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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自述

吴承明

吴承明1917年1月生于河北滦县。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约顾问。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1985、1990、1993年。主要论文有《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历史主义》、《论二元经济》、《经济史方法论》等。

我童年在北京,可算个老北京。当时北方小学教育落后于南方,父亲叫我改念私塾,读了两年《四书》和古诗文;后来发现大有好处。不过,这时私塾已有一位女塾师,教英语和算术。一天,这位陶老师悄悄对我说,她是"革命党"。不久,陶老师不见了;接着,北伐军进入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这时我在以理科著名的北平市立四中高一班。学校的运动是师生联合开展,物理学教师李直钧、化学老师刘伯忠都是领导人。次年春,外部压力日深,老师退出运动,学生秘密筹组学联。学期末,黄诚和我被教务处召见,被客气地告之:"你们赶快离校吧。"这时我想起屈原的话"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我含泪向使我们受益良深的李老师、刘老师告别。解放后,两位老师都年已古稀时,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 

黄诚和我当时都怀有工业救国的理想,便联袂考入了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高中部。北洋是个老牌大学,与京师大学堂齐名。这时虽由教育部改称学院,校内仍自称北洋大学,高中部仍称预科,两年制。又因院长王季绪"绝食抗日",闻名遐尔。但我们进校后,王已被免职,专任教授。北洋预科已是专任专业基础教育,课程繁重,讲课都用英语。我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学,教授是德籍丹麦人卜德,口齿不灵,"謇謇为患"。接着,学校发生了两次"学潮"。"学潮"是报纸上所用名词,实际是抗议日本便衣队制造的"津沽变乱"。那时津沽一带已是日本人天下,北洋学潮,非同小可。学期末,黄诚和我再一次被召见口谕:"准许预科毕业,但不准进入本科。" 

于是,1934年夏,黄诚和我再一次联袂转学,考入清华大学,他进工学院,我进理学院。这时已是华北危急,国事日非。1935年夏,黄诚和我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旋爆发"一二.九"运动,成为救国会成员。工业救国已成泡影,我转入经济系。没想到经济学竟成我终生爱好的学科。只是当时奔走救亡运动,甚少读书,辜负了陈岱孙等名师的教导。学期末,学校布告开除四名救国会委员,包括黄诚和我。 

1936年夏,我再次转学。那时北京大学只历史系和哲学系招转学生,我考进了历史系。在北大,从师孟森老夫子和钱穆教授,我对史学产生了深厚感情。但仅仅一年"七七"事变爆发,黄诚和我都投笔从戎。黄诚后来牺牲于上饶集中营。我则于1938年末回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环境艰苦,而名师如云。这里,我从师陈寅恪、姚从吾、郑天挺等大师学史,兼师刘文典老先生读古典文学。1940年以考据论文毕业。 

1944年春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是凯因斯主义当世,哥大则是克拉克学派走势,我的导师又恰是反凯因斯主义的。我对此采取客观态度,而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这也许是受学历史的影响。直到今天,对一些新兴学派如科斯等新制度学派,我还是这样。同时,我比较注意方法论,对那时尚在萌芽状态的经济计量学颇感兴趣,曾以一篇《货币数量分析》获金钥匙奖。这也许是受学过一点理工的影响。1946年,我获得哥大硕士学位。 

我在求学过程中,遍走了理工文法学院,无所专长,直到年近花甲,才选定了经济史这个专业。再次用屈原的话说:"泊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学习生活的曲折,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但现在想来,也有好处。做学问要眼光开阔,博闻广识,然后求专。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深感过去的一点理工知识,乃至私塾古文,都常派上用场。再则,正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我在学校教育之外,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1946年我开始在业余做些系统研究,就不觉陌生了。 

另外,我还想起两件事。一是"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三年。当时的条件,只能读马列。我精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补学现代物理学过去学的是古典物理学,以及现代生物学,后来觉得受益无穷。另一事是我进入七十岁以后,因老伴瘫痪,卧床不起,需要照料,我们暂住女儿家。斗室间写作困难,病榻旁尚可读书,我便读了不少当代经济学和史学理论的书,大开眼界。觉得过去所学,太狭隘了。活到老,学到老。每种学问都是日新月异的。最怕一叶障目,要博而后专,专后还要博。这是我的小小体会。 

(资料来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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