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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凿书室记事

韦庆远

近二十年,我在北京,其后定居在故乡广州的寓所,都挑选了其中一间光线比较明亮,比较安静的房间作为自己读书写作的地方。这个房间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一桌一椅一灯,既无电视以悦目,更无丝竹以怡情,是名实相符的陋室,但我每天都约有八九个小时呆在这里,读读想想,写写改改,时而似有收获,心驰而神往,乐也陶然;时而遇到窒难,绕室徘徊,抓耳挠腮,情绪沮丧。这是属于我的一方小小天地,我的每一个选题,每一篇拙文和每一本拙著,都是在这里孕育,完成初稿和订正修改在这里;读书和写作的心得,略有成绩的喜悦和迭遭失落的困惑也凝聚在这里。斗室思潮涌,诗书滋味长。其中有苦有乐,苦乐自知。这个房间别无特点,只是以书为壁,书架直达壁顶,架架相连,藏书且有不断膨胀之势,室内已无空隙可容,只好越界侵略,在饭厅中另竖数架,并且采取推陈出新的办法,不断淘汰旧书和暂时不用的书,好腾出空间以收容新书。其实,本人的藏书既杂且乱,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常见书低价书,绝无宋椠元版等珍贵古籍,更无钟鼎礼乐之器,有些书还是从旧书摊里贱价淘回来的,所谓人弃我取,敝帚自珍。自认为比较可贵的,只有自己历年在国内外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而来的摘抄件和复印件,视为是镇室之宝,不时翻出来揣摩细读,总想探赜索隐,利用这些资料做点学问,可惜志大才疏,一再蹉跎,屡走弯路,少有长进。总的说来,我和这间陋室以及它的藏件长期厮守,不离不弃,寄托之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日就月将,存在着深厚的感情。还给它起一个室名,称为师凿书室。

为什么给它起名为师凿书室呢?其中还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它酝酿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本人挈妇将雏,随中国人民大学教工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干校劳动改造,这个时期,又正是自己处境十分困危的时期。我年未四十,但因为已有了一些小作品,故此被加上“反动权威”的恶名;又因为在解放前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被国民党逮捕过,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特刑庭,因此又被扣上“叛徒”的黑帽子此事,其后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审查定案,认为本人在狱中表现较好,无任何历史问题。为此被轮番抄家批斗,住牛栅,遭禁锢,戴着精神枷锁,被宣布为“另类”。当时,领导号召我们要长期扎根在干校“脱胎换骨”,休想再回复到读书教学和进行研究的“剥削生活”。我亦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愿,实在是不敢再做什么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了,因为这是一个公认的高危地区,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从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开始,随后再逐步引发成全面战火。我将残存的图书资料全部装箱,寄存在学校仓库内,一度下过决心,从此和它们“诀别”。

人大干校选址在江西省余江县一处荒废了多年的打石场,已经多年没有开采了。在场的正当中留有一个深八九丈,长二十多丈,宽七八丈的大坑。它是经过当地百年采石开挖出来的,坑内大量积水,已成为一个大水塘。干校领导认为大可利用,便用电机抽干了水,然后在坑顶加建了一个上盖,勉强可以遮挡风雨,又决定将它作为一个男“五七战士”的宿舍。我们戏称它为“水晶宫”。住在“水晶宫”的“战士”也就被编为打石连。这个连队还另有一些女性“战士”,住在其他地方,共约有一百五六十人。连队的生产任务就是开坑打石,为干校修建房舍开采和制作急用的石材,劳动量很大,故此,都是挑选身体还比较壮实的人来充任。于是,这批“臭老九”们便一下子转业为打石工了。

原来在江西上饶地区的民房,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叫做红石的建筑材料来垫铺地基和砌墙。这种红石坚实耐用,经得起风雨侵蚀,有些老房子虽然住过好几代人,历经一百多年仍然可以继续安居,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每当进入村镇,但见街巷里一排排红墙,也很美观。

对于长期在学校工作的教工来说,改行从事开采和加工石材,确实是生疏和艰难的。干校请了几位老石工师傅来指导。老师傅们对于这一群男女学徒十分爱护,指教也十分耐心,但也感觉有些惊讶,因为当地拜师当采石工的人大都限于十几岁的少年,而且从未有用女工采石的。当地人认为采石是繁重的劳动,打石工人到了四十多岁,一般便不再下坑,都转行改做别的工作,而我们这一群却是老大不小,高龄的已经五十出头,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妇女,认为是前所未见的稀罕事,也流露出怕这些人学不好和难以胜任的担心,但经过一些天,见到这些男女老九们还都耐劳苦,肯虚心学习,并且上手也较快,所以不断称赞鼓励。

我们每个人使用的工具是一把铁锤,几根钢钎,具体操作是以锤敲钎,以钎凿石。但是却不能乱敲乱凿,必须依照严格的操作工序。

开采石材首先是在选定的石坑底部清坑,按照需用石材的尺寸规格划出线路,大约三四平方米可以划为一方小区,每个小区内再划分为若干方格,每个方格就是要开采的一块石材。在小区和小方格边缘都沟线纵横,我们就是要循照这样的线路开凿出深约二十公分的沟,等凿好这些沟并检查及格后,便改用大铁锤沿沟敲击,利用地层震动,使石层按照沟线断裂,按裂痕撬出来的就是粗糙的毛石,每一小方可以开采得约二十多块这样的毛石。每块毛石的长度大体是五六十公分,宽度约为三四十公分,重量约从七八十斤到二百余斤不等,我们便以两人为一组,将每块毛石的用绳索捆绑,用大竹竿作为扛杆抬上地面,运到坑旁的加工场做深细加工。加工红石也有严格的工艺标准,必须按照指定的厚薄长短和宽窄制作,才符合建造房屋的需要。大多数的厚度要求是二十公分,长度是四十至六十公分,面宽则分别为十八,二十到二十四公分不等。这是用作垫地基和砌墙用的,至于檩柱和房檐等则另有规格,我们用钢钎将毛石逐块削厚截长,按照尺寸修理平滑,而且必须有棱有角,不歪不斜,还要在每块红石的正面上凿上称为长短线或称为雨点的装饰花纹。只有完成所有工序,才可以运到工地上作为建材。

我在采石连参加劳动锻炼有两年多,基本上掌握了从开沟到细加工的手艺,勉强可以充当一个石工了。这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两年,又在文革黑风浊浪中半处在惶惑半还保持思考的两年。采石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时对于挥钎打凿的劳动并不厌烦,反而觉得这在百般无奈中还不失为是一种工作寄托,总算还能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甚至也想过,此后愿长为石工以终老,总比置身于思想政治混乱的文革漩涡为好。在思想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琢磨采石和加工的手艺,并且逐渐对它产生了感情。有时,还在一块已完成的红石底部,暗中凿上一小朵梅花,希望这朵梅花能屹立在墙垣之上,有益于居民,也留作一点纪念,算是苦中作乐吧!

打石场的经历,对我是深刻难忘的。多年以后,我还曾在梦境中,不意回到当年的打石场,酷似那个时候一样,短裤赤膊,挥锤敲钎凿石的情景,还居然能够按照工序规程有条不紊地打凿完成一块美观及格的红石。刚想交工,却蓦然惊醒,“梦觉隔窗残月尽,五更春鸟满山啼”①。才恍然想到这不过是做梦,但似梦还真,它是何等的逼真和熟悉,是对当年打石生活的追思回望。但是,星移斗换,经过拨乱反正,文革的浩劫已成过去,对知识分子惩罚性的采石生活也早告结束了,一切正在重新开始,不觉释然、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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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来:《福昌官舍偶作》。

我一直怀念着余江县的乡亲们,包括接待我们家眷居住的房东和邻居,在工作和生活上必须打交道的单位和同志,他们从不过问在干校内铺天盖地的揭批大字报,从不理会干校内嘈杂喧嚣的批斗声浪,也从不过问我们这些被监管“另类”的案情,总是一视同仁地礼貌和热情地和我们交往,以淳朴宽厚的真挚态度对待一切南下而来的“臭老九”,从未有过任何歧视和轻蔑,有时还无意中流露出关切和同情,这是与北京和干校内的政治氛围大有不同的。农民和老石工们对于当时被吹嘘为“史无前例”和“世代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表现出冷漠,并未为那些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所打动。

其中,最让我深切感谢和怀念的,是我的老师,老打石工肖师傅。

肖师傅年已花甲,早就不当石工了,但他的经验和工技,在县里是有数一数二的,干校特意请他来指导。他粗有文化,能读书看报,据他自己说,早年曾领队到贵溪县开坑采石;曾带同徒弟们到吉安市修房建屋。他的女儿在县城商店,女婿在县消防队工作,故此在当地也是一个有头有脸,见多识广的人物。

有一次,他到工地找我,恰巧正碰到连队利用工问休息时间,对我召开有关走白专道路的批判会,我在低头听受批判。他站在旁边,差不多听到了整个过程。但刚会毕,他却不避嫌疑过来继续找我谈事,一起步出会场,他边走边低声对我说:“这全是瞎胡闹,疯疯颤颤,嘈嘈杂杂,听不出乱嗡嗡的是啥道理,你休放在心上!”温言一句三冬暖。对我当时,这是难得的关爱。

肖师傅循循善诱,总是热诚地将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采石经验告诉我们。我当时是比较单纯地从学师的角度记录他的说话的。他常说:

打石不是难事,但也不是易事,是有讲究的,最要紧的是用心和认真。

在开始选择采石坑时就千万不能马虎,必须评判它的石质,探明它的藏量,避免开出空坑废坑。

开方划线,照线挖沟,按沟震石,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沟线必须保持横平竖直,不歪不斜,挥锤分轻重,用钎有分寸,凿石掌深浅,震石讲力度,只有各方面都合适,才能开采出符合质量要求的毛石。

加工要细致,每块红石的正反面和旁侧都要求平整光滑,有棱有角,宽窄尺寸准确,红石正面的装饰花纹要美观悦目。

总的说来,每道工序都要凿石,石工也就是凿工。凿凿不息,更要凿依其法,凿得其度,凿对其点,不偏不倚,不错不漏,不出崩角硬伤。只有尽心尽力,才能够打凿出好红石,用来建筑好房屋。

在我们余江县城乡,新建房子所用的红石,乡亲们都知道是出自那个石匠的手技,工艺好的便受称赞;工艺粗糙,偏斜歪倒的,便被人指着脊梁、讥笑嘲骂,有些屡出过差错的石工,甚至不敢路过自己提供石材的房子哩!

肖师傅语重心长,希望教育好我们这一批带有特点的徒弟,引导我们做合格的打石工。我对他这些话,当时领会不深,但是对他的教言,还是不时念叨的。而在事隔多年,经过拨乱反正,自己又回到教学和科研工作岗位之后,才触类旁通,逐渐领会到他的话真是鞭辟入里,精粹透彻,铿锵有金石声,具有普遍的意义,绝不止限于打石一事,更绝不止仅适用于工技一途,它对我个人今后的工作态度以至人生道路,都是有启迪的。

对研究工作来说,同样也必应认真用心,绝不能轻率马虎。

慎重选题,正酷似选定采石坑一样,既必应考虑题目的学术价值,前辈的研究基础和资料的丰瘠,能供再深入探索的空间,更必须度德量力,对自己掌握资料的程度和研究能力有清醒的评估。一经确定,便应该锲而不舍地强韧攻坚,不轻易改题,不轻言放弃。

选题确定之后,便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着手工作,而且绝不能拒绝大量琐细的具体工作。收集资料应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还要对之作细致的比较鉴定和分析;对前人的成果又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有理有据的选汰和吸收;进入写作阶段更是一个艰苦的反复思考过程。学术工作如同采石,必须克服困难,执著坚持,不怠不惑,不破不立。既要审慎确定观点,准确申述主张,还要字斟句酌,适当注意表达文采,正如凿石一样,同样是要凿凿不息,也是要凿依其法,凿得其理,凿对其点,才可能称为初步完篇,“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①但是否真能够“偷他一片天”,还必要经受师友和读者们长时期的审核,必须经受学术上严格的质疑辩难,才可能被承认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比拟和愿望,我才将拙室取名为师凿书室,甚愿拜凿为师,持凿为志,执凿为业,勉力做一个在学术上的凿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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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牧:《盆地》。

但是,知易行难。侈言师凿不难,在实践中坚持高标准实打实凿就地做好工作,就并非容易。

我将拙室取名师凿书室,本来为的是自勉和自我督责。但试检核自取用室名以来,虽还不敢追逐时尚,不敢追慕虚名,不敢粗制滥造,但在文章发表,拙著出版之后,仍发现有不少瑕疵,甚至错误:有些论点显得粗浅偏颇,未做更深入的思考琢磨就急于发表;有些引文明摆着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却因懒惰,随手便使用二手甚至三手货,甚至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还检查出引文存在一定数量的错简误植,未做好校勘工作;亦偶尔存还在着徇人之请,撰写人情文章,未摆脱庸俗作风的地方,如此等等。这说明,徒有师凿之名,却还存在着未有遵守确而凿之的准绳。可见要名实相副地做一个勤奋扎实的学术工作者,自己还存在相当的距离,“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望遥”①,必须进行艰苦的改正和努力。

既往不谏,来者可追。我虽然年纪较大了,但仍然愿意勉力上进,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改正存在过的粗疏谬误,庶几不负师凿的素愿,有以对拙室的命名。仍恳请师友和读者们不弃,时加监督鞭策。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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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勃;《送白七序》。

(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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