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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已逝 风范长存

张玉兴

鸿彬教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惘然若失,悲悼不已。半年以来,鸿彬教授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浮现在我心目之中。我仍然不敢想象他的离去,因为他一直在倾心治学,从未放下手中的工作啊!悲痛之余,不禁想起与他相处时的一幕幕往事,感受他高尚的学品和人品。

我与鸿彬教授相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4月上旬。当时我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出差北京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明实录抄(满洲篇)》这部书。北图的同志说此书已外借,因见我查书心切,便告诉我借阅者是李鸿彬。于是,我按其所示地址,前往鸿彬老师家。鸿彬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他让出卧室兼书房里自己的写字台,让我坐在前面看书,并给我递上一杯热茶。我连看带抄足有两个小时。我阅读完毕与他交谈中,彼此了解了各自的情况。当时人民大学尚未复校,他以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编写组成员的身份,正在编写清史。而我二年来被借调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清史简编编写组,也在从事清史编写。我们都很兴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告诉我说除北图外,科图、北大、清华都有珍贵的藏书,利用价值甚高,不妨前往查阅。他向我探询了朝鲜《沈阳状启》一书的下落,我说辽宁省图书馆有藏时,他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地说辽宁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这次与鸿彬老师结识,我大获教益,尤其获得了他的珍贵友谊。鸿彬老师平易、淳朴、谦逊、乐于助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从此,我们便交往不断,彼此成了好朋友。 

十分巧合地是,一年之后即1979年9月,我被单位批准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与两校研究生一起听明清史专题课。而鸿彬则是人大的授课教师之一,这样,他对我来说既友且师。我称他李老师,他不接受,仍然坚持己见,从未把我当成他的学生,而一直以老友相持。进修的前半年中,他一再代我去邮局领收邮件,代我借书,简直成了我的“勤务员”。此后的20年间,我们在学术上不断切磋琢磨,友谊与日俱增。我为有这样的益友与良师深感平生之幸。 

鸿彬教授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深厚的品德修养及高尚的思想境界。他待人真诚,气度恢弘。 对与自己观点不同者尤能抱正确态度。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曾著文对萨尔浒战役是后金的民族自卫战一说,提出质疑,发表在北大学报上。而他正是持此说者之一。对此,他并不介意。虽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但彼此友谊如故,且日益加深。后来,他编辑和主持《清史研究通讯》及《清史研究》时,一再敦促我写文章,发表成果,不论文章长短,只要有所见解,他都给予热情肯定,表示由衷的高兴。而我的一篇论述张春之文,他则充分赞扬并置于《清史研究》的首篇位置发表,还写信告诉我说李洵老师致函于他称赞了此文,他这种豁达的襟怀、高尚的人品令我钦佩之至!他也正是以这种精神,结识了许多朋友,仅我所知,在沈阳,在我所在的单位,他就与不少同志有诚挚之交。而陈教授正是当年对其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以少胜多之说提出驳论者,他的坦诚品格和容纳异己的雅量,赢得了人们真诚的友谊和由衷的敬重。社会上道不同不相为谋,凡学术上与己稍有异见,便心存芥蒂,进而忿忿不平,甚至割席绝交者,往往有之,这种心胸偏狭症与鸿彬教授的坦荡胸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有容乃大,鸿彬教授的襟怀气度将永远令人钦敬。 

鸿彬教授留给人们最珍贵的纪念,还在于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对学问终生不懈的追求。他的教学与研究中最大的特色在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从他的教学和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理论探讨的用力,对史料收集的精勤。其专著《清朝开国史略》一书,征引文献达200余种,其中对《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书的研究利用,则是迄今大陆学者很少利用之书。真是广泛涉猎,悉心搜求。他的治学绝不空发议论,亦不人云亦云,而是在尽可能地详尽占有一切史料的前提下,融会贯通,反复琢磨,提出己见的。正因如此,他的论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议论平实,视野宽阔,给人以充实感、厚重感、可信感。他的《清朝开国史略》一书,虽然字数不多,但深入浅出,把头绪纷繁的复杂问题,阐释得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令人一目了然,充分展示了他的治史本领与治史风格。 

鸿彬教授是一位诚实的学者,为人、治学十分认真。 他严谨求实,谦逊老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未摆出过知识里手的架势,绝无虚伪与霸气。他坦率可掬,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当年我与他相识不久,大概在1980年前后,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说,他已到过沈阳,在辽宁省图书馆正像我说的那样,在《奎章阁丛书》里查到了《沈阳状启》。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这种坦诚贯穿了他的一生,当他病重后整理旧作出版《清朝开国史略》时,感到原稿缺少“女真族的社会组织“内容,重新撰写力所不逮,但为使全书完整,论述周延, 他特请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小萌先生补写,并特加注明,对此人们非但不认为他知识有欠缺, 而是看到了他把握知识的全面性,看到了他对学术、对读者的极端负责的精神,看到了他诚实磊落的高尚人格。 

鸿彬教授的敬业与献身精神更令人永世怀念。他除了日常教学及科研任务外,曾长期担任《清史研究》主编。由于他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把这一全国唯一的清史期刊,办成了很有特色的杂志,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研究新人。学术界的同人都很感激他对清史研究事业发展的推动,感激他的无私奉献。他为办好《清史研究》辛勤耕耘,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全部心血,直到其病倒,当他因患重病离开工作岗位后,并未休息保养,而是力疾治学,写著不停。他与病魔苦斗的七年,是思考不停、研究不停、拼命治学的七年。这期间,我但凡出差进京,总要到其府上看望他。他每逢见到我则兴奋不已,总是向我详细询问各位朋友的近况,并热情地向我倾诉他近日思考的问题,或介绍自己近日所写文章的要点,或对时下新刊论著表达艳羡之情,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虽然此时他病魔缠身,病势已日趋沉重,行动愈加困难,但他却若无其事,从不言及病痛,我每次面对此情此景内心都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感动不值,感慨万千。据我所知,他因病退休后,仍公开发表专著一部、论文十余篇,共30余万字。这是极其难得的成就。这里同样令人十分感动而应特别一提的是,其夫人玉成了他。鸿彬教授夫人令人钦敬的吕淑清教授在其患病期间,强忍巨大的痛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悉心照料护理,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奉献了至纯至真之爱。正因如此,鸿彬教授一直处在温馨幸福之中,他虽罹病痛却心情舒畅,一无牵挂地专心致志于事业,艰难奋斗,而从未停止一天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达到了只知工作、只知研究、只知奉献,而忘掉自我的境界。他把毕生献给了他所从事的事业。鸿彬走了,但却把深沉的爱和闪光的榜样留给了世人。 

鸿彬教授您真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高尚化入永恒里,无穷思念留人间。 

我尊敬的良师益友鸿彬教授,安息吧! 

                                                2001年4月20日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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