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刘铭传诞生16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100周年，安徽省召开学术研讨会来纪念他，因为刘铭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一位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铭传生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逝于1896年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他的历史活动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是在同治年间的八年，年龄是25岁到33岁之间，后一段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及其以后，大约也是八年。第一个八年，他跟随李鸿章到上海参加淮军，组织铭字营，和太平军作战，以后又和捻军作战，可以说是八年的戎马生涯。铭军是清政府军队中首先使用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的，在当时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刘铭传在这一时期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急先锋。在这以后，他回到安徽，休闲在家长达16年之久。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起用宿将，把他请出来，他在48岁时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跟法国侵略军作战，以后又任福建巡抚，并首任台湾巡抚。到了1891年，他辞官回乡，最后在安徽逝世。
我们肯定刘铭传的功绩，是因为他在后八年中做了有功于国家的事情，主要就是反抗法国的侵略和建设台湾，任何人对国家、对民族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刘铭传的历史功绩首先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有关。当刘铭传年轻的时候，适逢中国大地上农民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进行生死搏斗，当时，刘铭传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军，以"军功"封一等男爵。但16年以后，刘铭传第二次出山的时候，中国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在中国的南边，云南发生了英国人马嘉理被杀的案件，当时英国侵占缅甸，法国侵占越南；西边发生了俄国占据伊犁的事件；同时，日本又侵入台湾，派出了3000名远征军，借口琉球人被害事件入侵台湾等，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边疆危机。1884年进而爆发了中法战争。刘铭传正是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出来的时候，中法已经交战，当时有三个战场：一个战场在越南北部，是陆战；一个战场在福建马尾，是海战；再一个战场就是台湾，主要在台湾北部基隆、淡水、台北一线。刘铭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山督办台湾防务的。
从刘铭传后八年的事业来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抗法，反抗法军对台湾的侵略；第二件是建省，即台湾建省；第三件是台湾的建设，包括经济、文化建设。这三件事应该说都是具有爱国精神的。
第一件事，在抵抗法国军队、法国侵略军方面，刘铭传是坚决的主战派，反对妥协。但他不是空谈，不是坐在那里发表议论，而是到第一线亲自指挥作战。1884年6月底，他在北京奉旨督办台湾防务，这时中国的形势很危急，法国的军舰麇集在中国的海面上，东南海疆战云密布，台湾是海中孤岛，岌岌可危。刘铭传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推辞不到台湾，因为李鸿章再三要求他留在天津帮办军务，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义无反顾，而且是受命即行。在奉到圣旨，向皇太后、皇帝请训后立刻就走。他是6月20日请训，请训完了之后到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商量完了以后就启程去台湾，7月16日到达基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到达台北，速度不可谓不快，而且他是排除法方追踪秘密渡台的，因为当时海上法国军舰很多。
刘铭传到达台湾以后半个月，部署稍定，便于8月初立即投入战斗。有人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消极应战，我看他的时间表，不像是消极应战，而是非常积极，在抗法保台上，态度非常积极。可以比较一下，鸦片战争中，有一位统帅叫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儿，被任命为浙江方面统帅，去抵抗英国侵略军。他从北京到杭州，走了四个多月，比较起来，刘铭传的行程是非常的紧促。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而态度消极，对他可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第一，他不会接受任命，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第二，他可以走得慢一点，稍微慢几天，刘铭传就进不了台湾，因为8月初法军就炮轰基隆，封锁海面了。可以说刘传铭是披星戴月赶到台湾去接受指挥的任务，而且到了之后立即投入战斗。
那么，他在台湾的战绩如何？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出色的，指挥也很出色。因为台湾孤悬海中，被法国舰队封锁，得不到大陆的接济，刘铭传孤军奋战。当时法国军队在台湾的力量很大，法国海军司令孤拔把全部的海军都集中在那儿，所以刘铭传在台湾基隆作战、在沪尾作战、在淡水作战，为保卫台北，打了很多漂亮仗。八个月的作战，尤其是沪尾一仗，据说歼毙法军300多人，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法国军队在这八个月里始终未能攻进台北。当时法国准备占据台湾，以此作为迫使清政府赔款、割地的砝码，但是没有得逞。刘铭传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和法国军队作战，因此，他惟一能采取的正确战略是防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因为法国有军舰的强大炮火，所以他只能在近海一带，而不能在海边作战。在海边作战非常不利，后来他还退守内地山区，诱敌深入，采取伏击战，避开法军强大的火力。同时他还组织团练，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民众队伍来配合军队作战。正因为他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能够支持八个月之久。在整个近代战争史上，能够面对强敌在一个地方支持八个月，这种情况也很少。
当时法军寸步难进，虽占领了基隆，但再也不能向前推进，它想占领台北，但占领不了。有人责备刘铭传没有经过战斗就放弃了基隆，说他是怯战，这是不对的。当时法国军队分成两路，一路进攻基隆，一路进攻淡水、沪尾。基隆已遭到炮击、破坏，不利防守，刘铭传主动撤出，确实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是主动撤退，目的是集中兵力防守淡水、保卫台北。我们看近代海防战争，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之下，该不该采用战略撤退，而不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哪怕这个城市再重要也不能计较。我看后来在甲午战争中一个很重要的失策，就是清政府害怕日本军队攻入北京，它背着北京的包袱，就不能够坚持下去。刘铭传当时的撤退不是不战而逃，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散兵力，两个拳头打人，既要防守基隆，又要防守淡水，恐怕是不行的，所以他的撤退，我认为是必要的撤退。这是关于他抵抗法国侵略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关于台湾建省。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主要是基于抵抗外国侵略的考虑，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一直是外国侵略的目标。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就在台湾登陆，当时姚莹与达洪阿进行了顽强抵抗；以后是美国的海军将领贝尔率领军舰来到台湾；再以后是1874年日本派了三千远征军侵入台湾，王家俭先生（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说，当时是铭军将领唐定奎率部驰援台湾，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后来通过和谈解决了，清政府赔款白银50万两，日本撤退；到了中法战争中，又是法国军队入侵。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处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加强海防，所以清政府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中国有几个行省都是在近代设立的，一个是新疆，是为了抵抗俄国的侵略；再一个就是台湾，为了抵抗列强海上的侵略；后来为了抵抗日俄的侵略，又在东北设立东三省。
当时主张台湾设省的先后有沈葆桢、丁日昌、左宗棠、杨昌浚、刘铭传等。他们的主张当然不完全相同，有的主张设省，有的主张把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但他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提请清政府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885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在台湾设省，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有人说，刘铭传对台湾建省不积极，因为拖了两年之久，才在台北建立起巡抚衙门。当然这是学术意见，可以讨论。我觉得刘铭传对台湾建省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他确实有不同意见，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暂缓设省的意见，清政府没有采纳。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他认为建省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他说，要建省，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办防，就是防务、防御；一个是练兵，就是训练军队；一个是理财，就是清理财政；一个是抚番，就是招抚少数民族，即当地的土著居民。他又认为，福建与台湾声气相联，互为一体，不要一下子切断联系，如果一下子切断了军事、财政的联系，台湾就不可能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建议暂缓设省，先做准备工作，这个意见被清政府否决了，但清政府对他的建议里的许多主张是采纳的。比如刘铭传讲到台湾单独建成不了一个省，与福建关系太密切，后来决定由福建每年协饷44万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台湾全年协饷才80万两，福建就承担了44万两，另外，福建海关还有一部分资助经费不算在内。他是靠福建的财政支持，才能建立起一个省来，没有这笔财政支持是很难的，因为当时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少，所以要协饷。如果刘铭传对建省不积极，清政府就不会任命他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即使清政府任命他，他也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刘铭传这个人对名看得比较淡，而且从他担任台湾巡抚以后的紧张工作来看，他对台湾的建省热情很高，工作认真，贡献巨大。这是我对台湾建省中刘铭传作用的一点浅见。
第三件事，关于台湾的建设。刘铭传担任巡抚以后，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看了他的奏折，觉得这个人真是精力充沛，是实干家，使得台湾从一个新建的、后进的、不能自给的省，一跃而成为全国先进的、能够自给的、近代化水平居于前列的一个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工作非常多，非常繁忙，可以说是百废俱举，也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读他的奏折，会感受到他那种想把台湾迅速建设起来的非常迫切的心情，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一片挚诚。他感到台湾是东南七省的门户，孤悬海外，列强随时都会插足，如果不赶快建设，就不能永保严疆。在他的奏折中，这种对国家负责的精神、爱国的精神溢于言表。
从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他建筑了全国第一条铁路（除唐胥铁路外，但只有18里），开创之功不可没。基隆到台北一段，1891年竣工，后来向南续修，虽然花的钱比较多，但是这条铁路是自己建筑、自己管理的，不像后来的铁路，除京张路以外全由外国人所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邮政局，中国最早的邮政局是由他在台湾创办的。在1888年就开设了，而全国的邮政总局在戊戌变法前夕才开设，晚了八年。他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派人到新加坡去招商，利用华侨资本。他第一个架设铁路大桥--淡水大桥，这在当时应该是很雄伟的，而且是由中国的工程师自行设计的。他经营了全国第二大煤矿--基隆煤矿，近代煤矿最大的是唐山的开平煤矿，李鸿章办的。当然，基隆煤矿在刘铭传到台湾以前已经开设了，但后来是由他经营并发展起来的。他还搞了全国比较早的市政建设--台北市政建设，台北本来比较荒凉，他修建了几条大街、房屋，比较早地使用了自来水、煤气灯。并且比较早地在台湾制造银洋，设立新式学校，使用电报，安装海底电缆；改编、训练军队，开设兵工厂，建筑防御工事；还有整顿吏治，兴修农田水利，清丈土地。他的清丈土地工作在台湾很有影响，有人说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发展对外贸易，出口樟脑、蔗糖，招抚少数民族等。有人说他的精力过人，一看他的工作就吓一跳，六年多的时间内干了那么多事情，当然头绪繁多、工作紧张。
在刘铭传任内，全省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增长，据说从每年的90万两增加到了300万两，所以五年以后，福建的协饷就取消了，台湾再不是一个财政补贴省份。当然以后台湾的经费还是很紧张，因为上的项目很多。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些建设远远超过大陆上的其他省份，当时没有哪一个省能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干那么多的事情。清代末年，全国许多督抚仍然头脑保守、思想顽固，不懂经济建设。但刘铭传确实有远大的抱负、远大的理想，他曾经立志要用十年的时间使台湾富强，成为东南的门户，成为各省的模范，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前哨堡垒。在他的奏折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虽然他在离任前没有完全实现，他也没有当上十年巡抚，只当了六年，但这个成绩相当突出。所以《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称赞他："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策者，厥维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连横认为这两个人对台湾的贡献最大，这两个人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然，刘铭传的这些近代化建设也遭到了批评，有人说刘铭传想做的事情太多，摊子铺得太大，影响了效果。刘铭传建设台湾的摊子是否铺得太大，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不敢发表意见，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他是为了增强当时台湾的军事、经济实力。这种只争朝夕、勇于任事、知难而进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比起当时大多数的封建官僚庸庸碌碌、无所事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试想在100多年前搞建设，没有经验，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效率很低。刘铭传处在那样的大环境中搞建设，当然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建设中当然会有种种失误，这并不奇怪。他没有经验，第一次搞，在他之前李鸿章也搞过一些，但没有刘铭传上的项目那么多，而且刘铭传与大陆洋务派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非常重视商民的力量，强调商办，他想把基隆煤矿归商办，铁路也归商办。他上奏主张把经营非常困难的基隆煤矿改归商办，官方不过问，就因为这一点而受到清政府的责备，清政府坚决不同意商办，而且给刘铭传以处分，交部议处。刘铭传也正因为这一点而称病辞去台湾巡抚。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宁肯不干。这一点比他同时代的许多洋务官僚唯唯诺诺、缺乏主见、没有责任心更是高出一筹。总之，刘铭传在台八年，在抵抗法国侵略、台湾建省和建省后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人物，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先驱。当然，刘铭传处在那个时代、那种地位，也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缺点，有他的局限。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大处着眼，从大的历史潮流中来进行评价。刘铭传在近代史上，的确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身上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他在抗击法国侵略、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