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的名臣、重臣，也是威震一时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中，曾国藩统帅湘军，李鸿章统帅淮军。曾、李二人不同心态，对镇压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产生了直接影响，导致平定捻军起义后，湘军和淮军力量消长对比更加明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分别统领湘、淮集团势力。他们都有着为挽救反清起义给“皇朝”带来的危机，而不避艰危、勇于承当的心志，尽管历经千挫百折，但终不消沉、颓废而放弃拼争。如曾国藩，在其临终前请人代递的遗折中，总结自己为清朝效忠的一生，言及值“粤逆”（诬称太平天国）滋扰之际，自己“激于义愤，创立楚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各省”，“综计驰驱军旅十有余年，艰难险阻，屡濒于危”，而自“带兵之始，即自誓以身许国，无望生还”。总之，是抱定为其君国拯危救难而将一己生死置之度外的心志。李鸿章不但曾统帅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而且在随后镇压捻军当中发挥了比曾国藩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的统帅之一。他去世后，清廷上谕中褒扬“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而他这方面的成功，自然也与其坚定的心志分不开。就此而言，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心态都是“积极”的，这是其基本共性所在。
然而，他们在军政生涯的某些特定关头，具体处置自身与清朝阵线内部关系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的心态又是大不一样的，可谓呈现曾国藩“消极”而李鸿章“积极”的相对反差。有说，曾国藩“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直到编练和领起湘军之初，他在处理官场内部的人际关系方面尚奉行“刚道”，只因连连碰壁受挫，遂接受教训，改行“柔道”，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自我警策，遇事低调隐忍，惕厉有加，所谓“未曾一日忘惧”（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时人王闿运以“谨守”二字概括曾氏的这种心态，可谓精当。本来，曾国藩曾因为多年间没有地方事权，仅领所部湘军“客寄虚悬”于外省而饱尝艰难窘迫，也曾为争取地方事权而几乎向清廷摊牌，但及至他出任两江总督又奉节制四省（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军务之命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又着实忧惧盈心，曾在日记中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日记》）很快，便果真上了这样的奏折，并接二连三地与其弟曾国荃（直接率军攻下太平天国都城的主将）议谈此事，有言：“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以渐渐收场耳”；“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曾国藩家书》）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真实心态的典型反映。
李鸿章自年少时即因“英俊聪慧”而被人视为“伟器”，早就抱定“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李文忠公遗集》）的入世之志，要放手放胆地拼一番事业。但开始多年间不论是做京官还是在家乡办团练，都没能弄出大名堂，只好投曾国藩幕府寻求出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李鸿章本人则曾拜曾国藩为师从学，这层关系使得曾国藩对李鸿章不失信任和器重，但李鸿章与湘系群体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据知情者说，李“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像左宗棠、彭玉麟甚至曾国荃等人，与之就很不协和，明里暗里磨擦不断。这对于激切求进、绝不安于现状的李鸿章来说，要独立山头以自展“鸿图”的追求便愈发迫切。及至他有机会建立淮军出驻沪上，迈出了实现抱负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自然要谋图寻机获更大发展。为此，他急功近利，锋芒毕露，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以“不怕死”而“刻刻自讼”（李鸿章《复孙省斋观察》），在向上爬的艰险路径中不惮当拼命三郎。当时曾氏兄弟即尝指责李鸿章“气焰颇大”（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国藩还曾言李氏“拼命做官”，戏谑中不失真切。
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务基本完结后，曾国藩在其特定心态的促使下，便迫不及待地采取“裁湘留淮”的措施，其最主要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急骤削减所部湘军来打消清廷对他尾大不掉的隐然疑忌，表明自己决无异心。不论是湘军还是淮军，本来都不是清朝常规编制下的正规军（指“经制军”），而属“勇营”性质。“勇营”以前就曾有过，是基于军事需要而组建的临时武装，军务完结后随即裁撤。可湘、淮军的崛起非同寻常，清朝腐败的“经制军”已无力镇压太平天国，正是湘军和淮军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太平天国以后，捻军继之而起，因此，这时湘、淮军不能再像以前的“勇营”那样裁掉了事，而需要朝新的“经制军”方向发展。而“裁湘留淮”与这种客观需求倒也不全然相悖，只是湘、淮军之间相对消长的调配而已。
到镇压下太平天国这个时候，湘军已经规模颇大，人数发展到其建军以来的最高额，其他分支不计，仅曾国藩麾下直辖者即达12万之众，远远超过后起的淮军。而“裁湘”，也绝不是曾国藩这时临时起意，乃早有铺排。同治元年（1862）四月间，当时淮军初成刚刚进驻上海，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就嘱其好生教练军队，说“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同治二年，首鼠两端、依违莫定的安徽地方武装头目苗沛霖复又叛清后，这年六月间曾国藩致函李鸿章，说“苗逆若得寿（州）蒙（城），其祸孔长，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将来荡平此寇，端赖淮勇矣”！及至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后，曾国藩便急筹实施“裁湘留淮”之策，他于当年九月初致函李鸿章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诚然，湘军因历战已久而“倦飞思还”的情绪，在历时较短的淮军中尚不严重。再者，淮军兵员出自皖地者多，较习平原地势，这也是用以对付捻军优胜于湘军的地方。但是，当时曾国藩实际上并不真认为淮军能比湘军优越多少。与“谨守”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曾国藩以“哀兵必胜”为信条，把将士是否有所谓“忧危之怀”，作为衡量军队素质优劣的最重要标准。照此衡量，所谓“富而骄”而乏“忧危之怀”的淮军，显然还不抵湘军。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对淮军即颇存疑虑，担心其不能“平贼”。同治四年五月间，他致信李鸿章委婉地说，“若能化其枭悍之气，道以忠朴之风，则淮勇之波澜弥阔，枝叶弥茂矣”。可见，他的“淮优湘劣”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托辞而已。对此，他的门徒王定安明确说，曾氏“裁湘留淮”的真实目的在于“以避权势，保令名”（《湘军记》）。
而对于当时正处激奋求进积极心态下的李鸿章来说，“裁湘留淮”之策当然是他的好事良机。他于同治三年七月致函曾国藩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剿他处。”虽然话语中委婉措辞湘淮共留，但重在赞同“留淮”的真意不难窥知。而对其淮军、淮系的展布之图，更是溢于言表，《淮军平捻记》中就此置评：当时“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李鸿章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
也正是在李鸿章的由衷赞同和积极配合下，曾国藩的“裁湘留淮”之策得以雷厉风行地实施，并且“裁湘”首先从其最嫡系部队下手，很快湘军便有颇大规模的削减。尽管湘军若干支派综合起来兵力仍然较为可观，但多已不属曾国藩直接统辖指挥，且分化和涣散情况也较严重。就其兵力的总体情况看，这时较前是大大减削了。而淮军虽说也有象征性的裁减，但并未伤筋动骨，“实际仅裁老弱数千，其各营劲旅尚存五万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而其未裁前也不过六万来人。
揣摩可知，曾、李二人的不同心态条件，对于湘、淮兵力的相对消长变化无疑有着直接牵系。试想，如果他们不是如此，譬如说，曾国藩是坚意和设法尽多“留湘”，李鸿章自然不便反对，清廷想必也会赞同。其实，清廷从来没有或明或暗地逼迫曾国藩如此“裁湘”，反而是对他急骤地大规模裁军的行动表示出担忧。总之，揆诸当时多方面条件，“保湘”并非绝不可行之事。果真那样，随后投入“平捻”战场的湘、淮兵力对比，自会是另一番状况。
曾国藩是于同治四年夏间接奉挂帅平捻之命的，原先的统帅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已在前线败亡。曾国藩经数月准备，所集结、统帅上阵的部队总共大约6万人，而其中仅有湘军9000来人，其余皆淮军营伍。兵力上“湘消淮长”的局面，正是“裁湘留淮”造成的直接结果。所部主力已非湘军而是淮军，这样在有效指挥上便出现了问题。
淮军与湘军一样，都有着“兵为将有”的本源私属性。尽管曾国藩出师前已顾虑及此，未雨绸缪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指挥前敌淮军仍然困难重重，“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淮军依然奉李鸿章为主人，接受李鸿章遥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软硬兼施，终无济于事，遂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徐宗亮《归庐谭往录》）之深悔。他在同治五年三月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感慨直言“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在这种情况下，心态上本来就疲惫消极的曾国藩，只勉强挂帅一年多时间，便“意甚悒悒”地退让，由李鸿章来替代帅任。那李鸿章的表现如何？他壮年新进，雄心勃勃，贪求军功，不惮戎马，把接揽帅符作为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在接任的上奏中便表示“非敢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而毅然承担。他甚至不顾常规礼仪派员到曾国藩处亟索关防，惹得曾氏颇为怨恨、恼怒，但还是隐忍三分，说“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可见，当时曾、李二人相反相成、互补得宜的特定心态，对于挂帅平捻的以李代曾之局，也起了直接促成作用。
还需注意到，李鸿章挂帅以后更加锋芒毕露。曾国藩对此大为忧虑，同治六年夏间曾与幕僚赵烈文说：“少帅（指李鸿章）近颇傲，殊非吉兆……此次大举，以余度之，必不能制贼。”（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在“谨守”心理支配下对李鸿章的担心，虽不无理由，但从相关事实看，正是因为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遇事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任凭艰难挫折，一味干去，放手放胆，坚定不摇，才得以收取平捻最后之功。不然，或许也会像曾国藩那样半途而废的。试想，李鸿章挂帅平捻期间，经历过多少挫折磨难，军事上几度大起大落，人事上屡遭群谤众毁，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无疑离不开“积极”心态支撑下的坚韧。
可见，曾国藩“裁湘留淮”所致兵力上“湘消淮长”的变化，是导致其在平捻之役中无功而退的最主要原因。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挂帅并最后收功，这既是他和淮系势力的有利“亮相”，也是其后续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从相关过程可以察知，曾、李的心态因素在隐深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曾国藩传》，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