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极为重要，在经历了戊戌以来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之后，随着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一幕世纪之交的革新序曲已在南北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分化组合中悄然奏响。以往学人在探究这段历史时，由于受“宏大叙事”风格和革命史研究框架的束缚，“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1]

中山大学桑兵教授潜心于对复杂难辨的史料的考证，执著于对官、士、民、匪、洋五种社会力量之间“人脉”关系的梳理，致力于在宏观视野下对中层力量的观照，悉心于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修正，紧扣对清季政局影响深远的勤王运动，力图展示各派势力在国难之际对朝廷与社稷两难取舍的心路历程，积十余年辛勤写作之功，终于在2004年4月出版了有关庚子勤王研究的著作——《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庚子年间政治风云诡谲，参与者常因事出隐秘而不留相关纪录，即使幸有文字存世也大多已经过精心处理涂改，其中含有大量隐语暗码，且对史实有放大、缩小、作伪之嫌，极难解读。而公开文书皆为官样文章，坊间传闻则系道听途说，更使这段历史在层层遮蔽下难见天日。“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2]桑兵施展其缜密考订史料的优长，借近二十年又一次“史料大发现”之东风，对各种史料进行了耐心细致地抉剔爬梳，去伪存真，使原本波澜壮阔的庚子勤王全貌得以浮出水面。如《岑春煊与保皇会》一章，作者不仅参阅大量正史文集，还从纷乱繁杂的时人笔记、野史掌故中寻找资源，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体察官僚政客之心，将貌似粗莽直爽实则工于心计的晚清大吏岑春煊在勤王过程中见风使舵之嘴脸公布于世，同时也深刻揭示出矛盾激化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动及其同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治史甚苦，而对史料的考证更是苦中之苦。涉史愈久，感悟愈深。在这本新作里，桑兵对于自己治史的感悟，也多有体现。“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 [3]从史料角度出发，即要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具体到庚子勤王研究领域，由于学人习惯用“革命——改良”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固有材料，势必先将身处其中的人物分别贴上保皇与革命的标签，这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同时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所以“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6]桑兵认为“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隅，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4]而对于史料的解读，今人的读懂能力已不及前人。且史料价值越高，越是难读。在作者看来，“‘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么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5]应当不拘泥于以往的史料分类标准，广泛涉猎搜求，具体分析检验，根据史料反映史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来判断其主次轻重。 

晚清政局瞬息万变，因而程式化的逐项分析方法之于政治史研究已远远不够，不足以再现历史场景的复杂性。桑兵另辟蹊径，执著于对“人脉”关系的梳理，围绕人事关系变动这条主线来探讨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各派力量之间互相流动、交错渗透、分合斗争的情形及新的时代动向，这堪称全书的一大亮点。作者重点突出了在亡国灭种压力下中国士绅阶层逐渐分化嬗变和重新整合的士变与士争的复杂历程，以及他们变革宗旨更换与群体意识形成的情况。书中对中国议会组织情形及瓦解原因的探析即是一典范。桑兵通过考校比勘相关新旧史料，敏锐地发现“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是把握国会内部派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7]正是循着这条“人脉”线索，作者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成功地解读出国会内部汪、康两派分合消长的前后历程。桑兵指出，国会两派的摩擦斗争，始于正气会。经过之前的一番角逐，汪康年一派在中国议会成立之时已占有明显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桑凭借卓越的洞察力，在排比分析孙宝瑄、井上雅二、康有为、唐才质诸人日记、书信后，令人信服地将中国议会的秘密宗旨主张之大概推断出来，并以此为基础，认为国会内部斗争的主要原因并非宗旨手段之歧异，而在于康有为同汪康年之间的宿怨影响了汪与唐的合作，加之唐才常本人不善社交，双方始终难以做到求同存异，致使联合中枢无法稳固。中国议会仅存月余，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人脉”关系的考察并不排斥具体的个案研究，相反，典型的个案研究能够多维度、立体式地反映庚子勤王中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作者在考察、清理各种人事关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个案研究对于展示社会各种势力变动趋势的作用。在《庚》书中，作者用五章的篇幅（第六章：《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七章：《新加坡华侨》；第八章：《岑春煊与保皇会》；第九章：《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十章：《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分别考察了官、士、民、匪、洋五种社会力量的心路发展历程和彼此互动的情况。这种写作手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单维度、平面化叙述的枯燥方式，通过多方位、立体式的史实呈现，使读者对庚子年间各种力量的变动交错态势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生动的认识。 

与同时期北方的义和团不同，庚子勤王从计划的酝酿、出台到具体的运作、实施，其主导力量并非深受压迫的“民”，而是身处社会等级结构中层的“士”，整个运动带有浓厚的书生动武、秀才用兵的意味。桑兵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在叙述勤王全局的同时，对士绅这一中层力量的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而不能一味为所欲为，否则士绅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间作出两难选择。甲午海战蒙羞，戊戌维新夭折，己亥建储终于让士绅们忍无可忍，激起了他们的强烈抗争，使其被迫走上了武力勤王的道路。正是沿着士绅群体意识转变的轨迹，作者对保皇会的勤王谋略、暗杀活动及中国议会、兴汉会中各派趋新势力间的争斗、联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析，凸显出庚子勤王中广大士绅的重要地位。此外，作者在写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了以往政治史研究中过分纠缠于少数精英人物言行的套路，着力挖掘出一批容易被学人所忽略的小人物，如徐怀礼、金梁、辜仁杰、易顺鼎、邱菽园、何东、何廷光等人，使得作品更加丰满、充实。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许还是“革命”，因而对“革命”话语来龙去脉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学者陈建华致力于“革命”话语的研究，其新作《“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对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以及晚清“诗界革命”进行了细致地探讨。[8]而庚子年恰恰处于“革命”话语形成阶段。桑兵教授充分利用陈著成果，指出：“从治史的角度看，关于‘革命’话语现代性的考论，值得注意的是将‘革命’一词的诠释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区别，并从分辨汉语的革命、英语的revolution和日语的かくめい三者复杂的语境关系入手，仔细探讨革命一词的语义转化及其具体运用过程。”[9]由此反观勤王运动，不难发现“中国革命的起点显然不应定在庚子。”[10]并且，此时“革命”话语方兴未艾，故革命与不革命，尚能在革新阵营内平等对话。可见 “革命” 在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之专利。桑兵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令人信服地分析出保皇会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部成员对“革命”内涵的不同理解，并断定梁启超在1903年之前对革命的文字宣传实乃真心向往之举。 

任何著作皆有缺憾，桑著也不例外。通观全书，笔者有三点不甚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庚》书中，桑兵很少将笔墨用于论述与勤王同时期的义和团和东南互保两大事件，更少涉及三者间交错互动关系的比较。单论勤王运动，势必会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若不对几大历史事件作一番整体把握，似难展现晚清政局之全貌。以勤王与互保为例，勤王队伍中的广大士绅，多出自东南诸省，与地方督抚关联密切。正如学者廖梅所言，面对北方大乱之情形，“东南地方督抚和士大夫们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中外双方都萌生了在东南地区维持和平并将和平法律化的愿望。”[11]只有安内方可勤王，此渐成官绅间之共识。故而，在许多士绅看来，勤王与互保并行不悖，互保乃勤王之基础，若光绪犹在，则北上救驾；若遭遇不测，则南方自立。可见，勤王与互保是相互交叉的，各种势力的思想趋向也甚为复杂，故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不可或缺。在书中，桑兵虽对趋新势力的自立之计、官僚大吏的互保之策有所谈及，但惜其并未展开专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作者在梳理官、士、民、匪、洋五种社会力量间“人脉”关系的同时，似对新式学生群体的关注不够。考虑到桑教授之前已有两本关于晚清新知识界的著作问世（这两本著作是：《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4月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版），作者可能因之不愿再多费笔墨。但是，庚子勤王所涉甚广，并且新式学生的变革意识较之其他力量更为强烈，故他们在勤王运动中应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可借此比较世纪之交的“士”与“学”之异同，从而更利于把握二者在未来的不同走向。 

第三，著书立说自然以文字为主，但有针对性的图示表格也必不可少。桑教授文笔凝练，用词精准，令人叹服。但勤王运动毕竟头绪繁多，形势复杂，单凭文字叙述似不能使读者窥清全貌。比如，勤王运动中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几路人马的活动路线，若能绘制一张或几张图示加以展示，则会让人一目了然；再如文中关于中国议会、正气会、自立会、兴汉会的成立时间、地点、人员构成、宗旨口号、持续时间以及内部关系等问题，若以表格形式呈现，相信效果更佳。 

走笔至此，笔者深感两个“难得”：一是桑兵能够耐得住寂寞，花十几年苦功钻研庚子勤王运动，其执著于学术的精神十分难得；二是在“学术内卷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能够有像《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这样高水平著作问世实属难得。当世学者若都能以桑兵教授“难得”之精神著“难得”之作品，那么相信史学界将会愈加繁荣。 

参考文献： 

[1][2][3][4][5][6][7][9][10] 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41，2，10，12，141，109，14，15。 

[8] 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11] 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