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希哲先生是著名明清史专家、资深编辑、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2002年9月初去世。我得知此事甚晚，无以表达哀悼之情。今年适值其20周年忌辰，草撰一文，藉《中国社会科学报·家园》一角，略表怀念之情。

梁教授大学毕业后，专治明清史，尤长明史。他治学严谨，用功勤快，论著繁富。他与孟昭信教授合著的《明清政治制度述论》一书，对明清两朝的历史地位、政治制度的特点、作用与影响都有独创的、深入的阐述，为著名明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赞誉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史学界发表的第一部同类著作”，其中的“准确评论”，在学术界“迄今仍是不易之论”；梁教授在书中明代部分的执笔中，对明代建储制度、藩封制、皇权与内阁、监察制度、宦官之祸用力尤勤，建树颇多，为“新时期以来这一学术领域的辛勤开拓者之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梁教授看问题视野开阔，思维敏锐，一语中的。如他在评价雍正帝时，一方面赞誉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干出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但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将其纳入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总体上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却很少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可言。”充分显示了梁教授深邃的历史发展眼光。

梁教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一丝不苟。他始终坚持教授必须亲自上讲台授课，每节课前都要重新写讲稿，并总是把学术界一些新的科学的观点及时写进去，交给学生新知识，受到学生的广泛称赞。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时，他总是以“严师”的身份，从选题、收集资料到写作，从不马虎，严格把关。“严师出高徒”，他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术新人。

除积极开展科研与教学外，梁教授还把知识和精力放在办刊物上。他注意到，与自然科学相异，社会科学没有实验室，无法检验其科研成果，因此把眼光放在办刊物上。因为，社会科学的刊物如同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支持和检验，就会枯萎了。为此，梁教授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甘与奉献，积极参与吉林大学主办的《史学集刊》的编辑工作，从编辑一直做到主编。期间，他在经费奇缺、工作繁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一人身兼数职，每期

刊物都要亲自组稿、改稿、编稿、校对，五次跑印刷厂，去邮局办理刊物邮寄业务，仅后三项就需要五六个整天的时间。而校对，每期也需六七天的时间。由于文史哲的稿子生僻字较多，校对相当费时间，一篇万字的稿子往往要用三四个小时，甘苦只有经历者自己知道。再就刊物出版的流程看，当时，刊物都是手工排印，一期刊物从发稿到出版，要经过发稿、三次校对、对红（印刷前，对于三校未改的红笔字，要让排字师傅当面改正，需要造字的则检查是否正确，确定无误后方可签字印刷），梁教授真是辛苦备尝，苦累无怨，依靠与团结编辑、工作人员把刊物办成了全国历史类核心期刊，很多作者都以能在《史学集刊》上发稿为荣。由此看来，繁重的工作与身体超负荷的运转，严重损害了梁教授的健康。这是他“蓬勃的生命之火突然止息”的主要原因，现在想起来也足以令人泪流满面。

梁教授在办刊物的同时，把扶植学术新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史学集刊》总目录中，我们看到，作者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的不少中年、青年学人今天都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家。这其中，不知凝聚了梁希哲教授多少心血呀！

梁教授在办刊物中，有个突出特点，就是鼓励学术争鸣、学术创建。李治亭教授对南明史的争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方面，我也有同感。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学习明史时，看到很多

书在讲到明太祖朱元璋重视佛教时，只说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地位。我感到这个说法不够深刻。我给梁教授打了个电话，阐述自己的观点，即白莲教出身和起家、靠白莲教取得天下的朱元璋，创建大明皇朝后，以兴佛教压制白莲教等秘密宗教，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梁教授听后嘱我写篇文章。随后，我写了一篇《朱元璋尊崇佛教的原因及后果》一文，被梁教授登在《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上。

如今，梁教授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年了。我们相信，后来者一定会在他及其前辈开辟的事业上继续前进，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与时俱进，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