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关心编纂清史，有过一些指示和设想。1965年10月，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根据周总理指示，在中宣部专门召集部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由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等七人组成的清史编委会，郭影秋担任主任，并提出要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依托单位。郭影秋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常务。虽然由于“文革”很快爆发，清史编委会没能开展工作，郭影秋本人受严重迫害致残，但他始终不忘清史纂修的职责使命，即使在逆境中、病床上，仍然坚定而艰难地做了大量基础准备工作。1980年后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他对老战友、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张世珠说：“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清史搞出来，变二十四史为二十五史。”直到1985年病危弥留之际，他依然十分吃力地关切询问中年学者王俊义：“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纂修清史的决定。历史学家、人大清史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集郭影秋等老一辈史学家之经验智慧，团结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精心谋篇，倾力推进。2006年，郭影秋清史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列入国家清史编委会《研究丛刊》再版，戴逸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我们今天理应从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的贡献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郭影秋对清史研究和编纂贡献巨大，不仅体现于学术研究，而且体现于组织推动乃至精神感召上。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精神也令人肃然起敬。本文试谈几点粗浅认识，作为景仰致敬并从中汲取力量。
郭影秋的人生选择，始终与民族大义，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连。1929年就读由著名经学家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专，对国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晚年回忆说：“如果沿着国专的路子一直发展下去，说不定我也可能成为国学家。” 1930年转读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徐州农民教育馆、沛县中学担任教员、教导主任等。亲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贫困痛苦，目睹国民政府的黑暗腐败和对日侵华的不抵抗政策，他毅然放弃个人教学、治学兴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拯救国家危亡、谋求民族解放的事业。先后担任中共铜山县工委书记、济宁市委书记、冀鲁豫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与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的多次重大战役战斗。建国后先后担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1953年被任命为云南省省长。1956年10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次年春得知社会上有一股议论，以北京高校尤烈，说共产党领导不了学校，甚至要共产党从学校退出去。他忧上心头，以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主动给党中央写报告，表达了调到高校工作的意愿。他的请缨正符合党和国家的急需，6月份写的报告，当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便找他谈话，传达中央政治局意见，调他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高沂曾著文《我心目中的完人》评价：“一个省长，主动要求到大学这样一个大基层工作，是少有的。在人们的观念中，作一省之长，比作一校之长好得多。就这一点来说，影秋同志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是十分感人的。”郭影秋对此至死不悔，乐在其中。
无论在地下斗争、戎马倥偬岁月，还是在政务繁忙时期，郭影秋对文教学术并未放松，并与工作相得益彰。他利用教学便利，在农民教育馆、沛县中学课堂上宣讲“近百年中国的外侮史”，揭露国民党投降面目。在湖西根据地，亲自创作历史剧《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陈胜吴广》等，激发军民爱国热情。在川南行署和云南省，他啃了不少四川地方志，着重读了《续云南通志》《滇系》《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车里》等。郭影秋认为，研究明清历史对于观察、对照、改造和建设今天的中国最具现实意义。在紧张的工作间隙，利用云南在抗清农民军将领李定国的史料上比较丰富的优势，集中研究了李定国这个代表性人物。从云南图书馆借了几批明末清初的史料，仅通过秘书戴增义就借了《绥寇纪略》等几十部书籍阅读钻研。在南大时期，利用到北京出差机会，挤时间到北京图书馆查阅相关善本书。戴增义评价说：“像影秋同志这样既在政务工作方面造就突出的业绩又刻苦治学并卓有成效的政治家兼资深学者，在我国政界是较为罕见的。”
自1957至1963年，郭影秋在南大的工作成绩斐然，深孚众望。“文革”期间，郭影秋在北京被批斗迫害，南大六十多名教授联名上书中央，坚决反对，有几百名学生自告奋勇进京保护。据当年参加“郭影秋与凌静专案组”的同志回忆，他们赴南大与调查对象谈话，“几乎没有一个不称赞郭校长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在是非颠倒、人人自危、郭影秋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南大师生这种难得表现，可见对他的敬重爱戴之深。
郭影秋到南大正逢“反右”时期，不久他召集历史系副教授以上会议，出人意外的是，会议内容不是布置“反右”，而是让每位教授谈自己的专长、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他曾和历史学家茅家琦商量，以历史系从事明清史研究的三名教授、两名讲师为基础，和南京市合作建立清史研究室。这个计划已经开头，惜因政治运动搁浅。
繁重校务之外，郭影秋积多年研究心得，开始撰写清史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他的次子郭又陵犹记儿时情景：“有时我夜里一、两点钟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亮着灯，问妈妈，说是‘你爸爸还在看书’。爸爸自己说，《李定国纪年》就是用这种时间写成的”。该书凡21余万言，自明崇祯三年（1630）李定国10岁起，至清康熙元年（1662）42岁困死沙场，经去粗存精、考证比较，按年月汇集了李定国一生的可靠资料。1960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了四次。戴逸先生指出：《李定国纪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一些特点，值得关注，给人启发。
第一，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史。以农民军领袖为主要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体现。郭影秋在该书序言里开宗明义：“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步工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史料。”在2006年版《李定国纪年》所收他的《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多次运用恩格斯、列宁有关论述，以阐发对明末清初历史的看法。他强调爱国主义立场，认为李定国从随大西军反明起义到联明抗清，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便是突出一例。尽管该书有其时代局限，但可看出郭影秋鲜明的治史思想。
第二，严谨治学，追求完美。本自无锡国专的朴学精神，郭影秋尽力广搜史料，引用资料达100多种，严谨细致地对史料进行去芜芟杂、去伪存真的辨析考订。他说：“我所搜辑的史料中，虽然不能说是‘无一字无出处’，但愿努力做到所有问题，所有情节，所有时间、地点及人物都有出处。”对于重点史实，他在正文中加“按”，阐明自己的考辨判断。例如在“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一节中，他撰述：“明桂王复遣兵部侍郎萧尹赉血字诏赴南宁，封定国为晋王，述可望‘僭逼’状。请定国速率部还黔，定国辞不受王封”。接着加“按”道：“萧尹赴南宁事，《永历实录》系于永历八年，是年定国东围新会，未回南宁。《晋王李定国列传》谓萧尹至南宁在定国兵败新会、退保南宁之后，其时当为永历九年，故录于此。”此例不仅体现郭影秋严谨的实证态度，也可见其文言文写作功力。为保持撰述语言与史料语言的风格统一，他追求完美，正文部分一律使用文言文撰述，他为此付出的加倍心血可想而知。
第三，不囿前人，勇于创新。否定“《永历实录》系于永历八年”之说的例子，表现了郭影秋勇于创新的精神。《永历实录》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王夫之所著，王夫之以思想深邃、学力深厚列于我国古代重要思想家之列，但其持说有误，郭影秋秉科学态度，依然予以订正。类似的例子全书时可摭拾，比比皆是。对黄宗羲、查继佐、屈大均、冯甦（sū）等著名人物之说，同样秉直对待。与书斋出身的史学家不同，郭影秋丰富的战争和从政经历，使他在理解评述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人物方面，迭出新意。例如他从战略上对李定国与郑成功来往信件的重点考辨分析，对李定国严明纪律、宽慈百姓从而取得两蹶名王、“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黄宗羲语）的胜利局面的肯定，对定国主持云南军政的得失评价，均可读到其源自丰富实践经验的精辟史论。
《李定国纪年》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确立了郭影秋作为史学家的地位。他在南大深入教学第一线，给本科生讲授“南明史”专题，指导研究生论文，诲人不倦。
1963年初，郭影秋诚恳谢绝了周总理调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拟任秘书长，待全国人代会通过）的建议，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没有服从组织调任。这对于一贯严格守纪、服从组织的郭影秋来说，做来并非易事，必经激烈思想斗争，也再次表现了他淡泊高官职位、矢志文教学术的可敬情怀。
1963年5月，郭影秋被调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校务。他的政绩和作风，获得了吴玉章和师生们的赞誉。他对历史研究依然高度重视，经常与文史学者戴逸、王思治、冯其庸等交流学术话题。1965年接受清史编委会主任职责后，即着手考虑人才和机构问题。他回顾说：“中宣部会议之后……我想到的是，为了编清史，要培养造就几个把清史作为终身事业的史学工作者，其中一个人就是戴逸。要在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就想到要他负责。”“文革”旋即爆发，他饱受迫害直到被结束审查、解放出来后，依然坚持要把清史编纂搞起来。他于1972年给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写信，重提纂修清史，建议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做些准备和积累。吴德批准同意，并指定郭影秋任组长。同年人民大学被停办，这个虽名为小组、却拥有40人编制的清史研究小组，在郭影秋的努力下，成建制地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避免了人才流失。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郭影秋指示小组以研究《红楼梦》为名开展研究，着手清史大事记的准备工作。
1978年7月人民大学复校，8月即在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拄着双拐到所里宣布领导班子，一小时左右的讲话，重点是勉励全所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奋斗。据在场的学者回忆，他主要强调两点：一是隔代修史乃中华民族传统，《清史稿》不像样，编纂清史的任务，落到我们的肩上。二是清史所在规划工作时，应该设定一些大项目，作为“骨干工程”，借此锻炼队伍，培养一批人才。在郭影秋的推动下，清史所陆续主持编写出版的《简明清史》（戴逸主编）、《清史编年》（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等重要成果，成为目前新修《清史》的坚实基础，清史所成为我国清史研究的学术重镇，其学者队伍也成为清史纂修的中坚力量。虽然郭影秋生前并没有看到上述学术硕果的全部出版，没有活到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纂修清史决定的年头，但他为清史纂修作出的宝贵贡献，因其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不可磨灭。
郭影秋曾在怀念一位首长的诗中，写下“人生固有死，仪范永无穷”的句子。戴逸先生也曾经满怀感情地写道：“尤其在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组织了机构，集中了人才，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遇到各种行政上、组织上、学术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便会想到影秋校长。他的身影便会显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他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也不时重现，这鼓舞着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来，增加了我的力量。”目前清史纂修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文化部的坚强领导下，正处于全面三审和统稿定稿的关键阶段，此时回顾郭影秋对清史研究的贡献，缅怀他为党和国家、为民族大义尽瘁奋斗的可敬仪范，必然会给全体清史纂修工作者以激励，推动清史编纂工作顺利进行直至大功告成。
作者简介
崔建飞，1963年生，安徽合肥人。 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追忆锦瑟蝴蝶》《水浒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