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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陈疏御批看雍正帝的用人之道(2017年第23期)
作者:郑小悠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7-12-22  点击量: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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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是一位专制、英察、善变的君主,其手腕之强势、察吏之精明,论事之尖锐,透过故纸,也足以让读者汗透重襟。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对雍正帝有透辟的评价,他说:“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亦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换言之,雍正帝虽然力行强人政治,却并非一个睥睨臣僚皆为草芥的刚愎自用之君、甚至暴君。相反,他是一个情绪外露的性情中人,对于自己欣赏的大臣,不但不吝惜物质与职位上的赏赉,且在精神上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君臣的界限,引为知己,形成近似于私人的友谊,对亲信大臣和对政敌形成强烈反差。

一、自陈疏批复——皇帝为大臣出具的考核意见

对于雍正帝的待臣属之道,可以从京察的自陈疏批复上看个究竟。按照清代制度,大小官员三年考核一次,其中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其中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阁部大臣,以及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总督和巡抚在清代虽然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延续明代的惯例,他们一直挂着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的名衔,所以在制度上仍然被视为京官,参加京察考核),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直接出具考核评语。

自陈的结果有三种:最常见的一种是顺利通过,继续任职。对这种情况的大臣,皇帝的批复有一个标准“模板”,即:“卿(或王、或某)简任xx,(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对于不同级别的大臣,模板的用词稍有不同。其中一品大臣以“卿”相称,二、三品则直呼其名,宗室王公则称“王”。xx是这位大臣职任的雅称,如大学士称“简任机务”,户部尚书称“简任司农”,左都御史称“简任风宪”等等。此外,一品官有“正资料理”字样,以示尊重,二、三品则无。因为是制式文件,措辞大体相同,这样的批复一般由内阁先票签,皇帝照样批答即可。

如果这位大臣在三年任职中处分过多,京察不合格。对于他的自陈疏,皇帝的批复按程序就会写为:“该部院察议具奏。”意思是交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吏部,以及监察工作的都察院按相关条例处理。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情况,是皇帝认为该大臣工作不能仅以程序化的批答形式予以答复,需要在批答自陈疏时加上特殊说明。因为需要说明的内容因人而异,内阁无法做统一处理,所以这类批答当由皇帝本人自由发挥。

二、雍正七年的京察考核

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形式严峻,人事变动较为剧烈。雍正四年(1726)以后,雍正帝亲自培养的人事班底基本取代前朝老臣,全面占据中央、地方的重要位置,人事变动趋于常态化。常态化后的第一次京察大典在雍正七年进行,这一年的《雍正朝起居注》共记载了御批自陈疏三十八条。其中自陈不合格、交部察议者两人。合格中“模板”批答者十八人。其余十八人则超越“模板”,由皇帝自行批写。比例如此之高的“自由发挥”,不大可能发生在其他皇帝身上。因为亲自为大臣写评语,不但要求皇帝对大臣的工作情况足够了解,还会在短时间内为自己平添不少工作量。而雍正帝恰恰精于此道,且乐此不疲。

排比研究这“自由发挥”的十八条批语,大臣们在皇帝心中的三六九等就跃然纸上。十八条批语中的十六条是对考核对象提出重点表彰与鼓励,只有两条皮里阳秋,别有用意。

两条中有一条针对福建总督高其倬。御批写道:“卿老成谨慎,行止端庄,简任总督,奉公虽不及,洁己甚有余,着照旧供职。”所谓“奉公虽不及,洁己甚有余”是说高总督个人操守虽然廉洁,但奉行公事做得却很不够。身为总督,主管一省军、民二政,却被皇帝评价只能洁己、不能奉公,恐怕难称胜任。果然,雍正后期高其倬动辄得咎,差一点顶戴不保。

另一条是针对安徽巡抚魏廷珍错用自陈疏上奏形式的问题。清初京察高级官员自陈应用“奏本”,而魏巡抚一时未审,用了“题本”形式,换做其他皇帝,这本是一件小事,令其退回修正即可。而雍正帝则对此长篇大论,大做文章。他批评说:魏廷珍从内阁学士外放巡抚,历任多年,已经参加京察考核、书写自陈疏多次了。既不是新官上任,又不是没有文化、不通文书格式的武官,怎么会不知道相关的条例规定呢?可见他这次犯错,绝不是无心之失。他以为之前经常有文武大臣错用题本、奏本,朕每每原谅这些人。又揣摩朕对他怀有成见,所以故意用错文书,给朕一个机会,让朕用这样一件小事处分他,向天下人显示朕对他处处苛求,连这样的细枝末节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他平时的种种过错,用心何其奸诈!想想那些平时虽然用错了文书但被原谅的大臣,或者是武官文字粗疏,或者是新任官员不了解制度,都是有情可原的。或者是一些平时勤勉忠诚,实心为国效力的大臣,碰到这些小过错,朕也不忍心责备他们,而是格外开恩,免除他们的处分。所以朕赏罚大臣,一向是参酌情理、至公至正的!像魏廷珍这样平时因循苟且,视国家大事如同陌路的人,让朕念他哪一条功劳来宽免他的小过错呢?何况他今天又耍这样的诡计,故意用错文书让朕处分,显示朕的刻薄寡恩,这难道是大臣对待君主的道理吗!一番痛斥之后,雍正帝命令内阁将这篇自陈疏发回,让魏廷珍“明白回奏”。

既然没有沦落到“该部院察议”的地步,可见魏廷珍在巡抚的三年任期内,表现还是合格的,但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招来皇帝如此痛斥,可见雍正帝对他的不满之严重。对于魏廷珍这个人,雍正一向有“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的评价,大约与高其倬的“奉公不及,洁己有余”相类似,而更甚。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巡抚人选,雍正帝勉强将一直作京官的魏廷珍外放巡抚要职。但几件事后,对他“苟且因循”的看法愈加强烈,此次借误用题本发诛心之言,措辞锐利刻薄,是雍正帝对待怀有成见大臣的典型态度。

另有十六条“自由发挥”的御批是对批复对象提出重点表扬,但通过不同的措辞,足可见其态度的差别。

对稍加青眼者的批复比模板多用一个形容词。如:理藩院尚书特古忒自陈一疏,奉上谕:“卿老成历练,简任藩院,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理藩院侍郎纳延泰自陈一疏,奉上谕:“纳延泰勤慎供职,简佐藩院,着照旧供职。”

再加一等者则多出两个形容词,且措辞颇切批复对象的特点。如对河东总督田文镜用:“卿老成练达、公正廉明,简任总督,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田文镜强硬的作风隐现其间。对吏部尚书兼领河道总督嵇曾钧用:“卿老成谨慎,懋着才猷,特简铨衡,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突出其谨慎而精明强干的河臣之才。对大学士朱轼用:“卿敬谨端庄,老成练达,简任机务,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久居内阁的理学老臣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是比“模板”增加了两个形容词,对大学士蒋廷锡的批语又与其他人有些区别。批语写道:“卿敬谨持躬,明敏练达,简任机务,正资辅弼,着照旧供职。”蒋廷锡与朱轼同为大学士,官样职务无差,但一直主持户部,是雍正年间财政得以集聚清理的主要功臣,格外受到雍正帝的青睐,此时正担当最机密的西北用兵军需转运工作,后来成为首任军机大臣。是以雍正帝对他不用惯常使用的“正资料理”,改用“正资辅弼”。料理是处理政务,辅弼是辅佐君主,轻重有别,用辅弼一词,以心腹近臣视之。

比两个形容词更高级一等的是四个形容词的批复,亲信宠臣张廷玉、李卫两人有此殊荣。作为雍正帝身边“秘书长”的张廷玉获得的考语是:“卿和平端正,学问优长,自简任机务,夙夜匪懈,协赞朕之不逮,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协赞朕之不逮”一说,是说张廷玉能够想皇帝所未想,在他身边起到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可见二人的关系较前面几位大臣有质的飞跃。“正资倚任”的使用也颇有亲密的意味,用雍正帝后来的话说,是“名曰君臣,情同契友”。

对李卫的评语则是:“卿才猷懋着,正直廉明,简任浙江总督以来,庶务振举,民风迁善。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不但点明李卫个人为官的优点,还肯定其作为封疆大吏的政绩,这是前面几个督抚的自陈疏批复中未见的。

比张、李二人待遇更优的是两位正在指挥作战的总督,对他们的评语比“模板”增加了七个形容词。一位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云贵总督鄂尔泰。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卿忠诚体国,公正廉明,自简任总督以来,正己率属,和辑兵民,抚绥苗众,百度俱举,懋着勋勤,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另一位西向准噶尔作战的陕西总督岳钟琪则被表扬为:“卿敬谨练达,才兼文武,体国公忠,实心任事,简任总督,和辑兵民,抚绥边境,凡所办理军务功勋懋着,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对二人的评语大致相同,都突出其治理边疆的政绩和办理军务的功劳,比针对其他大臣的措辞要丰富得多,显示出二人坐拥节钺、国家柱石的特殊作用和在皇帝心目中势均力敌的地位。当然,这样的平衡维持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改土归流较为顺利的推进和对准部作战的几次失败,二人在雍正朝的命运也发生了天壤之别——前者入朝担任首辅,后者罢官入狱险些丧命。

在所有的自陈疏御批中,有一个人得到的评价——无论批复长度还是用语措辞都远远优于其他人,这就是雍正帝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皇帝在给乃弟自陈疏的批语中写道:“王公忠体国,清正持躬,莅事恪勤,居心诚敬,自总理户部事务兼管营田水利以来,悉心宣力,经画周详,裕国富民,具有成效。其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体朕心,办理妥协,朕实嘉赖焉。正资赞襄治理,不必引例求解。”

这样的批复并非因为亲王的身份高于异性大臣,除了怡亲王之外,管理理藩院事务的果亲王允礼、管理内务府事务的庄亲王允禄,都只获得了“模板”一级的批复。怡亲王允祥完全是凭借其个人政治作为,特别是与雍正帝的特殊关系,获得了“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体朕心”这样极不寻常的评价。二人之间超越一般君臣的特殊关系,在允祥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被雍正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了长篇书信,向远在昆明、亲近程度仅次于允祥的鄂尔泰倾诉自己失去贤弟的痛苦,甚至用上了“如失倚护”“方寸乱矣”“心忐忑矣”这样颇失君主身份的词汇。

三、雍正帝用人特点

这一系列的自陈批答,是雍正帝识人待人风格的生动展现。再与其他史料相结合,可对雍正帝的君臣相处之道总结出以下五点认识。

第一,雍正帝对“识人”“用人”一事亲历亲为,重视程度高于其他一切政务。他多次声明:“国君图治,首在用人。”并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只有两件大事,一是用人,一是理财。而与理财相比,用人更尤为重要。毕竟只要用人得当,理财自然不是问题。 在他看来,用人是君主的“专政”,如果只是按照一般的制度要求,在用人上论资排辈,就是“权移于下”,君主就丧失了用人的主动权。基于这些认识,他经常下旨,令群臣不限资格保举人才,密封上达,供自己斟酌。是以他虽然稳坐京城,但对各地主要官员的任职情况非常了解,自陈疏上极有针对性的批答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唯才是举,不论出身,重要大臣多系破格提拔而来。康熙帝晚年懒于政事,同样也喜欢大臣安静稳重,不要惹是生非。自然,在那段时间,政风就比较沉闷,勇于任事的官员很难获得皇帝的青睐。雍正帝上台之后,第一要务是洗刷康熙后期的疲怠风气,将一众高龄老臣、八旗勋戚迅速清除出重要岗位,拔擢家世相对简单的少壮派精英支撑新君新政。鄂尔泰、李卫、岳钟琪等人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异军突起的。如鄂尔泰出身满洲中下级文官家庭,虽然夙有雄才大志,但中举后常年徘徊在四五品闲散京官的位置。在康熙六十年四十二岁生日时,他曾感叹:“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而在雍正帝即位以后,仅用了三年时间,他就坐上了云贵总督的高位,全面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李卫的出身更加糟糕,是被士大夫鄙夷的捐纳人员(即花钱买来的官职)。雍正元年,李卫在户部获得怡亲王允祥的青眼,一经引荐,即外放云南盐驿道。雍正三年,年仅三十八岁的李卫就担任了浙江巡抚,两年后授为总督。即便在权力稳固之后,雍正帝仍然坚持破格任用青年才俊的原则,乾隆年间的名臣尹继善、陈宏谋、刘统勋等人都是雍正初年的进士,雍正末年已经做到二品高官。

第三,对赏识的大臣充分信任,授以重权。史家多言雍正帝专制集权,事实上,他并非仅仅个人热衷揽权、独断,而是在理念上推崇权力集中于精英人才带来的行政效率,而极端厌恶各个层面上的推诿、掣肘、议而不决。对于亲信大臣,他不但肯于接受其意见,且信任甚专,乐于为其集权。如在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他就自称“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破例将鄂氏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雍正年间拟写机密谕旨的工作则全部委托汉大臣张廷玉一人,日日独对,毫无假借。

第四,喜好与自己欣赏的大臣、官员联络私人感情。雍正帝将他父亲康熙帝发明的“密折”形式发扬光大,抛开内阁等机构,与中高级官员进行一对一、无障碍交流。这一时期君臣之间用密折交流的内容,与乾隆以后很不相同,基本不涉及普通的行政事务,主要用于探讨军国大事和联络君臣私人感情。此外,雍正帝很喜欢干预大臣家庭事务。有这样一件轶事,颇能反映他的行事风格:雍正帝的宠臣尹继善年轻有为,中进士之后六年就做到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父亲尹泰是康熙帝的老臣,并不受雍正帝喜欢,且早已退休在家。为了表示对尹继善的恩宠,雍正帝复招尹泰出山,并提拔他做协办大学士。尹继善是庶出,尹泰家法森严,儿子做了高官,可其母在尹家仍然没有地位,做着端茶倒水这样卑下的事。一次尹继善回京述职,雍正帝特意问起他母亲有没有受到封诰。尹继善欲言又止,很是为难。雍正帝当即表示:朕已经明白了,你是庶出,嫡母受封,生母未封,你放心吧,我这就下旨。尹泰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责怪尹继善拿皇帝压制父亲。雍正帝听说尹泰的态度,更生捉弄之意,命人大张旗鼓到尹家传旨,封继善之母为一品夫人。又责问尹泰如不借继善之贤,如何能够入阁?继善之生,难道不是其母的功劳?命尹泰当着一众前来贺喜的命妇向继善之母下拜道谢,再行夫妇合卺之礼。这样一番出人意料的举措自然令尹继善倍加感激,此后更加尽心国事,成为一代名臣。

第五,恩怨分明,翻脸无情。雍正帝无忌贤之病,对有才干有担当的大臣不吝授以重权,而一旦对其忠诚度有所怀疑,则毫不留情,迅速转恩为仇。他早期重用的大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一系妻兄、一系母舅,从宠信备至到百般罗织、使其身陷囹圄都不过一年光景。他在警告年羹尧时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遍观他身边的重臣,全恩者有之,反恩为仇者亦复不少。

作者简介

郑小悠,女,1987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馆员。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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