之，亦不之禁也。已而尊素以劾魏忠贤，死诏狱(宗羲时年十七)。明庄烈帝即位，宗羲年十九，袖铁锥草疏入京，讼冤。至，则忠贤已诛，具疏请诛阉党曹钦程，李实等。会庭鞫许显纯、崔应元，对簿时，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复偕同难子弟哭祭于诏狱中门。拔崔应元之须，归祭其父。父冤既白，归益肆力于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父遗命以刘宗周为师，乃从之游。又约吴越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排陶奭龄援儒入释之说。弟宗炎(少宗羲六岁)，宗会(少宗羲八岁)，并负异才，宗羲亲教之，有“浙东三黄”之目。崇祯十一年(时年二十九)，中官复用事，逆党共冀复起，南都太学诸生以阮大铖观望南中，必生他变，作“南都防乱揭”，被难诸家共议署名，推宗羲为首，大铖衔之。清顺治元年(时年三十五)，明福王立南京，大铖骤起，思报旧怨，然不久国亡。清师至浙东，刘宗周死节，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请以布衣参军事，不许，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时年三十六)。江上军溃，宗羲走入四明山，结山寨自固。山民畏祸，突焚其寨。宗羲归而迹捕之檄累下，奉母避居化安山中(时年三十七)。顺治六年(时年四十)，闻鲁王在海上，乃赴之。时熊汝霖等已死，宗羲失兵无援，与吴钟峦坐舟中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时清廷下诏：凡前明遗孽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恐母罹罪，陈情鲁王，变姓名归。自是东迁西徙，无宁居，而浙中当事，得名籍与海上相涉者，即行搜捕；宗羲窜匿草莽，屡濒于危。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故里，毕力于著述，而宗羲已年四十七矣。此后四方请业之士渐至。康熙六年(时宗羲年五十八)，讲学于证人书院，以申刘宗周之说。次年之鄞，与诸子大会于广济桥，又会于延庆寺，亦以“证人”名之。康熙十七年(时宗羲年六十九)，诏征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