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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术苦行僧

王春瑜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游警告,摘掉疫区的帽子。我立即打电话给好友顾诚教授的夫人何龙素女士,说我要尽快去医院探望老顾,她说好,并约定翌日下午3点在老顾所在病房的那座楼门口等我。我还约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陈梧桐教授同去。不幸的是,次日中午,龙素即来电,说顾诚已于11时10分去世。说真的,虽说对这个噩耗我并不感震惊,因为老顾因发现肺癌晚期,在4月4日送医院治疗后,即突然呼吸衰竭,后来又肾衰竭,一直处于临危状态,随时都有撒手人寰的可能。但是,想到25年来与他的交谊,多少往事浮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我痛感失去了一位可以深入切磋明史学问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位可以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挚友。

1978年深秋,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华东师大(当时因“文革”时五校合并,称为上海师大)历史系发起并举办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这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备受史学界、新闻界瞩目。我在“文革”中期,即因触犯“四人帮”被打下去,劳动改造近7年之久,1977年4月才由上海市公安局正式平反,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并拿起笔。我对“四人帮”假、大、空的阴谋史学,深恶痛绝。因此,当我读到顾诚的论文《李岩质疑》,深为他的钩沉史料、严密考证功夫所折服。事实上,这篇论文是当时在明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文章。我为参加这次会议,准备了《明末农战史杂识》这篇文章,考释明末的“毛兵”、桃花源、“边调曲儿”。会上,我见到顾诚,与他交谈起来。他笑着说:“看了你的《明末农战史杂识》,是考证文章,我还以为你是位老先生呢,想不到你还这样年轻。”其实,当时我已经41岁了,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年青而已。而我端详顾诚,他仅比我大3岁,但瘦削、憔悴,俨然年过半百。我猜想,也许是他太用功所致吧?会议结束时,我跟顾诚兄道别,告诉他,我即将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加强联系。返京后,他即给我来信,并抄了康熙《信阳州志》中关于毛兵的一条资料给我。后来我正式发表《明末农战史杂识》时,在文末加了“附识”,引用此条材料,并注明“承北师大友人顾诚同志抄示,特书之,并致谢意”。此文先后收入我的论文集《明清史散论》及学术自选集《古今集》中,成了我与顾诚兄友谊的见证。 

进京后,我写信告诉顾诚兄,他很快就来看我。谈史学界动向,谈各自的研究计划,也谈政治动向,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每到吃饭时间,我邀请他到食堂或附近的饭馆用餐,他总是婉谢。后来我才知道,他书包里揣着冷馒头,赶往图书馆去查书。京中的几家大图书馆,都留下他的足迹,而北图(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方志部,更是他常常光顾之所在。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他从未止步,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进出于图书馆门里门外。他是个诚实、厚道的人。他几次邀我到饭馆吃饭,被我谢绝,有一次拗不过他的坚持,去前门一家川菜馆吃了午饭。那时他还能喝一点白酒,边吃边聊,实在是人生至乐。1980年春节前,顾诚兄特地来历史所我的暂栖地“土地庙”,邀请我与儿子宇轮年初一去他家吃饭。我被他的盛情感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当时龙素女士才34岁,又显得特年青,老顾不时微笑着往她碗里挟菜,俨然是一位长兄呵护小妹妹。他俩的掌上明珠顾珊才2岁多,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我们父子道别时,顾珊竟不让走,说:“叔叔,大哥哥,不要走,我很喜欢你,晚上就与我们一起睡。”我与老顾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他们的家是温馨的家。 

我进历史所后,被借到刚创办的《中国史研究》当编辑一年。该刊有时有半页空缺,需要写则短篇学术札记补白,多半是史实考订。有次我给顾诚兄去信,希望他能写一、二篇寄来备用。他很快来信,指出谈迁《北游录》中〈禽言〉的作者之误、河南一位学者对明末农民战争文献的误读、南京某教授对清初文献的一处曲解,并说:古人有通财之谊,你我是好友,也应有通材之谊——即通用历史材料之谊,这些材料供你参考,你可以写成文章。我写了一篇短文《〈流土记〉与〈流寇记〉》,刊于《中国史研究》,不敢掠顾兄之美,故具名“劳固”,乃老顾之谐音也。当然,有时我发现某种新的史料,也会及时转告他。友人陈学霖教授帮我从台湾复印了明初重要史料《明太祖钦录》,我告诉老顾,他很想一阅,我随即寄去。他性格内向,说话委婉,我性格外向,说话、作文,都是直接了当。他的大作《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我建议他在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架构、深化写成的,并向我的好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凌兄面交了推荐书。我对书稿直率地提出过不少意见,他都作了认真修改。他读了我的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后,指出一条史料有误,后来我将此文编入学术自选集时,作了订正。他的严谨学风,在明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 

1985年冬,我生了一场重病,从医院出来后,花了半年多时间,才调整过来。养病期间,对人生反复思考,有了新的感悟。学问无涯,但人生苦短,拚命不如长命,做学问与其“飞流直下三千尺”,还不如老牛耕地夕阳天,虽慢,但田里照样能长出庄稼,获得丰收。我断然戒掉抽了24年的香烟,从此不断伴着咳嗽的严重支气管炎,不治而;再不熬夜,尤其是绝对再不通宵达旦写文章。我在电话中,及当面向顾诚兄多次建议,甚至是严重敲警钟,要他戒烟,改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我曾对他说:“毛泽东也是阴阳颠倒,夜里不睡白天睡。但你有他的条件吗?你甚至没有鲁迅的生活条件,而鲁迅活多久,你是很清楚的。”但他听不进去,继续在熬夜、浓茶、抽烟、失眠、安眠药中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初,他来我家,不过爬了四层楼梯,已很费力。两年前,我们一起去台湾开会半月,但所有的旅游项目,他都未参加,根本走不动,只好呆在亲戚家。后来,我们又应邀一起去过石狮、厦门参加学术活动,他是越来越衰老了,体重不到80斤。他与我同居一室,我夜半醒来,他还没睡着,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上去,真是形容枯槁。他有时激烈地咳嗽着,表情痛苦,我很揪心,但又无可奈何。半年前,他有次来电,说艰于行走,只能呆在家中。我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是否严重缺钙?是否肾有问题?他说用不着。他哪里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腿部。多年来,他从不参加例行的体格检查,不重视营养,家人要他吃得好一些,他还不高兴。他穿的衣服相当陈旧,甚至不让家人买较好的手纸。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过这样苦行僧式的生活?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像油灯耗尽,像蜡炬成灰,像落叶飘零,像溪水流入江河,奔向大海,顾诚兄永远地走了。但是,油灯、蜡炬都曾用光亮照人;落叶曾用其葱绿,展示其蓬勃生机,并扶助红花;溪水一路潺潺有声,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回忆——回顾顾诚兄的一生,尤其是近30年来的学术生涯,他不正是这样的油灯、蜡炬、绿叶、溪水吗?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转载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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