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年前，康熙统一台湾，完成了清初的统一大业。这是清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熙是这一壮举的最高决策者和总指挥，施琅是奉命出征的主帅。清代档案记载：“施琅克副皇上委任，深入海岛，剿抚多年贼寇，其功实大。”[1] 康熙也多次指出：“施琅之功甚大。”[2]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丰功伟绩。在此仅就施琅对清朝统一台湾的重要贡献略作论述。

一、力主平台，四海归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的基地。翌年，郑成功病逝，郑经继位。台湾郑氏政权逐渐发生了变化。

郑成功曾多次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经却背叛其父，提出所谓“台湾非中国版图”的谬论，意在分裂割据。他宣称自己已“横绝大海，启国东宁”，自成“一国”，要求清廷待以外国之礼，“比同朝鲜”。遭到康熙帝的断然拒绝。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谕道：“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3] 清政府与台湾郑氏的矛盾，由抗清转变成了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原为郑成功的部下，后投降清朝，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升至福建水师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就提出：“郑经遁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4] 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就此与施琅商议，合疏提请进剿。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施琅奉命率兵进发台湾，“舟师行至洋面，骤起飓风，难于逆进而还。”[5] 清廷命有关将弁酌情妥为商议，伺机进取，再攻台湾。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第二次率军进征台湾。二十九日，舟师已驶入外洋，又遇飓风，不得不返回蓼罗。随后，连日狂风大作，施琅等只得驶回金门。

四月十六日，施琅又一次率军进发台湾。十七日，军至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6] 施琅所乘战船也飘流至南方，十八日方驶至潮州府属表卫。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厦门。

施琅在两年之内三次率军进发台湾，均因飓风所阻，劳师而返。但他仍然表示：“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约期复征。”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施琅上了《边患宜靖疏》，明确提出：郑氏在台湾“恃险负固，虽戢翼敛迹，未敢突犯，而蜂虿有毒，沿边将为不宁。”“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以臣愚见，不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且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7]

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8]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尽陈所见疏》，明确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倘若不平定台湾，而严迁海之令，不仅“赋税缺减，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钱粮浩繁，“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郑氏在台，“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遗害叵测。”更有甚者，倘若郑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9]，窥伺边场，则更将后患无穷。

因此，他力主平定台湾，提出：“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并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应图贼，以尽厥职。每细询各投诚之人及阵获一二贼伙，备悉贼中情形，审度可破之势，故敢具疏密陈。蒙旨宣召微臣进京面奏，谨将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为我皇上陈之。”[10]

这篇奏疏既分析了必须平台的理由，又提出了如何平台的方略，言之有据，筹画周密。然而，由于施琅前几次出兵征台都无功而返，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却不习海战，清军将领亦然，因此人多畏难。“事下部议，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寝其奏。”[11] 加之施琅本系叛郑投清，其子侄尚在台湾，清廷对施琅心存疑忌。因此，清廷没有采纳施琅的平台之议，而是实行招抚之策。

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授施琅为内大臣，晋伯爵。从此，施琅留任京师，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密切关注东南沿海的局势。深知“鲸穴未捣”，必为边患，“慨然有澄清之志”。为此，他于“朝退休闲，翻阅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12]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卷入叛乱，一度占领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他加紧研究“风潮信候，生崖断港”等海战诸技，力求“审进退，料彼己”，以备朝廷之用。他还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李光地等人谈论平海方略，“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阨塞之处，如列诸掌”，[13] 使李光地了解了他的能力，认定他是将帅之才。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台湾的子侄施齐、施亥欲为清军内应事泄，全家70余人都被郑经杀害。施琅得知，发誓报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对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八月，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转向台湾，开始与大臣商议“进剿海贼事”。[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密报，获悉郑经病死，台湾内乱，认定时机成熟，下令进剿。他谕道：“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15] “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16]

进军台湾，全靠水师。姚启圣疏荐施琅，并愿以其家百口担保。内阁学士李光地也力荐施琅，说施琅“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17]

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八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瀛台召见施琅，谕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18] 施琅得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以实现他多年的心愿。

二、智勇兼备，出奇制胜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抵厦门任职，立即着手备战。

当时，福建督抚都决意进兵，平台建功。康熙也明确旨令督抚提同征，命施琅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姚启圣是施琅的举荐人，但在进军路线和风向问题上与施琅多有分歧。为免遇事掣肘，施琅断然上疏，请求朝廷给以专征之权。

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奏言：“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19] 没有得到批准。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他上《密陈专征疏》，明确提出：“督臣宜驻厦门，居中节制，别有调遣，臣得专统前进。”[20] 仍然没有得到批准。旨令：“协谋合虑，酌行剿抚。”[21] 九月，施琅再上《决计进剿疏》，重申独任之请，恳求“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练，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22] 他终于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李光地的有力支持。明珠奏言：“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23] 康熙看出问题症结，同意由施琅专征，并谕道：“进剿海寇，关系紧要，着该督、抚同心协力，趱运粮饷，勿致有误。”[24] 这就为施琅的顺利进征创造了条件。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施琅就提出先攻取澎湖，大兵压台，迫郑归附的作战方案。在《边患宜靖疏》中，他明确指出：“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是役也，当剿抚并用。舟师进发，若据澎岛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贼胆必寒。遣员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憝势穷，革心归命，抑党羽离叛，望风趋附，则善为渡过安插，可不劳而定；倘执迷不悔，甘自殄绝，乃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25]

康熙七年（1668年），在《尽陈所见疏》中，他再次提出：“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综直抵台湾。”[26]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仍然坚持十多年前的方案，决定先攻澎湖，再取台湾。他在《密陈专征疏》提出：“澎湖一得，更知贼势虚实，直取台湾，便可克奏肤功。倘逆孽退守台湾，死据要口，我师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27]

作战方案确定之后，何时出兵？施琅经过“日夜磨心熟筹”，大胆地选择了六月。一些清军将领对此心怀疑虑，认为六月多台风，渡海困难，且天气炎热，士兵疲劳，不宜进攻。应该乘九、十月北风起时出兵。施琅却认为冬季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在澎湖海上作战，很难一战即胜，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易集结。夏季的西南风比较柔和，尤其在夏至前后，有几日风平浪轻。利用这个时机，“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船得联综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全备。”[28] 而且夏季多台风，一般不宜渡海作战，郑军必定防备松弛。因此，施琅坚定地表示：“勿惮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大军，由铜山启航出征，进军澎湖。郑军守将刘国轩认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不过虚张声势。”[29] 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郑军大惊。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各有伤亡。

十七日，施琅将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选择时日，准备再攻。刘国轩期待台风骤起，以逸待劳，不战而胜。可是，他的期望落空。“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风，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而施琅抵澎旬余日，竟天公作美，“海不扬波”。[30]

二十二日，施琅指挥全军与郑军决战。清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无不一当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31] 鏖战终日，大获全胜。以杨德为首的5千余名郑军官兵倒戈归清，余者全部被歼，刘国轩和少数将领乘船逃回台湾。

澎湖海战，郑军主力丧失殆尽。康熙高兴地说道：“施琅大败海贼，克取澎湖，此乃捷音。”[32] “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克取台湾即在旦夕。”[33]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施琅智勇兼备，出奇制胜，功劳卓著。李光地称赞道：“时异势殊，而公前二疏所陈者，无一不酬于后。自奉命专征，……筹画措置，又无一不符于前。吾以是知公计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后战，故能役不逾时而成不世之功。”[34] 曾与施琅意见相左的姚启圣也钦佩地说道：“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实为人之所不敢为；而身亲行阵督战带伤，提臣施实又为人之所不肯为。”“提臣之勋，真莫大焉。”[35]

三、国事为重，不计私仇

施琅与郑氏集团有三世仇。无庸讳言，施琅力主平台包含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此，他本人说得十分明白。康熙六年（1667年），在《边患宜靖疏》中，他明确表示：“与贼仇不共戴。”“贼一日未灭，臣一日未安。”[36] 康熙七年（1668年），在《尽陈所见疏》中，他再次重申：“心切父弟之仇，故靡刻不以灭贼为念。”[37]

康熙二十年（1681年），施琅受命复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师东征，仍念念不忘报仇雪恨。他坦言：“臣蒙特简，征剿海贼。受命之初，窃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38] 但是，他“审量贼中情形”，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圆满完成皇帝旨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要当服其心”。如果为报私仇而肆行剿杀，必将激起郑氏军民的强烈反抗，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决心以战逼和，在平定台湾的过程中，“不敢因私仇而致多伤生命”。[39]

清军攻占澎湖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他慨然答道：“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40] 因此，他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严令全军秋毫勿犯，晓谕澎湖居民“各宜安意生业，耕渔是事”，免除三年赋税差役。与此同时，他一面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一面向郑氏的亲信人员郑重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41] 并折箭为誓，厚赏其人。对刘国轩的亲信，施琅也予以优待，并表示只要刘国轩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42] 他还对被俘官兵予以口粮，放其归台。这些官兵到台后，辗转相告。闻者 “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不早来也。”

刘国轩自澎湖败后，自知无力回天，见人心已散，首倡投降。闰六月八日，郑克（土+爽）、刘国轩遣人至澎湖施琅军前，表示愿意纳款投降。施琅提出，必须刘国轩、冯锡范前来面降，“将土地人民悉入版图”，遵制递发，移入内地安插。

施琅将郑氏求抚之事上报朝廷。兵部未允，票拟“知道”。[43] 康熙明确指示：“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44] 他颁赦招抚，敕曰：“朕体上天好生之心，薄海内外，率俾安全，特颁敕旨，前往开谕。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45]

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土+爽）、刘国轩、冯锡范各将印册上缴施琅，向清军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师抵达台湾。“百姓壶浆，相继于路”，“市不易肆，鸡犬不惊”。施琅“宣布皇仁”，赏赐投诚人员，礼待郑氏家族和刘国轩等人，并亲至郑成功庙致祭。他在祭文中说：“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琅与赐姓，前为仇敌，情犹臣主”，如今之势，“公义私恩，如是而已”。[46]

施琅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阔胸怀，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康熙称赞他“戢兵而惟宣德意，受降而不复私仇”。[47] 捷书到阙，时值中秋，康熙愉快地挥毫写道：“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48]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