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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120年祭(2014年第19期)
作者:杨东梁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6-20  点击量: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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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120年,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干支纪年中的“甲午”轮到第二个周期(60年为一个周期)。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中、日两国,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午战争爆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近代日本标榜“大陆政策”,谋求向外扩张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就曾入侵朝鲜;至19世纪上半叶,佐藤信渊(1769-1850)又倡导所谓“宇内混同论”,狂妄叫嚣:“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长当为臣仆”(《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的吉田松阴(1830-1859)在明治维新前就提出了具体的侵略目标,他鼓吹要“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并“晓谕琉球,责难朝鲜”,“北则割据中国东北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幽囚录》)。

日本明治维新伊始,一面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一面扩军备战,准备“扬威海外。明治初年,“征韩论”的狂热在日本朝野甚嚣尘上。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以琉球难民在台湾被杀事件为借口,入侵我国台湾。五年后,又公然吞并琉球。1875年,复在朝鲜寻衅,炮击江华岛,至1884年底,竟公然在朝鲜策划宫廷政变。此次政变虽未获成功,但日本却获得了向朝鲜的派兵权。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议会发表施政方针,强调要“守卫主权线”,“保护利益线”,其所谓“利益线”的重点就是朝鲜;同时,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提出了《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强调吞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和俄国滨海地区的必要性。这标志着“大陆政策”作为国家决策已公开出笼。

为了准备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制定了10年扩军计划(1885-1894),其陆军兵力到1893年已扩充为7个师团;海军则执行疯狂的造舰计划,战前军舰总吨位已达59800余吨。随着战争步伐的加速,日本军费支出急剧增长,1890年军费占到国家预算的30%。两年后,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预算比例的41%,这样高比例的军费支出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反观当时的清政府,虽然于19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建了一批近代企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又先后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四支近代海军,共拥有军舰78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达8万余吨,其海军规模已居亚洲第一、世界第8位,但战事一起,却迅速溃败。陆军经平壤之役后,逃过鸭绿江,东北一些防御驻点、战略要地相继失陷;海军则初败于丰岛,再败于大东沟洋面,最后于威海全军覆没。清廷被迫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而被“赎回”)、台湾和澎湖列岛(日本还乘机占领了隶属台湾的钓鱼岛);日本获得赔款白银2亿余两;条约同时规定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甲午战争的惨败及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对中国人的刺激与震动是如此刻骨铭心, “亡国灭种”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而是已能触摸到的现实威胁。“救亡”遂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旋律。甲午战后,正是“救亡”这个总目标的激励把中国社会关心民族命运的各个阶级、阶层都调动起来了。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为民族生存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反观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无疑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心花怒放,喜出望外。朝野上下,弹冠相庆,成为“东洋盟主”的野心更加膨胀。巨额的赔款(相当于日本政府四年以上的财政收入)让日本顿感财源滚滚,活力大增,从而推动了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加速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五年后(1900年),它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役,甲午战后十年,又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了沙俄这个庞然大物,终于攫取了东亚的霸权,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以说,甲午战争成了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

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必须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决不能让中华民族这段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可以总结的历史教训有三:

首先是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所谓落后主要是指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尽管当时在经济总量上、军事装备上清政府不一定都比日本差(应该说互有优劣),但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艰难而蹒跚,最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又通过“文明开化”政策,改造本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清廷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事理论的陈旧。

19世纪堪称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的掌控成为决定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但清朝统治者昧于天下大势,耽于安逸,缺乏远图,近代海权意识淡薄,对海洋战略格局的漠视,导致了国防战略的严重失误。当海军建设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从1889年(光绪十五年)起,竟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拨银30万两用于供慈禧太后享乐的颐和园工程,致使北洋海军从1888年开始就不再添置新舰,从1891年起两年之内停购军火。反观日本,则把“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语)的思想奉为圭臬。他们于1882年制定了一个发展海军的8年计划,到1890年要建造大小舰船48艘;1891年,又提出一个9年计划,拟新建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为筹措资金,又大力发行公债,明治天皇本人还率先垂范,于1887年3月从皇室公帑中,拨出30万日元资助海军建设,这与慈禧太后擅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的行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另外,在海战理论上清朝也是消极、保守的。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始终坚持“以守为战”、“保舰制敌”,这不但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也导致了在海战中被动挨打,直至困守威海,坐以待毙。

教训之二是有备才能无患。日本针对中国的备战是处心积虑的,从19世纪80年代初,即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充分准备。仅以海军为例,至1891年已建成“松岛”、“桥立”、“严岛”等3艘4000吨级的铁甲舰。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面对磨刀霍霍的侵略者,清政府却没有一种急迫的备战心态,反而“不以倭人为意”。一旦战争迫近,作为陆海军统帅的李鸿章更缺乏敌情观念,对日本的野心认识不足,只寄希望于外交谈判和列强调停,以至“坐失先机,着着落后”。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居安思危,那么离挨打、失败就不远了。

教训之三是温故而知新。甲午战争虽然已过去了120年,但对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时至今日,日本总有一些顽固的右翼分子还在做着当年的“甲午梦”。不久前,日本出版了一本名叫《从日清战争学习、思考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引者)领有权问题》的书,该书鼓吹要通过一场类似甲午战争的胜利来解决钓鱼岛问题。这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行挑衅中国政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证明在日本确实有些人继续陶醉于昔日“东洋霸主”的光环中。但是,狂热的日本右翼势力彻底打错了算盘,正如2013年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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