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罗尔纲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他九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值得我们学习、怀念、景仰的地方很多，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还为我们树立了如何从事历史研究和科学考证的榜样。近来我重新翻阅和学习先生一些著作的前言后语，深深感到他那执着追求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谦虚谨慎的大家风度，锲而不舍的学者气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勤奋刻苦 笔耕不止
罗先生从事中国历史的考证和研究工作近七十年，共写出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四百多篇，著作四十多部，约七百万字，还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们一道，搜集、整理和编纂有关太史的文献资料三千多万字。这份硕大的研究成果是罗老用毕生的心血，日积月累做出来的，是他勤奋刻苦，笔耕不止的最好见证。罗先生从1944年撰写、出版《太平天国史稿》到1985年《太平天国史》（四册）的最后定稿，前后花了四十一年的时间。《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考》的研究和出版，也用了四十二年的时间。从1931年开始，罗老为《李秀成传》作注，到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定稿，整整花了四十九年的时间。罗先生刻苦用功，坚持研究的精神实在不简单，实在了不起，实在令人佩服。罗尔纲先生真不愧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世界一流、无与论比的太史研究的著名专家。
为什么写一部书要花四十多年这样长的时间？1983年4月初，我接到罗先生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和一封信。信中说，“拙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刊出不到三个月，又发现有错误处。此注前后共四十九年，为学之难如此。”这是出自于罗老内心的肺腑之言。大师一句话激励后生一辈子。为什么为学如此之难？难在何处？罗先生说：“科学研究工作，是一件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是一条艰苦的路程，是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的。”他在《太平天国史事考》的自序中解释得更为具体：“考证太平天国史事，却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为太平天国本身的记载，几乎毁灭净尽，能够供应我们做考证的材料实在太少了，有些问题还完全没有材料可据，所以就不能不利用满清方面的材料和当时外国侵略者的材料来解决问题，但是，那些材料不仅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诬蔑革命，歪曲事实，掩蔽真相，我们在利用的时候，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而尤其困难的是就连这些反革命方面的材料，对每一件史实的考证说来，也还是十分残缺的，有些地方又是各逞诬蔑、异说纷歧的，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这些材料。我们要从这些材料中去进行考证错综复杂的史事，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
给李季成自述做笺证，也是困难重重。罗先生说，“这是因为忠王写自传是在九天之内匆促写成的，而所叙的事又是头绪纷繁。此起彼伏的革命斗争事迹，所以叙事常有先后倒置，或时间含糊的。”所以，我们对忠王所叙的事实要加以笺证。“此外，忠王是在金田起义后以伍卒参加革命，在太平天国里面是一个后起人物，他对金田起义领导人物的事迹得自传闻，不免间有讹误，就是对他本身的事迹，事隔多年，记忆也难免没有多少错误。”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罗尔纲先生面对的是重重困难，但他作为太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常以古人著书之难勉励自己，鼓舞他人，并以他那知难而上，脚踏实地，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大家风度，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研究工作。这种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谨慎认真 永不满足
罗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太史研究专家，但他却十分谨慎认真，永不知足，显得更为难能可贵。这种治学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改了又改，改后再改的写作风格中。正如他的同学和好友吴晗先生在五十多年前所指出的：“每一篇写成后，改而又改，往往费了好几倍写作功夫，一直改到他自己满意才肯甘休。可是再过一两个月后，他又在把已发表的经过多次删改的文章在涂改了。”[1]五十多年后，他在写给我的那封信中说：“伏请多指谬误，俾再版时得以改正为幸也。”研究了四十九年之久，不知改了多少次的书，因为发现还有差误，再版时还要改正，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可惜先生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再版后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新注了。五十多年前是这样，五十多年后还是这样，可见谨慎稳重，改而又改是他一生写作的风格。
罗先生的著作深受读者的欢迎，因而一版再版，以至于三、四版。他都抓住再版时机，进行订正、补充与修改，甚至重写或改写。最典型的例子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撰写和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考证笺证。
《太平天国史》是经过多次的修正、增补、改写而成的。早在1937年罗先生就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十来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太平天国史的著作。1944年罗先生经过修改，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稿》，按旧式正史体裁，由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组成。解放后于1951年1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发行，同年5月再版，1955年改由中华书局三版发行。每次再版，罗老都有许多的修改和补充。但他不满意，于是又有1957年《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的出版，比修改本增补的内容更多。首先是体裁的改变，补充了一卷序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综合的叙述、分析与总结。在内容方面，也有变动。本书在初版再版时，忽视了太平天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业绩，现在修改时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新立了一卷《外交志》，又新添了《食货志》和《艺术志》。旧稿有些地方强调太平天国进步的一面，忽略落后的一面，现在通过增订本的出版，予以改正。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又在增订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更大的修改补充，全书规模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多字。体裁再作变动，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迹移入列传，取消本纪，改为纪年，把列传改为传，形成为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结合的史书新体裁。内容方面又新增了《资政新篇志》、《政权志》。本书还为那些忠心耿耿为太平天国革命作出贡献，对后人有启示作用的普通群众和劳动妇女作传。对于这一部经过多年修改而写成的大作，罗先生还称之为“一束荒芜的草稿”，表示要听取意见，再作修改。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是经过一再的修正、增补、改写而成的。罗先生于1931年开始注《李秀成传》，后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和补充于1951年出版了《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由于赵烈文日记以及沈梓《避寇日记》、沧浪钓徒《劫余灰录》等稿本的发现，1954年三版印刷时，又把卷首《考证》部分全部改写，并将笺证部分加以补充和修正。由于史学界对忠王自述的看法和评价有分歧，罗老又围绕着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鉴定和史料价值进一步作了考证和笺证，并于1957年出版了增订本。以后罗先生回到南京，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的同时，利用新发现的大批资料和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头另作新注，1964年才完成。但罗老还不急于出版，又经过十五年的时间，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一直到1980年，再把书稿从头到尾作了审核之后才定稿付印。
罗先生对所有的论著都抱着同样的态度。《干王洪仁玕福字碑》改写过两次。《翼王石达开庆远白龙洞题壁诗》改写过四次[2]。罗先生一大批的研究成果占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许许多多的材料是罗老从大书库或私人著述，甚至于一些无名人物的日记诗存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去做摸底的工作”[3]“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出来的。然后利用这些材料“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4]去修改，去重写或改写，可见他治学态度的谨慎、认真和稳重。
善于学习、勇于创新
罗先生的杰出贡献和巨大成就，主要在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考证与研究。他说，“我做考证用的方法，是乾嘉学派用的考据方法。”[5]“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据证据，实事求是地鉴定史料或史实的真伪。”[6]乾嘉学派按照自己的“严格法则”进行考据，它的特征和长处就是务实、严紧和缜密。但罗老说：“在狭隘的范围内，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还可以应付的，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7]因为“他们局限于从史实的现象去看问题，他们不可能从本质去进行分析批判。”[8]这就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罗老认为，“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不能遵守乾嘉学派的严格法则，我已经越过局限，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进行解释了。”[9]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要全面地深入地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就“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这一个武器不可。”[10]罗老用继承与批判的科学态度，对待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一方面能够熟练地运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法则，并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能解决简单的寻常的历史问题，又能从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解决深层次的历史问题。罗先生自从接受、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以后，可谓焕然一新，使他的太史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论著数量之多，水准之高，已非昔日所能比拟。罗老之所以比同时代太史研究专家高出一筹，除了其他的条件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能顺应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特别是善于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罗先生善于向别人学习。他时时处处注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当他读了格拉塞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一书之后，很快地学习马克思做提要的方法，自己也写提要和题跋。有一次，苏联专家鲁·维·阿斯塔菲耶夫到南京访问，同罗老讨论“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怎样？力量对比如何？它们之间的消涨情况如何？”这次讨论对罗先生的启发很大，以后在他的著作中就“把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变化，与有些领袖们变质的问题大胆地提出来。”[11]可见他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
罗老的考证研究工作富有创新精神。他的著作，他对每部旧稿的修改、重写或改写都有新的思路，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这种创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太史体裁的改造和创新上。他在撰写《太平天国史》时考虑最多的是体裁问题。195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是采用旧式正史体裁，按照班固撰写《汉书》的纪传体模式写出的。“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12]这种写法“由于分门别类，故记载特别详明，为他种体裁所不及，是有它一定的功能和价值的，但它却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根本不可能做综合的叙述。”[13]这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14]罗老为了保留这种“有一定功能和价值”的体裁，又要避免旧式正史体裁的弊病；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经过多年的考虑和研究，征求专家的意见，并用作了三次改变，“边改边用，边用边改”，最后“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把序论一卷作为全书的第一部分，内分八个目，用综合概括的史学新式体裁，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背景，这场革命的分期，天京政权的纲领和政策，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影响等八个问题作了综合的叙述、分析和总结，使它具有与纪传体不同的性质，成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15]这部运用新旧两种正史体裁综合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巨著，是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太史专著所没有见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史书体裁，是罗先生特有的创造和发明。
善于学习和创新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正是罗先生在太史的考证和研究中，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接受新的事物，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命题，补充新的材料，运用新的方法，因而他的论著的名目和内容也就日新月异，这样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青睐与赞赏。
谦逊诚恳 接受批评
罗先生可谓誉满我国和全球的太史研究大师，但他敢于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地、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热诚地、欣然地接受读者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谦逊诚恳，勇于改正错误，也是罗老治学精神的一大特色。
罗老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免不了常会有错误发生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为了改正错误，就“必须正确地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16]“任何骄傲自满，对一切不论是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不肯虚心倾听的人，都无异于自己关闭了真理之门，使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17]
罗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太平天国史》的撰写和修改，就是典型的事例。前面已经提到，他在三版《太平天国史稿》时就说，旧版《史稿》“犯了一个大错误”，忽视了太平天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功绩，修改时增加了《外交志》，作专门的论述。他还说，太平天国革命，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虽然我在1954年修改的时候，已经特别为读者指出这一点，但是，有些地方仍然强调进步的一面，忽略了落后的一面，现在检查出来的，如在记叙乡官方面、妇女解放方面，都犯了这一个毛病。而由于强调太平天国的进步，对历史事实也有评价过高或者看错了的地方，这一次也作了一些初步的补充或修改。”[18]由于罗先生常常发现自己著作的错误，或者是读者帮助指出的错误，致使《史稿》增订本已经排版完成的稿子，有关论证太平天国土地问题的地方，不得不重排。即使经过那么多的改动和补充，罗老还说：“这一部史稿，必然是难免错误百出的了。”[19]1985年《太平天国史》定稿付排，罗先生也竭诚地恳求读者“指其纰缪，匡其不逮”[20]可见他诚恳谦虚的气质和风度。
《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考》的修改与定稿，是罗先生欣然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又一典型事例。因为天历的干支和礼拜日比阳历早了一天，史学界为此沸沸扬扬讨论了四十年。后来曾次亮先生批评罗老提出的无意错前一日的假定，“似不十分合理”。他给罗老提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意见，说《旧约》的“安息日”本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旧约》的“安息日”？罗先生看了他的意见，才“恍然大悟”，说“我认清了我的错误”，接着，“我就去追查太平天国颁行的书籍，果然在《天条书》、《天情道理书》等书中考出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遵守《旧约》“安息日”（一周的第七日）的规定，与阳历礼拜日（一周的第一日）不同。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21]。罗先生说：“这一个经过了四十二年之久的争论，是由于得到了批评，然后才解决的。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教育了我。过去我们对人家的错误不敢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不勇于检讨，这都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都是学术进步的大障碍。”[22]
罗先生总是谦虚地、实在地把自己的成就同前人的贡献和当代同志们的帮助联系在一起。他说：《太平天国史》“这部荒芜草稿，是在前人搜集太平天国文献、调查太平天国史事和当代同志们调查太平天国史的成果积累之下写成的。没有前人的贡献，没有当代同志们林林总总的调查研究丰硕成果，我断不可能写出这部稿。”[23]罗老从不贪别人之功为己功。凡是他人提供的资料、文稿、修改意见，他都在著作中一一标明，并表谢意。
罗先生从不摆权威架子，平等坦诚待人。他的心紧贴着读者。著作一问世，首先要看读者的反应，听听读者的意见。读者也敢于同他进行交流与讨论，罗老从中得到启发，并把读者指出的错误在重印时改正，“使我改写时得到朝向提高一步的路上走。”[24]我想罗先生所示范的这种新型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应当提倡的。
总之，一代大师罗尔纲先生勤奋的精神，谨慎的态度，创新的意识，谦逊的作风，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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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1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一）：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1.1-2;3;8-10．
[13][24]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5.3;5．
[17][21]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考[M]．北京：三联书店，1955.9;7-8．
[18][19]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7.7;8．
[20][2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2708;2707．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