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理论的高度，深入探讨考据方法
从20世纪50年代始，罗尔纲对使用20余年的考据方法，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他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持续到80年代。罗尔纲有关考据方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55年发表的《试说考据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写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的自我检讨》，其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1958年出版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跋》。80年代，罗先生在前期论述的基础上，对考据方法进一步思考，主要著作有1986年出版的《困学集》（本书收录了《说考据》一文），1988年发表的《我怎样做考证工作———从研究太平天国史谈起》。在这些论著中，罗尔纲主要阐述了以下问题：
首先，正确地说明了考据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要问题。《试说考据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是罗尔纲对考据方法进行全面反思的总论纲。这篇文章也批评了胡适的考据史观和考证方法，如说：“破坏了考据的严谨方法和以考据代替史学（即所谓史料学就是史学），那是胡适实用主义反动考据对中国古代考据的毒害。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强调演绎法的作用，把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应用到它所不能解决的范围去，破坏了中国古代考据老老实实的应用归纳法的严谨，而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胡适又以考据代替史学，把限于整理资料的考据当作史学的本身，因而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历史科学工作者只知有考据，而不知道考据学在全部历史科学工作中应该占的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在批胡适思想时所犯的“左”的错误今天来看已非常明显，但罗尔纲对胡适的批判应该说是抓住了要害，定性也是准确的。罗尔纲在“考据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论述了考据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将考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归结为史料辨伪需要考据、史料的诠释需要考据、史料和史迹的鉴定需要考据、史事需要考据四个方面。二是他正确地区分了新考据学与史学及史料学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史学、史料学和新考据学是三个不同的范畴，绝不能混淆的。但是，史学须有事实作根据，没有事实，就成为空谈；史料必须考订，不考订，就会以伪乱真。而事实须依赖于新考据，史料的考订也须依赖于新考据，所以史学、史料学和新考据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三是给乾嘉考据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与一味拔高乾嘉考据学派的考据方法的学者不同，罗尔纲充分认识到考据的局限性。但他对乾嘉考据并未全盘地否定。他说：“其实，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在它所使用的形式逻辑所能为力的小范围内，是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书，不出名物训古校勘等的范围，大都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严谨地运用这一个方法，因此就能够做得比较严谨、比较正确的结果。但一超出这个界限，这种旧考据方法就无能解决。”乾嘉考据“即在今天说来，他们的成绩有许多也还是有用的，值得吸收的。”四是对考据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予以恰当的定位。一反当时学术界风行的简单地否定考据的做法，罗尔纲明确地指出：“考证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形式逻辑是人类共同的低级思想方法，它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一种科学。”“决定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是由于它所用的方法。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能作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的工作，它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考证史料的真伪，诠释史料的内容，和考证史事等工作，……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的第一步。”
其次，正确地阐发了旧考据学的局限以及它与马列理论为指导的新考据学的显著区别。从50年代开始，罗尔纲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考据学的建立工作。他对新旧考据的方法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旧考据用的只是形式逻辑，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而今天新考据除了仍继续使用形式逻辑之外，并且使用了辩证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二者所用方法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所决定了的。说得明白些，是阶级立场所决定了的。”依据自己多年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切身体会，结合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罗尔纲找出了旧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归纳和总结了新旧考据方法的主要差别。他认为：旧考据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他论述了新考据方法优越于旧考据的原因，他说：“新考据方法，所以得具有这样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是由于它所用的是高级的辩证逻辑，同时不仅不排斥有局限性的初等的形式逻辑，并且把旧考据方法所用的形式逻辑的技术，作为宝贵的遗产而予以批判的接受。”
再次，强调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列理论为指导，同时指出了运用马列理论从事考据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早在50年代，罗尔纲就明确地提出了考据工作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之下进行的观点，他说“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是对现实认识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对于认识现实是不够的。要正确而完整的认识现实，必须用探讨现实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唯物的辩证的方法。”8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有人提出的“回到乾嘉去”的主张，罗尔纲先生在《说考据》一文中明确指出“考据工作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它不可能担负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找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任务。不仅如此，对历史事实的考据，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实的考据，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的解决。”“根据我做考证的经历，完全说明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已经是一个实践证实了的事实，而不是要在史学理论探讨中的问题了。”在该文中，罗先生又设立专节“我的经验说明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明确地指出：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从矛盾对立之中看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唯心史观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最后，罗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前与解放后两相对比，使我深切认识到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考据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难能可贵的是罗尔纲先生早在50年代就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应该注意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资料入手进行研究，“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于任何科学研究，必须从具体资料入手。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收集资料、去整理资料。对于资料首先要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这也正是考据学的任务。”二是提出运用唯物辩证法不能排斥其他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的思维的，对于他们，在其研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辩证法。但是，科学思维、研究在应用唯物辩证方法时，是不能忽视形式逻辑规律的，因为忽视形式逻辑规律就会在思维中起错误，会引起关于各种现实现象的不正确的结论。”罗先生这些认识与五六十年代日渐抬头的“以论代史”和“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极左思潮，确实是大相径庭的，显示出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的科学的求实的品格。
罗尔纲先生关于考据方法的理论探讨除以上几个方面外，还结合自己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事实考据的具体经验，阐述了“有关考据的技术问题”，包括怎样去发现问题，怎样去考据问题，怎样去检验假设这三个方面有关考据方法的核心内容。罗尔纲有关考据的理论探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容提要所说：“关于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今天史学界还没有得到一致看法的大问题。新旧考据究竟有怎样的不同，考据用的是什么方法，作考据如何去发现问题，又如何去解决问题，考据的对象是什么等等，很少人论及。作者《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一文，是根据他个人20多年来所做太平天国史考据的经历提出来的看法，是值得读者注意的。”这是编者对罗尔纲有关考据的一篇重要著述的评价。
自觉运用马列理论，研究太平天国史
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尔纲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30年代，在撰写《太平天国史纲》过程中，接受友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汤向龙先生提出的“从注重社会经济入手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建议，罗尔纲将社会研究所历年的研究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简明扼要地采入自己的书中，已开始用朴素的唯物史观探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的原因及其性质和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我们从他给助手郭存孝所开列的政治自修书目可以看出他学习马列主义的情况，1953年郭存孝跟随罗尔纲学习，他后来回忆说：“罗先生后来专门给我开了一份政治自修书目：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人民日报》社论等；一份业务自修书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等。”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说：“他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从来不认为自己通晓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翻遍三十几年他出版的几十部书，你很难找到那上面像有些人生安硬套，点缀上几句马曰列曰之类的地方。”综观罗尔纲对马列理论的运用，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学会了以矛盾的观点分析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之后，他注重透过历史现象去抓历史的本质；他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学会了调查分析的新方法，所有这些都是他早年单纯考据历史文献所忽视的方面，因而说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使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境界。
50年代初，罗尔纲自觉运用马列理论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这使他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多年尚未解决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迎刃而解，新发现的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得以解决。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原因，早在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中，罗尔纲已设立二章《革命的背景》来专门论述，包括豪富兼并、人口增加、金银外溢、连年灾荒、满人的压迫和汉族秘密会社的反抗运动、政治贪污、军备废弛与鸦片战役的影响。40年代，罗尔纲又专门撰写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革命背景》，客观地说，罗尔纲对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的探讨是非常全面的，但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评价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才认识到是旧考据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导致他“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种支离破碎的孤立的问题。结果，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因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要求透过现象去抓问题的本质使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又如他对《天朝田亩制度》的研究，原来只是将太平天国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割裂开去一个个单独地去做考据，学习马列理论后才认识到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反帝反封建的实质。再如关于洪大全的考证，掌握马列理论之后，才认识到过去的研究一直在钻牛角尖，全面地看问题之后，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核心，即天地会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大领袖。掌握辩证法的矛盾观之后，他成功地确认了绍兴太平天国壁画中哪些是原有的、哪些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以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之后，他纠正了萧一山关于《太平诏书》和《天条书》援引儒家经典的错误认识；以发展的观点，罗尔纲对《天朝田亩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有了全局的认识，合理地解释了太平天国后期出现的农民“照旧纳粮纳税”、允许私营手工业的发展问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罗尔纲先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安徽、江苏、浙江社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及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不要进攻上海的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提倡白话文及绘制了大量壁画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自觉走群众路线的结果使他最终揭露了南京普渡庵有关天王元妃传说的真实面目。仅从这些具体的例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力地推动了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新时期以来，罗尔纲始终坚持以马列理论为指导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方面的典型著作有《金田起义的前夜》、《太平天国的兴亡观》、《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补考》等。在马列理论正确指导下，对这些困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金田起义的前夜》以丰富的材料全方位地展现了金田起义时中国的历史原貌，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矛盾的分析理论。结合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时代特征，罗尔纲以十分广阔的视野，深入地阐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他说：“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关于金田起义时中国的社会矛盾，罗尔纲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最后他说：“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太平天国的政体是罗尔纲新时期以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罗先生先后发表了《太平天国政体考》、《太平天国政体考再稿》、《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这是一组赢得史学家广泛赞誉的大文章，郭毅生先生说：“其论据之有力，论断之独到，别开生面。……罗老以明睿的阶级观点，指出这种政体是中国长期农民起义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历史创造。……对新旧嬗替的近代初期产生的太平天国政体做出这样辩证的分析，这是旧考据学所不可能做到的。”史学家谷霁光评论说“他又探索性地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不独从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搜集到较为丰富的论据，而且试图追溯其历史渊源和天地会类似政体的例证，是研究太平天国政体和天地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仅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就可体会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罗尔纲学会了以阶级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这也是原来的考据方法所难以做到的。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撰著名著《太平天国史》
1991年出版的150余万字的四卷本《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这部名著的最终撰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在这部巨著中得以集中的体现。这里仅结合该书的撰著经过和部分章节的内容，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该书的影响。这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编撰方面的丰富遗产，撰就一部“新综合体”的《太平天国史》。罗尔纲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对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史书加以科学地改造，创立了“新综合体”体裁。采用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40年代为广西通志馆编写太平天国人物传记之后，逐渐形成的想法。50年代，这种“纪传体”的太平天国史著作出版后，尽管有范文澜那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鼓励和支持，但持反对意见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在1958年“极左”思想抬头后，反对倾向更为明显，如《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1期发表的署名为“历史三年级科研小组”的文章《对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稿〉一书的一些意见》一文说：“史稿一书，却借用‘纪传体’之便，把太平天国史写成了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有太平天国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及其家族才能载入史册，……而那些无名英雄，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反而被丑化为‘蛀虫’、‘木头’、‘冷钢铁’、‘简单的了解力’（史稿，页278）‘盐枭’（史稿，页327）等等。由此可见，把太平天国史写成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还并不完全是采用了‘纪传体’的原故，怕是作者的史观起了支配作用，但‘纪传体’在客观上却又起了掩护的作用。”如果说这些“史学革命”的小将们在这篇文章中还是想以理服人，那么，发表在《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的《〈太平天国史稿〉中的史学观点和方法问题》则开始上纲上线了：“但问题不在于罗先生选择了纪传体裁，……而更重要的是罗先生还维护这种体裁。……这就是比评述性的推崇纪传体‘为他种体裁所不及’，否定一般历史书籍的体裁更进了一步。而是正面的替封建的、已死去的歌颂帝王将相、歌颂个人的纪传体在作宣传了。”在这种压力下，罗尔纲并没有放弃对纪传体进行探索和改造工作，他对纪传体的优缺点进一步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这一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反复比较和研究，积极吸收范文澜、梁方仲等史学家的合理建议，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求索，80年代中期，最终确定了包括序论、纪年、表、志和列传的“新综合体”体裁。《绪论》在全书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发展的经过、失败的原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作用等核心问题。取消纪传体的“本纪”，但吸收了“本纪”以记一代大事的优点，代之以“纪年”，将洪秀全及洪天贵福归入普通人物传记，这样就恰当弥补了“纪传体”突出帝王将相的缺陷，真正做到了对中国丰富的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比一味抛弃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高明许多。
其二，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观全面地融入到《太平天国史》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的作用表现尤为突出。《太平天国史》克服了《太平天国史稿》的缺陷，注重展示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序论》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中，罗尔纲以人民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大量事实，从理论的高度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他指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里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翻开一部太平天国历史，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力量。”这种历史观贯穿于《太平天国史》整部著述之中。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看，罗尔纲取消具有浓厚封建帝王思想的纪传体的“本纪”，而将洪秀全和洪天贵福移入“传”之中，等同与普通太平天国大众，这并不是否定了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人民群众与领袖人物对革命同样重要的编撰思想。一扫传统封建史书记载帝王将相的弊端，《太平天国史》里记载的主要是广大普通农民，以及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佣工、手艺劳动者、水手、陆路运输夫、矿工以及走江湖的人们，本书除对革命中产生的太平天国君臣和将相予以记述之外，对普通人民大众也予以记述，如蒋老水手和陕北老翁，因他们的建议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载入史册；又如《妇女传》“不给那个成为天父第六女杨宣娇和曾做东王杨秀清内簿书后来逃走的傅善祥立传，而给那两个可以代表千千万万妇女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无限信心与深挚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把结婚证书和爱人奖功执照秘藏在尼姑庵的墙壁内以等待爱人胜利归来的柴大妹、祝大妹立传。”机智勇敢的少年张皮绠也因在麦田中斩杀曾格林沁而在《牌尾传》中设立专传。
其三，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灵活运用在《太平天国史》的《政体》一卷表现尤为突出。从内容看，该卷包括：绪言、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历史渊源、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产生与性质、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破坏、结论。本章的突出特点，一是从全面的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阐述了军师负责制的产生、发展和遭到破坏的全过程，并注重对这种体制产生的原因及所发挥的作用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法注重探讨原因、经过和结果的做法在此得以展现；二是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唯物的辩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政体的封建性及民主性合而为一的特征，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他说：“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宗法关系已趋向松弛化，另有其特殊的内容。它不但把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平等、平均的农民民主，大大地向前推进，发展到农民起义的顶峰，而且，戴上了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的属性，开始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然而素朴的宗法制君主主义，对君主政体的观念，还存于当时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起义建国，一方面极力要求贯彻他们所追求的农民民主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又不可能不沿袭了他们阶级敌人那一种旧体制，这样，在他们国家组织中就出现了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专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关于军师负责制产生的原因，罗尔纲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太平天国按它的阶级本质来说是农民的国家，其使命首先是为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的农民和贫苦的阶层谋利益，镇压敌对阶级的力量。”罗尔纲注重阶级分析，但他与教条主义者简单地贴阶级标签的做法具有截然的区别，如他说：“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创制。它的主（天王）和军师是相辅相成的制度，他们都是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为国家元首，一个总理国务，只是革命内部的分工，而不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仅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罗尔纲是如何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较为复杂的历史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罗尔纲学术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当然，我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解决了一切问题，罗尔纲也没有而且不可能穷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新世纪的曙光出现之际，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罗尔纲的学术也在不断地经受时代的检验，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文章来源：《学海》2002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