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戊戌年（1898年），北京发生了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自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赔巨款、割台湾、开商埠，利权进一步丧失。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为加紧，各自割据势力范围，抢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有志之士，目睹国家艰危，无不义愤填膺，奔走呼号，探索自救之道。1895年，康有为等赴北京应试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上书清廷，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搬迁国都，实行变法，继续抵抗日本，是为"公车上书"，开变法运动之先河。继之，维新派以变法救亡为号召，在各地建学堂、开报馆、设学会、译书籍，举办各种实业，以求中国之进步。维新变法思潮，汹涌激荡，不可遏止。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在外患日棘的刺激下，也倾向于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申明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推行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大约有：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废八股而改试策论；诏举经济特科；命官员保举新政人才；设商务局、农工商局以振兴实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催办京汉铁路及粤汉、沪宁铁路；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大、中、小学堂，命选派学生赴外国游学；设译书局以翻译西书；用新法练陆军、习洋操；裁撤衙门以减省冗员；各部删订则例，以求办事简便有实效；鼓励士民上书言事等。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夺取权力，康梁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捕遇害。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吏知识分子，或罢官、或流放、或拘禁，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归于失败。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国家和英法等正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完全不同，已大大落后于英法。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他们只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苴中国的旧制度，无意把中国变成一个不同于封建制度的近代国家，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义。戊戌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不可能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的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所以他们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因此，维新派的主张不仅为守旧派所反对，也为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所不容。守旧派与洋务派勾结起来，共同扼杀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百年沧桑，神州巨变。戊戌以后14年，即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度。戊戌以后半个世纪，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以后100年，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正意气风发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抚今追昔，感奋实深。回顾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第一，戊戌变法的贡献在于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戊戌时代的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原来巍巍在上、发号施令的"天子"不过是老百姓"共举"出来办事的，办不好事，还可以"共废之"。这样一来，几千年相传的专制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被戳穿了，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见解，而且他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朝的统治"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仁学》）。有的维新派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因为在专制统治下，君与民、官与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民"屏息潜伏不敢轻议国事，以触文法……其民之气既散，益块然干槁，安于醉生梦死"，"外患猝至，乃如摧枯拉朽，莫能御矣"（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按照维新派的说法：只有召开"议会"，实行"立宪"，使专制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才能"解生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

尽管君主立宪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开辟道路，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国，但维新派力争制约君主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只有人们不再相信君权的神圣，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走上推翻皇帝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时代这一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中，中国已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都要挂上"官"的招牌，民营企业则得不到保护。1890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因基隆煤矿亏损累累，上奏清廷，请求将煤矿改为商办，清廷不准。守旧大臣驳斥道："民有权，则官无权矣。"刘铭传被交部议处。

戊戌期间，光绪帝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百日维新的第一天，即下谕各省设立商务局。采纳御史王鹏运"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毋庸设大臣督办"的意见；以后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这是提倡摆脱官方约束的民间组织和企业；又鼓励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造新器，准许专利，甚至民间可以"兴造枪炮各厂"，"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劝"。（五月十七日上谕）连枪炮厂都许民间设立，其他民营企业更不在话下了。又鼓励商人张振勋、吴懋鼎开办烟台酿酒厂和天津呢绒厂，命地方官"体察商情，尽力保护"。（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后来又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命各省设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利权，而资民用"。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谕旨，虽由于守旧派的阻挠大多未能实现，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动摇，对于私人创办工商业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故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多达80%以上。而戊戌前后三年中（1897-1899），中国创办的厂矿54个，资本额621万元，其中商办占70%，民间企业已成为工商业的主流。

第三，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百日维新期间废止了八股文，改革了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的教育制度，采取近代的文化设施，如开学堂、设报馆、立学会等。维新派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说："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梁启超《康有为传》）梁启超说："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科举制和八股文是禁锢心智、脱离现实的典型。知识分子只去读古代的儒家经典，按固定的格式写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禄。维新派对此作了猛烈抨击。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在变法期间，类似这种抨击科举八股的尖锐言论，俯拾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又提出讲求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令各地筹设大、中、小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二是科举不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六月初一日上谕），并开设经济特科。三是鼓励创办报纸。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六月初八日谕）此外还鼓励译书，选派出国留学生，许士民上书言事，开放舆论。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学堂、报馆、学会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阻遏。戊戌变法后七年，延续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取士终于被废止，近代教育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刊等大众媒介也日益普及。

总之，100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维新派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反映了软弱性、妥协性和不成熟性，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纸上谈兵，并无实济。许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可能做、不愿意做。对于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的和历史的方法分析，求得理解，而不可苛求于前人。

戊戌变法时期，新旧力量的对比很悬殊，守旧势力尚很强大，天下滔滔，皆入于此。而新兴资产阶级刚刚从旧社会的母腹中孕育诞生，非常稚嫩，不足以冲破旧势力的壁障。当年的维新志士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秀才，或为中下级官吏，没有地位、权力与声望，有感于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贫穷，他们怀抱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那时候还不可能走向民间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因而得不到社会支援。那时也没有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方针，以指导变革主体。联系松散，意见分歧，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然而，他们低估了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而守旧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专横揽权，下有枢廷诸臣、封疆大吏顽固不化、墨守成规。对光绪帝百日维新所下的新政诏谕，他们不执行，不办理，推诿拖延，束之高阁；对维新派人士则嫉恨怨妒，公开攻讦，势如水火。守旧派大权在握，不可动摇。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突然倾倒，土崩瓦解。

戊戌变法是中国实行近代化的早期尝试。中国的近代化是长期、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遭遇种种挫折失败，越过无数急流险滩。因此，需要有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指导理论，有克服众多困难的战略策略，有团结坚强、为之冲锋陷阵的改革群体，有支持改革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基础。但是这一切，维新派均付阙如，戊戌变法是一场准备很不充分的政治运动。当年的维新派承担了一项自己难以胜任的任务。就像康广仁批评他的哥哥康有为所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街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戊戌六君子遗集》第6册）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100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天的中国已是独立而初步强大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戊戌时代维新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代化的道路仍很漫长，缅怀前贤，意气风发。我们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全面繁荣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