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之后，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通商贸易和交往的主干道。这条路线大致是从汉代首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今新疆及中亚)，然后经西亚到达欧洲地中海沿岸。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营发展，到隋唐时期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发达起来。至明清时期，由于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海运更为便捷安全，东西方交通贸易逐渐转变为以海路为主。因此有清一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已经丧失中西交通主干道地位，加上受自然条件变迁、战乱频繁以及中国政治商贸中心东移的影响和政府管理不善、基础建设落后等原因，而日趋衰败没落。但是，它毕竟仍是内地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那么，清代西北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当时人对此鲜有记载，更少有人专门去作实地考察，然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所写的日记，却正好为后人留下了详实、具体、生动的记录。
清代中叶，西北丝绸之路旧道，是京师经陕甘到新疆的官道。清政府在官道上设置军台、驿站，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驻守官兵、马匹、车辆和食宿必需物资，主要供递送军情命令、奏报，接应往来官员、差役，以及押送军流人犯、遣送获罪官员所用。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期，领导广东军民进行反对英国鸦片贸易和武装侵略的英勇斗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立下了卓越功勋。可是却遭到投降派的诬蔑陷害，道光帝竟斥责林则徐禁烟抗英“办理不善”“别生事端”，以至“糜饷劳师”，而将其撤职查办。1841年6月28日更下旨将他“从重治罪”，流放新疆伊犁。尽管中途曾受命协办河南开封黄河筑坝工程，但在大坝合龙之日，却接旨“仍往伊犁”効力赎罪。林则徐由于“河工积劳”，身染疾病，1842年5月至7月，暂留西安调治。病愈后，于1842年8月11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从西安出发，踏上前往新疆伊犁的漫长戍途，同时也开始了对西北丝绸之路长达四个月的实地体验与考察。
根据《大清会典》等资料，自京师至新疆伊犁的官道，计程约一万一千多里，途经155个驿站。而林则徐从西安出发，至1842年12月10日抵达流放地伊犁，约有8000里路程，途经100余个驿站。其间总共在西北丝绸之路旧道上跋涉了四个多月即125天之久。林则徐每天都写日记(又称《壬寅日记》或《荷戈纪程》)，详细记录了每日行程和路线，现据中华书局《林则徐集·日记卷》排列其具体行程地点和日期(为查阅方便起见，仍用《日记》原稿的农历时间)。
整个行程可分三大段，第一是从陕西西安到甘肃兰州。林则徐一行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西安城，过渭河，经咸阳县、醴泉（今礼泉）县，初八日到乾州。经永寿县，十二日到邠州（治所在今彬县）。然后渡泾河，经长武县，十五日到甘肃泾州，十七日进平凉府城。二十日过六盘山，经隆德县(今属宁夏固原市)，二十一日至宁静州，二十三日过会宁县城，二十九日到甘肃省会兰州府。
第二是从兰州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哈密。林则徐于八月初七离兰州，过黄河浮桥，经平番县，过乌鞘岭，经古浪县城，十四日到凉州府城(今武威市)。再经山丹县，二十八日至甘州府城(今张掖市)。九月初一经抚彝，初二经高台县，初五到肃州城(今酒泉市)。初八出嘉峪关，初十经玉门县，十四日到安西州。十八日过星星峡，进入新疆地界，二十三日到哈密城。
第三是从哈密到伊犁。到哈密后林则徐选择了天山“小南路”的路线。他在日记中详细解释道：“新疆南北两路皆此分途，天山横亘其中。”北路去伊犁，本应从达般、巴里坤走，南路去喀什，应从吐鲁番走。但此时新疆已是冬天，北路达般其寒彻骨，而且“雪后路径难辨，倘有迷误，即陷于无底之雪海。故冬令行人虽往北路，亦多由吐鲁番绕道。”可是偏偏南路吐鲁番道上又有十三间房为古之黑风川，若起大风，能把车马吹到空中,亦行人所惮。幸亏还有一条小南路，由哈密西280里之瞭墩再分途往北，“既避北路达般之雪，又避南路十三间房之风”。于是林则徐一行九月二十七日至瞭墩，十月初六入奇台县城，十一日至阜康县，十三日进乌鲁木齐城。然后经昌吉县城、绥来县城，过玛纳斯河，二十二日至乌兰乌苏军台。二十五日经库尔喀喇乌苏，二十九日入精河土城。十月初三经托霍木图军台，过赛里木湖、塔尔齐山，十月初九终于抵达流放地伊犁(今伊宁市)。共计行程八千余里，历时125天。
当时西北官道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仍是以马、牛、骆驼等畜力运输为主。林则徐从西安出发时，由三子聪彝与四子拱枢陪同，雇佣了马车七辆，随带行李除日用品外还有许多书籍和写字用的宣纸等物。他中途换过二次车，到甘肃凉州换雇大车七辆直至乌鲁木齐。但由于路况不好颠簸厉害，在肃州把车轮换了长辀，“左右车轮离车箱一尺”，才减轻了颠簸。到乌鲁木齐后，又另雇赴伊犁车辆，“共大车五辆，飞车即太平车一辆，轿车二辆”。
当时的路况、气候、环境和食宿条件不佳，旅途艰苦。刚出西安不久到乾州就遇到“大雨如注”，“旅馆积水成渠，滚入床下”，“墙屋多圯，不能成寐”。在赴泾州途中“忽起西北大风，余轿中玻璃破一片，凉甚”。出平凉城后，“一路涧水汹涌”，车夫、纤夫叫苦连天。过永昌、山丹一带，小石满路，风雨大作，“须臾雨变为雪，寒冷异常”，“毫无可避风雪之处”。出甘州城“涉河十余道”，水深有至马腹者。经高台盐池驿，道路“多深沙，又系上坡，马力几竭”，当地人称之戈壁。出了嘉峪关，“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进入新疆，过星星峡，“向为宿站，而无旅馆，仅大小两店，皆甚肮脏，借隔邻土屋吃饭，夜在车宿”。“西北风大，出峡皆石路，且多自上而下，车颠甚。” “夜大雪，积厚四五寸”，日记中常有不得不“夜宿车中”的记载。出哈密，“皆碎沙石路，车甚颠波”。路上积雪，辙迹不辨，高低不平，“峡路蜿蜒欲迷者屡矣”。过奇台后，“是日天暖，雪融成泥，路滑多水”。至阜康后，路更难走，融雪泥泞，“己费马力，且路多坎窝，车每陷入”。只要一辆车陷入后面车也只得停行，而且车辆常发生折轴脱辐事故，各种艰难，“不一而足，殊累人也”。快到伊犁时，经历了途中最惊险一幕。林则徐一行驱车过塔尔奇山，“约二里许至其巅，而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巅非驻足之所，欲下岭则陡坡有覆辙之虞”。面对如此险境，林则徐只得舍车而徒步，牵着儿子之手“连袂而下”，直到步行二里多，坡不太陡时才又上车。
林则徐在日记中对西北丝绸之路途中的山水、城乡、民俗、民生见闻，也有不少生动具体的描写。尽管历尽艰辛，仍有不少乐观风趣的文字。如写当时的兰州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后有集古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经平番县十里苦水驿，“沿途皆极荒陋，将至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自入高台境内，田土腴润，涧泉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南中野景。其地向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为丰稔”，好似河西走廊上的塞外江南。经过安西马连井，林则徐尚有雅兴下车捡石头，“见东南一带山石多白色，旷野乱石亦往往白如明矾，检数拳，颇可玩”。甚至还带儿子去看淘金，“晚饭后与两儿同往作坊观之，乃知精金固由千磨百炼尽力淘汰而后成也”。到新疆哈密，他除了考证其历史，还赞美“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在塔西河，他记载清代在新疆移民遣犯屯田之事。“此地民居甚盛，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有数百家，皆遣犯子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分配于此”。至精河军台又见“此地安插遣犯约二百余名，皆令种地及各营中服役，闽粤人尤居其半”。经过离伊犁不远的塔尔奇山下果子沟时，林则徐对该处景色赞不绝口，他写道：“祁鹤皋先生《行记》称此处为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流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若夏秋过此，诚不仅作山阴道上观也”。反映了林则徐宽阔豁达的心态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林则徐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虽然人在戍途，身处逆境，历尽艰难，但仍然关心国家的安危和民生的冷暖。年已58岁的林则徐在离开西安踏上流放路之前，曾给家人写下了两首留别诗，其中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八月上旬在兰州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念祸福生死，早己度外置之，惟逆焰己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八月十五日，林则徐在凉州给朋友的诗中写道：“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流放路上连做梦也思念着抗英前线的战事。九月五日，在肃州写给也因抗英被流放新疆的原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诗中，则表示“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以上这些林则徐在西北丝绸之路戍途上写的诗歌、书信，充分表现了他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毫不计较个人祸福荣辱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作者简介
王晓秋，江苏海门人，1942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