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以宣统朝而终，这是辛亥革命的结果。然而，何以清王朝于宣统三年（1911）在革命的冲击下迅速覆灭？这与宣统政局的演变相关，本文拟对此略做解释。
宣统政局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光绪朝末年的丁未政潮，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则成为清末政局转换的机枢。
1.丁未政潮与奕、袁集团的鼎盛
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光绪末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其中一派，领衔者庆亲王奕劻于1903年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则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权倾朝野，所谓“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刘体智《异辞录》），奕、袁勾结形成当朝一种显赫势力。与此同时，朝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势力，以深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为首，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奥援。慈禧太后惯用的统治术，即是凌驾于各派冲突之上，操纵其间，利用矛盾，保持自己权势，每每以此维持政局的稳定。然而，当这种平衡术稍有倾斜，则预示着政局动摇和政潮突起。
丁未政潮正是因为慈禧太后对权势日重的奕劻不信任而引起，结果出人意料，奕劻、袁世凯先发制人，致使瞿鸿禨被罢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岑春煊由刚任20余日的邮传部尚书被放两广总督，旋被借故而罢。奕、袁集团因此而权势至于鼎盛，这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不得不深以为患的。
丁未政潮之后，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团势力再度膨胀的措施。首先，调载沣入军机处，以分奕劻的权力，然而载沣谨小慎微，才具平庸，不是奕劻对手，徒成为“伴食中书”而已。其次，去掉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实为明升暗降之法；同时又调张之洞入军机处，对袁加以牵制。显然，由丁未政潮开始，奕劻、袁世凯集团已成为威胁朝局的力量。
2.帝、后去世与载沣集团的形成
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晚清政局由此而开始大转换。
首先，载沣之子溥仪继光绪帝之后而为皇帝。光绪帝病危之际，继统人选问题内外注目，近支溥字辈中年长的恭亲王溥伟颇为活跃，自以为如立长君，便当然有分。然而，慈禧太后根本没有立长君的打算，奕劻、袁世凯也认为立长于己不利，这便使溥伟的幻想破灭。因此，便有慈禧懿旨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即宣统帝。
其次，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性格懦弱，遇事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亲王尚可，若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实难胜任。慈禧太后之所以属意载沣，皆因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令其为军机大臣，加以历练。溥仪继位，乃父载沣便当然地被封为监国摄政王。慈禧太后本来想通过载沣来操纵朝政，“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宣统政纪》）。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去世，载沣便以监国摄政王身份总理朝政，独揽大权。
再次，为了对付权势显赫的奕、袁集团，载沣周围聚集了大批皇族亲贵，形成了载沣集团。载沣自代宣统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抓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样，在与袁世凯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形成了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
宣统政局就是在载沣集团与奕劻、袁世凯的争斗中形成的。
宣统政局的演变可分两个时期：载沣时期和袁世凯时期。
1.载沣时期（1908.11—1911.11）
载沣摄政监国时期，或明或暗地始终贯穿着载沣集团与奕、袁集团的斗争，同时夹杂着皇族亲贵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载沣集团与地方督抚和立宪派的关系更是日趋紧张，政局动荡不安。
载沣摄政伊始，即大力加紧中央集权，排除异己，任用亲贵，集权于皇族。自1906年官制改革与1907年丁未政潮以后，清王朝惯于使用的满汉平衡权术已经出现极大的倾斜。光绪末年，京师有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刘体智《异辞录》）慈禧太后晚年的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政策，在载沣摄政期间很自然地得以继续发挥。当其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是载沣最主要的政敌。虽然在慈禧太后去世前袁已被解除北洋军政大权，但他在北洋军中遍布着亲信，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其有秘密勾结。他们“只知有宫保，而不知有朝廷”。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也被重金收买以为奥援，完全听袁世凯支配。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
于载沣而言，监国摄政王将徒具虚名，大权旁落，袁世凯非去不可。由于载沣生性懦弱无能，犹豫不决，杀掉袁世凯的主张遭到奕劻、那桐、张之洞的反对，最后只是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病”，解除其一切职务。袁世凯既被驱逐出朝，载沣集团即将矛头对准奕劻。先拿“奕劻心腹”陆军部尚书铁良开刀，将其放为江宁将军，远离中枢，此举却未能撼动奕劻首席军机大臣的职位，致使袁世凯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朝局，日后能够东山再起。
在与奕、袁集团争斗的同时，载沣加紧集权皇族。然而，这个所谓载沣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载沣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成为权力中心，因而难以控制皇族亲贵，以至于形成“政出多门”的局面。皇族亲贵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上的。
在载沣摄政期间，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立宪运动中载沣集团与地方督抚和立宪派的矛盾。载沣摄政期间继续自1906年以来的预备立宪政策，这给各省谘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以很大期望。立宪派多次发动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得到地方督抚的支持，二者在立宪运动中合流，与朝廷的关系却日益紧张。1911年5月，清廷推出“皇族内阁”。直省谘议局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行组织，呈请都察院代奏，奉旨不允。清廷政治已不可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此后，立宪派转向革命，地方督抚不愿效忠，亦是自然之理。
2.袁世凯时期（1911.11—1912.2）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载沣为首的满族王公亲贵束手无策，袁世凯被起用。11月，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载沣退归藩邸，不预政事。此后便是袁世凯挟持清廷与革命党议和，一批皇族亲贵如良弼、铁良、溥伟、善耆、载洵、载泽等集结为宗社党，企图挽救垂死的清王朝。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刺杀良弼，在“铁血”面前，宗社党不得不败下阵来。良弼被炸死后，“亲贵丧胆，逊位议定”。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借革命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宣统政局以袁世凯的最后胜利而结束。在袁世凯与满族亲贵争斗的同时，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而转向与革命派合流，成为反政府势力，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综观宣统政局的演变，可以看到，在清末的最后三年中，各方面的明争暗斗非常激烈。立宪派和革命派与清政府斗，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及立宪派和革命派斗，结果各派均归失败，成功者只有袁世凯。载沣处置袁世凯，仅以“开缺回籍养疴”；而袁世凯对付良弼，则是置之死地而后快。载沣之懦弱，满族亲贵之无能，袁世凯之干练横暴，昭然若是，自然影响了宣统政局的演变。
1.政局动荡不安
宣统政局表面上相对稳定：载沣摄政监国，袁世凯退隐在籍，皇族亲贵各安其位。但是，这种表面稳定现象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一是朝廷与地方的关系紧张，矛盾日益激化，主要表现为立宪运动；二是地方上革命党人的活动，尤其是经常性的武装起义。因此，就整个宣统政局而言，由于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直到最后合流，致使政局动荡不安，以至于清王朝覆灭。
2.权力处于失控状态
载沣摄政后，由于资历浅，年纪轻，生性懦弱，庸碌无能，其他皇族亲贵也大都是无能之辈。汉族重臣袁世凯权倾朝野，一朝罢斥，政治重心便失去了平衡，权力核心呈现失控状态。朝中派系林立，各自争权夺利，这是铁腕人物袁世凯得以乘机崛起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朝廷对地方督抚失控，离心力增大，使得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督抚多各自逃命，几乎未有形成有效抵抗。
3.皇族亲贵擅权，满汉矛盾激化
载沣摄政期间，加强皇族集权，尤其是少壮亲贵们充斥朝廷，占据显要权位，不断明争暗斗。正如徐世昌所说：“清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所谓‘小爷们’身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满族亲贵把持中央，汉族重臣接连遭到排挤，满汉矛盾更加激化。武昌起义后，民族矛盾更表现在袁世凯集团与宗社党的斗争；同时，“反满”无疑成为辛亥革命一个颇具号召力的口号。
武昌起义原本并不足以撼动清王朝的统治。“鄂垣兵变，仅一小部分，……彼系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然而，满族王公亲贵早已自坏长城，不得不听任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正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之自革而已”。（刘体智《异辞录》）由宣统政局分析可知，宣统时期清王朝本身隐伏着各种危机，大厦将倾之时，加以革命的撞击，清王朝覆灭了。可以说，这正是宣统政局演变的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湖南安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台湾史。著有《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