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鼎盛时期之政治 

一  弘历之即位及其政策 

(一)弘历之即位 

    弘历世宗胤禛之第四子也，母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钮祜禄氏家素贫，幼时常入市购物，值选秀女入宫，归于雍亲王府。府即世宗之潜邸也。世宗病疫，氏奉王妃命旦夕服侍，至五六十日，疾愈，遂侍世宗。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弘历(或曰：“弘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子也。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降清，位大学士。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未几，雍正即位，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氏者，尢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谕：‘厥后非天子临幸，勿轻启此门也。’由是陈氏永键此门。盖乾隆帝实自疑，将欲亲加访问耳。”又或曰：“雍正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雍正实不知也。”孟森有《海宁陈家》一文，详证其谬，今注此以备异说而已)。弘历生而岐嶷，六岁就傅，受书于庶吉士福敏，课必兼治。十二岁，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养育宫中，备荷饴顾。学射于贝勒胤禧，学火器于贝勒胤禄，肄辄精能，发多奇中。随圣祖巡幸避暑山庄，赐居万壑松风，读书其中。木兰秋猕，入永安莽喀围场，命侍卫引射熊，甫上马，熊突起，弘历控辔自若，圣祖亲殪之。归语太妃曰：“此子(指弘历)命极贵重，福将过余。”乃益爱之。故或谓世宗之得立，即以弘历故也。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密书弘历名缄固，召谕诸王大臣，藏“正大光明”匾上，预立为嗣。年十七，成大婚礼于西二所，后赐名重华宫者是也。八年，汇书闱所制诗文为《乐善堂集》，时年二十耳。十一年，正月，封为和硕宝亲王．准噶尔之役，与西南苗疆之叛，弘历皆躬与军机，习知兵事。十三年，世宗崩，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同受顾命，宣读诏旨曰： 

        宝亲王皇四子，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官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官最高处，即立为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见识。今既遭大事，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九月，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时年二十五岁。鄂尔泰等奏请回避御名，拟书“宏历”二字。谕言：“此乃文字之末节，无关于大义也。揆诸古人二名不遍讳之理，既不相符，且拘泥之见，亦不足以明敬悃，甚无取焉!嗣后凡遇朕名，不必讳。若臣工名字有同，心不自安者，上一字（弘）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禾字（歷）书写为木字，即可以存回避之意矣。” 

(二)执中之政策 

    康雍以来，清廷抚治臣民之法，宽严数变，利弊相生，难于准定：康熙六十余年，圣祖务以宽大为治，臣下奉行不善，至于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世宗承之以严，期于整顿积习，臣下奉行不善，至于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弘历即位，深惟宽猛互济之道，既欲以宽大矫时弊，而又恐臣下误会朝旨，以纵弛为宽，复蹈康熙末年之弊。于是诏旨屡下，剀切申谕，如乾隆元年二月，谕曰： 

治道贵得乎中，矫枉不可过正!……圣祖仁皇帝之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近觇诸臣奉行，渐有错会朕旨，而趋于怠弛之意，朕滋惧焉!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必如古圣帝王，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乃可以类万物之情，成天下之务。故宽非纵弛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尔诸臣尚其深自省察，交相劝勉，屏绝揣摩迎合之私心，庶几无旷厥职，而实有补于政教，戒之慎之! 

三月，谕王大臣等曰： 

        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揣摩迎合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昔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极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如盗贼赌博之类，已露端倪。又如宽赋一事，诸臣动辄以关税为言，不知关税正额，本无害于商民，其为商民之害者，乃胥役之需索，额外之诛求耳。督抚大吏，身任地方，于此等事不能留心查禁，以苏商困，而但欲妄减惟正之供可乎?见在各省督抚，皆昔年皇考简用之人，即朕偶有除授，亦系从前曾任封疆者。乃当年条奏，则专主严；而近日条奏，又专主于宽。以一人之身，而前后互异如此，是伊等胸中毫无定见，并不计理之是非，事之利病，而但以迎合揣摩，希冀保全禄位，固结恩眷。而不知大违乎皇考与朕之本意，适成为庸鄙之具臣而已!若循此以往，不知省改，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将我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此朕心所大惧者，不得不鳃鳃过虑，恳切告诫。冀自今务去偏私之锢习，各以大中之道，佐朕办理天下事务，永底平康之治。若因此谕，又复错会意旨，以严刻苛细相尚，则见识尤为佣劣，其咎不可逭矣! 

    弘历所解释之中道，无过不及，颇有宋人模棱两可之意，不如乃父雍正帝解释宽严互济之得其正。而清人入关，即以此政策统制汉人，弘历袭父祖之余业，亦不能不以宽严互剂之政策为号召，非其自得之秘也。盖既主于宽，复戒于弛，执两用中，力避“过正”、“有偏”而已。而廷臣习于揣摩迎合，窃窥弘历风恉，在矫从前苛刻繁细之弊，一时条奏，务主于宽。于是巡抚王士俊痛论其弊，谓“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则对众扬言，有止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弘历怒士俊悖谬，反复宣示国家因时制宜之不得已。然亦渐觉臣下希旨持禄之习，牢不可破，屡谕：“今日内外臣工见朕以宽大为治，未免渐有放纵之心，若因宽成玩，故态复萌，虽姑容于此日，必总核于将来。”于是宽严调剂，用法渐衷，而群下之风气，亦缘是不同于往昔矣。 

(三)宽猛之调剂 

    弘历虽执宽严互剂之政策，而又因时制宜，不得不以宽大矫世宗峻厉之弊，故臣下希旨承风，渐存放纵玩弛之势；民间妄冀优容，微露恣恶浇漓之端。弘历深悉其弊，既屡谕以诫臣下，复严饬以禁四恶，曰： 

        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良善；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闾阎之大恶有四：一曰盗贼，三代圣王所不待教而诛者也。二曰赌博，干犯功令，贻害父兄，以视《周官》之罢民，未丽于法，而系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公所谓乱民，孟子所谓贼民也。四曰娼妓，则自周以前，人类中未尝有此：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良善之害者，莫大于此!是以我皇考爱民之深，忧民之切，严申纠禁，戒饬守土之官，法在必行，日夜捕缉，积岁月之久，然后道路少响马及老瓜贼，而商旅以宁；赌博及造赌具者，渐次改业，而家室以安；聚党打架者敛迹，而城市乡镇，鲜闻斗嚣；娼妓远藏，不敢淹留于客店；此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贯注，而海内臣民，显见其功效，实享其乐利者也。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税，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增广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殖。而无识诸臣，诬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察，以致大小百官，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风闻直省四恶，皆微露其端倪。即如天津一带，私盐横行无忌，恐其他类此者，相继而起，是守土之官，敢悖世宗宪皇帝之明旨，墮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贼善良，伤败风俗也!自后州县官有政令废弛，使四恶复行于境内者，诸督抚不时访察，即行严参。督抚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县，殚心捕治者，或被臣工核实列奏，或朕访问得知，必以溺职治罪，与通苞苴，受赂贿者等，决不轻贷。尔诸臣慎勿泄泄沓沓，自取殃咎，戒之戒之! 

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者是也。康熙深仁厚泽，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而究不免过宽之弊；雍正幣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而不敢萌徼幸之心，然又不免流于过严。弘历深悉历来为治之要，故首揭宽猛互剂之政策，所谓刚柔相济，不竞不絿，此所以六十年为清室极盛之时也。虽然，不有康熙之宽大，则国脉不得而培植；不有雍正之综核，则吏治不得而澄清；因时更化，势所当然。非康雍不逮于弘历，而乾隆之治，亦正两朝垦础之结果耳。雍正以猛纠康熙之宽，乾隆以宽济雍正之猛，一张一弛，故治隆于汉唐。 

二  宽严两政之实施 

(一)正赋杂税之蠲免 

弘历承世宗之后，以宽大为政，即位之初，即以蠲免租税，豁除赔累为怀，故于漕督顾琮之奏请免除苏松浮粮，及禁关税赢余增加也，谕旨嘉奖，敕交大臣密议，通盘计算，以为加恩赐惠之地步。既而果亲王胤礼奏免江南漕项芦课及学租杂税等银(雍正十三年十月间事)，降谕裁革禁约各地横征苛索之落地税。(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谕：“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臣猾吏之私囊，而细民重受其扰矣!着通行内外各省，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辏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收，但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收一文!”)又宽免芜湖杂办江夫河蓬钱粮，豁除贵州三年耗羡，泰山进香之税，(己未谕：“朕闻泰山碧霞灵应宫，凡民人进香者，俱在泰安州衙门，输纳香税，每名一钱四分，通年约计万金，无力输税者，即不许登山入庙，此例起自前明，迄今未革。朕思进香祷神，应听其意，不必收税，嗣后将香税永行蠲除。”)免大同三汛(偏关、老营、水泉)兵丁徭银，除陕西火耗五分，蠲各省以前民欠。惟输纳钱粮，属于业户，则蠲免之典，只业户承受，而贫民佃户，反不得恩，殊为可惜!弘历悉知此事，令有司善为劝谕，俾以蠲税十五，分惠于佃户，致其有余以赡妻子，是以宽政被于佃农，天下廓然更始矣。后此六十余年，普免恩蠲，史不绝书，盖谓“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急务也”。今据诸书所载，大略表之如下： 

    其他不在蠲免之条者，如：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之粟米，四川之夷赋，陕西西宁之马贡，浙江滨海之租谷租银，直隶固安霸州之旗户屯粮，奉天之米豆，山西之本色兵饷，河南之官庄义田，广东之官租学租；遇届免之年，亦一律停其输纳。而省方所至，跸路所经，加恩赋减．尤难悉数。最著者，南巡六次，六举免除三省(浙苏赣)逋赋、钱粮，至二千余万。故皆谓弘历享国久而膏泽多云。 

(二)除开垦捐纳之弊端与特赦之宽典 

    开辟荒地，原以尽其遗利，俾无旷土；而游民借以得食，实为农业政策之良法。清白康雍以来，行之已久，顾地方官吏，仅事粉饰，不知力行，妄报加赋，反累农民。弘历即位，首谕： 

        各直省劝令开辟荒地，以广耕作，以俾食用，俾无旷土游民，原系良法美意。然必该督抚董率所属官吏，实力奉行，毫无粉饰，俾地方实有开垦之田，民间实受耕获之利；以此造报升科，方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乃朕见各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全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见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督抚宜仰体皇考爱民至意，诚心办理，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致闾阎之扰累!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经朕访闻，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既而大学士朱轼奏：“所贵开垦者，原为人无恒业，地有遗利，督令耕畲，为足民计，非为增赋起见。且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课无加毫末。请饬督抚，将见在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系虚捏，据实题请开除。”议上准行，而开垦之弊政，至是始见肃清矣．捐纳一事，清初即行之，顺治六年，户部奏军旅繁兴，岁人不给，议开监生吏典等援纳。康熙十六年，侍郎宋德宜奏：“捐输三载，所人二百余万，知县最多，计五百余人，与吏治有碍，请停。”未几，噶尔丹战事起，又开；且加捐免保举各例。御史陈菁奏请删捐免保举一条，增捐应升先用，陆陇其亦为言，部议不允。乾隆元年正月，乃谕： 

        西北两路用兵以来，一应军需皆取给于公帑，不肯丝毫累民。而费用繁多，不得不借资捐纳，以补国用之不足。此中外所共知者。当日皇考圣意，原欲俟军需告竣，即行停止。今大兵渐撤，军需渐省，着将京师各省见开捐纳事例，一概停止。夫议捐纳者，未尝不出于士子之口，而留生童捐纳一款，是士子首以捐资力进身之始矣。其应停应留之处，着汉九卿翰詹科道会同确议具奏! 

    寻议：“生童捐监，系士子一进取之路，顺天乡试，例有南北监生，定为皿字号中式。且游学随宦在京者亦得借为应试之阶，应留户部捐监一条，各省一概停止，不令照前考职。并请以每岁捐纳之银，留为各省一时岁歉赈济之用。”从之。复次，则减赦罪犯，为帝王履新之常典，而弘历欲借此示宽大，特增广条例以行之，故在雍正时视为罪大恶极者，亦罔不遭遇殊惠，同颁恩诏。如胤禩、胤禟之黜籍异名，胤褆、胤[示我]之拘禁宗府，皆以特旨宽宥，或收入于《玉牒》，或释放于狴犴。至宗室觉罗之同罹斯罪者，亦一体邀恩，而其子孙则分赐红带紫带，示不同于庶人。其因谳狱而流放者，如汪景祺、查嗣廷等之兄弟族属，亦皆赦其回籍。是亦可谓之干父之蛊矣。 

(三)大臣之惩治 

    弘历政主于宽，复示以严，执其两端，为所抱之惟一政策；故初年诏令，殷殷于此，非一见也。即已蠲赋豁累，增赦起废以示宽，复惩诛玩愒，汰除僧道，督饬臣工以示严。曾静之狱，刑及吕氏枯骨，而静与张熙，独邀厚幸。乃弘历即位之初，即着将两人拿解来京，杀之。亦可云幸中之不幸矣。时太监职近内廷，恃恩骄纵，每与亲王大臣，及皇子等，并坐接谈，同席饮馔，而彼等亦复结欢交纳，忝不为怪。弘历为皇子时，即习知之，既登位，乃降敕严禁，责苏培盛等以后效，凡千余言。并谓“傥仍估恶不悛，不但重治其罪，必将众太监之官职，尽行革削。若见王公大臣，礼貌必恭；见阿哥等，必当拜跪请安”，此之谓防微杜渐也。乾隆初，李绂因保举新进士过多，交部议处，寻降补詹事；励宗万擅将监场御史咨送吏部处分，福敏办理废员，推诿迟误；皆严察议处。既而原任江西巡抚常安回京，船过仲家浅闸口，于不应放闸之时，下令开闸，闸官畏威躲避，不敢过问，常安遽越漕起行。事闻，令总河白钟山据奏属实，着拿交刑部，遂传谕曰： 

        朕御极以来，见从前内外臣工，不能仰体皇考圣意，诸凡奉行不善，遂有流于刻核之处。是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全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即如盐业稍宽，乃朕优恤穷民之意，而直隶、江、浙、闽、广诸省，私枭盐棍，辄敢招集无籍之徒，肆行无忌。见在查拿究处。然此不过编户小民，不能深悉朝廷德意，一时触法犯禁，犹可云愚昧无知。至于常安，乃封疆大吏，岂不知宪典之当遵，而亦为此市井跋扈之举乎?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傥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惩一儆百，为治之道，固当如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当求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内而九卿百职，外而督抚庶司，咸当洗心涤虑，各加儆省，毋蹈前辙，自干咎戾! 

    乾隆四年，宗人府议奏：庄亲王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因治胤禄、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党安泰并坐绞。五年，御史仲永檀奏参提督鄂善，受俞姓贿银一万两，讯实赐死。又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劾，得旨正法。并谕诸大臣，嗣后当各自儆省，痛加悛改，矢公忠之心，去观望之习。故弘历政虽主宽，而于玩愒诸臣，亦不稍假借；此惩一儆百之举，欲戒臣工之流于疏弛，致乖当严不严之旨耳。 

(四)僧道之清汰 

历代僧人披剃，有官府给与度牒之制，所以稽梵行重律仪也。顺治八年，度牒停其纳银．康熙初并给发度牒亦除之。盖其时僧徒尚未众多，又当玉琳国师筑溪禅师主持法坛，相继振兴之余，犹知共循遗轨，不溢法外。乾隆初，缁流太众，品类混淆，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无赖之人，游手聚食，且有获罪逃匿者，窜迹其中。是以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不惟参求正觉，克绍宗风者寥寥希觏，即严持戒律，习学小乘之人，亦不多见。弘历恐流弊日深，清规日玷，故不得不辨其薰莸，加之甄别，于是仍颁度牒给在京及省僧纲司等，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又其时僧人中有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弘历以农夫作苦，肉袒深耕，而僧道坐享其成，故多一僧道，即多一分利者，于社会经济上，大有妨害也。乃令礼部详议清厘僧道之法。寻议：令顺天奉天两府各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于文到三月内，将各戒僧，全真道士，年貌籍贯，焚修处所，清查造册，取具印结，具送汇齐到部，发给度牒，转饬地方官当堂发给各僧道收执。遇有事故，追出汇缴。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给度牒，方许簪剃受戒；如有借名影射及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至于“应付”僧人，令地方官一体给与度牒，若不愿受戒者，即行勒令还俗。其中老迈残疾既难受戒，又难还俗者，查实给与度牒，看守寺庙，以终天年。深山僻壤之僧，不能远出受戒，及俗家并无可归者，亦姑给度牒，仍另行注册，永不许招生徒。至清微正一道士，除龙虎山上清宫由真人给与印照，各直省清微灵宝道士，仍给部照，毋庸给牒外，“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年老者亦暂给部照，永不许招收生徒。又僧尼亦应照僧道之例，愿还俗者，听其还俗，不能还俗者，亦暂给度牒，永不许招收年少生徒。嗣后妇女必年逾四十，方准出家，年少者严行禁止，议上，从之。此清汰僧道之法令虽严，然究能贯彻执行与否?殊大有问题也。 

三  朋党及诗谳 

(一)鄂尔泰张廷玉之门户 

    鄂尔泰、张廷玉以雍正旧臣，同受顾命，乾隆初，诏以身后配享太庙事，缮入遗诏，蒙眷深厚，一时煊赫。且屡降明旨，盛称高才丰功，誉为不世出之名臣。惟二人权势相埒，则不免互生忌视，而其下复自立门户，倾轧不已，故卒酿党禁文字之狱。鄂既以翼戴封一等于，次年复命为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晋三等伯，赐号襄勤公。既而又兼议政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保。廷玉初赐三等子，寻晋三等勤宣伯，加太保。军机之事，皆廷玉为之。廷玉并荐同乡汪由敦为章京属草，故其事多为廷玉所把持，而弘历依任廷玉，尤异寻常。乾隆六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刘统勋奏：“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恒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惟稍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饬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因廷臣有升迁太速之员，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适在其内。臣愚以为宜仿此意：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支，累世密戚，见任之员，开列奏闻，三年之内，停其升转。”弘历以其疏宣示群臣，并言：“大臣之度，当闻过而喜。张廷玉亲族人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此固家运使然。然其亲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为上司者，或有瞻顾之情，非大学士所能料及也。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有益。”观于此，则廷玉声势之浩大，族党之强盛，盖可知矣。乾隆七年十二月，鄂尔泰以其子鄂容安曾向仲永檀私探留中密奏，为御史所劾，廷议革职拿问。弘历以遗留大臣，不忍深究，惟曾奏永檀端正，不能择门生之贤否，是其党庇之处；且不能训子谨饬，而葛藤未断，亦不能为之屡宽。遂交部议处，以示薄罚。次年谕令鄂容安闭户读书，勿预外事，鄂尔泰当严切教训之。十年正月，鄂尔泰以疾乞解任，四月卒。得旨：“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躬，久任边疆，懋著惠绩，简与机务，日思赞襄，才裕经纶，学有根底，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向用方殷，忽婴痰疾，竟致不起!除应得恤典外，遵皇考遗诏，配享太庙，予谥文端。”鄂尔泰既卒，廷玉信任尤专，以其年老，令不必早朝，遇炎蒸风雪，亦不必勉强内直。十三年，廷玉以老乞休，叠旨慰留，历引鞠躬尽瘁之训，并言受天下之重任，两朝眷待之隆恩，不必言去。十四年，命廷玉四五日一至内廷，备顾问，谕言：“张廷玉自皇考时简任纶扉，朕御极以来，弼亮寅工，久近一致，尤为国家祥瑞。但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田，谊所不可!昔宋臣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节劳优老，古有成谟。大学士绍休世绪，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也。”是年十一月，弘历以廷玉老态益增，优诏许原官致仕，召见时，奏身后配享事，请帝一言为券。弘历特颁谕旨，并赐诗以安其心。廷玉具折谢恩，以翼早风雪，不亲至，令仲子若澄代奏。弘历不悦，将传旨诘问。次日，廷玉早至，弘历疑军机漏泄消息，降旨切责。并解汪由敦协办内阁任。且曰：“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尤在于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朕不及。”廷议以大不敬请夺爵职，廷玉乃自具疏引罪，得旨削去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临行，御制诗手书二卷赐之。廷玉翊赞两朝，备蒙恩眷，乃晚节不终，适如统勋所言，诚可惜也。顾亦可见专制之权威，虽视为一体之老臣，亦不能当天子之喜怒，况其他乎?廷玉登朝五十年：长词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军国大政，多所筹划；朝廷制作，胥出其手。至是退休，年已八十矣。 

(二)满汉两大党 

    廷玉之在政府也，虽恪勤慎密，曲谨无过，顾与鄂尔泰互相龃龉。而朝官依附门户者，互相攻讦，浸成仇敌。大抵满人则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附张廷玉，俨然政府之两大党。弘历灼知群臣迎合之病，深虑其植党营私，侵人主之大权，而事无大小，悉由独断。(十四年十二月上谕：“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又谕：“张廷玉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阅谨无过’耳。以廷玉得君之专，属意如此，其权不倾于臣下者，亦可以知矣。”)然其势已成，不得不有以消弭之，故于乾隆五年四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罢由文镜入贤良祠一事，乃谕曰： 

        朕观雅尔图此奏，并不从田文镜起见，伊见朕降旨令李卫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当日王士俊请将田文镜入贤良祠，系奉皇考谕旨允行者，今若又将伊撤出，是翻从前之案矣。试思田文镜留于祠中，于国计民生，有何关系，而此时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依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请入贤良祠，惟孙嘉淦素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能直摅己意，如此陈奏耳。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思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但人情好为揣摩，而反躬亦当慎密，即如持古勒德尔因坐台托故不往，朕加以处分：又刑部承审崔起潜一案，拟罪具题时，鄂尔泰曾为密奏，后朕降旨从宽，而外间即知为鄂尔泰所奏。若非鄂尔泰漏泄于人，人何由知之?是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朕于大臣，视同一体，不但欲其保全始终，且于疑似之际，亦每为留意，以杜外人之议论。即如前日刑部侍郎员缺，朕原批用张照，因彼时鄂尔泰未曾入直，而张廷玉在内，朕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又如励宗万钻营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驱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满其分量矣；而外人以为张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实励宗万受贿一节，果亲王曾经奏闻，并非出于张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继述，期于至当．若谓皇考当日所用之人，不应罢黜；所退之人，不应登进；如大学士鄂尔泰岂非告退闲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将前后情节，彻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 

    弘历此谕，欲破鄂张朋党之说：以完君臣际遇之美。自是屡降明谕，引世宗《朋党论》以戒之。已而鄂尔泰卒，廷玉亦乞休。然两人门下在朝列者，尚倾轧不已，互目为宵小，浸寻至乾隆二十年，而遂有胡中藻之诗狱。 

(三)胡中藻之诗狱 

    胡中藻者，故鄂尔泰门生，累官至内阁学士，旋罢归江西；其所著《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字)第一门”之句；又用“谗舌青蝇”等语，(《述怀诗》有云“琐沙偷射蜮，馋舌狠张箕。”《贤良祠》诗有云“青蝇投昊肯容辞。”)隐斥张廷玉张照，而其他隐约诽谤之辞甚多。鄂尔泰侄甘肃巡抚鄂昌，颇援引世谊，与中藻往复唱和。弘历方怒两党门户之见，积久未除；又恐臣下之借端吟咏，讽讥朝政，欲为惩一儆百之举，乃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谕曰： 

        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君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哦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肿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诗张，大逆不道，我皇考申明大意，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廷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嗥，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石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撖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言语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严审定拟具奏! 

    弘历所指摘中藻悖逆之词，至今观之，实属莫须有之谈；而竟构成大狱，是殆有深心耶?故《啸亭杂录》谓“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人也”。弘历于定中藻罪案时。谕曰：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诗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准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尝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 

时廷议依大逆律论中藻凌迟处死，诏改弃市。而为其诗钞作序刊刻之张泰开(由编修擢至侍郎，在上书房行走)，从宽释放，其余缘坐诸人，亦皆宽免。鄂昌即以比昵标榜问罪，复以其《塞上吟》有怨望之意；且称蒙古为胡儿，实为忘本自诋，赐令自尽。鄂尔泰亦缘是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焉。廷玉自休致后，乾隆二十年四月，卒于家。得旨仍遵世宗遗诏，令配享太庙，予谥文和。自中藻狱起，廷玉同时逝世，所谓鄂张之两大党，乃渐趋于泯澌矣。 

四  种族之偏见与文网 

(一)满洲旧俗之维持 

    清廷对付汉人之政策，既叠变其态度：如顺治时则感化，康熙时则怀柔，雍正时则调和，而乾隆又一意以压制为事，前已述之详矣(见卷上第六篇第三十章一百二十节)。惟乾隆所取之政策，何以独异于三朝?盖百余年来，根基已固，虽加强力，不虞土崩瓦解之势耳。种族之见，虽圣贤亦有所不免，何况清人以异族入主?即使不虑国运之转移，亦当知同化之渐，剥床及肤。故金世宗禁习汉俗，戒部族勿忘祖制；当太宗未人关时，即仿效世宗，以饬谕诸臣。盖塞外之强，以骑射为能事，若忘其根本，渐臻懈弛，狼烟一起，武备不足以摧抑，未有不底于败亡者也。康雍沿崇德政策之旧，对于满洲旧俗，竭力保守；惟汉族同化之力甚强，在太宗时，已有不能遏止满人不为汉化之趋势，况以少数人主多数，环境之中，诸多感染，虽以法令之防闲，亦常沾濡于不自觉也。乾隆之时，满人久经升平，骄逸自安，弓马之技，即多废弛，而清语清文，转致遗忘。甚以通晓汉文，解识吟哦，自侪于士墨之林为荣，即如鄂昌，其一例也。弘历于中藻诗狱之起也，谕： 

        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谩，渐成恶习。……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之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勿失先民矩穫，傥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弘历以鄂昌事，意颇不怿，乃复降谕，训满洲以清语骑射为事，并禁满汉人以文字相往来，谕言： 

        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而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人堂奥，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即如鄂尔泰系胡中藻素所尊重者，然其诗中，颇有戏谑鄂尔泰之句。伊侄鄂昌，见胡中藻悖逆之诗，不知愤恨，反与唱酬，实属丧心之极!又以史贻直(宇儆弦，号铁崖，溧阳人，官文渊阁大学士)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过学习以备考试，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弘历既深悉满人渐染汉习之弊，屡降谕旨以惩创之，又制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然后许入场。且王大臣会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责，或命为贱役以辱之，此治标之法也。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满洲文化之不逮汉人，故弘历又积极提倡清语，(《清朝全史》云：“在当时所增补之四体及五体《清文鉴》，虽在网罗中土及外藩之语言，实由于强其国语权威之政见而生。姑以吾人所知而言，满洲语之整顿及增加后，徒出一稀代之文人名和素者，惟翻译元明之著名小说，如：《西厢记》、《金瓶梅》等，投一般之嗜好而已。”)以制作满洲文化，并编纂《满洲源流考》等书，以见满洲文化之渊源已久，此所谓治本之法也。此种方法，是否有效?吾人就以后之事实观之，故不能无疑也。 

(二)满汉畛域之分 

    满汉一体，并无歧视，清白开国以来，即以是二语为口头禅，然其处事设心，固未尝不右满而外汉也。朝廷大吏，满汉兼用，汉人则任事而品低，满人则品高而权重．至于外省，抚司以下，间用汉人，总督则历世不多觏。盖地方之政权军柄，皆在总督一人之手，非我族类，不敢苟托。惟满人中既少治平之才，复多贪黩之辈，是以为政施治，其弊亦甚著。顺康之时，有侃侃直陈时务，以申论满汉偏见之不当者，如：马世俊殿试策，末有云：“臣尤有进者：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之同异，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于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为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迩倾心，车书同轨，而犹分满人汉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储方庆殿试策有云：“今自三公九卿，为陛下之疑丞辅弼者，莫不并列满汉之名，督抚大臣，则多寄于满人，而汉人十无二三焉，其意不过谓国家受命之地，其人皆与国休戚，非若汉人强附以取功名者，故信满人之心，常胜于信汉人。”又云：“陛下既为天下主，即当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于其间，臣恐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朝廷，满人又有所凭借，而无以取信于天下矣。”(两策语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清廷虽不能因是以医其偏见，而固不以言者之侃直为怪，则当时之情势，盖有不可讳者已。弘历即位之初，对于汉满畛域，亦力示无芥蒂存于其心，如因正蓝旗副都统布延图，奏请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统兵大员，补考满洲，布告天下曰： 

        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盖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惟酌其人地之相宜，更不宜存满汉之成见。边方提镇，亦惟朕所简用耳，无论满汉也。昨从尚书来保之请，议令缘边古北口一带提镇副参游守官兼用满洲者，良以满洲骑射，比汉人为纯熟，于控制北边为相宜，并非有意歧视满汉也．无知之徒，妄生揣摩，以为满洲当亲，形之奏牍，紊乱成规，甚为不合。嗣后若有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者，朕必从重议处! 

    不过此种议论，皆属空谈，故乾隆八年御史杭世骏时务策有曰：“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贤才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观于此，则弘历畛域之见，实较顺康之时，更为显著；故其对于汉人亦务取压制之政策，而世骏竟以是革职焉。世骏之言，与马储之试策正同，然马储以新进草茅，尚不因是以披鳞获谴，则顺、康、雍、乾政术之不同，益足证前言之不谬矣。 

(三)压制汉人之政策 

    弘历对于汉人即以压制为政策，故缘指摘诽谤，以兴大狱者，乃层出不穷。杭世骏以时务策而被斥，胡中藻、鄂昌以影响附会之辞而遭显戮；即曾邀特赦之曾静，亦不惜翻先朝之旧案而诛杀之，是皆雷霆之先声也。乾隆二十二年又有彭家屏、段昌绪之狱：家屏、昌绪皆河南夏邑人。家屏为李卫之党，曾官河南布政使，昌绪为县邑生员。是年弘历南巡，家屏于接驾召见时，面奏夏邑等四县被灾积歉情形，诏令同巡抚图尔炳阿往查给赈。弘历发自徐州，有夏邑民张钦遮道陈诉，谓地方官所办不实。及过邹县，复有刘元德陈诉夏邑散赈不实。高宗以二人引类越疆，连日渎诉，询系昌绪指使，令侍卫往查，即于昌绪室中，搜出吴三桂檄文，昌绪为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弘历以该处既有此檄，则传钞所及，恐家屏家亦难保其无有，因遣使查办，并召家屏入京面询。家屏供藏有明末野史《潞河记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并钞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书。而家屏子传笏闻风概行烧毁。昌绪之檄，钞自司存存、司淑信，司则得自郭芳寻家。家屏之书，则得自昆山徐乾学家。狱具，家屏论斩，昌绪立决，除郭徐已故不究，淑信、存存及传笏皆应斩。乾隆三十二年，又有齐周华之狱。周华名赤若，天台人，与叔召南齐名。后为道士。年三十五，因吕留良案发生，上书为之抗辩。疏略云：“吕留良生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偏见甘效顽民，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为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浙吏威胁言诱，令其中止，周华不允，遂下狱。濒死者数，而矢志不移。部议永远监禁。乾隆元年始得释放，修道于武当山琼台观。乾隆三十二年，因年老回家省母，往访召南，召南以礼部侍郎休致家居，写“僧道不许滥入齐府”字揭于门首。周华以为召南有意拒绝，遂作呈词自诉，浙抚熊学鹏奏闻。诏磔周华，以召南循隐近族逆词革职。周华自以为东方木星，木不斫，不成器，所以为吕晚村鸣冤，即准备受刑。此次自诉，书门联一副云：“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其苦衷，盖欲激励读书人之气节，始甘就刀锯鼎镬而不辞，真异人也。 

    乾隆四十三年，又有徐述夔之狱。述夔字赓雅，江苏举人。所著《一柱楼诗》，多诋淇清人语。如《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取胡字之音)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弘历以其显有兴明灭清之意，诏与其子徐怀祖并戮尸。其孙食田、食书及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等俱坐死。前礼部尚书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谥文悫，江苏长州人，以诗名)曾为作传，称其品行文章可法，命毁其御赐祭葬碑文，革去官爵，撤出贤良祠。野史谓德潜以诗学致卿贰，告归时，弘历以己所著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又阅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指为逆词，令剖棺锉尸。四十四年又有冯王孙之狱，沈大绶之狱，石卓槐之狱，祝庭铮之狱。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二语，谓其有复明削清之意，凌迟处死，传首本籍示众。其子生梧、生桐斩决，生棣发遣。妻及二媳二孙，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大绶、湖南临湘人，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故后其子荣英呈首，谓有悖逆语，高宗以非出实情，不能轻纵，诏闻棺戮尸，荣英及作序刊刻陈湄、江苏斩决。大绶之兄弟子侄九人一并坐斩。妻媳孙俱为奴。收藏书板之庄老满亦坐斩。分送定书之人均杖流有差。卓槐著《芥圃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诏凌迟处死。妻妾及子均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列名校订之蒋业晋、曹麟开发往乌鲁木齐。祝廷铮《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诏开棺挫尸，其孙祝浃等五人坐斩。又查办其祠宇碑记，闻风磨去其父祖名字者，祝潆等六人杖流有差。知府朱遐龄知县萧立选俱革职。四十五年又有戴移孝之狱，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有违碍语。其子昆《约亭遗诗》内又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从卜太平”等句，移孝、昆皆戮尸。曾孙世道斩决，孙用霖、曾孙世德、世法斩监候。孙媳等发为奴。作序之人皆革职。四十六年又有卓长龄之狱。长龄《高樟阁诗集》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句，其子敏慎、征孙、轶群诗集俱有违碍语，被人控告，俱开棺挫尸，孙及曾孙等五人并坐斩。乾隆四十七年，又有方国泰之狱。国泰安徽歙县生员，其五祖方芬，著有《易经补义涛浣亭诗》；其七世祖有《陛辞疏草》一本，国泰将《补义疏草》两书，上之学政，请匾奖励。当经查出《涛浣亭诗》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及“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巡抚谭尚忠奏称语意狂悖，请锉芬尸，国泰立斩。弘历以言辞隐约，不过书生遭遇兵火，流离转徙，为不平之鸣，并无公然毁谤之处，不比于徐述夔之“一举去清都”也。诏刑部查明定拟。旋议国泰不将诗呈出，系有心藏匿，照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四十八年又有李一、乔廷英之狱。李一《糊涂词》内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被乔廷英呈首。而乔作诗稿内，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二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五人并坐斩，妻媳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凡此皆对于汉人恢复思想，而加以摧抑压制之者也。至若明末遗老之著述，有关于前朝遗事之记载，或微吟深讽，以寄其蛮夷猾华之痛者，悉搜剔之不遗余力。如钱谦益之《初学集有学集》，屈大均之《翁山诗文集》，金堡之《遍行堂集》，谢济世之《梅庄杂著》，陈建之《喜逢春传奇》等，皆于是毁板禁行，而禁书之令所罗得者，乃不下万余种(《国粹丛书》所刻《奏缴咨》《禁书目》内载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据江西巡抚海成奏：将各属续获应毁书籍，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江西一省如此，合十八省当近二万矣)，检摘字句，稍有不当，即指罪而刑诛之，一时文网密布，告讦纷起。 

(四)文网之密与告讦者之纷起 

    是时文网严密，罗织极细，文字之间，若有择词不精，引用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辞，一经告讦，辄多获谴。如乾隆十九年，有世臣之狱。世臣盛京礼部侍郎，其诗藁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及“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之句。弘历谓其自拟于苏轼黄州之谪，以其品学，与苏轼执鞭，将唾而箠之；且卿贰崇阶，有何途穷之叹?乃遣戍黑龙江。乾隆三十二年有蔡显《闲闲录》之狱。是狱《东华录》未载，许嗣茅《绪南笔谈》(许娄县人，自序于道光七年称七十三翁)云；“丁亥五月，吾郡《闲闲录》狱起。《闲闲录》者，举人蔡显作也。诗中多雌黄处，郡人恶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其门下士谴戍者：闻人卓三倓，刘素葊朝栋，吴秋渔光裕等二十四人。蔡显妾朱氏，子三人：长曰必昭，隽才也，年十七，亦遣戍。蔡显别有《宵行杂志》等书，亦无狂悖语，此事或以为冤狱。盖郡绅某嫉之，而府尊钟公，亦以蔡之狂而故杀之也。闻、刘皆遇赦归，吴殁于华州，吴集甚多，其在华州时作诗，积一千二百首，寄其弟学士树本。”又钱唐吴振械《养吉斋丛录》云：“乾隆三十二年，举人蔡显逆书事起，内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语，意涉怨谤。又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刑臣拟以凌迟，改斩决。其子蔡必昭斩侯。作序之闻人倓戍伊犁。”按《绪南笔谈》所云古人紫牡丹诗，乃以后沈德潜之事。《养吉斋丛录》所云之罪名，乃事实也。故宫《文字狱档》第二册，有此案，其所载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上谕，蔡即因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二诗而罹祸．诗句不过谓时多忌讳，慎勿触犯，乃竟坐斩其身，并戮其子，门人及幼子，遣戍多人，亦可谓冤且滥矣。但《绪南笔谈》谓郡绅嫉之，知府罗织故杀，亦事实也。据《文字狱档》，蔡氏因所著各书刊行，嫉之者，欲罗织其罪，乃奉书诣官自首，遂成此狱。盖蔡氏自信其决无悖逆者，乃不料竟罹大辟也。《笠夫杂录》由华亭陆明睿刊行，陆亦其弟子，可见蔡氏门下之笃念其师，不计祸福，当时风俗之厚，殊可尚矣。《杂录》中指斥邑绅甚多，如知府某也，御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又斥入乡贤祠之某绅，入节孝祠之某氏，皆《绪南笔谈》所谓多雌黄之证，其取祸之由，盖在是耳。乾隆四十二年，有王锡侯《字贯》之狱。锡侯江西新昌举人，撰《字贯》一书，诋斥《康熙字典》。《凡例》中并将圣祖世宗庙讳，及弘历御名直书不讳。经民人王泷南呈首，江西巡抚海成奏闻，命锁押解京，交刑部审讯，旋论斩．海成及藩臬各官均以失察革职，交部治罪(锡侯生平事迹，见《经史镜》自跋，《心史丛刊》载之)。侍郎李友棠以题《字贯》古诗一首而革职，钱陈群、史贻直以序《经史镜》及《王氏家谱》，以已故无庸深究，高宗尚有“不为己甚去己甚”之句。然海成因奏称《字贯》尚无悖逆之语而获罪，宁非己甚耶?自《字贯》之狱兴，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桂段诸家，以治经不能识字，则尽力于《许氏说文》，以避时忌。清中叶聪明特达之士，恒舍史而谈经，皆是此意。于是二百年中，承学之士，无不是古非今，以应用之学术文字，如市井浅俗之为，通人不屑道之矣。乾隆四十四年，有智天豹之狱。弘历谒陵回京师，天豹使其徒张九霄于道傍呈献《大清天定运数》一本，中编大清天号三十余条，而于乾隆年号，仅及五十七年而止。又于圣祖庙讳，直书不避。并谎称世祖显圣于彼，刑部拟以凌迟处死，诏命斩决，九霄监候。乾隆四十六年，有尹嘉淦之狱。嘉淦直隶博野人，官至大理寺卿。弘历自五台还至保定，嘉淦使其子赍表赴行在为其父会一(字元孚，官至工部侍郎)请谥，且乞从祠孔庙，谓其狂妄，交刑部治罪。又据部查出嘉淦所著各书中，多狂妄悖谬语，如：“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其《名臣言行录》一书，将康雍以来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弘历以朋党为自古大患，世宗曾撰《朋党论》以训谕群臣，而嘉淦反以朋党为是，显悖御制。且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私臆妄论，莠言乱政。又托言神人梦告伊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且称古稀老人，与御制《古稀说》相契。部议凌迟处死，得旨改绞立决。《春冰室野乘》谓嘉淦未死，被赦出，不知是否?是年又有程明裡之狱。明裡湖北孝感生员，教读河南桐柏。会富家郑友清生日，有人浼程撰寿序者，程以郑本楚人，在豫起家，又时直三月，文内矿‘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等句。郑疑有碍，用红纸贴去，程闻怒甚。其门人杨殿才揭贴于市，并殴郑侄以泄忿。郑持幛呈首，巡抚富勒浑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弟明珠坐斩。妻子给功臣为奴，门人等均杖八十，褫革衣顶。他如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皇字，逮问，高宗以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敬君上之义固应避之；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释弗治。赣榆县民苇玉振刻其父行述，有“于佃之贫者，赦不加息”及“赦屡年积欠”等语，经其叔苇昭禀首。高宗以擅用赦字，于理固不宜用，但此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并以巡抚杨槐所办，徒长告讦之风，交部议处。全祖望著《皇雅篇》，叙述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也，讦者谓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悖逆不道，余亦多有微辞，获谴。幸大学士某为之解释，始得免．若此之类，尚不可胜数。故当时比附妖言，告讦诗文之事，纷然而起。御史曹一士特疏论之曰： 

        古者太史采诗以观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知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 

观于此，而当时清廷用法之严，及官吏奉行之过当，盖可知也。顺康以来，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故老遗臣，尚在人间，为君主者，虑死灰之复燃，而乃故施雷霆不测之威，亦或出于势之不得已也!至乾隆时，海内无事，人民无复有系恋旧君之思，而犹毛举细故，株连满庭，凡有血气，谁不自危?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句读训诂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盫尝云：“积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弥、既夷；顾乃借祖父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其臣，不亦暮乎?”呜呼!清之衰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履霜坚冰至，所从来渐矣。 

五  文事之奖饰与书籍之编禁 

(一)博学之荐举与文艺之嗜好 

    乾隆之时，天下太平，故文治之粉饰，号称极盛。弘历即位之初，以国家久道化成，文人蔚起，乃雍正诏举博学鸿词，二年以来，人数寥寥。遂申谕各省督抚，速行保荐，定一年内候试京师。乾隆元年九月，试被荐者一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取中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有差(查照康熙年例：一等授编修，二等由科甲出身者授检讨，未中举者授庶吉士。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等五人，二等由科甲者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等五人，不由科甲者，杨度汪、沈廷芳、汪世锽、陈士墦、齐召南等五人)。次年，复试续到博学鸿词于体仁阁，取四人：授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朱铨、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考《鹤征录》等书，此次征士之曾官翰林者，不一而足。即取中一二等中，诸锦、周长发皆庶吉士，张汉检讨，而于振且雍正元年之状元授职修撰者也。时全谢山祖望亦被征，有齮之者，谓曾入翰林，不得与试。盖以其新为词臣，而诸锦等则已改他官，不在侍从之列矣。然则当时学人之重视此科，至在殿试以上，抑何故哉?或以常试大比之不足贵，而欲于特典异数，尹邀恩眷耶?学者之望希功名，亦可以概见矣)。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词苑中寡经术士，虽翰林以文学侍从，颇致力于诗赋，而求其沈酣六籍者，不少概见。特旨令大学士九卿督抚选举潜心经学，纯朴淹通之士，不拘资格，务精勿滥!于是十六年得顾栋高、陈祖范、吴鼒、梁锡璵等四人，并授国子监司业。而顾陈以年老，尤受宠眷。顾于引对时，曲加恩礼，既以老辞，御制七言诗二章美之，幸江南又赐御书，加二秩为祭酒．陈虽被征而未出，即家科为司业，盖执冲慕道，清静自养者也。三十年谕曰：“儒林亦史传所必及，果经明学粹，不论韦布，岂以品位拘?如近日顾栋高辈，终使淹没无闻耶?”嗣是史馆特立《儒林传》．又凡车驾巡幸所至，辄召诸生试诗赋，与以科目出身，如巡江浙，得王昶等八十五人；巡山东，得黄道熙等十七人；巡天津，得姚文田等十六人；幸五台，得龙汝言等九人。又开阳城马周科(阳城唐进士，隐中条山，德宗召拜为谏议大夫．马周字宾王，舍中郎将常何家，为何条上二十余事，太宗怪问，何曰：“此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与语，大悦，拜监察御史)，以征士之不得志而隐栖岩穴，或伏入门下者。前后得人之盛，视康熙时又或过之。翰林院重修工竣也，弘历亲临赐宴，送掌院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进院，并率儒臣饮酒赋诗，极一时之乐。御制首句曰：“重开甲子文治昌。”诸臣皆以次赓和。是时齐召南等以博学人选；常侍左右，校纂诸书，弘历优礼有加。乾隆十三年，命大考翰詹，召南第一，即擢为礼部侍郎。先是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书气未除”等语，弘历谕旨辨之；谓修己治人之道，备载于书，果足以当书生，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则邑县蒙其休矣。书气二字，尤可宝贵，人无书气，即为粗俗市井气。且自谓二十年来，讲论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其优礼学人，尊重读书也如此。而己又嗜好吟咏，性耽书画：弱冠时，即以诗文刊《乐善堂集》。其后时与群臣唱和，巡幸所至，亦到处留题。故御制诗至二三万首(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目录四卷；二集九十四卷，目录六卷；三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共诗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余首。《乐善堂集》尚不与焉。复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余篇，其中当不免代庖改削之作)，其多为陆放翁所无。每一诗成，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如《塞中雨腊诗》内用制字，众莫晓。弘历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制杖以行”之意。又尝出《污卮赋》以考词林，众皆误为窳寻；弘历检出傅咸《污卮赋》。虽隐僻之典，骈切之辞，不足以见学问，其自夸渊博也，大率类此。又赏鉴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命画苑写其像于书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马和“国风图”，觅数十年始获全部，藏于学诗堂。韩愰“五牛”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设景阳宫。当时名家，又时以书画进呈，皆保存珍藏之。至写字效董其昌，惟少气魄，虽书家如张得天等，亦为所倾倒，惟骨力不逮圣祖，才气不逮世宗，抑性格使然也。弘历于清语讲习颇深，惟于西洋之科学知识，则殊淡然漠视，不如康熙帝之注重历算，优待西人云。 

(二)群籍之纂修 

弘历表扬文治之方法，大半摹仿康熙帝，而又思有以突过之。如康熙诏举山林隐逸，博学弘儒，乾隆则一开博学鸿词科(因避御名，改弘儒为鸿词)，二开阳城马周科，三开经学科，特科屡启，颇采虚声。康熙购求遗书，编纂书籍，乾隆亦于六年正月，命直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著作，随时进呈。(谕：“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纯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录之储!”)而书籍之编纂，又较康熙时尤倍多焉。今依前例，列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