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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二千年史》的特色与邓之诚的史学思想

王记录

《中华二千年史》是老一辈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代表作。1917年邓之诚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职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时即着手此书的写作,后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为教学需要,更并力撰写,名为《中国通史讲义》,内中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夏元四部分,于1934年列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正式出版,并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解放后,于1955年补纂明清部分,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5卷9册,煌煌巨制,在同类史著中特色独具。邓之诚曾说:“读史修史,皆贵有识”[i],《中华二千年史》所具有的特色,正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才、学、识。试分析如下。

第一,体裁体例上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体裁上颇具特色,可以说是融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章节体等几种体裁于一炉,而尤以纪事本末体为全书主干。中国史学史上有史书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痛,优秀的史学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学上更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马驌、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未能写出一部充分体现自己思想的新的体裁的史书。邓之诚在撰写《二千年史》时,于体裁创新方面思考很多,他认为史书体裁“将欲从旧,则纪传、编年、本末之体,末必适于今时。将欲从新,则虑遗弃事实,统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ii]为了避免出现以上弊端,邓之诚提出了自己的编纂原则,“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之本义,……次之以一代大事,……次之以制度,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终之以生计”。[iii]这样,就确定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干,区分类例,兼融其它体裁的综合体裁。 

纪事本末体记载史实上有很多优点,章学诚认为“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网罗隐括,无遗无漏”。[iv]梁启超也说,“欲求史主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v]《二千年史》吸收了这些优点,设立了相当多的记事的篇目,构成全书的主体。以秦汉三国时代为例,就有“秦之统一”、“秦之开边”、“汉之统一”、“汉之开边”、“王莽之改制”、“东汉之衰亡”、“三国鼎峙之局”等等事目。另外,邓之诚还充分利用了纪事本末体记事灵活的特点,记事“有一代分述,或数代合述者”,[vi]记述各个主要历史事件的始末,在发挥因事命篇,显示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方面获得了成功。 

《二干年史》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书中设有相当数量的记人或记人兼记事的篇目,如:“秦始皇之政治”等,这些篇目与记事的篇目相互穿插于书中,有助于窥见历史的全貌。其二,吸收了纪传体中的表的形式。全书共创制136个表,有帝系表、郡国表、官制表、刑名表、封王表、经济发展情况表、中外交通表、群雄割据表、人民带兵表等等,这在同类书中是没有的。这些表起到了以简驭繁,使读者一目了然的好效果。 

《二千年史》同样也吸收了编年体与章节体的一些形式。在编纂方法上,邓之诚效法《资治通鉴》,“先定体例,再为长编”,[vii]在每一朝代之前,以帝王在任顺序编制世系表,实际上是以帝王编年的形式统领一代,然后再以纪事本末、纪传分叙大事,眉目清晰。章节体是近代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出现的新的史书体裁形式,以章、节、目为史籍间架,与纪事本末有相通之处,能较好地反映历史进化的现象。《二千年史》撰成于三十年代,其中虽未明确标明某章某节,但章节排列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且,邓之诚在综合了各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后,将自秦以后的历史划分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五个时代,“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viii]具有探讨社会历史变化发展之深意,比进化论更进一步。 

总之,《二千年史》吸收各种体裁的长处,相互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书每代前以编年的形式编制帝王世系,统领一代,然后以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形式编制记事、记人、记制度等事目,并辅以图表,最后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显示历史的变化发展,较全面、多方位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 

另外,《二千年史》上限断自秦,对此,邓之诚有独特看法,他认为秦以前史事,“聚讼纷坛,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ix]后人对先秦典籍又屡有翻案,出土的金石甲骨,又不能全面反映史事。正是鉴于这种资料既少,且又多乖舛的情况,邓先生遂付之阙如,这和中国古代史学闻疑存信的撰述思想是相通的。 

第二,内容上的特色。邓之诚特别重视史书内容的取舍,主张史书应记载关乎民族兴亡、国家得失的大事,邓之诚出版《二千年史》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凌中国,东北沦陷之时,邓之诚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史学家,对国家危亡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决定用编纂通史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爱国热忱,增强人们反抗侵略的自信心。他说,“二千年来,外患未尚一日或患,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策群力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也正是基于此,他吸收了司马光专记关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编篆思想,“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x]专记那些有关得失的内容。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重视记载经济内容,邓之诚认为,“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xi]他在《二千年史》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各代赋役、税捐、货币、实业等情况,而且在旁怔博引的基础上进行了扼要简明的归纳,尤其对各代经济政策的得失,给予了极大关注,极便地人们了解各代经济状况。读书的明清部分,特别重视经济,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田制、征榷、币制、茶法、盐法等,条分缕析,有些项目又分简表,极便省览。 

(二)重视记载地理和官制沿革。邓之诚认为地理和官制是修史谈史的基础,因此《二千年史》“尤重地理官制者,”[xii]该书在每朝之前,首述地理疆域,并然后叙述制度,以官制最为重要。其及官制的沿革变化,绝大多数都以表的形式列出,使人一目了然,对于王朝更替频繁,地理及官制变化纷乱的时代,邓之诚所下功力尤深。如论两晋疆域,说:“晋初有州十九,惠帝置江州怀帝置湘州,合为二十一州”,又说:“南渡以后境域殊狭,侪主州郡,名存实亡,”[xiii]点明了东晋时侨立州郡的情况,并依据《晋书》及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参以他书,列“两晋疆域表”以明沿革。对于北朝官制的变化,邓之诚指出“北朝魏氏初兴,制多草创。至孝文帝太和中,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以为永制。南北文化,因此遂得一种结合,”说明了孝文帝汉化的演变过程,接着指出,“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后周初据关中,犹依魏制,及平江陵,酌周礼之丈,建六官之职,遂为唐以后大部制度所本,”[xiv]清晰地指出了北朝官铡的沿革及变化发展。《中华二千年史》的其他部分,对地理及官制的论述亦极精详。如果单独将《中华二千年史》中有关地理、官制的内容抽出来,可说是一部简要的地理、官制史。 

(三)重视记载边疆少敷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民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重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载,反映了作者的卓识。《二千年史》于每朝必论周边各族的分布情况以及与中原的交往,并充分利用史表这一形式表列。如在汉代列“酉域诸国简表”,将天山南北路、葱岭及亚洲中西部共五十余国的国名、疆界、户口多寡、生活及风俗物产筹表列清楚,独具一格。在论述唐与少数民族关系时,邓之诚指出:唐与诸族关系最多,在唐初国势甚盛,各族酋长诣阙,尊太宗为天可汗”,[xv]把唐代民族交往的情形揭示了出来,并列有“唐代诸族简表”,依北方、西方及极西方、东方、东北方、西南方及海外之方位捧列出各族的国名、居地、与唐的关系以及备考等,井然有条,要而不繁。 

(四)重视记载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不断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二千年史》重视记载这些内容。秦末记载了陈胜、吴广起义,汉末记载了黄巾军起义,并用表的形式列出了群雄割据的状况,隋末则记载了王薄起义,并列出“隋末群雄割据简表”。唐末则详述黄巢起义。元末则大量列出了韩山童、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郭子兴、明玉珍起义史料,内容丰富。对于明代人民反抗,邓之诚先后列出“明代人民举兵简表”,“十三家简表”,内容包括荆襄流民起义、邓茂七起义、刘六、刘七起义、白莲教起义、夔东十三家起义,特别详细地记述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对于清代的农民起义,邓之诚先后列出“道光间人民起兵简表”、“康熙以后台民起兵简表”、“川楚教军抗战简表”、“道咸同光间人民举兵简表”等,并网罗史料,一一加以说明。 

(五)重视记载社会风俗。这是《二千年史》的又一特色,该书在这方面特点突出。如两汉三国卷,就专辟“风俗”一节,下分“西汉游侠与东汉气节”、“奢侈之风’、“嫁娶”、“丧祭”、“服饰”等细目。其它章节也大抵如此。风俗史不仅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也是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部分内容其他各书多所忽略,邓之诚予以记载,说明了他的卓识。 

另外,《二千年史》还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编纂思想,邓之诚认为,“时代较近,所述宜较详”。[xvi]从全书内容分配来看,秦汉三国为一册,共314页;两晋南北朝为一册,共386页;隋唐五代为一册,共420页;宋辽夏金元为一册,共563页;明清为五册,共1718页。如所周知,距今时代愈近的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就越大,鉴于此,古代优秀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在编纂《史记》、《资治通鉴》时,都是详今略古。邓之诚在《二千年史》中亦详今略古,正是对古代优秀史家编纂思想的继承。 

第三,取材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取材上也颇具特色,该书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xvii]这样的取材标准,反映了邓之诚的史料学思想,邓之诚对于各类史料的价值,都有辩证的认识。该书取材,首重正史,是因为“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但同时他又指出,“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xviii]又存在明显的缺陷。对于野史,邓之诚也有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野史多尊所闻”,违舛之处甚多,但“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xix]他还特别比较了正史与野史价值的高低,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所出人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因此指出,“取材野史,务须审慎,”[xx]邓之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充分肯定了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在记述历史人物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等方面的价值,认为“足以补证史阙”,但同时认为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中所记历史人物行实,则大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文人谀墓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种通病。鉴于此,邓之诚在《二千年史》中对金石材料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取之较少。不管对于什么史料,邓之诚认为在运用时都要“善于识别”,[xxi]进行认真考订,去伪存真,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在史料采择方面博采慎择的优良传统。 

根据我们粗略统计,《中华二千年史》卷一“秦汉三国”部分采书约36种;卷二“两晋南北朝”部分采书约53种;卷三“隋唐五代”部分采书约104种;卷四“宋辽金夏元”部分采书约135种;卷五“明清”部分采书约230余种。如去其重复,整个《二千年史》采书约510余种,涉及正史、编年、别史、典故、传记杂事、碑版石刻、州郡地志、文集选本、稗官小说等等。可谓取材丰富,考订精严。 

第四,文字表述上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文字表述上与其他史书有所不同,全书大量采录原文,一宇不易。对于这种做法,仁智之见,自会不同。但有一点必须认识到,邓之诚之所以这样做,与他史贵求真、史文贵简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一思想既与前贤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相联系,又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国古代史家特别重视史书文字表述问题,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见解,诸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xxii]“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xxiii]等等,并把“善序事’视为“良史之才”的一条重要标准,提出了史书文字表述的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含蓄之美等等。但不管提出多少理论,古代优秀史家总是把文字表述反映历史真实放在第一位的,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这一主张的滥觞。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作为史书,离开了历史真实,任何优美的语言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不独中国古代史家如此,古希腊著名史学家琉善在其所著《论撰史》一文中也认为史书必须具有真实之类,他说:“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的。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xxiv]邓之诚继承中西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指出“史学贵真贵简”,把尊重历史真实原貌放在第一位。[xxv]由于邓之城撰写《二千年史》时,正是中国语言文字由文言向白话转变时期,根据这一时代特点,邓之诚从史资求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由于时代的阻隔,以白话译文言,必定会偏寓文本真意,“诚以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况白话文言,差违巳甚,何能对译?……故记载今后之事,用白话文,正可存实,若追述古事,用意虽在使众人易晓,而求真之意不窘。则原文似不当改,若夫制度,更难以今时文字译之。”[xxvi]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二千年史》全录原书,不做任何改易。再者,古汉主事言简意赅,以白话译之,必会冗长累费,“苟以繁易简,必失之支蔓”[xxvii]。照最原书,不做任何改易,也是为了行文简洁。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华二千年史》确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著作,这些特色又是与邓之诚的史学思想分不歼的。作为爱国的进步史家,邓之诚治史的目的是揭示中华民族治乱兴衰的原因,高扬群策群力缔造民族业绩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中华二千年史》自问世以来就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今天,该书仍是青年学生学习历史的必读之书,读其书必知其人,以上分析如能于人们了解,认识该书旨趣有所补益,也就达到目的了。 

(资料来源:《兰州学刊》1997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注释 



[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i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iv]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v]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v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v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vi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ix]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iii] 《中华二千年史》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30、31页。 

[xiv] 《中华二千年史》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Z09、210页。 

[xv] 《中华二千年史》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130页。 

[xvi] 《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序”,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v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vi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ix]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x]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x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xii] 《左传》成公十四年。 

[xxiii] 刘知几《史通·叙事》。 

[xxiv] 章见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xxv]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xv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xxvii] 《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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