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政治家，也是学者，但首先是个文人。这是我翻阅两大册梁启勋收藏的其兄手札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一、习书留影

就书法艺术而言，梁启超或许不如其师康有为之自成一家、声名早树，但每一纸写出，无论长文，还是短札，皆美观疏朗，布局考究，形完气足。

梁启超在书艺上确曾用功甚深。1910年（宣统二年）4月9日致函徐佛苏时即提到，除“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其日间一定之功课”中，尚包括了“临帖一点钟”，并且是从1909年8月中旬以来从未间断（《与佛苏吾兄书》）。这对于自称“吾学病爱博”“尤病在无恒”　（《题艺蘅馆日记第一编》）的梁启超来说，实属难得。即使1916年7月，因时事纷扰、心绪不宁，梁氏著述亦废，却“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并借此“稍足收敛此心”（该月14日《示思顺书》）。

如此勤习苦练，加以梁启超的天资颖悟，其书法进步迅速也可想而知。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黄遵宪曾称赞梁氏：“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该年11月30日《与饮冰室主人书》）但其所谓《人境庐诗序》，实为1898年1月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执教时，题写在黄遵宪诗稿上的跋语，其时梁之书法尚未大成。而1909年，梁氏书艺显然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致亲密如二弟启勋，亦竟错认其字为出自康有为另一弟子麦孟华之手。在9月8日、10月21日给梁启勋的信中，兄长梁启超于是不无得意地再三辩白：

来片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请人耶？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

弟两月前有一片来，云“孺博代笔之书已到”，云云，真可发笑。我寄弟一书，乃起稿后寄往上海，叫孟哥写好，再寄来付邮耶？吾近日每日必临右军二百字，已非吴下阿蒙矣。弟见我近函，又谓何人代笔耶？

而这正是梁启超数月以来，日日“临帖一点钟”的奇效。并且，其所临之帖也可落实为王羲之书迹。从写于1910年阴历正、二月间的《双涛阁日记》，即可见其每日功课几乎都有“临《圣教序》”一叶或半叶，并且，此前先已摹写七遍。因而，1925年春，梁启超作《旧拓怀仁圣教序》跋，提及此拓本“与吾相随既十余年，前后临摹且百过”，实可征信。

法帖之外，梁启超于碑学亦下过苦功。用力最勤的是《张迁》《张猛龙》《张表》各碑，且都有专门的题跋。如1911年，梁对临写《张猛龙碑》兴致正高。10月6日中秋夜，为其启行赴奉天前夜，梁氏本以为自此归国，故特意为尚居留日本读书的大女儿思顺（字令娴）写下一卷《自临张猛龙碑》墨迹，且题跋云：

居日本十四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作也。娴儿其永宝之。宣统三年辛亥九月望，饮冰记于日本须磨浦双涛园。

流亡十三年，一朝返国，其兴奋的心情亦须假借醉墨淋漓方足以抒尽，学书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正非同寻常。而梁启超评《张猛龙碑》“堂哉皇哉，一代轨范已”，称赞其“最方严”“龙跳虎卧”（《魏元苌振兴温泉颂》《魏司马景和妻孟夫人志》），也与流亡中东山待起的梁启超心境相合。

从写给梁启勋的信札中亦可看到，梁启超练字每有心得，往往急于同二弟分享。1916至1917年居父丧期间，梁沉醉于《淳化阁帖》，函致启勋，称：“比写《阁帖》，如有所得。弟视此笺何如？”1924年3月14日亦写告其弟：“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同年年底，梁启超送“篆隶各一小幅”给启勋，言及：“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1925年2月5日信中又兴高采烈地预告：“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1927年6月15日复告其弟，开始习练《六体千字文》，“顷已发奋学章草矣”。梁启超对研习书法兴致之高，且由隶而篆而楷而章草之学书历程，于此清晰可见。

二、世界八杰笺

更引人兴味的是，梁启超的书法及各时期所学书体，又常及时见诸其所用信笺。其中透露的梁氏心情与思考，同样值得关注。

1905年4月25日与梁启勋函（见下页图一），梁启超选用的彩笺相当特别。此笺图像及文字呈橘红色。画中人物上髭如针，身穿双排扣礼服，手提“文明棍”，器宇轩昂。其姓名分别以中文与德文书写在右侧与下方，乃赫赫有名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画赞云：

公法不恃恃铁血，双瞳如炬心如雪。

胸中甲兵不可说，叱咤全欧风云裂。

图一：梁启超致梁启勋书札（部分）

而此笺乃是1903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专门印制，全套共八种。由该刊第二十六号所载《（新制）世界八杰笺》广告可获知详情：

读史者，读英雄传者，观其言论行事，未尝不想望其风采，欲买丝以绣之，铸金以事之。此崇拜英雄之热心，实使人自进其人格之一法门也。吾中国寻常函牍喜用雅笺，盖文学美术高尚之风习使然也。然通行笺纸写风景、描花鸟，或集古句、集碑文，虽各有寄托，然皆非关大体。本社欲利用此高尚风习，徐导起国民崇拜英雄之思想，特搜集近世最著名豪杰，每国一人，写其遗像，并请饮冰室主人各系以画像赞，制为《世界八杰笺》。海内志士雅人，想有同好，故印数万纸，以公于世。

“八杰”国别与姓名如下：西班牙哥仑布、英吉利克林威尔、俄罗斯大彼得、德意志俾斯麦、美利坚华盛顿、意大利加富尔、法兰西拿破仑、日本西乡隆盛。

实际上，此“世界八杰”事迹均曾出入于梁启超笔下。1896年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时，即屡屡称引“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论不变法之害》），俄国因此强盛，以论证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而1899年底，梁启超出游夏威夷，临行前一日，尚特意到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前致敬，并在船中所作《壮别二十六首》中，专列“别西乡隆盛铜像一首”。此外，《壮别》组诗之“别东京留学诸友及门人三首”，亦称赞华盛顿与拿破仑为“孕育今世纪”的功臣。至于海外“汗漫游”的相似经历，则令梁氏对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仑布追慕不已。1900年，《饮冰室自由书》在《清议报》开设专栏，很快即刊出《英雄与时势》一则。梁启超既指认当今“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故呼唤如加富尔、俾斯麦、华盛顿之英雄出世，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而此中之加富尔，即为其《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最得梁氏心仪的人物。巧合的是，恰在“世界八杰笺”广告刊发的前一期，梁作《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文中所引克林威尔呵斥画工之言：“画我当画如我者！”先已于梁著《李鸿章》与《南海康先生传》揭出，悬为其传记写作的至高境界。具此英雄救世情怀，“世界八杰笺”自然会成为梁启超与维新志士通信的恰当载体。台湾影印的《梁启超知交手札》中，至少可以见到其万木草堂同学孔昭焱、弟子何天柱以及同志侯延爽采用这套笺纸中的七种。因其少见，姑录其中可辨识之画像赞数则，以见一斑：

克林威尔  使英国宪法犟固为万邦式者谁乎？使英国国旗遍辉大地者谁乎？画中人是也。

华盛顿　国多难，为飞将；功已成，为老农。是真圣贤，是真英雄。

加富尔　读罗马衰亡史，宁知复有斯人；读中国现世史，恫哉竟无斯人！

拿破仑　帝者魁桀，民权精神，震天撼地，千古一人。

而且，诸人在使用这套信笺时不乏混用者，如何天柱1908年1月17日致麦孟华函，总共三纸，依次为俾斯麦、拿破仑与西乡隆盛画像。这样的情况在梁启超书札中却很少看到，可见其对美感的在意与讲究。

三、自制笺索隐

“世界八杰笺”虽非梁启超自制，却因每张均有其书写的赞语，故可视为梁氏专用笺出现的预演。

而能够显露梁启超政治怀抱的自用笺，值得注意的有“新民建言”一种。梁启勋的珍藏中，1909年梁启超为其代拟的一则“梁次荪履历”即以此书写。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办《清议报》，1902年2月又续编《新民丛报》。梁在该刊发表了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因此自号“中国之新民”与“新民子”。《新民说》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强调兼采中外，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释新民之义》），当时影响极广。胡适日后忆述：“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四十自述·（三）在上海》）而以其新笔名题笺，且为“建言”而非随意发言，恰可印证新民思想确是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言论的中心。

关切国事之外，梁启超对友朋也爱护惦念，情义深厚。《饮冰室诗话》开篇即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故其自制笺中，与“新民建言”显露的政治家身份相对应，尚有“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的淡红色隶书八行笺，专用于朋友间的通信。范例可见1910年11月9日与台湾林献堂函，此为梁氏初次投书，故采用此笺十分得体。此外，一款题为“饮冰集史晨碑”所成之文亦很可观：“相思无既，临书依依，惟若时自卫不备。”其间充满了对亲朋的眷恋、珍爱之情，相信林献堂收读梁启超1911年10月11日以此笺所作书札时，心中必定感觉十分温暖。

根据上文所述，1909至1910年，正是梁启超临帖摹碑最为勤奋的时期。检索详细记述此段生活的《双涛阁日记》，可见从1910年正月初二（2月11日）起，梁氏每日功课在临《圣教序》外，尚有摹《孔宙碑》第六遍结束，写《龙藏寺碑》一遍多。而两个月内，摹写时日最多的则为《张迁碑》，正月十一（2月20日）开笔，至二月二十七日（4月6日）已是“第五通卒业”。因正月十二（2月21日）梁启超自我反省：“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吾书溺俗已久，结体直无一与古人合，故愈弄姿而愈增其丑。今后惟当于此，痛下苦功。”故于此数通唐前碑帖反复揣摹。

而此节书事反映在信纸上，则是所用彩笺一时称盛，品种繁多。以集碑文而言，仅据许俊雅编注《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最简短者如“辞达”，乃是“饮冰集谯敏碑”而成，取义于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与梁氏1897年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所言“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的思路相符，故作便笺题词非常合适。而单独截取首二字，又可表示以辞达意，用于信封亦很妥当。除前引“集史晨碑”文一种外，梁启超另备有“沧江集孔宙碑”之“路修文俭，所陈不既”笺。“沧江”乃梁启超1910年2月主编《国风报》时开始使用的别号，淡红、淡绿两种笺纸显得相当雅致。1910年写给林献堂的长诗《奉赠献堂逸民先生兼简贤从幼春》及随后的一札，便采用了此纸。

诸碑之中，梁启超此时最钟情者实为东汉《张迁碑》，并且历久不衰。1925年仍临写一通，题跋中赞“其书势雄深浑穆，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故“生平临摹垂百过”（《自临张迁碑》）。以此，1910至1912年致林献堂函中，集自该碑文的笺纸样式竟出现了四种，即：“饮冰集《张公方碑》”之“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之“君其爱体素”（见文末图二），此笺有集字与款识红、绿颜色互调两式，以及分别题署为“沧江集《张迁碑》字”与“饮冰集《张公方碑》”之“别来思君，惟日为岁”。最后一种言简意赅，所传达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深切思念，很能见出梁启超的性情与言说方式，故被一再复制（其中“饮冰集《张公方碑》”另有双钩摹写一种）。甚至回国最初几年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亦以此款纸居多。第一种笺样则与“集史晨碑”文字匹配，应为有意成双之作，尽管行格设计一为明线、一为暗线。不过，《史晨碑》集字所抒之情尚属单纯的思亲念友，此笺却已将为国自珍的大义带入，亲情友爱之外，又添上了志士情怀。而梁氏本人的心事在“写陶句”中也得到了曲折透露。表面看来，“君其爱体素”似与“自卫”“善摄”语意相近，然而细按陶渊明《答庞参军》诗，接下一句乃是“来会在何年”。回思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的艰辛，此藏尾句在感慨与友人相见不易的同时，未尝不包含了制笺之日梁氏对返归故国的殷切期盼。

反倒是1912年10月归国之后，情形正如其早先所逆料，“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梁启超从政、讲学，日益忙碌。初时尚有新添样式，如见于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的两款笺纸：一为“任公集《琅琊刻石》残字制揃（jiān，笺识；录记）”之“书不尽言”，一为“集《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后者常用来书写公事，却多半是以朋友身份进言，恰合梁氏此时进出官场的身份，尤具妙义。而公函专用、纸铺所造笺纸也已穿插其间，如1913至1914年与江庸书，即杂有“币制局用笺”与天津文美斋制“兰亭笺”数种。至1920年欧游归来，梁氏自备者已只剩下形制不一的“饮冰室用笺”与“饮冰室尺牍”。在绵绵不绝写给长女思顺、长子思成的信中（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这种归于平淡、简易的信笺最多见。此外，一些友朋赠笺亦为梁启超喜用，如1925年6月抄赠胡适的白话词所选之姚华砖墨馆摹砖笺，以及1926年12月3日致江庸函所采商务印书馆印制之涵芬楼花笺（当为张元济赠送），皆属此类。

不过，即使到晚年，甚至1928年10月8日梁启超写与二弟启勋的最后一信，自诉因痔疮发作兼以感冒发热，身体衰弱，“仍艰于坐”，全篇布局却照样错落有致，且一字不改。而此种风格，在其目前可见遗留世间的最晚一通手札中仍保持不变——10月17日“爹爹”给“思永”的两页信函，字体依然端庄秀逸，书写依然整洁漂亮。因此，即使不考虑内容，梁启超的书信亦具有独立完足的观赏价值。

图二：梁启超南行前致汤觉顿书札（部分）

作者简介：

夏晓虹，女，安徽和县人，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出版专著有《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