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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对清朝统一台湾的贡献
作者:吴伯娅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03-29  点击量: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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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年前,康熙统一台湾,完成了清初的统一大业。这是清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熙是这一壮举的最高决策者和总指挥,施琅是奉命出征的主帅。清代档案记载:“施琅克副皇上委任,深入海岛,剿抚多年贼寇,其功实大。”[1] 康熙也多次指出:“施琅之功甚大。”[2]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丰功伟绩。在此仅就施琅对清朝统一台湾的重要贡献略作论述。

 

一、力主平台,四海归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的基地。翌年,郑成功病逝,郑经继位。台湾郑氏政权逐渐发生了变化。

郑成功曾多次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经却背叛其父,提出所谓“台湾非中国版图”的谬论,意在分裂割据。他宣称自己已“横绝大海,启国东宁”,自成“一国”,要求清廷待以外国之礼,“比同朝鲜”。遭到康熙帝的断然拒绝。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谕道:“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3] 清政府与台湾郑氏的矛盾,由抗清转变成了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原为郑成功的部下,后投降清朝,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升至福建水师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就提出:“郑经遁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4] 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就此与施琅商议,合疏提请进剿。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施琅奉命率兵进发台湾,“舟师行至洋面,骤起飓风,难于逆进而还。”[5] 清廷命有关将弁酌情妥为商议,伺机进取,再攻台湾。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第二次率军进征台湾。二十九日,舟师已驶入外洋,又遇飓风,不得不返回蓼罗。随后,连日狂风大作,施琅等只得驶回金门。

四月十六日,施琅又一次率军进发台湾。十七日,军至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6] 施琅所乘战船也飘流至南方,十八日方驶至潮州府属表卫。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厦门。

施琅在两年之内三次率军进发台湾,均因飓风所阻,劳师而返。但他仍然表示:“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约期复征。”

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施琅上了《边患宜靖疏》,明确提出:郑氏在台湾“恃险负固,虽戢翼敛迹,未敢突犯,而蜂虿有毒,沿边将为不宁。”“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以臣愚见,不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且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7]

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8]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尽陈所见疏》,明确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倘若不平定台湾,而严迁海之令,不仅“赋税缺减,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钱粮浩繁,“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郑氏在台,“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遗害叵测。”更有甚者,倘若郑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9],窥伺边场,则更将后患无穷。

因此,他力主平定台湾,提出:“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并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应图贼,以尽厥职。每细询各投诚之人及阵获一二贼伙,备悉贼中情形,审度可破之势,故敢具疏密陈。蒙旨宣召微臣进京面奏,谨将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为我皇上陈之。”[10]

这篇奏疏既分析了必须平台的理由,又提出了如何平台的方略,言之有据,筹画周密。然而,由于施琅前几次出兵征台都无功而返,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却不习海战,清军将领亦然,因此人多畏难。“事下部议,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寝其奏。”[11] 加之施琅本系叛郑投清,其子侄尚在台湾,清廷对施琅心存疑忌。因此,清廷没有采纳施琅的平台之议,而是实行招抚之策。

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授施琅为内大臣,晋伯爵。从此,施琅留任京师,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密切关注东南沿海的局势。深知“鲸穴未捣”,必为边患,“慨然有澄清之志”。为此,他于“朝退休闲,翻阅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12]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卷入叛乱,一度占领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他加紧研究“风潮信候,生崖断港”等海战诸技,力求“审进退,料彼己”,以备朝廷之用。他还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李光地等人谈论平海方略,“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阨塞之处,如列诸掌”,[13] 使李光地了解了他的能力,认定他是将帅之才。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台湾的子侄施齐、施亥欲为清军内应事泄,全家70余人都被郑经杀害。施琅得知,发誓报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对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八月,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转向台湾,开始与大臣商议“进剿海贼事”。[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密报,获悉郑经病死,台湾内乱,认定时机成熟,下令进剿。他谕道:“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15] “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16]

进军台湾,全靠水师。姚启圣疏荐施琅,并愿以其家百口担保。内阁学士李光地也力荐施琅,说施琅“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17]

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八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瀛台召见施琅,谕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18] 施琅得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以实现他多年的心愿。

 

二、智勇兼备,出奇制胜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抵厦门任职,立即着手备战。

当时,福建督抚都决意进兵,平台建功。康熙也明确旨令督抚提同征,命施琅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姚启圣是施琅的举荐人,但在进军路线和风向问题上与施琅多有分歧。为免遇事掣肘,施琅断然上疏,请求朝廷给以专征之权。

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奏言:“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19] 没有得到批准。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他上《密陈专征疏》,明确提出:“督臣宜驻厦门,居中节制,别有调遣,臣得专统前进。”[20] 仍然没有得到批准。旨令:“协谋合虑,酌行剿抚。”[21] 九月,施琅再上《决计进剿疏》,重申独任之请,恳求“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练,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22] 他终于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李光地的有力支持。明珠奏言:“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23] 康熙看出问题症结,同意由施琅专征,并谕道:“进剿海寇,关系紧要,着该督、抚同心协力,趱运粮饷,勿致有误。”[24] 这就为施琅的顺利进征创造了条件。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施琅就提出先攻取澎湖,大兵压台,迫郑归附的作战方案。在《边患宜靖疏》中,他明确指出:“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是役也,当剿抚并用。舟师进发,若据澎岛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贼胆必寒。遣员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憝势穷,革心归命,抑党羽离叛,望风趋附,则善为渡过安插,可不劳而定;倘执迷不悔,甘自殄绝,乃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25]

康熙七年(1668年),在《尽陈所见疏》中,他再次提出:“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综直抵台湾。”[26]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仍然坚持十多年前的方案,决定先攻澎湖,再取台湾。他在《密陈专征疏》提出:“澎湖一得,更知贼势虚实,直取台湾,便可克奏肤功。倘逆孽退守台湾,死据要口,我师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27]

作战方案确定之后,何时出兵?施琅经过“日夜磨心熟筹”,大胆地选择了六月。一些清军将领对此心怀疑虑,认为六月多台风,渡海困难,且天气炎热,士兵疲劳,不宜进攻。应该乘九、十月北风起时出兵。施琅却认为冬季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在澎湖海上作战,很难一战即胜,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易集结。夏季的西南风比较柔和,尤其在夏至前后,有几日风平浪轻。利用这个时机,“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联综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28] 而且夏季多台风,一般不宜渡海作战,郑军必定防备松弛。因此,施琅坚定地表示:“勿惮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大军,由铜山启航出征,进军澎湖。郑军守将刘国轩认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不过虚张声势。”[29] 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郑军大惊。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各有伤亡。

十七日,施琅将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选择时日,准备再攻。刘国轩期待台风骤起,以逸待劳,不战而胜。可是,他的期望落空。“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风,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而施琅抵澎旬余日,竟天公作美,“海不扬波”。[30]

二十二日,施琅指挥全军与郑军决战。清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无不一当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31] 鏖战终日,大获全胜。以杨德为首的5千余名郑军官兵倒戈归清,余者全部被歼,刘国轩和少数将领乘船逃回台湾。

澎湖海战,郑军主力丧失殆尽。康熙高兴地说道:“施琅大败海贼,克取澎湖,此乃捷音。”[32] “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克取台湾即在旦夕。”[33]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施琅智勇兼备,出奇制胜,功劳卓著。李光地称赞道:“时异势殊,而公前二疏所陈者,无一不酬于后。自奉命专征,……筹画措置,又无一不符于前。吾以是知公计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后战,故能役不逾时而成不世之功。”[34] 曾与施琅意见相左的姚启圣也钦佩地说道:“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实为人之所不敢为;而身亲行阵督战带伤,提臣施实又为人之所不肯为。”“提臣之勋,真莫大焉。”[35]

 

三、国事为重,不计私仇

 

施琅与郑氏集团有三世仇。无庸讳言,施琅力主平台包含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此,他本人说得十分明白。康熙六年(1667年),在《边患宜靖疏》中,他明确表示:“与贼仇不共戴。”“贼一日未灭,臣一日未安。”[36] 康熙七年(1668年),在《尽陈所见疏》中,他再次重申:“心切父弟之仇,故靡刻不以灭贼为念。”[37]

康熙二十年(1681年),施琅受命复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师东征,仍念念不忘报仇雪恨。他坦言:“臣蒙特简,征剿海贼。受命之初,窃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38] 但是,他“审量贼中情形”,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圆满完成皇帝旨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要当服其心”。如果为报私仇而肆行剿杀,必将激起郑氏军民的强烈反抗,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决心以战逼和,在平定台湾的过程中,“不敢因私仇而致多伤生命”。[39]

清军攻占澎湖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他慨然答道:“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40] 因此,他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严令全军秋毫勿犯,晓谕澎湖居民“各宜安意生业,耕渔是事”,免除三年赋税差役。与此同时,他一面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一面向郑氏的亲信人员郑重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41] 并折箭为誓,厚赏其人。对刘国轩的亲信,施琅也予以优待,并表示只要刘国轩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42] 他还对被俘官兵予以口粮,放其归台。这些官兵到台后,辗转相告。闻者 “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不早来也。”

刘国轩自澎湖败后,自知无力回天,见人心已散,首倡投降。闰六月八日,郑克(土+爽)、刘国轩遣人至澎湖施琅军前,表示愿意纳款投降。施琅提出,必须刘国轩、冯锡范前来面降,“将土地人民悉入版图”,遵制递发,移入内地安插。

施琅将郑氏求抚之事上报朝廷。兵部未允,票拟“知道”。[43] 康熙明确指示:“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44] 他颁赦招抚,敕曰:“朕体上天好生之心,薄海内外,率俾安全,特颁敕旨,前往开谕。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45]

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土+爽)、刘国轩、冯锡范各将印册上缴施琅,向清军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师抵达台湾。“百姓壶浆,相继于路”,“市不易肆,鸡犬不惊”。施琅“宣布皇仁”,赏赐投诚人员,礼待郑氏家族和刘国轩等人,并亲至郑成功庙致祭。他在祭文中说:“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琅与赐姓,前为仇敌,情犹臣主”,如今之势,“公义私恩,如是而已”。[46]

施琅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阔胸怀,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康熙称赞他“戢兵而惟宣德意,受降而不复私仇”。[47] 捷书到阙,时值中秋,康熙愉快地挥毫写道:“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48]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丰功伟绩。

 

四、善后之计,远见卓识

 

郑氏归清之后,清廷对台湾的弃留议论不一。有人主张“弃其地,迁其人”。康熙也对台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49]

姚启圣主张留守台湾。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他上疏建言:“台湾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作贼窠,旷日迟久之后,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况台湾广土众民,户口十数万,岁出钱粮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亦不必多费国帑,”“似未敢轻言弃置也。”[50]

施琅坚决反对弃台。“会议之际”他“谆谆极道”,言犹未尽。会议之后,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自行详细披陈”,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下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

在疏中,首先,他明确指出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

其次,他陈述了台湾的富庶之况。指出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茂树,遍地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木棉盛出,经织不乏;舟帆四达,贸易兴盛。“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接着,他反驳了“弃地迁人”的主张。认为台湾人口众多,农工商贾,各遂其生。若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良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若渡载不尽,不法之徒窜伏潜匿。内地歹徒铤而走险,纠党为崇,将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

随后,他回顾历史,总结教训。指出荷兰人占领台湾时,“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基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朝廷震撼。因此,守台湾便是“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

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守台的具体建议,分析了军费问题,认为不会增加清廷的财政负担。因为海氛既靖,内地溢设之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足以固守,无添兵增饷之费。或者寓兵于民,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

最后,他强调指出:若台湾弃而不守,曾经侵占过台湾的荷兰人必将卷土重来。他们“无时不在涎贪,必将乘隙以图”。一旦得逞,“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

因此,他大声疾呼:“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即为不毛之地,必藉内地挽远,亦断断乎其不可弃。”

这篇奏疏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振聋发聩,受到了康熙的重视。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康熙明确宣布:“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51]

根据康熙的命令,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驻防台湾;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驻守,隶属于福建省。台湾的行政建制从此与内地划一。台湾的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施琅力主留台守台,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对国家民族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的远见卓识造福后人,流芳百世。


注释:
[1]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0页。

[2]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8页。

[3] 《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

[4]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6,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5] 《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证事本》,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0页。

[6]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0页。

[7]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1页。

[8]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9]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10]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3

[11] 《国朝先正事略》。

[12] 施德馨:《襄壮公传》,载施琅:《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

[13] 施琅:《靖海纪事》,曾炳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

[14]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1页。

[15]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9页。

[16] 《清圣祖实录》卷96,康熙二十年六月戊子。

[17]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18]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0页。

[19] 《清圣祖实录》卷98,康熙二十年十月丙午。

[20]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21] 《清圣祖实录》卷102,康熙二十一年四月甲午。

[22]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3]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5页。

[24]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5页。

[25]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26]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27]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28]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29]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

[30]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1] 彭孙贻:《靖海志》卷4

[32]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4页。

[33]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5页。

[34]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李光地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35]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307页。

[36] 施琅:《靖海记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1页。

[37] 施琅:《靖海记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38] 《清史列传》卷9,《施琅》。

[39] 《清史列传》卷9,《施琅》。

[40] 施琅:《靖海记事》,富鸿基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41]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42]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43]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0页。

[44]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4页。

[45] 《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丙申。

[46]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0,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页。

[47] 施琅:《靖海纪事》,《敕建碑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48] 施琅:《靖海纪事》,《御制褒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49] 《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丁未。

[50]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301页。

[51]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7页。

 

 

(资料来源:《施琅与台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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