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北京炎热多雨。夏至三庚入伏，暑热即至，天气如蒸如煮，令人胸闷气短，选择定都北京的清代帝王，也不得不面对炎炎夏日。清帝苦热与营建园林避暑，亦成为皇家园林研究的一大话题。

帝京酷热天下无

清人关于京城夏日的文字描述充斥了“晴热”“燥热”“赤日杲杲”“热甚”等字样，而身体的反应则是“汗出如浆”“热不可耐”“郁蒸殊不可耐”。清初诗人施闰章有《苦热行》一诗，真切反映了帝京夏日的酷热程度：

帝京酷热天下无，谁言白日寒幽都。往时昼汗夜拥被，朝昏爽气生肌肤。今年日夜如釜甑，赤身卧地仍狂呼。庞眉父老称怪事，人暍马喘死载途。辇冰如山塞路衢，千家买尽争须臾。去冬苦寒今苦热，天气过差偏有馀。江南炎暑常胜北，关情故里当何如？近闻太白复昼见，忧来侧足重踟蹰。

北京属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而夏冬长。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于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生活十余年，他谈到，“北京坐落于一块往南旅行十日也不见沟壑的平原上，同时，往北走不出很远，就有无数的崇山峻岭。就因为往南是广阔的平原，往北是许多高山，北京就显得夏日酷热，冬天严寒”。

高温往往会招致灾难，明清以来的史料均记载了一些北京因暑热成灾的情况。《明实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六月，“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成化十六年（1480），“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顺天大兴、宛平因中暑毙命者达百余人。《卢龙县志》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炎热异常，自京师至关内外，热伤人畜甚重”。乾隆八年（1743），据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载，老北京人从未遇到像这一年7月这样炎热的天气，“贫民和其他一些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热死，死者躺在街道或屋内……为此皇帝和大臣们专门开会研究采取措施，以解除人们的痛苦。另在每条主要街道和城门洞，也都在发放降暑药品及冰块”。该年的实录也反映出乾隆帝的忧虑，“近日京师天气炎蒸，虽有雨泽，并未霑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yē，中暑）者多”。为预防和减少百姓病暍的发生，乾隆帝下旨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并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以上情况表明，要想在京城平安度夏，必须做好避暑准备。

怕热的清代君主

满族崛起于山海关外，曾长期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体质抗冷而不耐热。努尔哈赤、皇太极统率八旗将士南北征战时，经常趁天冷出兵，逢溽暑天气则修兵停战。《太宗圣训》即载：“当此六月酷暑，挥扇纳凉尚不能堪，岂能擐甲而战乎？”

顺治七年（1650）七月，因难耐京城酷热，摄政王多尔衮准备在边外择地建城避暑。他指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縻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尽管建城一事未见工成，但京城酷暑让人难以忍受则是事实。

康熙帝也因为京城的暑热而不得不减少政务活动，甚至为此暂停过经筵进讲。康熙十二年五月底，讲官傅达礼等进谏，“先因夏至，奏暂停进讲。奉旨，至六月大暑时再行请旨。皇上勤学如此，虽古帝王未之多见。臣等叨侍经幄，不胜忭舞。但今值炎暑，且皇上日理万几，恐圣躬过劳，谨遵前旨奏请”。康熙帝准奏：“今既溽暑，姑停数日。”

对于身处酷暑的狱中囚犯和驿卒等底层人民，康熙帝也给予关心，防其暑热伤身。他曾下令，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九门锁禁枷号的人犯，暂行释放，俟暑退后“仍照限补枷”。他还传旨谕兵部，“今值酷暑，驿递人马交困”，故减缓应到期限，允许缓至第二天日出前递到即可。

雍正帝曾经中暑，为此，他提到“每至盛暑之时，心中稍觉畏怯”。雍正一朝，出现“畏暑”字样的史料很多。按礼制，每年夏至有祭地的习俗，皇帝要亲率文武百官祭祀地坛，祈求灾消年丰。雍正五年（1727）四月二十七日，因担心中暑，雍正帝下谕旨给内阁：“今年夏至，为祀地方泽，太常寺具奏。朕见天气尚凉，是以降旨亲诣行礼。日来天气甚觉炎暑，若勉强前往，转为不诚。朕一举一动皆本于实心，并无一毫矫饰，何况祭祀大典。此次停止亲诣行礼，着康亲王崇安恭代。”对于朝中大臣，雍正帝也格外体恤。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下令紫禁城内六十五岁以上的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护军参领、侍卫班领、侍卫以至护军校等，停其值宿之班，由年少之人代为值宿。此外，紫禁城内凡守门看堆子之护军等，有年龄超过六十岁者，亦停其值宿之班，由年少护军代为值宿。过三伏后，再令六十岁以上各官值班。同时，雍正帝还特别提到，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际，看门之护军等可照常穿衣，至午后，因天气太热，护军可以脱袍系带，稍为纳凉。

对于炎炎夏日，乾隆帝曾专门以《热》为题赋诗：

清和方上旬，祫衣尚嫌凉。过望数日间，酷热顿葛裳。凉谓夏临缓，热云夏来忙。芒种五月节，其实十六当。炎炽固为宜，不常中之常。人情多所憾，率鲜安分偿。我虽知是理，筹农仍蜀望。三春膏泽霑，满冀二麦穰。弗雨过半月，虑旱心徬徨。即曰晒麦宜，禾黍才吐秧。弱植根未固，歊蒸能无伤。烦绪触怀吟，不觉言之长。

因此，夏至过后，难耐京城酷热的清代君王，就要为避暑做准备。这大概是各朝清帝政务活动之外，每年必须面对的问题。

避暑胜地属园林

园林嘉木成荫，水景丰富，是纳凉避暑之胜地。雍正帝有《舟中纳凉》诗，写道：“开遍芙蕖水为香，疏槐鸦影乱昏黄。停舟待月寻佳句，卷幔吟风纳晚凉。渔笛数声飘远岸，茶烟一缕飏修篁。畅舒心志逢清夏，寂寂花阴漏正长。”另一首《园中即景》诗云：“林亭幽静晚风凉，水气侵衣荇藻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水气给人们带来的凉爽。

紫禁城内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水面广阔，自然清凉，是避暑的好去处。康熙帝避暑，早期多选驻跸瀛台。比如，康熙二十年七月初四日早晨，帝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恭请避暑，太皇太后移驻五龙亭，皇太后移驻紫光阁，而皇帝则在瀛台听政。而必要时暂离京城，到温度较低、较为凉爽的口外去，也是避暑的一种选择。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康熙帝曾出古北口避暑。次年，再行出口避暑。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圣体违和，太皇太后认为是天气太热所致，曾劝皇帝到口外避暑静摄。

当瀛台不能完全解决暑热问题，而口外避暑又有不便之时，京城西郊的自然山水就成为清帝避暑的又一选择。

北京的西郊，西山蜿蜒若屏，清泉汇为湖沼，是天然的避暑佳地。康熙帝在《萼辉园记》中曾写道：“京师西北隅，地旷而幽。西山叠巘（yǎn），近可指瞩。清泉交流，渟泓于其间。林木茂密，禾黍芊绵，有古鄠（hù）杜之风焉。”这一处天然风景绝佳的所在，自康熙朝以后，经雍正、乾隆几朝营建，终于形成以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带，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

康熙帝曾明确说明建造畅春园之用意，“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烁金之候。几务少暇，则祗奉颐养，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春秋佳日，可以观景怡心，盛夏酷热之时，则可以一解烦热。他的《避暑畅春园雨后新月》一诗写道：“园亭气爽雨初晴，新月朦胧透树明。漏下微眠思治道，未知清夜意何生。”

乾隆帝统治时期，对三山五园的功能性加以整体部署：“畅春以奉东朝（指奉太后颐养），圆明以莅恒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夏日，乾隆帝或驻圆明园，或泛舟清漪园，或驻静明园、静宜园，活动愈加丰富。他在《夏日香山静宜园即事》诗中写道，“别业非遥便往还，兰椒迤逦辟云关。看山延得半斋爽，逭（huàn）暑权因一日闲。鹤领雏来调弱羽，鹿希革后长新斑。书帷何必韦编展，大地羲爻注此间”，这说明三山五园因距紫禁城不算遥远，给皇帝避暑带来很大便利。

当然，延爽纳凉更专业的园林，则是建于热河的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建于热河西岸，山清水秀，密林幽深，夏季气候显然更优于京城的西郊，且离京城不远，故山庄建成后清帝经常至此避暑。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出京前往避暑山庄，“畏暑乘舆出凰城”，为了躲避京城夏热而奔赴热河。乾隆帝年迈后更加畏惧暑热，“老来畏暑意饶前，方泽祭过启跸旃”，夏至一过就要离京避暑。他在文集里写道，“且余年已望七，迩年觉畏暑，园居稍得清凉，可以精勤庶务”，避暑的同时亦不废政务。清帝避暑、理政两不误，这是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成为仅次于紫禁城之政治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阚红柳，女，1973年生，辽宁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清史所副所长，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研究，著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主编《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畅春园研究》《民国香山诗文精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