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资”“妆奁（lián，梳妆用的镜匣）”等。在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一般来说，它在女子出嫁时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家庭贫富，都须尽力筹办。嫁妆的多少常常影响到婚约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可以使女性取得更高身价。在清代，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如助长社会奢靡之风，导致婚后奁产纠纷等。
一、清代嫁妆的种类
       在清代，嫁妆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衣物首饰做嫁妆，可以从最直接的层面体现出新妇之“新”，并且这种“新”不仅要体现在婚礼上，还将一直延续到她结束“新妇”状态为止。
       清代学者瞿兑之的《杶（chūn）庐所闻录》中，记载了一位贫妇的嫁妆：“贫人无他长物，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近人徐珂的女仆向他叙述了其弟妇的嫁妆：“布衣三十事，为棉袄、夹袴、棉单、半臂、围裙、裹腿，今有千张皮（碎皮纫成）之袄一，已为绝无仅有。”（《仲可随笔》）这两位妇女嫁妆中衣物首饰较为简单，若富贵人家女儿出嫁，则会陪送大量衣物首饰，数量多的甚至足够穿到去世。
衣物首饰之外，女家一般还要陪送被褥、家具等日用器具。在清代的黑龙江地区，男家要事先准备好“被褥各二，及箱柜、梳匣”等日用品，提前送往女家，“俟女家送奁至男家时，携以俱至。女家所增者，尚有洗衣盆、手巾、胰子（肥皂）等物”。（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此即由两家共同预备婚后生活用品，再以嫁妆的形式由女家发往男家。这些婚后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大到箱橱，小到烛台、马桶，与衣物首饰一起组成全副嫁妆。
       除了生活用品，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还陪送店铺、土地、宅院等不动产。《清史稿·列女传》记载：桐乡濮氏富而无子，其女的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巨额的嫁妆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如吴三桂之婿王永康，婚前家境败落，漂流无依，婚后则穷极奢侈，俨然厕于缙绅之列。
二、清代嫁妆的规模
       嫁妆的多少随女家贫富程度而定，差别很大。清代最为隆重的嫁妆当属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妆奁。如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共二百抬，其实际价值很难估算。此次大婚总共花费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其中皇后的妆奁占不小的比例。
      官员家庭的嫁妆也十分可观。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记载一位白姓侍卫“因爱女远离，盛备奁具，媵（yìng，陪嫁）以婢仆百余，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近人吴汝伦的外祖父马鲁迂在蜀地为官，吴汝伦母亲出嫁时“装赀甚盛”。不过由于官员们追求“廉洁”的名声，对女儿嫁妆的实际内容往往比较隐讳，很少见到确切的记载。
      与官员的态度相反，商人在陪送时则爱“炫富”。多数商人之女的嫁妆都有银两记载，毫不隐讳，甚至夸大。如有人为昆山学者龚炜之子与某湖商女做媒，特意说明“奁资可得数千金”；又如，山西洪洞人韩承宠娶晋商亢氏女，“奁金累数万”；江宁某商人在义女出嫁时，“奁赠十万金，使成嘉礼”（《清稗类钞》）。
不过，史料中的“千金”“数万”，往往用以形容嫁妆之多，而非具体数额。康熙帝曾恩赏41位因贫困而无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两银子，以筹备嫁妆。乾隆帝亦曾下旨赐宗室贫困者每人“赐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可见，100两银子左右的嫁妆，在清前中期应为一份比较体面的嫁妆。
       晚清时嫁妆的数额有所变化。曾国藩一向治家节俭，认为“吾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大女儿出嫁时，曾国藩“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为防止讲排场，他一再叮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钱，过于奢侈”。（《曾国藩全集·家书》）从曾国藩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估算，当时200两银子的嫁妆应是既体面又不奢侈。
       如果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晚清200两银子的价值与清前期的100两银子差不多。可见，清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在100两至200两白银之间。一二百两银子的花费，对官僚缙绅和富商大贾而言，根本算不上负担，但贫困之家温饱尚难解决，更谈不上为女儿陪送体面的嫁妆了。许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时出嫁，或找不到合适的配偶。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宗族义庄出资为族中贫困女子置办嫁妆。道光、咸丰年间，常熟邹氏义庄规定：族中贫困之家嫁女给银五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济阳义庄规定嫁女贴钱六千。（《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但这还不是笔者所见的清代嫁妆的最低标准。
       清人欧阳玉光妻蔡氏，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这钱蔡氏不忍带走，最后留给老父用以维生。（《清史稿·列女》）三千钱的嫁妆可谓简陋，但根据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这对于贫困农民而言，常常相当于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贫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见。
三、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嫁妆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属于消耗品，其价值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而其中的土地、店铺、宅院等不动产，则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后一类嫁妆却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这些不动产不能随着女子的出嫁而迁移。特别是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婚后无论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还是土地和店铺的管理都极为不便。基于此，清代许多家庭在陪嫁不动产时，都会预先考虑到距离问题。清初吴三桂受封平西王，驻云南，而女婿王永康为苏州人，吴三桂“檄江苏巡抚”，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雍正年间，年羹尧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年羹尧在济宁买田19顷，作为女儿的奁田；乾隆年间，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他斥资万两，在附近为其女置买庄田四处。这几个例子说的都是高官显贵，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离遥远，不得不将嫁妆中的土地房屋变卖。
      其次，店铺、土地等作为嫁妆，很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店铺与土地同样不能迁移，但店铺更需要日常的经营与管理。嫁妆中的店铺，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将店铺的所有权、经营权全部转移到女儿女婿手中，改由男方直接经营。如京城崇文门王氏“以质库（当铺）作奁资”，将女儿嫁与一旧家子。婚后夫妻有矛盾，王女骂道：“吾父以数万金之质库舁汝不为薄。”（俞蛟《梦厂杂著》）该质库是以嫁妆的形式全权转赠给女婿，由他直接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二是店铺继续维持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出嫁女只获得收益权。如林则徐的父亲在为儿子们分家时，考虑到已婚的长女、次女、五女嫁妆单薄，决定将龙门口四间店面分给三人，以补从前之不足。
       嫁妆中的土地，即奁田问题更为复杂，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奁田属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让渡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区别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女家往往对奁田做出种种限制。奁田权属纠缠不清，容易引发经济纠纷，下面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1：道光四年（1824），四川巴县朱太贵起诉姐夫将其姐的奁田随意变卖。朱太贵之姐嫁给赤贫无业的陈以谦为妻，朱家“所赠妆奁服饰不少”，其姐生子陈庆美后，娘家又追赠奁田一份，但规定，田业不准陈家私当私卖，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给陈庆美作为学费，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为陈庆美将来婚娶的费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此案例中，奁田合约明确规定，陈以谦父子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对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严格限制。此合约由“亲族乡戚”作证，即产生了法律效力，陈氏父子不得违背，否则可能导致诉讼。
案例2：雍正六年（1728），刘连俸的祖父将一块土地赠与姑爷张九安以作奁业，当时说明“世守业不问，倘有典卖，业仍还刘姓”。但嘉庆五年（1801），九安夫妇去世之后，九安之子张世文“忘恩负义”，“将业私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这里，女家在陪送嫁妆时亦明确规定：如果男家世代守业，则女家对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过问。然而，一旦男家变卖奁田，女家即要将其收回。也就是说，男家拥有对奁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没有出售权。可见，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对奁田的权利，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使用权和所有权。

作者简介
毛立平，女，1974年生，山西太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社会史、性别史研究。著有《清代嫁妆研究》（独著）《19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合著）等，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