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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志钧自传

汤志钧

一九二四年六月甲子年五月,我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

父亲在清季就读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是唐文治的学生,旧学根底很深,散文,书札都好,也通英、日文字,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教师。我读小学时,他在南京一家报馆中担任文牍主任。母亲庄氏,是武进大族,清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就是她的六世族祖,她本人也是师范毕业,和表妹杨牍玉一起跟随吕凤子学国画,诗文。所以,我也可说是出生在“书香门弟”。 

小学毕业时,父亲就失业了,依靠祖传店屋租赁为生,尚堪温饱。照理父亲敷闲,应该亲自“诲子”,但他生性疏懒,故意搬弄孟子“古者易子而教”,“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的话语,不肯教我。倒是母亲,每在灯前月下,教些唐诗、《四书》,使我从小受到旧学的熏陶。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八月,上海抗战。常州地处沪宁沿线,风鹤传惊,户宇不宁,我们乃举家迁避,逃到离城三十余里的河口镇。不久,常州沦陷,日军下乡骚扰,奸淫焚掠,无所不为,目视暴行,倍增愤慨。次年进城,自宅已毁,住房也遭兵燹,披荆斩棘,僦居陋室。因父亲失业,店屋荡然,家道中落,恃变卖衣饰维持,母氏劬劳,暇时将敝衣败布粘成硬骨出售,借资挹注。这时,中学巳复校,因不愿受奴化教育,乃从贺怀伯先生读国学,从钱栗盂先生学英文、数学。贺先生已六十多岁,是前清廪生,饱学之士,他看到我《论语》、《孟子》已经读过,乃课以《东莱博议》、《左传》,接着讲《史记》、《诗经》、《礼记》,后来教《尚书》。 

贺先生明训诂,善讲解,重背诵,每周作文一篇,赋诗一首,题目类似“策论”,如《齐宣王不忍杀牛解》、《公矢鱼于棠说》,这样读了两年多,英文、数学大体补习到高中水平,国文则远远超过。父亲看到我中文基础较好,他又是唐文治的学生,唐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已在上海租界内复校,叫我前往试考,我只得只身前往,投靠程家姑母。 

记得入学考试,最重要的是一篇作文,作文两题选一:一为《通天地人为儒论》,一为《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我在常州补习,埋头故纸堆中,不看报纸,为了应付考试,虽也自学中外史地,也只知希腊,罗马,不知二次大战,只好选第一题。但究竟出于何典?来自何书,却又茫然不解。怎么办呢?好在我《四书》还热,尽量援引一些“天”、“地”、“人”之类条文,胡绉成篇,倒也铿铿锵锵,抑扬顿挫。一个月后,居然榜上有名,被录取为本科一年级生。后来,我才知道“通天地人为儒”,语出杨雄《法言》。 

国专的课程除外语外,都是国学,基本文选是蒋伯潜教授教的,《论语大义》则由唐文治校长亲授,唐老先生双目早盲,上课时由陆修祜教授朗诵琉解,唐先生随时指授,一口太仓话,声音又低,同学多数听不懂,我则坐在第一排,亲聆謦颏;考试时,做—篇作文,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我在“其”字上做文章,说“其”指子女,父母对子女之疾抚养照拂,无微不至,我们对父母有疾,怎能不为之“忧”呢?居然得到唐老夫子的亲睬,拔为最高分。第一学年结束,全校总评,我名列第一,得到奖状一纸、奖金三十元,当天我就欢天喜地地拿了奖金到福州路买书。 

二年级要分系科了,当时本科分哲学,史地,文学三门,我本想读文学,但看到同级个别同学,平素酒食征逐,舞厅徘徊,而咏诗填词,却又每列榜首。我想,我读书算是用功的了,但诗词却不如人,大约读文学是要有“天赋”的,我生性拙朴,还是读读史地,比较“实事求是”吧!这样,就改攻历史,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 

这时,上海已成“孤岛”,不少名教授来校兼课,如吕思勉教授的史学讲座,周谷城教授讲《中国通史》,周予同教授讲《群经概论》,王蘧常教授讲《秦汉史》,郝昺衡教授讲《中国文学史》,夏承焘教授、胡士莹教授讲词,钱仲联教授讲诗,都是一时之选。吕思勉先生和我同乡,精于经史,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又沿习顾炎武、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的治史方法,知识深广,博大精深,两位周先生的教学,也使我受益不少。 

我从贺怀伯先生受业时,就听他讲到汉、唐注疏和清儒经解,也听到“立德、立言、立功”这类教导,父亲又谆谆叮嘱,不要过问政治,不能“立德、立功”,就“立言”好了,于是油然有述作之志。又因自己是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学术鼎盛,庄家、刘家又有戚谊,就想寻庄、刘之遗绪,探今文之微言。在国专读书时,经过丁福保先生的介绍,到鸿英图书馆读书。寓所和图书馆有十里之遘,经常徒步往返,不以为苦,严寒酷暑,习以为常。为了打好基础,决定从注释入手。考虑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讲经学历史,刘治古文,刚好与治今文的皮锡瑞异旨。刘氏所撰,虽是“教科书”,其中却不乏独到之见,只是文字过简,语焉不详,我正可注疏补益。这样引录文献,逐句笺释,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成为我后来研究经学史的一份基本素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国专教授有的远徙内地,有的销声匿迹,也有个别教授误入岐途的。我在上海,吃住都在姑母家中,姑母待我甚厚,视同亲出,但她经济也不宽裕,不能再增加她的负担了。这样,我便辍学返乡,经友人介绍,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农村中学教书,那里是游击区,经常有新四军驻札,也能呼吸新鲜空气,唱些爱国歌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始终在中学任教,虽然也换了几个学校。 

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先进复旦大学,又读完了国专未修课程,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毕业。在复学期间,和同学郁慕云相识,她佩我治学勤奋,我感她纯朴无华,彼此相恋。但她家饶有资产,而我则贫无立锥,我的父母既担心“齐大非耦”,她的父亲也担心女嫁黔娄,幸岳母垂怜,终成眷属。从此,慕云和我同甘共苦,治理家务有条不紊,切磋学谊互有启发,如果不是她的支持和鼓励,我是不可能有那么安定的读书条件和写作勇气的。 

一九四O年到一九五O年的十年间,我除注释了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外,又写了《荀子学案》和《史汉异同举隅》,前者受了汪中《述学》的影响,后者步了崔适《史记探源》的后尘。同时,《中国经学史》也写到了隋唐,还专门写了一本《清代经今文学史》,这些书稿,当然稚嫩肤浅,但资料的积累,却给我今后的撰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有《庄存与年谱》、《庄大久评传》,则稍加补益,仍可问世。 

一九五一年,我又回到常州教中学,教过语文,后来专讲历史,担任市历史教研组长,中外古今,无所不教,而重点则在中国近代史,我虽说“史地正途”出身,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只好边学边教。又因舞文弄墨,积习难改,于是择其兴趣较近者,由今文经学而研究康有为,研究戊戌变法,由古文经学而研究章太炎、研究辛亥革命。一年新课讲毕,第二年就不要备课,课务都在上午,下午可以午睡,晚上则挑灯夜战,看我喜欢看的书,写我喜欢写的文。一九五三年,我写的戊戌变法论文开始发表。一九五五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还有不少论文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都是在常州六年间写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底,经过吕思勉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是李亚农同志,副主任是周予同先生。当筹备委员会徐仑同志带我去谒见李亚农同志时,他说:“年轻人应该多读书,掌握两三国外文,不要急于出书。你三十岁就出论文集了,太早,清朝学者都是五十岁以后再汇订成集的”。真是冷水浇背,当头棒喝,左思右想,不得其解:“难道你好出论文集,我就不能吗?”还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多年以后,回顾亚农同志当时的教导,深含哲理,也渐渐觉察到自己过去刊发的东西,粗糙疏漏,深悔梨枣过促。这才感到亚农同志箴贬近情,真是金玉良言。后来,我才知道,《戊戌变法史论丛》还是他介绍出版的,原来我把这部书稿送交国务院招聘委员会后,转寄上海,他看到此稿,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了,但亚农同志生前,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 

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报到时,全所还不足十人,住处和吕思勉先生较近。我在常州,恰好吕先生返里养疴,闭户撰作,我经常到他十子街寓所请益,这时他已来沪,又能亲炙经史。我到他复兴西路新址时,他总要整治酒肴,看我饮绍兴酒,谈山海经。《戊戌变法史论》是他亲自审阅的,如今还保存了他的眉批浮签,《戊戌变法史论丛》的书眉也由他题署,可惜出版社把“吕思勉题”四宇去掉了,又将直行裁为横排,真感遗憾。次年十月,吕先生不幸在校读《隋唐五代史》时心脏病突发,遽尔逝去,使我痛失良师。但吕先生的音容笑貌,却至今回荡眼前。 

一九五八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改属上海社会科学院。我除纂集近代上海的资料书籍外,又参加了《辞海》编订,协助周予同先生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周先生年迈,由我起稿,并去浦江饭店集中定稿。等到一九六一年“试行本”出版,我又追随李俊民同志等到河南、陕西、四川,武汉征求意见,在郑州拜访了嵇文甫先生,在成都向蒙文通先生请教了章学诚思想,在武汉谒见了谭戒甫先生,都受到教益,回沪后,又加修订。记得在浦江集中时,遇杭州大学任铭善教授,任先生专治三《礼》,而我于经书中对三《礼》最欠功力,好在任先生住在浦江,能够朝夕相见,执卷问难。《辞海》中“博士”,“家法”、“师法”诸条,还由他亲自润改。由于时间较集中,图书较方便,写《辞海》时也发现了一些经学中的问题,从而写了一些论文,和周予同先生合署发表。周予同先生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了中国经学史的课,我也做些辅助工作。这几年,环境安宁,干扰也少,看书也多,基于《辞海》谨严,涉及考证,我对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饶有兴趣,把过去积累的章太炎佚文和圈点过的《太炎文录》陆续整理,标点校勘,《章太炎政论选集》就是在一九六一年完稿的。太炎先生文字古奥,诘誳聱牙,中华书局特地请了马宗霍先生校正句读,使其减少错误。在整理章太炎文篇的同时,我也写出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的初稿。 

一九六四年下乡“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能在晚间油灯下稍整陈编,或休假返沪时增删因革。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和周予同先生合署撰文,《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王莽改制和今古文问题》等都是“大毒草”,我也就横遭讨伐,成为“黑帮”。抄家是免不了的,可能因为我的书多,搬起来也要劳力,只是贴上封条,把一些稿件抄去。时隔不久,封条干了,轻拉即开,遂得晚间偷偷扯开封条,偷出书本,赶看赶写,黎明重粘封条,书归原橱。总算未为人知,倒也写了大量札记。这些札记,当时不想发表,也不能发表,都是用最省时间最简净的文言文写出来的。晚间熬夜过长,好在白天赴所报到,劳动之余,独关一室,尽有瞌睡时间,也幸未为人知。此后,农村“五七干校”,工厂“战高温”,仍没有忘怀书卷,也算是“顽固不化”的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工厂劳动,被宣布“解放”,却留下尾巴。不久,突然叫我参加二十四史的《宋史》标校。此书过去由聂崇岐先生、罗继祖先生初标过,现在又叫张家驹同志和我任“通读”,参加者也有十余人。我对《宋史》素乏研究,地理沿革、职官更迭、礼俗因革,对我来说,都较陌生,幸家驹同志随加鼓励,勉予充任。《宋史》卷帙浩繁,标校了好几年,“通读”也增加了好几位,可惜家驹同志未能亲睹其成,就一瞑不视了。 

一九七八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我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二年起,又任副所长,一度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课,也到南京、山东、武汉、广州等大学作过短期讲演。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到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讲学和研究,凡半年。一九八五年一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学旬日。同年二月:又应美中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到美国讲学和研究,先后在柏克莱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加里福尼亚大学、史丹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作过报告。结识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和港、台同胞,也看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见闻。 

“四人帮”粉碎后,我的撰著或编校的书籍,出版的有:《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一九七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戴震集》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康有为政论集》上、下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增订本,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出版。将要出版的有:《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和《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已经付排或送交出版社的有《陶成章集》、《近代经学》。我在日本的讲稿将于今年出版,他们还另外替我编了一本论文集,都是日本友人帮助翻译的。目前,正在写《清代经学》和标校《梁启超集》。 

近几年来,不少青年同志,问我治学方法,我虽有良师益友指点,还是暗中摸索居多。因为各人禀赋不同,兴趣各异,不能强人所难,使入范篱,只能择其意志所近,迈越险阻,只能视其指点所在,反复玩味。但自己毕竟在史学领域中,虚度了数十年华,如果把点滴体会写出,或可使青年少走弯路,于是赘上数行。 

一曰持之以恒。不管你是历史系出身还是自学,一旦对历史感到有兴趣的话,似需先通后专,由博返约。没有通史的基础,是不易学好专史的,不知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是不易学好近代史的。当你有了一定的通史基础,决定专业方向后,最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我对中国经学史有兴趣,就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钻研,尽管工作有调动,任务有变迁,也没有稍敢放松,这是我的“老兴趣”。解放后,我学习中国近代史,选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多少和康有为、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老兴趣”有关。到了上海历史研究所,领导上叫我参加编辑近代上海资料,在编《五四运动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时,我也全力以赴,又发生了“新兴趣”,但一旦编就,又返归“老兴趣”。因为中国史书浩繁,待发掘的材料太多,待探讨的问题也多,如果意志旁鹜、“全面开花’,象我这样愚拙的人,就不易左右逢源,还是在自己的“老兴趣”中回旋的好.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己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 

一曰持之有故。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就要详细占有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势不能脱离资料,而要见多识广,手勤笔勤。清朝人在书籍上每多眉批校注,这些眉批就是他们读书所得,批以备忘。有的还写成札记,日知其亡。吕思勉先生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就是在大量札记的基础上写成专史的。不要只看他们著书之多,成书之“速”,而要想到他们蓄积之久,笔札之勤。不是长期积累,持之以恒,是不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同时,中国旧史书也自有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都有可取之处。我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也是先写成大事长编,再把人物抉出、事件论列的。当然,这些体裁,各有局限。但排比整理,也能持之有故。 

这不能说是心得,也只是愚者之见,聊供刍荛而已。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于美国华盛顿客寓 

(资料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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