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文集汇编》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以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为宗旨。 

自清立国迄民国成立之间的二百六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也是对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历史时代，曾经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学、艺术名家，创造了传统文化的灿烂篇章，遗留下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个人诗文集，包含的文史资料极为丰富，既是今天有待整理总结的重要内容，又是史家修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2004年4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发起，以北大的藏书为主，选择在清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具有史料、文学价值的个人诗文集3000种（后扩大为4000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型影印丛书《清别集丛刊》（后来戴逸先生定名为《清代诗文集汇编》），随即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申请列入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项目。 

同年6月，戴逸先生对两家意向给予热情支持，幷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加入合作。北大随即在原编《馆藏清别集3183种目录》基础上，再编《人大馆藏清人别集1541种目录》，又进而编纂《北大、人大、科学院三家藏清人别集7189种目录》，均上报文献组。 

7月，北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清史编委会报送了编纂出版情况的报告以及编辑出版方案。方案分为十项：一是编辑出版的目的和意义，二是编辑出版的条件，三是编辑出版的总体设想，四是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五是编辑方案，包括选目的标准和编制，六是出版样式，七是底本拍摄，八是出版印刷，九是发行，十是资金运作。 

9月底北大开始初选工作，计划在现存40000余种清别集中，首先筛选出4000种以上，作为待选书目。这一工作量很大，包括调查国内现存的清代诗文集，核对北大、人大、科学院所藏书，核对《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选目包括每一种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批校题跋情况、册数、藏家、书号，以及需要说明的各类情况。初选结果共计6000多种。选目数量偏多的原因，主要是怕遗漏，相互比较不好权衡。 

11月，三家与清史编委会签订了编辑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意向书。12月，三家与清史编委会签订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申报书》。北大承担编纂选目，人大承担编写作者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 

2005年1月成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委会，戴逸先生提议，请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担任主编，请北京大学何芳川原副校长担任副主编。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戴逸先生指出，《清代诗文集汇编》规模宏大，预计所收文集3000种以上，总字数逾六亿字，总册数逾800册，大体相当于一部《四库全书》。许多人没有见到过清人诗文集的全貌，我们这次大规模地把它整理、影印，公之于世，让大家看到这3000多种诗文集，对学术界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重大的意义。 

会后，北大对初选书目作了进一步汇总，筛选出4000余种，作为待选书目。3月，按文献组要求报送为第一阶段成果，同时征求意见。6月，前半部分1350种选目拟定稿完成，再次征求意见。 

23、24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清代诗文集汇编》前半部分选目定稿研讨会”。戴逸先生、纪宝成校长、何芳川原副校长及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对北大卓有成效的工作感到满意和高兴。会议对前半部分选目中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地讨论，对拟定稿给予了较高评价，普遍认为比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有极大改进。傅璇琮先生认为前半部分的选目，不但在数量上显得充实，而且在作者的区域分布上，也比较均衡全面，对于今后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家也对拟定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一致原则通过了拟定稿。戴逸先生最后强调，编纂清史是国家工程，《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是清史工程中最大的、投资最多的文献整理项目，要非常重视质量，对国家工程负责。 

7、8月间，北大又根据戴逸先生的意见，改变原来除了版本欠佳或残缺不全者外，排除《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收书的做法，采取择优收入、更换版本的方针。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清史纂修，将凡列名《清史列传》人物的著作，不论篇幅多少，全部收入，以至选目中所用北大藏书的数量降到了50%以下。修订和调整获得广泛好评，戴逸先生高兴地说，北大那么丰富的藏书，尚不及选目的一半，可见这套丛书的价值之高！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项目工作未能正常开展，处于停滞状态。 

2007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拍摄前半选目的底本，北大则在经过半年的初选之后，于6月开始集中人员，研讨确定后半选目。8月完成后半选目2794种征求意见稿，寄送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同时开始核对作者的生卒年，调整拟定稿粗排的各书顺序。并在前半1350种选目基础上，继续修订为1306种选目。有关改动如下： 

1、2007年6月，文献组送来新编清史文苑传、学术传的传主名单，据以补入原来未收的传主的诗文集，因而增加25种书。 

2、删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征集底本确实困难的书，以及内容与他书重复的书，个别误选的书，共删掉69种书。 

3、对前半选目的顺序作了若干必要调整。 

4、对原有条目作了少量改动，如有十种书存在原作两种书，实为一种书的情况，因而合并为五种书。又如有一种书系祖孙三代之丛书，则拆为三种书。 

5、书名、版本正误，如原《萤窗草堂集》，纠正为《萤窗草集》。原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纠正为清木活字印本等。 

9月28日，后半部分选目定稿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主编纪宝成校长、清史编委会成崇德副主任，与来自清史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二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戴逸先生发表了书面意见。 

经过与会专家慎重讨论，一致认为：前1306种已在2005年6月定稿研讨会上通过定稿；后2764种于2005年6月以前，已经在3468种选目稿中征求过专家意见，2007年8月又单独编成2794种选目稿，再次征求过专家意见，此次的拟定稿已经是第三次征求专家意见。因此，拟定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充分。与初选目比较，拟定稿调整幅度较大，增补选目近四百种之多。增加的选目，多为督抚以上高官和有特殊经历者，及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幷适当照顾民族、出身和女性作者，着眼点在于诗文集的文献史料价值，在内容上显得更为充实、丰富，更符合反映清代诗文总体面貌的要求。拟定稿囊括全面，遴选得当，不仅数量繁富，重要人物或代表性作家网罗殆尽，且收有清中后期不少稀为人知的诗文集，幷广泛收录抄本、稿本等珍稀版本，同时兼顾各地收藏单位。拟定稿中收入的4000余种诗文集均为珍贵资料，对清史研究极有参考价值。原则通过了拟定稿，并要求根据研讨会上专家提出的具体意见，对选目进行最后的完善。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选目工作于2007年10月最终完成，共计选目4058种。自2004年5月始，历时三年有余。2007年12月通过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的结项。 

回顾《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选目工作，确有一些值得记取、总结和曾经颇费思量的问题，略述如下： 

 1、《清代诗文集汇编》选目共计4058种，收入作者3429人，其中进士1370人，约占总人数的39.95%。举人669人，占总人数的19.51%。诸生、监生（贡生）等957人，占总人数的20.7%。女子40人，僧19人,道士朱福田1人，其它（包括皇帝、宗室、世袭、捐官、无功名者等）374人，列名《清史列传》826人，列名《清史稿》840人（《清史稿》与《清史列传》有重复）。收书按照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后为顺序。同一作者的著作，则按作品完成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后人的补遗类著作，排在原作者的相应著作之后。目录和索引单独成册。基本反映了清代作家和诗文的总体面貌，可以说是对《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最重要的补充。 

2、《清代诗文集汇编》全书固定为八百册，篇幅约在100万至120万影印叶之间，清别集的篇幅未如预想之大，因而收书超过4000种。最后的种数，将根据800册的容量确定。会有部分选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时征集不到底本。也会有部分选目，将在审看底本过程中修改和调整，个别书会增加或删除。目前弥补不了的遗憾之处，以后可以通过出版续辑来解决。 

3、多方合作的大型项目和个人的学术论着不同，既要贯彻提倡创见、鼓励争论的学术原则，又要有最终决断的程序保证，这是大型项目运作的历史经验。因此编纂选目工作从开始就确定了一条：遇到难于统一意见的问题，最后尊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意见。并在编纂选目的前后两个阶段，都将有关问题集中起来，专门请教戴逸先生。从项目的运作过程看，这一条保证了编纂选目的顺利进行和最后完成。 

4、清初的南明、明遗民作品如何收？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人为本”，认为南明、明遗民作者不承认清政权，他们不是清人，因此作品不应该收。二是以时代划线，认为反清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清初的时代特色，因此南明、明遗民的作品应该收。2004年9月15日戴逸先生指教：入清一、二年即卒者可不收，如黄道周、史可法。入清较长时间后卒世者要收，可以考虑收入清十年以上者，断在顺治十年以后，如黄宗羲应该收，入清以后东西很多。遂确定：鉴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历史时代界定，原则上卒于清顺治十年之前的明末人，包括一些入清后没有事迹和集子以明代作品为主者，不收。其后，不论政治态度，皆收。 

5、清末到民国初年人物的作品如何收？清代止于1911年，但是收书不宜嘎然而止，那么向后延长到何时？十年前《续修四库全书》编纂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反复斟酌的结果是向后延长20年，具体地说，是收到马其昶(1855—1930)为止。经验证明是恰当的。遂决定继续遵循这一标准，选目以作者卒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为原则下限，个别可放宽到1930年，卒于1930年之后者则不收。例外的是新编清史之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有卒于1930年之后的樊增祥(1846～1931)、朱祖谋(1857-1931)、廖平（1852-1932）等，最晚为陈三立（1853-1937），破例皆收。但是与他们同时的其它人的集子，则不收。戴逸先生曾提议收金梁（1878--1962），因为民国文献集通常不收，终因顾虑金梁时代过晚，未能收入。 

6、《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经收入的清人别集一千余种是否选收？有一种强烈的意见是不收。但是不收选目会缺少若干重要人物，而且如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不收，只收《初学集补遗》、《有学集补遗》，不便于读者使用。2004年6月戴逸先生指教：《清代诗文集汇编》作为一套完整的丛书，有自己的体系，清代的大家不能缺。比如清初的顾、黄、王。如果没有这些大家，这套丛书的价值就降低了。但是在选书和选择版本上，应该具有我们的特色，要收好的本子，收原本，收全本。避免重复出版是要避免简单的重复。从而扭转了此前不收《四库全书》等书已收书的方针，遂确定：作为自成体系的完整丛书，将清代的大家、名家、重要人物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尽数收入。对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收的作者著作，依然选收，注意在选书和选择版本上具有特色。同时，注重收入后人编辑的补遗类著作，以求为研究和阅读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 

7、清代初期诗文集少，中期由于文化发展，加之乾隆以后文字狱放松，文集增多，清后期文集尤多。考虑到今后还可能出续辑，编纂选目是否尽量多收清代初期中期的，留一部分后期的给将来的续辑？抑或清初、清中、清末在数量上平均收？戴逸先生指教：文集用处比较大，与现实关系密切，要早，中，晚平均收，即使出续辑也可以重新平均收。遂确定：对于清初、清中、清末三个时期的诗文集，选目在数量上均衡收入。 

8、前辈学者编书，很重视书之首，即全书第一种书，认为关系到整套书给人的第一观感，十分慎重，往往反复斟酌挑选。《清代诗文集汇编》选何书为首？也表现着全书的意向、志趣和开篇的气势。开始拟将黄宗羲《南雷文定》，提前于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为第一，但是终觉黄书时代稍晚，不够圆满。专家建议还是选时代早一点的，遂选林古度为第一。 

林古度，字茂之，号那子，别号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长于钱谦益（1582--1664）。古度无功名，一生居金陵，常言谓其明亡方隐居金陵，不确。传说他嗜客耽吟，远避权要，残毡破榻，读书琅琅，死后三年靠周亮工之助，方得安葬。在明遗民中，年辈最高，贞操介节，为人敬重。方拱干“晤林茂之时年八十五矣”形容是“群奉丈人行，相看若鼎彝”。风传其诗作达数千首，以清新见称，《冬夜》诗有名句云：“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王士禛曾作“长歌赠林茂之先生”云：“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阴春欲暮。山人忽自乳山来，芒鞋访我青溪路。爱君坐君朝爽阁，叙述同游慨今昨。”古度身后诗稿皆托付士禛，士禛选刻为《林茂之诗选》，仅传二百余首，令人叹惜。今天一般想不到的，是古度中年好刻书。好友曹学佺在四川当官期间写成《蜀中广记》，分十二门一百零八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古度摘取其中记述名胜的章节，在金陵刻印为《蜀中名胜记》三十卷。清乾隆闲编纂《四库全书》，浙江鲍士恭以此本进呈，为史部地理类存目此书底本。今存本八册，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古度另有《林茂之文草》和《赋草》。此次一并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可以说是对这位三百年前的书籍出版家的纪念。 

9、石达开一类，本人是重要人物，有《石达开遗诗》、《石达开诗钞》、《石达开全集》等，都是民国时期的刻本和铅印本，其中有大量伪作，收不收？戴逸先生指教：石达开不能收，现在只有一首题壁诗，可以证明是真的，流传的诗集中大量作品是假的，因此石达开此类诗作不能收。遂确定：对于包含有大量伪作的重要人物诗文集，选目不予收录。 

10、清帝诗文集占用篇幅很大，有意见认为最好不收。戴逸先生认为；要看是哪一位皇帝，有的很强，如乾隆。他的诗文涉及面很广，比如下雨，比如打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特别是他的诗都有注，注就是具体的史料。作为体例，要收就都收。遂确定：清帝的诗文集皆收入选目。 

11、单独的词集，有意见认为最好不收。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词，不单独结集。②诗文集内诗、词、文单独结集，有163位作者。③诗集、词集、文集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35位作者。戴逸先生认为；某一作者的词，同他的诗文作为一个整体，当然要收。重要人物没有诗文，仅有词集，亦当收入。遂确定：选目收词集。 

12、单独的奏议，不属集部。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奏疏，不单独结集。主要是奏疏的也有，如杨健撰《杨中丞遗稿》。②诗文集内诗、文、奏疏单独结集，有24位作者。③诗集、文集、奏疏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6位作者，为吴省兰、潘世恩、王茂荫、刘蓉、潘祖荫、宝廷。戴逸先生认为：单行奏议的六位人物很重要，奏议可以收。遂确定：选目注重收《清史稿》、《清史列传》、新编清史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个别没有诗文集者，则收入奏疏集，以便为新编清史取材提供方便。 

13、单独的函牍，本可不收。具体情况是：①相当一些诗文集中含函牍，不单独结集。②诗文集内诗、文、函牍单独结集，有10位作者。③诗集、文集、函牍集各自单行，版本不同，有3位作者，为范永琪、曾国藩、王先谦。④没有诗文集，只有函牍，有6位作者，为金云门（抄本）、劳崇光（抄本）、徐用仪（稿本）、王文韶（稿本）、赵烈文（稿本）、邵友濂（稿本）。戴逸先生认为：这些独立刻印的函牍，可以看作是文集的一种，应予收入。遂确定：选目收入上述函牍。 

14、收不收今人笺注本？戴逸先生意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钱仲联注不收，其它的今人笺注本也不收。遂确定：今人笺注本，选目一律不收。 

15、收不收今人辑本？戴逸先生认为：今人的辑本，内容还是古人的，可以收入。遂确定：选目收入今人辑本。 

最后要说的是，项目初起的时候，未曾想到工作量如此之大，耗费人力如此之多，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回首三年半的工作，我们衷心感谢戴逸先生的教导和支持。衷心感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副主编、北京大学何芳川原副校长，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抽出精力协调关系。令人悲痛的是，何芳川原副校长于2006年6月29日突然逝世，未能见到全书的面世。衷心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陈桦和黄爱平教授对编纂选目工作的鼎力支持，幷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衷心感谢人大图书馆的杨东梁馆长及项目组各位老师，在编写小传的过程中，发现和纠正了选目著录中的一些疏忽和错误。衷心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为出版付出的艰辛劳动。北大参加编纂选目以及拍摄底本工作的各位同仁，也都为项目工作的最终完成付出了长期的辛苦。所希望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能够在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古籍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附作者简介： 

    沈乃文（1953－－），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